时代的烙印延安鲁艺音乐作品研究.docx
《时代的烙印延安鲁艺音乐作品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时代的烙印延安鲁艺音乐作品研究.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时代的烙印延安鲁艺音乐作品研究
时代的烙印——延安鲁艺音乐作品研究
作者：
王丽虹
来源：
《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内容提要]延安鲁艺师生在延安时期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这些音乐作品不仅题材丰富、体裁多样、风格独特；更为突出的是，这些音乐作品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对于以共产党为领导、以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引的鲁艺师生来说，延安的政治环境、共产党倡导的各项政治主张、开展的各项运动不仅是触发创作灵感的重要因素，也是音乐作品反映的重要内容。
鲁艺师生创作的许多歌曲表现了解放区和根据地人民对共产党和领袖、对人民子弟兵、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活那种衷心的崇敬和热爱，体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
[关键词]延安鲁艺/音乐作品/政治立场/音乐题材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736（2014）03-0100-10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鲁艺音乐教育是一段承前启后而且成果辉煌的历史过程，它是“旧中国”通向“新中国”音乐之路上的里程碑。
鲁艺音乐教育是革命目的引导并带动的音乐教育，是政治目的和音乐目的的高度一致，这也是整个延安艺术活动的主要特点。
当政治目的和音乐目的高度一致时，政治目的促使音乐创作更上一层楼，产生大量脍炙人口的音乐，这是艺术存在的普遍方式。
鲁艺音乐系师生创作的作品，体现的是新的艺术追求、新的艺术观点、新的艺术创造。
这些作品中，既有大合唱和新歌剧这样的复杂艺术形式，也有近乎“原始”形态的民歌曲调的填词歌曲或改编歌曲，这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具有同样的艺术追求和艺术创造力，其内容意义、形式意义和实践意义是历史性的，并且有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历史延续。
鲁艺音乐系师生在延安的七年多时间内，创作了许许多多的经典音乐作品。
通过对这些作品的整理分析可以看出，这些音乐作品不仅题材丰富、体裁多样、风格独特；更为突出的是，这些音乐作品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在这些音乐作品中，记载着伟大的历史事件，高扬着伟大的民族精神，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因素；甚至可以说，鲁艺音乐系师生的音乐作品是延安精神的一种存在方式，它不仅是音乐的、文艺的，同时也是政治的重要载体。
对于以共产党为领导、以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引的鲁艺音乐系师生来说，延安的政治环境、共产党倡导的各项政治主张、开展的各项运动不仅是触发创作灵感的重要因素，也是音乐作品必须反映的重要内容。
鲁艺音乐系师生创作的许多歌曲表现了解放区和根据地人民对共产党和领袖、对人民子弟兵、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活那种衷心的崇敬和热爱，体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
一、对党和领袖的歌颂
为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鲁艺音乐系师生的许多作品都自觉地把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和最高准则，并努力在作品中把党的领导人的政治思想和艺术形象统一起来，政治目的与艺术目的在此实现了高度的一致。
秧歌剧《减租会》创作于1943年，由鲁艺文工团的贺敬之等人集体作词，刘炽[1]编曲。
反映了陕甘宁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
1943年，刘炽和贺敬之等人在绥德地区体验生活，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们的新生活及斗争触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他们根据当地农民们减租减息斗争的情况创作了《减租会》，全曲在创作上借鉴了戏曲和说唱音乐的特点，其中的《太阳一出满天红》的唱段是一首根据陕北说唱音乐“道情”[2]的音调改编而成的民歌，因而被称为《翻身道情》。
这首作品歌颂了共产党在解放区的领导。
表达了贫苦农民翻身得解放的无限喜悦之情和对共产党的无限感激之情。
该曲具有鲜明的艺术色彩，将陕北道情富有特色的拖腔、浓烈的西北说唱风格和戏曲式的唱腔完美结合，洒脱而爽朗。
《翻身道情》由六段组成，每段之间均有间奏。
第一段歌词为：
“太阳一出来，满山红，共产党救咱翻了身。
”这一段的旋律运用了道情“平调”的素材，是全曲的开始，也是全曲的核心。
其音乐热情奔放，速度为小快板，加上一连串的节奏密集的衬词“哎哎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咳咳咳”，把翻身农民的喜悦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这一段的开始，sol、re和re、sol两个明朗响亮的纯四度跳进给人以肯定和自豪之感，农民当家作主的形象旋即呈现于我们眼前。
第二段歌词为：
“旧社会咱们受苦的人是人下人，受欺压一层又一层。
”这一段运用了变奏手法，是吸收借鉴我国民间音乐的变奏手法。
旋律从第一段的旋律变化发展而来，基本旋律框架没有变，只有一些细节的变化。
速度由快转慢，为表现农民的苦难际遇作铺垫。
第三段的歌词为：
“打下的粮食地主他拿走，咱受冻又受饿有谁来照应。
”这一段表现了农民回忆往日受压迫的困苦生活。
音乐与歌词相配合，在旋律上采用了道情“十字调”的素材，速度变慢，节拍由第一段和第二段的四二拍转为四四拍。
第四段的歌词为：
“毛主席领导咱平分土地，为的是叫咱们有吃有穿。
”旋律在第三段的基础上变奏而来，节拍转为四二拍。
速度转快，用以表现农民闹革命，翻身做主人的生活。
”
第五段的歌词为：
“往年咱们眼泪往肚里流，如今咱们站起来做了主人。
”旋律上运用第一段的素材变奏发展，与第一段遥相呼应，速度也回到了第一段的小快板速度。
第六段的歌词为：
“天下的农民是一家人，大家团结闹翻身！
”旋律在音域上逐渐变宽，节奏的力度加强，全曲在高潮中结束。
在这一作品的快板段落中，旋律基本上由上下句形式构成，上句音落在do上，下句落在sol上，这也是曲艺与戏剧唱腔的特征之一。
吕骥的《凤凰涅槃》创作于1942年，是为周恩来在重庆向文化界人士提出庆贺诗人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而作。
作曲家吕骥以郭沫若创作于1920年的长诗《凤凰涅槃》为歌词创作合唱曲，1941年10月开始写作，于1942年1月完成，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演出。
歌词来自于郭沫若的作品《女神》中的一首，该诗是来自阿拉伯的神鸟菴尼克斯集木自焚、死而复生的故事。
这个题材虽然是外国的古代神话，但是在诗人和作曲家的笔下却是革命的中国的现实。
这是一个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大型声乐作品，用凤和凰的自焚到更生，比喻旧中国必将灭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的中国必将出现。
作品由五部分构成：
一、《序曲》（合唱）；二、《凤歌》（男高音独唱、合唱）；三、《凰歌》（女高音独唱，合唱）；四、《群鸟歌》（多声重唱）；五、《凤凰更生歌》（二重唱，合唱）。
音乐主要采用变化音的旋律进行、复调手法和对比鲜明的调性变化等西方音乐创作手法，其风格别具一格。
作品结束处的音乐是赞颂性的歌唱音乐，宏大而庄严。
《凤凰涅槃》具有深刻的寓意，象征着旧的衰败的中国必然要被毁灭，一个新的灿烂的中国必然会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诞生。
作品歌颂了在火中更生的新世界，即在旧中国的废墟上诞生的前景辉煌的新中国。
表现了作曲家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美和对革命的坚定的信念。
[1]
郑律成的代表作之一《延安颂》（莫耶作词）也是作曲家对党的强烈情感催生的结果。
1938年4月，有一次，鲁艺学生参加延安城里的大会，下午五时散会时，郑律成与几位同学走出延安城北门，爬上鲁艺所在的半山坡，望着从城里走向山野间的战友，望着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的延安，郑律成对身边文学系的莫耶说：
“给我写个歌吧！
”莫耶眼望着庄严雄伟的延安城，夕阳辉映的宝塔山，清清的延河水，东方升起的月亮……壮丽动人的美景引发了词作者的满怀激情，她马上写下了《歌唱延安》的歌词。
[2]郑律成激情迸发，完成了此曲。
他后来回忆创作此曲时的心情：
“当时，延安还很荒凉，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树，大家住窑洞，吃小米饭，生活很艰苦。
但是，延安是革命圣地，是当时中国人民的灯塔和希望，人们怀着对革命的向往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又从这里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四面八方。
因此，延安充满了朝气，到处都洋溢着热情和明朗的歌声。
”“我那时还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人，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
我日夜琢磨着，想写一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
因为歌颂延安就是歌颂革命……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写了《延安颂》的音乐主题，并请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莫耶同志写了歌词，在歌词的基础上我发展了原来的主题，写成了《延安颂》”。
[3]
《延安颂》将朝鲜民歌和西洋抒情曲的风格完美结合，其乐句方整对称，节奏自由宽广，并融入了浓浓的情感，成为抒情颂歌这一新的音乐体裁中的力作。
这首作品为带省略再现的复三部曲式。
第一段速度稍慢，曲调优美、宽广、豪放，蕴含着豪迈的激情，尽情赞美革命圣地延安的壮丽风光：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
”
在这首作品中，“啊，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这一句，用了中音sol到高音mi这一上行大六度大跳的赞颂性音调，是全曲抒发感情的集中点，倾注着对革命圣地和中国革命无比的赞颂，与全曲舒展奔放、豪迈坚定的旋律完美结合，并反复在整个作品中出现，使全曲激情迸发，豪情满怀。
中段速度稍快，转为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同首尾抒情的段落对比鲜明，但是各段均具有雄健奔放的气势，浑然一体。
“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在山野田间，长长的行列，结成了坚固的阵线。
看！
群众已抬起了头，看，群众已扬起了手；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士兵瞄准了枪口，准备和敌人搏斗。
”表达了千千万万的人们汇集在延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众志成城，严阵以待，坚决与敌搏斗的壮丽景观。
第三部分节奏稍慢，是全曲的结束段落，当赞颂性的大六度再次出现时，加入了二部合唱，全曲进入高潮。
“啊！
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坚固的抗敌的阵线；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
”
这是一首为革命圣地延安谱写的颂歌，它既是歌颂延安的颂歌，也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颂歌。
这首颂歌是同类歌曲里流传最广的一首，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深情地传唱着它。
最初，郑律成将其定名为《歌唱延安》，1938年春天在延安城大礼堂举行的一文艺演出中，他弹着曼陀铃，与鲁艺音乐系声乐教师唐荣枚首演了这首歌。
优美深情、辉煌壮丽的歌声激动着每一位听众的心，在座的毛泽东同志对这首歌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二天，中宣部将这首歌曲定名为《延安颂》。
此后，《延安颂》在解放区和各根据地很快传唱开来，并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全国，直至南洋、东南亚和美国。
郑律成用音乐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震认为：
“在整个战争年代，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广大人民都会唱他（郑律成）创作的进行曲，他所谱曲的《延安颂》，表达了无数的革命者对革命圣地的向往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郑律成用感染力极强的音乐作品，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的作品是中华民族和无产阶级文化宝藏中的珍贵财富。
”[2]
二、对党的主张的宣扬
鲁艺音乐系师生的许多音乐作品是对党的主张的宣扬。
大生产运动是应对物资补给十分困难的局面，共产党倡导的生产自救运动。
这一运动在鲁艺音乐系师生的音乐作品中出现得很多。
革命需要填饱肚子，需要粮食，到延安的知识分子都参加开荒运动。
对于有志于改造旧中国的革命者，这是一种有价值的创举。
吕骥、冼星海和其他音乐家都参加开荒。
在劳动过程中，音乐系师生们享受到了劳动的快乐，也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艰辛，并激发了创作的热情。
鲁艺音乐系师生结合实际写下了许多与生产运动相关的音乐作品，其中特别突出的要数冼星海作于1939年3月的《生产大合唱》（塞克作词），吕骥认为这不仅是一部“有光有力，轻快活泼”的作品，也是一部“大众化民族化较成功的作品”。
[4]这部大合唱采用活报的形式化装演出，是一部有人物、布景和简单情节的大型歌舞表演。
通过对几个劳动生活场面的刻画，反映了抗日根据地人民响应党的号召，轰轰烈烈地开展大生产运动。
其音乐风格明朗清新，构思大胆新颖，音乐建立在民歌和民间歌舞音乐的基础上。
作品共四场：
一、《春耕》（合唱），二、《播种》（独唱），三、《秋收》（混声合唱），四、《丰收》（独唱与大合唱）。
第一场《春耕》采用了冼星海的旧作《拉犁歌》。
第二场《播种》中的《二月里来》明朗悠扬，后来到处传唱。
儿童歌舞《酸枣刺》也颇受观众欢迎。
第三场《秋收》是一首混声四部合唱，采用对位化的手法，从而使各声部交错起伏，气氛热烈欢腾，把男女老少你追我赶的劳动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四场《丰年》的旋律优美温馨，表现了解放区人民的幸福生活以及人民对从军亲人的无限深情。
最后，在鸡、牛、羊等动物的鸣叫声和人们欢乐的歌声中，组成了童话般神奇色彩的交响，结束了这部带有浓郁田园气息的大合唱。
安波[1]作曲的《向劳动英雄们看齐》（秧歌剧《兄妹开荒》[2]选曲，路由作词），来自劳动内容本身。
这是作者亲身深入民间和生活，体验劳动后，将民间乐调在情感和内容上作进一步的发展。
因此作品有着鲜明的劳动律动和火热的劳动情绪。
作品的曲调建立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之上，具有陕北民歌的调式、音高和旋法特征，但以新的创作手法加以展开，将秧歌舞音乐与进行曲相结合，使音乐开阔爽朗，渲染了红火热烈的劳动气氛，充分展示了解放区人们在大生产运动中的冲天干劲。
《南泥湾》的曲作者马可[4]，词作者贺敬之。
曲作者和词作者积极响应大生产运动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深入农村，贴近工农兵，向民间学习。
《南泥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并迅速传唱开去，成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根据地和解放区歌曲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1943年元宵节后，马可和贺敬之随鲁艺秧歌队来到驻扎在南泥湾的三五九旅，为把“昔日的荒山”变为“陕北的江南”的三五九旅指战员作慰问演出，[5]当时上演了秧歌舞《挑花篮》，《南泥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插曲，受到了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
《南泥湾》采用民间常用的分节歌的形式，由三段歌词组成。
第一段赞颂了南泥湾的美景。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第二、三段通过对南泥湾面貌的今昔对比，表达了陕北人民对开荒生产的八路军指战员的赞美之情。
“往年的南泥湾，处处是荒山，没人烟；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
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
”“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学习南泥湾，处处是江南。
又战斗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
”这三段歌词通俗生动，朗朗上口，在词义上层层递进，在全曲的最后即高潮处点题：
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
这首歌曲为五声音阶，徵调式。
是南北方风格的完美结合。
歌曲原是载歌载舞的形式，优美抒情又兼具舞蹈性。
歌曲由我国传统民歌惯用的起、承、转、合的四句构成。
起句与承句带有江南民歌的风格，委婉抒情，两句的结束处都带着一个小拖腔下行。
这两句的旋律属于同头换尾，起句的结尾处重复歌词“唱一呀唱”，承句的结尾处重复歌词“好地呀方”，这两个重复对每一句进行两小节的扩充，使作品听起来更加婉转亲切。
转句（第三句）和合句（第四句）则具有西北民歌爽朗质朴的特点，转句的旋律跳跃而轻巧，音调下行，情绪较坚定，过渡转折非常自然，平稳地引出了上行的合句，在句尾运用了一个上行纯五度，使全曲在明朗而欢快的赞美中结束。
吕骥的《开荒》（天蓝作词）并不应和劳动的节奏，而是劳动中的抒情。
是来自旷野山间的声音，来自泥土的声音。
第一句《信天游》的音调展示着黄土高原和陕北人民的风貌。
其歌词是呼喊式的，曲调的进行也是呼喊式的，这种呼喊高亢悠远，把人们响应大生产运动，支援抗战，在田间山野努力耕种的劳动场面展现在我们面前。
有关生产运动的音乐作品还有郑律成的《生产谣》（熊复作词）、李鹰航的《生产运动歌》（徐一新作词）、张棣昌的《运粮歌》（刘模作词）、安波的《八路军开荒歌》（贺敬之作词）等。
这些作品都是鲁艺音乐系师生根据大生产运动这一新题材创作的新的音乐作品。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鲁艺音乐系师生们的音乐创作活动与当时各种革命实际政策结合得更加紧密，党的各种政策和政治主张也成为了音乐作品反映的主要内容。
1943年3月21日，周扬看了春节秧歌后发表《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文，总结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秧歌运动，并说这次延安秧歌运动把新年变成了群众艺术节，工农兵参加了创作和演出。
周扬的《关于政策与艺术》一文明确而全面地提出了文艺如何反映政策的问题。
他认为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创作活动与当前各种革命实际政策相结合是一个显著的特点。
他也认为这是“文艺新方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正是由于各种政策改变了时代的面貌，改变了人民的相互关系、生活地位、思想、感情、心理、习惯和命运等，因此，要想反映人民的生活就必须掌握这些政策。
艺术作品对于人民的教育作用，就体现在“要在具体的政治思想、政策思想上去帮助他们”。
朱德在看了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的表演后说：
“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
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
”[1]1943年4月25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社论指出：
“经过长达10个月的反省、讨论和实践尝试的过程，文艺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渐渐归于一致……尤其是今年春节前后，关于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庆祝红军胜利，拥军、拥属、爱民运动和发展生产运动的宣传活动，可以说是新的运动发展成绩的一个检阅式。
”[2]
正是由于政治因素对创作灵感的诱发，创作实践对政治因素的反映，鲁艺音乐系师生的音乐作品便引领了时代精神，在团结人民战胜敌人方面，在丰富根据地和全国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对党领导下的新生活的赞美
艺术来源于生活，是生活的产物；艺术又是对生活的提炼，而不是对生活镜面式的反映。
人民群众与社会生活是艺术的摇篮，人们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创造了许许多多杰出艺术作品生动地反映自己的生活，推动社会前进。
这就决定了，艺术家既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对来源于生活的东西进行深入的加工提炼，同时又要和群众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动，自觉接受群众的检验。
延安鲁艺从事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而无产阶级的文艺又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艺，因而，鲁艺音乐教学与创作必须服务大众，体现大众性，这既是党对鲁艺音乐创作的外在要求，也是鲁艺音乐教育实现自身繁荣的内在要求。
实践中，鲁艺音乐系师生深入工农兵生活，熟悉工农兵，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具备了工农兵的思想感情、精神品质和作风态度，做到与工农兵血脉相通，创造出大量反映在党领导下的工农兵新生活的作品。
整风运动以前，鲁艺音乐系的创作成绩斐然，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对活泼生动的边区生活不感兴趣，缺少政治责任感。
”鲁艺文学系的教员周立波说：
“鲁艺的校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有农民的场院。
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比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
整整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里去过一次。
”这种情况在鲁艺音乐系同样存在，联系群众远远不够。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圣地延安是中外驰名的歌咏城。
但是，在整风前的某段时间里，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在思想上还存在着主观教条、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
如曾有这样一个趣闻：
一位从前线回到延安学习的军事干部说：
‘听说鲁艺的音乐会谁都听不懂，也听不完，我就不相信。
’一次，他果然去听音乐会了，并且还带上干粮，决心听完，但还是听了一半就走了。
他风趣地说：
‘我能打败日本鬼子，却战胜不了鲁艺的音乐会。
’”[3]
整风运动开始之后，鲁艺音乐系师生们积极参与其中，按照整风运动的方针政策来创作。
1943年11月8日在《解放日报》刊登的《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共五大点，其中第一点便是：
“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
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
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批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4]第三点规定：
“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与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分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
其它部门的工作虽不能放弃或忽视，但一般地应以这两项工作为中心。
内容反映人民感情意志，形式易演易懂的话剧与歌剧（这是融戏剧、文学、音乐、跳舞甚至美术于一炉的艺术形式，包括各种新旧形式与地方形式），已经证明是今天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应该在各地方与部队中普遍发展，其已发展者则应加强指导，使其逐渐提高。
各根据地有演出与战争完全无关的大型话剧和宣传封建秩序的旧剧者，这是一种错误，除确为专门研究工作的需要者外，应该停止或改造其内容。
”[1]
毛泽东也要求“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为贯彻党的文艺政策，鲁艺音乐系师生为创造出为工农兵服务的音乐作品，开始走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道路。
他们深入到前线与农村，与战士们一同参加战斗，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当时陕北的农民没条件讲卫生，他们就放弃了自己的许多习惯。
水少，一个班七八个人同用一盆水洗脸，女同志就与老大娘或小媳妇同睡一铺炕，与农民一起劳动。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生活的底蕴使艺术形象更加有血有肉。
冼星海于1939年2月创作的《三八妇女节歌》（塞克作词）是一首明朗而热情的作品。
流传至今，成为三八妇女节的标志性音乐作品。
全曲由一个明快而热情的动机发展而来。
这个简短的动机，轻巧活泼，贯穿全曲。
在该作品中，第一乐段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均由这个动机开头，但尾音不同，唱起来给人以朗朗上口之感。
第三句和第四句则采用新的材料在较高的音区进行。
第二乐段也是从这个动机开始，但是音乐是全新的发展，与歌词和情感高度一致，特别是第三句运用短促而紧凑的音符，表现了新时代妇女活跃开朗的性格。
“我们像火花，像炸药，像天空的太阳。
”第三乐段再现了第一乐段的音乐，省去了前两句，第一句用切分节奏开头，第三、四小节重复第一、二小节的节奏，表现了新时代妇女毅然决然地投入民族解放战斗的飒爽英姿。
最后以第一乐段的第三、四句的音乐结束全曲，使全曲获得了圆满的效果。
冼星海于1940年创作的《路是我们开》（安娥作词）是一首两段体歌曲，运用了劳动号子的音调，表达了劳动人民主宰历史的自信与豪迈，表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和气魄。
这与冼星海的主体影响是分不开的，他出身贫苦，并强调自己就是工人。
到延安鲁艺音乐系之后，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进一步认识到了劳动者的伟大的力量：
“他们命定要做新世界的主人翁，把世界变成大同社会。
这样，他们的气魄自然是很大的，力量自然是深厚的。
”[3]在延安，冼星海认为自己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之时，自己有责任写出无愧于伟大人民和伟大时代的大作品。
《民族解放交响乐》和《黄河大合唱》正是他的这种抱负的体现。
张鲁作曲的《有吃有穿》创作于1943年延安大生产运动中。
根据当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张鲁在郿鄠调《闪扁担》的音调基础上改编的《有吃有穿》这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独唱歌曲，写成后由张鲁自己在陕北的秧歌运动中演唱，颇受人民群众欢迎。
“这歌写得很好。
那时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爱听这首歌。
有时唱完以后，毛主席他们就会说：
‘张鲁，出来再唱一遍《有吃有穿》’”[1]这首歌曲的音调是陕西人民喜欢的、熟悉的郿鄠音调，其内容写的是大家每天接触到的纺织、生产，“纺出的线线匀个旦旦，织的布平个展展。
”“猪肉羊肉炖豆腐，粉条子菠菜鸡蛋汤。
”表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