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来大陆学者的国外出版教育研究评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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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年来大陆学者的国外出版教育研究评述

新千年来大陆学者的国外出版教育研究评述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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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献调研基础上，从研究主题方面对新千年（2000年）以来大陆学者的国外出版教育研究进行评述，同时指出大陆学者在国外出版教育研究上存在研究深度不够和研究方法单一的问题，最后提出深化国外出版教育研究的建议。

1引言

进入新千年（2000年）以来，对国外出版教育的研究得到大陆学者极大的关注，在研究内容上有了新的突破。

笔者利用CNKI、维普、万方等检索系统，共查找到新千年以来大陆学者发表的国外出版教育研究论文49篇，论文数据截至2012年5月。

这些论文包括大陆学者发表在论文集、报纸、期刊中的论文以及学位论文，不包括大陆学者在国外发表的论文。

大陆学者2000以来各年发表的国外出版教育研究论文，如表1所示。

从文献类型来看，在此49篇文献中，期刊论文有44篇，会议论文2篇，报纸论文1篇。

另外有学位论文2篇，分别是南京大学张瑶的硕士论文《西方国家出版教育研究》和北京印刷学院梅秋慧的硕士论文《中美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比较探析》。

从文献发表年份来看，2005年以来大陆学者发表的国外出版教育研究论文比之前有较大幅度增长。

2大陆学者国外出版教育的研究现状

通过对新千年以来大陆学者国外出版教育研究文献的分析，笔者认为大陆学者国外出版教育研究的主题集中于三个方面：

对单个国家出版教育进行专题研究，对国外出版教育的综合研究，对中外出版教育的比较研究。

在笔者统计的49篇文献中，对单个国家出版教育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献最多，共有31篇文献对美国、英国、德国、韩国、日本、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的出版教育进行专题研究。

此外，有12篇文献对国外出版教育进行综合研究，7篇文献对国外出版教育进行比较研究。

2.1对单个国家出版教育进行专题研究

通过文献分析法和调查研究，对国外出版教育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是近年来国外出版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些学者论述了美国、英国、德国、韩国、日本、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出版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介绍了国外高校出版专业的发展历程、课程设置、办学形式，对我国出版学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2000年以来的研究文献中，10篇文献是对美国出版教育的研究，7篇文献研究英国出版教育，6篇文献对德国出版教育进行了研究，专题研究韩国、澳大利亚出版教育的文献均为2篇，专题研究俄罗斯、日本、加拿大、荷兰的文献均为1篇。

何玉柱（2000），徐鸿钧与徐钟庚（2001），陈丽菲（2005），张志强（2006），赵苏阳（2009），李武（2009），周瑜（2011），对英国出版教育进行了研究。

其中，张志强（2006）对英国出版培训教育的历史、现状和特点进行了研究，认为英国出版培训教育历史长，课程丰富，特点鲜明[1]。

赵苏阳（2009）总结了英国大学出版高等教育的特点，认为英国多层次的出版教育开展得有代表性，值得中国出版教育借鉴[2]。

周瑜（2011）对英国出版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进行了研究，总结了英国出版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3]。

叶新与陈青（2003），张志强与万婧（2005），徐丽芳（2005），叶新与刘梦楠（2005），林余荫（2006），汤菲（2007），赵苏阳（2009），李娟与苏世军（2009），练小川（2009），洪九来（2011），对美国出版教育进行了研究。

林余荫（2006）从美国出版教育的历史、形式、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几个方面对美国出版教育的特征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总结了美国出版教育形式的特点[4]。

赵苏阳（2009）介绍了美国出版教育体系的构成，美国出版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美国出版教育的总体特征[5]。

练小川（2009）介绍了美国拉德克里夫学院、丹佛大学出版学院和佩斯大学的出版教育办学模式[6]。

施勇勤（2001），牛亚和（2004），宋晓冬（2006），李果（2006），赵苏阳（2007），陈丹与周红（2010）对德国出版教育进行了研究。

李果（2006）介绍了德国电子出版专业人才的高等教育培养模式[7]。

赵苏阳（2007）对德国出版业的职业教育进行了探讨，论述了德国出版业培训的特点[8]。

陈丹、周红（2010）论述了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对我国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启示[9]。

甄西利用两篇论文探讨了韩国出版教育。

甄西（2009）认为韩国实施出版教育的主体，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大学的出版教育，另一部分是大学以外的教育机构的出版教育[10]。

甄西（2010）对韩国首尔图书学院的教育内容、教学目的和课程进行了研究[11]。

杨金荣（2007）和韩姝（2012）对澳大利亚出版教育进行了研究。

杨金荣（2007）总结了澳大利亚高等出版教育的定位与特点，阐述了其对我国高等出版教育发展的启示[12]。

韩姝（2012）介绍了澳大利亚出版教育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情况[13]。

此外，马海群与王迎胜（2005）回顾了俄罗斯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办学历史，对俄中两国编辑出版高等教育进行了比较[14]。

张美娟、张婷与王仕密（2012）考察了目前日本开设的出版类院校，总结日本出版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

宽口径、技术性、职业化，但系统性不够[15]。

王立平（2007）对加拿大的出版教育与培训作了介绍[16]。

许洁（2012）对荷兰大学出版专业教育进行了研究，阐述了荷兰出版教育情况和出版研究情况[17]。

2.2对国外出版教育的综合研究

在对国外出版教育进行专题研究的同时，学者也从出版教育历史和现状、出版学学科体系与学科归属等方面对国外出版教育进行了综合研究。

在2000年以来的国外出版教育研究文献中，一些研究者将几个国家的出版教育放在一起介绍。

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杨贵山（2000），汤菲（2006），张志强与张瑶（2006），吴赟（2006），甄西（2007），张志强（2009），刘阳与周澍民（2010），付秋玲与王大庆（2010），张美娟、张婷与徐新（2011），徐丽芳与徐玲（2012）。

张志强与张瑶（2006）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出版研究生教育进行了介绍，认为国外的出版研究生教育机构对应用理论和业务理论的研究较为发达，对出版物制作、出版营销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18]。

刘阳与周澍民（2010）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著名高等院校出版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情况进行了分析[19]。

付秋玲与王大庆（2010）阐述了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四国图书出版业培训的现状和特点[20]。

张美娟、张婷与徐新（2011）运用文献调研方法，对英美出版教育的教育层次、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师资队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全面总结了英国、美国出版高等教育的特点[21]。

徐丽芳、徐玲（2012）探讨了美、英、澳等出版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特点改革和调整课程体系，增设数字出版技术及新媒介相关课程的情况[22]。

此外，也有学位论文和综述性论文，对国外出版教育进行了综合研究。

张瑶（2007）在自己的硕士论文中，对西方国家的出版教育进行了系统研究[23]。

王立平（2011）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编辑出版高等教育研究进行了评述[24]。

2.3对中外出版教育的比较研究

一部分学者运用比较研究法，将国内与国外出版教育的办学模式、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比较，总结出版教育的经验。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诸葛蔚东（2003），张晓新与张彬（2005），潘文年（2007），徐翔（2008），何妍与叶新（2009），梅秋慧（2009）。

其中，张晓新与张彬（2005）对中外高校编辑出版类专业的课程设置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25]。

汤菲（2007）对中美编辑出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26]。

潘文年（2007）通过对大陆、台湾和美国八所大学出版学硕士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的比较分析，发现八所大学在课程设置上的特点和中国出版硕士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的不足[27]。

徐翔（2008）从教育理念、学制和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结构、教学方式四个方面，对中外出版教育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28]。

何妍与叶新（2009）采用文献法和访谈法，从培养目标、学制、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师资等方面对中英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进行比较研究[29]。

梅秋慧（2009）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分析了美国出版人才培养模式，并对中美出版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30]。

这些研究，将大陆、台湾、美国、英国等国的出版教育进行比较，对提高我国的出版教育质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大陆学者对国外出版教育研究的主要问题

虽然近年来大陆学者对国外出版教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足也比较明显。

笔者认为，大陆学者在国外出版教育研究中主要有研究深度不够和研究方法单一两大问题。

3.1研究深度不够

综观2000年来有关国外出版教育研究的论著，概述性质的文献有6篇。

这些文章篇幅较小，仅对国外出版教育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简要介绍，而没有就某一主题进行深入研究。

综述性质的论文仅有王立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编辑出版高等教育研究述评》一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尚显得不够。

笔者将2000年以来发表的49篇文献的研究主题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表2所示。

统计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发表的49篇文献中，有33篇文献对课程设置进行了研究，9篇文献对教学方式进行了研究，8篇文献对人才培养这一主题进行了研究。

大陆研究者对国外出版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国外高校课程设置的研究，其次是对教学方式、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等主题的研究，而在对出版学学科归属、教材建设、国外出版业与出版教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探讨的广度和深度上，仍显得不够。

大陆学者的研究论文缺乏相关图表和数据的支撑。

经过笔者统计，2000年以来的49篇文献中，仅有17篇文献采用了图表。

这也反映了大陆学者的研究论文主要以论述为主，缺少详细的出版教育统计数据。

这些文献对教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应用上显得不够。

国外的出版教育已经有了较长的发展历史。

大陆学者在出版教育史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在统计数据和文献资料的搜集上也存在不足，对国外出版教育的形成背景、运行机制和学科体系不甚了解。

研究者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对国外的出版教育资料、数据进行科学的收集和统计。

3.2研究方法单一

国外出版教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较为单一。

之前的研究重视文献调研，研究者利用国内外图书馆及数据库资源，收集国外出版教育的资料，掌握最新研究动态。

在对文献进行研读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国外出版教育研究的见解。

与对文献调研方法的重视相比，研究者对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应用不足。

笔者调查了2000年来的文献，仅有徐丽芳（2005）、杨金荣（2007）、李武（2009）、何妍与叶新（2009）四篇文献采用了访谈法。

其中，李武（2009）基于对英国八家高等院校的出版课程主管人员的深度采访，总结了英国出版研究生教育的特征，具有代表性[31]。

在问卷调查和访谈方法的应用上，台湾的研究者做得比较好，值得大陆研究者学习。

何惠仪的博士论文《本科出版教育：

台湾的认知和劳动力现实》对台湾的本科出版教育进行了研究[32]。

在这项研究中，何惠仪调查了出版院系和专家对于台湾当前出版学本科课程的知识体系和未来出版界人士所需要的专业技能的看法，采用连续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和定量数据研究方法，运用364份回收的调查数据和6人的深入定性访谈资料，提出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如何使台湾地区的出版专业培训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研究者对个案研究方法的使用较少。

在49篇研究国外出版教育的文献中，仅有徐鸿钧与徐钟庚（2001）、叶新与陈青（2003）、洪九来（2011）三篇文献运用了个案研究的方法，选择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有代表性的出版教育个案进行研究。

其中，洪九来（2011）对美国佩斯大学出版系的办学成效、课程体系进行了研究[33]。

在49篇文献中，有6篇文献全面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

此外，有17篇文献明确谈到了国外出版教育对我国的启示，这也是一种比较研究。

但是，这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论文都是对中外出版教育的比较，而没有对国外不同国家间的出版教育模式进行比较研究。

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应重视运用访谈法和个案研究法，科学地分析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出版学专业在学科体系、课程设置、培养模式等方面的特色，总结国外出版教育的经验与教训。

4深化国外出版教育研究的建议

在对国外出版教育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对国外出版教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要从下列方面深化国外出版教育的研究。

4.1深化国外出版教育现状和历史研究

近年来，研究者对国外出版教育现状和历史进行了研究，考察国外出版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学科体系，对国外出版教育的发展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

笔者认为，对国外出版教育现状的研究，包括对国外高校出版学本科教育、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和出版学术团体的研究。

目前，研究者对出版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研究较为深入，但对国外出版学术团体、国外出版学学者、国外出版学学术期刊的研究较少。

国外出版学术团体由各国出版学会、出版研究院（所）组成，如美国出版学会、韩国出版学会、日本出版学会等。

在对国外出版学术团体的体制、管理模式、学术等方面进行研究后，可与中国编辑学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进行比较分析。

除对出版学术团体进行研究外，也可对国外出版学的著名学者进行研究。

通过对出版学学者的论著、学术兴趣进行研究，可了解国外出版学的研究方法，从而为国内出版学研究借鉴。

国外出版学者与中国的交流，也是研究的重点。

对国外的出版学学术期刊进行研究，如韩国出版学会所办《韩国出版学研究》，日本出版学会杂志《出版研究》，美国出版业简讯刊物《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Weekly）、英国《书商》周刊（TheBookseller）等。

通过对这些学术期刊的研究，反映国外出版学的学术动态和出版教育现状。

4.2深化对社会变迁与出版教育转型的研究

教育是社会变迁的结果，长期教育效果能够促进社会变迁。

由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各国的出版教育存在着差异。

出版高等教育、出版职业教育和出版培训等出版教育方式，在管理体制、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别。

由于各国的社会文化和教育体制有着差异，出版学学科的归属有着不同。

随着信息技术和专业教育的发展，出版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体系也发生着变化。

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出版业面临着从纸质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

国外出版教育是如何面对和适应这一转型过程的？

数字出版对国外出版教育产生了哪些影响？

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国外出版教育研究中给予回答。

在数字出版业发展的大趋势下，也需要对国外开设数字出版教育的高校数量、课程体系进行研究，揭示数字出版业发展与数字出版教育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国外学科专业目录和出版学学科体系的研究，可以反映出社会文化和时代变迁对出版教育的影响。

不同国家在对出版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出版教育发展的阶段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异，通过对出版教育转型的研究，有助于探索出版教育改革的方向。

4.3深化对国外出版学学科体系与出版学学科归属研究

在前人的研究中，仅有《英美国家的出版学学科归属及对我国的启示》一文对英美两国的出版学学科归属进行了专门的研究[34]。

大陆学者对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出版学科体系的研究不足，对出版学学科目录的研究尚不完善。

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应弄清其他国家中的出版学学科体系及其在学科目录中的归属，完善目前国内学者仅对英国和美国的学科目录与出版学学科归属进行过研究的不足。

对国外学科专业目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者需要详细查找国外学科专业目录，在对学科目录进行深入分析后，对国外出版学学科体系与出版学在学科目录中的归属进行研究，归纳总结出他们的出版学学科体系特点。

4.4深化国外出版教育个案研究

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对国外高校出版教育的个案研究，阐述国外出版教育的现状，总结国外出版教育的经验。

但是，个案研究方法在国外出版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仍然不够。

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需要重视运用个案研究方法，对国外成功的出版教育进行个案分析，总结国外出版教育成功经验。

在对国外出版学教育培养目标、课程设计、培养方式进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加深对国外出版教育的了解，为我国出版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国外出版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出版教育体系。

研究者可选择国外具有特色的高校与出版学专业，详细分析他们在培养目标、课程设计、培养方式等方面的特点。

同时，对不同学校或不同学校的出版学专业进行比较，了解其差异，分析其原因，为我国的出版教育提供借鉴。

5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近年来大陆学者对国外出版教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着不足，尤其是运用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方法对国外出版教育进行研究的文献仍然较少；研究论文主要以论述为主，缺少相关数据和案例的支撑，在对教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应用上显得不够。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较为单一。

今后的国外出版教育研究应该进一步深化国外出版教育现状和历史研究，通过对国外出版教育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揭示社会变迁与出版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

研究者应注重英美外其他国家出版学学科体系与学科归属的研究。

同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个案研究，对国外成功的出版教育案例进行个案分析，总结西方国家出版教育成功经验，为我国出版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