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小站练兵的历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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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小站练兵的历史
揭开小站练兵的历史
（附北洋政府总统、总理表）
小站练兵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关节。
它是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委派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小站建立操练新建陆军——北洋军阀胚胎时期为中心，上自光绪元年（1875），淮军将领周盛传率盛字军在小站练兵，下至1920年，段祺瑞在小站训练的振武军被遣散，历时近半个世纪的一段史实。
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对外闭关锁国，不昧世界大势；对内因循清初定制，不思更张。
其经制兵八旗、绿营的营制，军队的布防，不考虑国防战略、战术的需要，而是按维护王朝统治分布，以防止绿营将领拥兵自重为宗旨，“大小相制”、“集权与分割”，兵不习将，将不习兵，兵将平时分离，战时临时凑合。
其装备仍以传统的刀矛弓箭等冷兵器为主，只有少量的抬枪、鸟枪等旧式热兵器。
直到咸丰年间曾国藩建成湘军，李鸿章建成淮军，才逐步引用洋枪、洋炮和战舰武装部分军队。
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暴露了先进装备与落后军制间的尖锐矛盾，一些封建官僚鉴于旧军已失去效用，纷纷主张摈弃旧军制，建立新军制，仿效日本精学西法的经验，增强国力、兵力。
清廷，为维护和延续其统治先后决定由胡燏棻在小站编练“定武军”，由张之洞在江宁编练“自强军”。
这两支军队，在营制、装备、训练方法等方面均仿效西方军队，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式陆军部队。
胡燏棻等人对甲午战争作了沉痛的反思，不仅主张仿效西法创练新军，重整海军以复海防，而且把学习日本、运用西法，提高到综合国力、加强国防潜力的地位。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底，袁世凯接统定武军，编成“新建陆军”。
它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初步形成了一套包括近代陆军的组织编制、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招募制度、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军队建设思想。
光绪二十五年（1899），袁世凯编撰的《训练操法详细图说》，把他编练新建陆军时的全部训练操典、条令和规章加以汇纂，用以说明，根据西法进行近似实战的对抗性演习的训练内容。
袁世凯基本摈弃了八旗、绿营和湘淮军的旧制，强调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严格实施西法训练，形成晚清军制的大转折。
小站练兵的示范作用，推动了清王朝在八国联军战争后，决意裁汰旧军队，模仿西方军事制度，着手在全国范围内编练“新军”。
规定各省建立“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中央成立练兵处，统一全国军队的编制、番号、领导、指挥、装备，全国定编36镇，按各省实际分配数额。
从军事需要出发，先后取消兵部、练兵处、太仆寺等军事机构，设立陆军部为全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
这一系列措施，揭开了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史页。
重要战略位置
小站练兵在史学概念上所涉及的区域，与现行的小站区划不同，它涵括了青县马厂、塘沽新城、黄骅祁（歧）口、大港沿海及海河南岸津南一带的方围地区。
这一区域，背靠华北大平原，面对渤海湾一段冲要的海岸线，是大沽海口的右翼二线防地，与京畿辅邑的天津城厢，声气相接，一军驻守，可以东援大沽要塞，西挟河北腹地，南指山东半岛，北控海河航道，进能挡关，退可纵横，是屯兵和防御的有利环境。
小站的战略位置，为历代兵家所重视。
小站开发以前，地属几个朝代的不同的防戍系统，但毕竟是弹丸之地，很难从清以前的军事史中扑捉到它的轮廓，它被隐含在历代边戍范围之内。
唐代在北方用兵，今小站、咸水沽低洼地区，只是一片退海滩涂，为防御契丹的边戍地带。
五代后晋石敬塘向契丹割让燕云16州，三汊口以北属幽州（北京），三汊口以南属瀛州（河间），津南和整个天津地域，全部陷入契丹。
北宋时期，海河是宋辽对峙的界河，其南是北宋领域。
《通鉴长编》记载：
“宝元二年（1039）夏四月戊辰，河北沿边抚司请予沿界河百万涡寨下至海口泥沽寨隙处置巡铺”。
因而界河前沿哨所、巡铺林立，今小站地区地处“寨隙”，在哨巡之列。
界河之为边界，一直持续到金朝统一界河两岸，但防卫仍存。
《金史》记载，金宣宗命完颜佐为都统、完颜咬住为副都统，“戍兵直沽”。
戍的重点在泥沽海口及其佐近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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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建都北京，“运粮则自浙……以达京师”，由于路多折绕，一度由海运至直沽转北京。
元朝傅若金的诗作《直沽口》叙述了当时海河“转粟春秋入，行舟日夜过”的繁忙景象，描述了“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的边戍特色。
并把戍兵以沙垒筑巡铺，用芦苇编制帘笼，驻地蚊虫太多，秋天吃河蟹很便宜，以及使官的任务是收贮漕运大米，戍兵搜捕查拿向京都偷运的私盐等情景作了刻画，这首元诗与后来明代诗人“近海严烽戍”，“列戍分耕野尽屯”等语，都同小站建镇前边戍景象契合。
明永乐二年（1404）设立天津卫和天津左卫，四年设天津右卫，负责漕运、屯田、戍守、巡捕等事务。
明世宗时“于蓟、辽，则大沽海口宿重兵，领以副总兵……”。
隆庆三年（1569），穆宗命总兵戚继光练兵蓟门，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防御日本入侵。
戚继光专设“督司”，负责从山东境内杨家沟海岸起，经天津的小站一带，北至芦台一段防务。
沿海建村庄、设驿站，传递军情。
规定大站用10匹马，小站用5匹马，另在海边建立烽火台，发现日本入侵，点火报警。
驿站大小，根据相距路途远近设置。
歧口到马尾口（今大港区马棚口）用5匹马，马尾口至上古林用10匹马，上古林到潦水套（今小站镇东西庄房村）用5匹马。
今小站地区当时已成为驻兵重地。
清沿明制，在葛沽始终设有守备营，重兵防御大沽一带海陆疆土。
雍正三年（1725），在海口芦家嘴设立水师营，又设理事同知住葛沽。
天津镇总兵统辖镇标左、右营、四党口营、葛沽营、祁口营、静海营、武清营、……天津城守营。
兼辖河间、大沽二协，务关等营。
雍正十二年（1734），始设葛沽巡检。
乾隆八年（1743），增设副都统1人，水师千人，大小赶缯船24艘，舟彭仔船8艘。
乾隆三十二年（1767），以海口无事，徒费饷糈，全行裁汰。
嘉庆二十一年（1816），复设天津水师营千人。
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一年（1839～1841），先后调陕西、山西、察哈尔、黑龙江、吉林等地清兵及直隶兵勇12000余名，防守大沽南北炮台，新河、东沽、南道沟、葛沽、北塘炮台，北塘村西、天津贺家口、陈塘庄、咸水沽。
二十二年二月，道光帝令纳尔经额坐阵葛沽指挥。
同治八年（1869），设大沽协副将，驻新城，防守炮台。
清朝数代，其北方对外防御体系，战略战术部署，主力部队设置，均是以小站地区为重点的。
周盛传练兵
周盛传是淮军著名将领。
所统盛字军（简称盛军），俗称老盛军，原为李鸿章的抚标亲兵，从咸丰三年（1853）到同治九年（1870），转战于江苏、河南、安徽、山东、河北、陕西等地，完成了清廷镇压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军的多次使命，是李鸿章所部各路淮军中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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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1870）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调盛军屯卫畿辅。
同治十年（1871），盛军移驻青县马厂。
十二年（1873），盛军兴建新城炮台，为往来方便，于马厂至新城之间，铺垫了马新大道，长140华里，沿大道设驿站，10里一小站，40里一大站，共设大站4所，小站11所。
光绪元年（1875）二月，盛军除留马队驻马厂外，各营移屯潦水套，在潘永安坟地之小站的北侧设“亲军营”，以亲军营为中心，布设营盘，即盛正（字）营、传正（字）营、老左营、新左营、右正营、右右营、中左营、中后营、水师营、中副营、中前营、前右营、前正营、前左营、左右营、左正营、左左营。
18座营盘与新城炮台相望，南扼祁（歧）口，东控大沽，遥相呼应，以张远势。
盛军移屯马步兵共13个营，按绿营兵建制，每营1440人计算，共约18700人，另外，领唐仁廉部仁字营军队2个营（因唐仁廉外调通永镇）。
盛军主要将领有右军提督卫汝贵、左军提督贾起胜，马队副将吕本元、张银龙；营务处提调戴宗骞、陈连升、周盛朝；正营帮带胡光华，右营营官栗万传，左营营官万建勋，后营营官吴永发等。
新驻营地本是海滨沮洳，居人寥寥，商贩绝迹，士兵购物需赴数十里以外，难以管理，为此，在潘永安坟地之小站的东侧、亲军营之南侧筑城，建设了新的城镇，命名新农镇（今小站镇），或称兴农镇。
新农镇东西北三面开城门，城内设东西走向“行营买卖街”。
尔后，迁民来垦区领种，新农镇便成为小站一带的贸易中心。
又以开屯兵勇，五方萃处，于是将镇外西南方1公里许之全神庙改为新农寺，建盛军屯田会馆（今会馆村），共80余楹房间，作为集事、娱乐场所。
盛军购“诸洋械”为武器，光绪元年（1875）奉发“格林”、“四磅”各炮，暨“士乃得”、“云者士得”枪万支。
光绪六年（1880）因“俄衅”，又购“哈吃开司”步枪6000支。
在冬训中“枪炮有准者”，“发给五品、六品功牌”。
还挑选精壮士兵参加李鸿章亲阅的“悬靶考试”，“三百步能五枪全中的给银50两”，“四枪三枪者，奖赏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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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饷源不济”，光绪三年（1877）各军统一减员二成，光绪四年（1878）春，遣散仁军1个营，“饷犹不给”，前军正营、左营、右营全部裁汰，左军、右军皆裁掉其左营。
根据去弱留强的法则，“集阅诸勇，惟汰老弱”，然后重新整编。
光绪九年（1883）八月，又把已经裁掉的8个营的二成队伍予以补足，为此，曾专派总兵卫汝成到徐州等地招募，十月初成军。
周盛传小站练兵采取的是寓兵于农的策略。
从光绪元年（1875）开始，至六年，他亲率将弁在西起马厂东到大沽的辽阔土地上，挑河挖渠，建闸修桥，沟通了南运河与海河，以优良水质刷咸涤碱，使百里荒芜斥卤之地尽成膏腴，建成阡陌纵横，河网交织，咸淡分流的小站垦区，实现了南稻北移，培育成功名震中外的小站稻，为历史名镇小站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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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军在小站屯营19年，其中先后有6年的时间致力于灾民的赈济，经费多半靠将佐集资。
赈济办法主要是搭粥棚，开粥厂，“择平圹之地，架木为棚，覆束苇其上，又以泥涂附，以防火患”，“分路列号，界以围墙，使男女异厂而居”，“人各两餐，计口授之，日约米五合”，“夜为司守，领粥探问，皆有定时”。
为杜绝非灾民混粥喝，“仿江南担粥法，碗粥二文”，“其实，开厂以后，就食之辈几如沟中瘠，虽一钱亦不忍令出”。
灾后粥厂裁撤之日，“大口给粮二斗，大钱二百文，小口减半”。
由于盛军连年赈济，灾民把盛军视为依靠，光绪九年（1883）十月，“来营求赈者共四百二十余村之多，以……营中屡次赈济故也”。
赈济之外，盛军还承担了抗洪抢险义务，光绪八年（1882）“六七月间大雨，大城县南赵扶村子牙河西岸决口三十余丈”，淹了文安、大城数百里洼地。
周盛传认为“救灾恤邻，义固不容恝视”，立即派马队抢堵，经过多次失败，雇募了有经验的人工，两面进占，日夜奋战1个月，两坝才告合龙。
为了防止水患，盛军步队各营在减河两岸堆土牮十四五万立方米，保证了“秋收无害，乐岁声含”。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周盛波奉诏募淮勇5000人，赴小站防备训练。
十一年，周盛传病故，周盛波统帅盛军继续屯垦、训练，扩建小站镇街。
十四年，周盛波病故，盛军由卫汝贵统帅。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盛军全军覆没。
胡燏棻练兵
甲午战争清军失败，清政府屈膝投降，签定《中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
朝野人士，鉴于旧军已失去效用，而纷纷写文章或对上议奏练兵事宜，一时形成“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的风气。
胡燏棻曾指出清朝旧军之弊：
“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各营员皆以钻谋为能事，不以韬矜为实政，是兵官先不知战，安望教民以战”；“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旧习，湘楚各军，尚有以大旗刀矛为战具者”。
甲午之战告急阶段，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曾向清政府建议在中国先建一支由2000名外国人组成的军官队，并授予中国军衔，另募外国军官练中央军10万，由驻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指挥。
满族官员认可此议，清政府准备采纳，而以李鸿章为首的汉人官吏均不赞成，胡燏棻就是反对派代表人物。
他多次上疏反对汉纳根的建议，列举唐代安史之乱时，因借回纥兵平定叛乱，导致回纥轻视唐朝，进而联兵犯唐的史证，谏请借鉴。
又以李鸿章借洋将华尔剿太平军，华得胜后桀傲不驯，不得不予遣散为实证，强调洋人掌握军权的危害。
与此同时，还再三申明他自己的练军主张。
清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清政府派胡燏棻编练“定武军”。
是年冬屯驻马厂，因营房不足，翌年九月转小站，沿用老盛军营盘进行新法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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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从组织、训练、技术、武器等方面改变了湘、淮各军的陈腐落后的状况，仿西法创练，初聘汉纳根为总教习，汉纳根因“所办各节，事多窒碍，旋即中止”，离开了定武军。
德国人史卡纳，挪威人曼德等，都曾为定武军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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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武军由天津、山东、河南等地招募而来，在小站建10营，分步兵、炮兵、工兵和骑兵4个兵种，步兵3000人，炮兵1000人，工兵500人，骑兵250人，总计兵额4750人。
定武军使用的武器，均为购自西洋的先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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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袁世凯接管定武军，改建新建陆军，胡燏棻调任津芦铁路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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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练兵?
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后，趁淮系军阀衰落时机，假借“民族之大义”，打着“强兵御侮”、“明耻教战”的旗号，投机钻营，获准在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开始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奠基工程。
清政府专制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使北洋军阀发展很快，袁世凯个人地位和权势也随着他的武装力量的发展而迅猛扩大，在短短6年时间里，成为权倾中外的北洋军阀集团的首脑人物。
北洋军阀逐渐形成一股重要的军事力量，攫取了足以左右政治局面的权力，终于乘辛亥革命之机，由军事集团成为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集团，虽然派系更迭比较频繁，但北洋军阀集团却一直霸占着全国的统治权，维系到1928年北洋军阀政府覆灭为止。
新建陆军不仅为中国军队近代化之始，而且是北洋军阀的形成之本，它一开始就成为袁世凯窃国的基石，其影响所及不仅左右了清朝末期的政治，而且对民国初期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和演化尤具深刻影响。
一、谋取练兵权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骄养的海军毁于一旦，淮军和刘坤一统率的湘军也一败涂地，清军的腐朽无能完全暴露出来，加之日本军队采用西方新式武器、编制和战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优越性与清军的窳劣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清军将领自愧不如。
因此，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特别高涨。
清政府成立了以恭亲王奕?
为首，庆亲王奕劻为会办，李鸿藻、翁同龢、荣禄、长麟会同办理的军务处。
并连发上谕说，“参酌中外兵制，”改练新军，是自强的关键，“救时第一要义”，指令督办军务处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
袁世凯是改练新军的积极鼓吹者。
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他在天津就上书李鸿藻侈谈战争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个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计划。
称：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驰，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
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
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
”李鸿藻认为他熟悉军中情况，又看到他提出的整军方案“有可取之处”，便奏调他到北京，并得皇帝上谕“交吏部带领引见”，派充军务处差遣，以备顾问。
袁世凯一方面利用内外臣僚迫切要求整顿武备、编练新军的强大社会舆论，另一方面抓住清政府急于速建新军，以维持其统治的时机，抢先“招致募友，僦居嵩云草堂，日夕译撰兵书十二卷，以效法西洋为主，上书督办军务处，陈述练兵办法及营制饷章”。
袁世凯把翻译的兵书呈递荣禄，请求指教，自称门生，百般表示其倾慕膺服之诚。
荣禄早已听到过人们揄扬袁氏“知兵”，又读了他主持编译的兵书，就更加看重，认作特等人才，大力提携，收为己用。
不久，军务处议决“变通兵制”，“仿照西法练兵”，先以中日战争中组成的定武军为基础，扩编改练；办有成效，再逐渐推广。
李鸿藻推荐袁世凯去接办定武军，称其：
“家世将才，娴于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荣禄“亦右其议”，并指令袁世凯作一个建军的规划。
当时中外军人几乎一致认为德国的陆军最精锐，袁世凯也很崇拜德国的陆军。
他参照曾国藩、李鸿章早期编练湘、淮军的办法和德国的军制，拟定《练兵要则十三条》和《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及《募订洋合同》呈报军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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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由督办军务处亲王奕?
、奕劻会同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荣禄、长麟等联名奏请变通兵制，于是提出保荐袁世凯编练新军。
保荐奏摺很快得到光绪帝的批准，袁世凯获准督练新建陆军，十一月一日到达小站接任。
二、新建陆军的建制与装备?
小站旧练定武军10营，共4750人。
袁世凯接管以后，又派部下吴长纯在山东、河南、安徽各州县召募步队2000人，马队250人，派魏德清在锦州、新民一带召募骑兵300人，总计7300人。
按照他呈报督办军务处的营制，迅速改编成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虽然还沿用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名称，但编制上打破了旧军的框框（旧军一般以营为单位，不分兵种），基本上采用了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
军队分步、马、炮、工、辎各兵种；一军分两翼，每翼辖二三营不等；每营官兵1332人。
新建陆军中有炮兵、步兵、骑兵、德文4所随营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袁世凯在正兵内考取粗通文字者234人，以80人学炮兵，80人学步兵，24人学骑兵，50人学德文，于四月一日开学。
各学堂均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总教习。
规定学期2年，毕业生除学德文者准备派赴德国留学外，其余都担任下级军官。
学生每季大考一次，监考官，阅卷官和巡查官都由袁世凯亲自派定，一切规矩如同科场，优等者加薪受奖。
他还从自己每月的薪金中取出三分之一（银200两）作为奖学金。
从这4所学堂中，袁世凯培养出一批军官。
后来，从这批军官中又挑选一些人送到日本留学。
此外，还有讲武堂和学兵营。
讲武堂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六日开办，专门抽调在职的哨官和哨长学习，规定哨长轮流到讲武堂“听讲行军攻守各法”及“经史大义”。
学兵营集中训练步兵操法，每期1～3个月。
第一期选拔各棚正副头目。
第二期起，每期各营选送正兵60名入学，受训后仍回本营，备充头目之选。
新建陆军的武器，全部由外国购进。
炮兵装备德国克虏伯厂出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
步兵使用奥国造的曼利夏步枪。
骑兵使用曼利夏马枪和战刀。
军官一律配戴6响左轮手枪和佩刀。
除规定装备的武器外，官兵均不准携带私人武器。
领、哨各官及兵丁号衣鞋袜“一律黑色，不许参差”。
官弁服装肩部和袖口处有红色官阶标志。
袁世凯感到由于使用新式武器，旧的一套练兵办法不适用了，必须改用“洋法”，“练洋操”。
他多次发布“训条”，“劝谕将领讲习西法”。
然而他认为要练洋操，“非借用西官，则办理必仍有名无实，虽练一如未练也”。
并且提出，最好“仿海关收税成例，事由西人经理，权自朝廷操纵”。
他说：
如照此办理，“不数年间，必成劲旅数枝”。
袁世凯通过中国驻德公使，延聘了10余名德国军官，充当新建陆军的教习，还专门成立了教习处（后改洋务局），由德国教习定出各种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新建陆军的技术训练，主要就是在洋教习的指挥下进行的。
新建陆军还设有参谋职能、电讯联系和军乐队等，这也是旧式陆军所没有的。
三、新建陆军的治军法则
袁世凯所督练和亲自统率的这支新建陆军是与湘、淮军一脉相承的，而与淮军的关系尤为密切。
他录用了部分淮军将佐僚属，吸收改编了淮军营伍，接管了部分淮军经营作为饷源的企业。
这些都为新建陆军的迅速建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正是它得到“淮军余孽”称号的由来。
然而，袁世凯并没有完全停留在接受遗产的守成地位。
他在“公法非御人之具，铁血为经国之谋”的军国主义思想指导下，对新建陆军苦心经营，增添了若干旧军所没有的内容，使之别具特点。
首先，注重选募。
袁世凯在开始编练新军时就认为，新军不仅军容要十分壮观，装备近代化，而且要训练有素。
他指责旧军腐败，武备废驰，“固由于训练之无法，实始于选募之不精”；“兵力强弱，在慎选于募兵之始。
凡募兵必须遴派委员分赴风气刚劲各处，厚给口食，逐细挑选，尤其不准招募曾经出入于防练各军的游勇溃卒”，以杜绝旧军队积习的侵染。
其格式：
“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
其次，厚给薪饷。
新建陆军的军饷由户部供应。
其步队薪饷，正头目月饷5两5钱，副头目5两；正兵4两5钱；伙夫3两5钱；长夫3两。
其炮队、马队薪饷尚较步队为高。
洋员（13人），月需4000两，翻译（13人）月需1000两。
在旧军中，官弁层层克扣士兵薪饷，普遍引起士兵不满，甚至兵变。
袁世凯不许营员插手放饷，由饷局事先分别包好，按名册发放。
届时，“传派营务官一二员前往各营监视发给，兵丁直接领饷”。
其三，培养将领。
袁世凯编练新军，一开始就把培养将领放到特别突出地位。
他认为，“三军易集，一将难求”。
他所物色的将领，一部分是宿将，一部分是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
诸如姜桂题、杨荣泰、吴长纯、徐邦杰等人皆隶麾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楷、田中玉、孟恩远、陆建章、曹锟、段芝贵等均属偏裨；徐世昌、阮忠枢亦在幕中参谋营务；而号称“龙、虎、狗”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都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
冯国璋去过日本，段祺瑞去过德国考察和学习军事，都具有一定的近代军事知识。
这是湘、淮军所不可比拟的。
其四，严格训练。
袁世凯在团结派系核心力量的同时，对新军的训练也比较严格。
徐致清在《密保练兵大员疏》中曾对新军的训练有过如下描述：
“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
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
行若奔涛，立如植木，而且设为两军伪攻出奇诱敌之形，进退机宜，随时指授。
故其兵士无日不经操练，无日不经讲究，虽在驻军，如临大敌。
暇则取战阵形势、枪炮用法，以及激发忠义诸歌诀，俾各兵弁熟诵”。
同时，袁世凯还制定了一套比较森严的军法军纪，如《行军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兵丁驻扎营内章程》等，涉及到训练、行军、宿营各个方面。
对“结盟立会，造谣惑众”和“遇差逃亡，临阵诈病”，都要问斩，逃兵一月无下落就追究家属。
袁世凯用这种峻法来严密地控制其队伍。
其五，封建统治。
新建陆军和湘、淮军的政治思想基础是一脉相承的，但新建陆军的封建性达到了新的阶段。
新建陆军将领的选用，更加赤裸裸地采用金钱收买，拜义父、拜老师、拜金兰、结儿女亲家、封官许愿、小恩小惠、安插亲信等种种手法。
袁世凯网罗亲信任马、步、炮、工、辎营哨各官。
同时，又提拔了一批小站旧人，委任领官、管带等职务；对被“革职永不叙用”的甲午败将，也委为新军将领。
袁世凯练兵处广招封建文人，对士兵讲述“经史大义”，灌输“忠君”、“尽孝”等封建思想。
“凡兵丁入伍之初，必须择忠义要旨，编辑歌诀，由将弁等分授讲解，时常考问”。
灌输“袁大人是我们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
要求士兵守营规、勤操法、奋果敢；卫良民、怀国耻、惜军械；敬长官、崇笃实、知羞恶。
新建陆军的各营房里都供设袁世凯的“长生禄位”，每天强命士兵叩头行礼，养成“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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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控制士兵的办法?
袁世凯喜欢使用“恩威并济”的一套权术。
他定出各种“条规”、“章程”，命令士兵遵守，并经常检查。
对严格执行者，或记功赏银，或提升；对违章者，即加以惩办，如打军棍、插耳箭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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