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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人物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晚期鲁国人。

编定《尚书》、《春秋》等文化典籍,他自己“述而不作”。

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汇集孔子的生前言论,编成《论语》一书,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材料。

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仁”和“礼”的学说。

什么是“仁”?

孔子说“仁者爱人”。

实现“仁”的途径是什么?

孔子认为是“忠恕之道”。

所谓忠,就是凡事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和职责。

所谓忠恕,从正面讲,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从反面讲,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很重视天命。

他说“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孔子始终把关注的焦点着眼于现实人生和社会事务中。

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在平时,“子不语:

怪、力、乱、神”。

这种理智的态度,在当时神鬼风行的年代,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孔子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为后人所敬佩,被称为“万世师表”。

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在战国时已是显学,但仍属“百家”之一。

到了汉代,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孔子的地位也被日渐提高,成为“大成至圣先师”。

在封建社会晚期,孔子和儒学成为束缚人们思想、阻挠社会进步的保守理论。

但是,孔子为中国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仍应给予高度评价。

老子

老子,春秋晚期思想家,年龄稍长于孔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

楚国人,做过东周王室守藏史(管理图书的官员)。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源远流长。

老子的思想核心就是一个“道”字。

他所说的“道”不仅含有规律的意思,更是指宇宙万物的本原。

“道”的基本性质是“无”,是超越感觉经验和语言概念的特殊存在,天地万物都是从“道”中派生、衍化而来。

《老子》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老子认为,认识和体悟“道”的方法与治学不同,他主张“塞其兑,闭其门”,“致虚极,守静笃”,“复归于婴儿”,通过这种“虚静无为”的方法,人们可以超脱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认识到事物背后的“道”。

《老子》一书中,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万物都是由阴阳双方构成的矛盾统一体,矛盾双方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正是“道”的运动方式。

老子“贵柔”、“守雌”的思想,则会误导人们走上消极处世的的歧途。

他的“小国寡民”、“常使民无知无欲”的主张,是一种蒙昧主义和历史倒退的观念。

但是,在动荡的春秋时代,老子能够洞彻宇宙、社会和生命的内在奥秘,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是其他诸子学派不可比拟的。

 

墨子

(约)公元前468-公元前376〖战国〗春秋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人。

名翟。

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

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

其“天志”、“明鬼”学说,承袭殷周传统思想形式,但增入“非命”与“兼爱”等内容,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说,以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力主“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

处世奉行“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精神。

其“非攻”思想,反映当时人民反对战争的意向,其“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为反对贵族“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

又重视生产,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并提出“尚贤”、“尚同”等政治主张,以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

弟子众多,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尤重艰苦实践,服从纪律。

墨学于当时对思想界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

现存《墨子》五十三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

庄子

庄子,名周(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字子休,战国中期宋国人。

早年曾在家乡当过短时间的“漆园吏”,后即归隐,终身不仕,虽生活贫困,但富有精神乐趣。

是“道”家思想的又一代表人物,所著《庄子》,想象丰富,多以寓言故事形式阐述道理,堪称奇文妙笔,被尊为《华南真经》。

庄子的思想核心也是“道”。

在《庄子》一书中,“道”有时也称“浑沌”,是天地鬼神和世界万物的派生者。

它的基本特性是“无形无为,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要悟“道”,只能通过修炼,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这是道家模式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由于把握了“形而上”之“道”,庄子对人世间的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十分鄙视。

他说: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他厌恶追民逐利,主张做一个无所依赖,充分自由的“真人”。

因为有了上述思想基础,庄子在生活中显得达观洒脱、超然物外。

庄子的局限是他主张回归“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即原始社会),这是历史倒退的空想。

庄子的有些观点,也容易误导人们滑向相对主义、不可知论的泥坑。

后代很多知识分子,往往是在失意不得志时,将庄子学说奉为精神寄托。

但是,庄子哲学思想的价值是不能否认的,即使是科技发达的今天,只要我们以清醒、理智的态度去研读《庄子》,仍然会为其中蕴含的深邃、奇妙的哲学、科学和艺术价值发出由衷的感叹。

王充

(约)27-97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

字仲任。

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

出身“细族孤门”,少游洛阳太学,曾师事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

历任郡功曹、治中等官,后罢职家居,专事著述。

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汉章帝特诏公车徵,以病未赴。

论学以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衡·自然》),即“气”之运动产生万物。

自然界之“灾异”,是“气”变化之结果,与人事无关。

又以为: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遣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遣告》),人之生命与精神,均以“精气”为物质基础,“死而精气灭”(《论死》),不承认有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

其说对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论和灾异、遣告、鬼神等迷信,又曾作《问孔》和《刺孟》等篇,反对歭儒家经典变为教条。

论文章则强调内容,力主“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

并提倡通俗,反对崇古、模拟和“浮华虚伪之语”(同上)。

所著有《论衡》。

柳宗元

773-819〖唐〗文学家、哲学家。

字子厚。

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

贞元进士,授校书郎,调蓝田尉,升监察御史里行。

与刘禹锡参加王叔文集团,任礼部员外郎。

失败后,贬为永州司马。

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

与韩愈皆倡导古文运动,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

所作散文峭拔矫健,说理透彻。

《捕蛇者说》揭露社会矛盾,批判时政,尖锐有力。

《三戒》等寓言,篇幅精短,笔锋犀利。

《永州八记》等山水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

又工诗,风格清峭。

在哲学观点上,认为”元气“是物质的客观存在,否认“元气”之上还有更高主宰。

并提出天地、元气、阴阳不能“赏功而罚祸”,反对当时流行的因果报应思想。

《天对》一文,回答千年前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有关宇宙、自然、历史等方面的问题。

又有提倡儒、释、道三教调和的主张。

所著有《河东先生集》。

朱熹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号梅庵,别号考亭、紫阳。

年轻时中进士,前后任官计约十年,大部分时间从事讲学和著述,是宋明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由他构建的程朱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官方哲学。

其哲学著作与言论,主要收录在《朱子文集大全》和《朱子语类》中。

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是“理气之辨”,他提出了“理本气末”论。

朱熹认为“理”才是万物之原,“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

朱熹认为“气”是未成形质之“有”,是构成具体事物的质料。

惟有理、气相合,才能衍生万事万物。

朱熹对历史上的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争执作出了新的综合。

他认为人兼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

“天命之性”源于“理”,又称“道心”。

“气质之性”出自后天气禀,气质不一,可善可恶,又称“人心”。

由于人们“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齐昏了”,便干出各种恶事来,这便是“天命之性”被“气质之性”所掩盖。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心”之欲“危而不安”,乃万恶之源。

所以,要想使人心复归于善,就必须“存理灭欲”。

但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统治阶级把人民的一切正当需求都视为“人欲”而加以禁止,“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成为维护阶级压迫的残忍的思想工具。

朱熹的思想,博大精深,影响久远。

我们应当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神,积极地清理、继承中国文化体系中的这座珍贵的思想宝库。

 

王阳明

 王守仁(公元1472——1529年),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后人尊为阳明先生。

他的思想,接近南宋陆九渊,以“致良知”、明“本心”为旨,后人合称为陆王心学,是宋明理学中的另一大流派。

其主要哲学著作有《传习录》和《大学问》,其门人辑成的《王文成公全书》。

王阳明信奉“天人合一”宇宙观,赞同天地万物的本原是“理”的观点。

王阳明所谓的“心”是指本然的、无污染的先天心体,他把这先天心体称为“良知”。

他的全部学术思想,晚年就自我归结为“致良知”三个字。

为了“致良知”,王阳明又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治学思想。

他深入探讨“知”与“行”的关系,得出这样的结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他非常重视“行”,说“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甚至潜入到人的内心深处,“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

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

这种独特的“知行合一”论,在中国古代修养体系在中,堪称一绝。

王阳明晚年,心性修养已臻难以形诸语言的境界。

临终时,身边的门人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说: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王阳明堪称是一座望而仰止的高峰。

冯友兰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

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

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

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

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

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

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

《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

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

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冯友兰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也最有争议的哲学家之一。

对于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学术界褒贬不一。

与会学者认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冯友兰哲学思想的评论,多半侧重于意识形态的批判或者纯哲学理论的逻辑分析,不大重视冯友兰的根本关怀所在,模糊或淡化冯友兰“贞下起元”、“旧邦新命”的哲学抱负。

如果撇开因历史的偶然因素而形成的学派偏见,站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坎坷、复杂进程的宏观角度,就可以看出,冯友兰同其他各位同时代的哲学大师一样,所探索的主题和研究的对象是共同的,就是始终不渝地关注中华民族的兴亡和中国文化的前途,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坚持不懈地上下求索,试图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转化之路。

虽然冯友兰一生中哲学思想发生了多次变化,但

    他所探求的目标并没有改变。

据此而言,一部现代中国哲学史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各种学派和各种思潮互争雄长的历史,而应该将其看成是围绕着共同的时代主题进行探索的历史,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互动互补、和而不同的丰富多彩的面貌。

      与会学者认为,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是由纯哲学系统和实际应用的哲学系统共同构成的。

如果只关注他的纯哲学系统,不重视对《新事论》和《新事训》这两部着重于纯哲学实际运用的著作的研究,就无法把握其体系的完整性。

      部分学者指出,冯友兰在《新事论》中“别共殊”的思路,既表现了一种开放的心态和“拿来主义”的精神,又表现出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保存民族个性的执着。

冯友兰运用“别共殊”思路,讨论了当时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所面临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既有思想的广度,又有思想的深度,是一个比他的纯哲学系统更有时代意义的探索成果。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

生于雅典。

相传父为雕刻匠,母为助产婆。

经常在公共场所同人谈论各种问题特别是伦理问题。

弟子中有不少贵族青年。

被奴隶主民主派以传播异说、毒害青年等罪名逮捕,后在狱中处死。

本人并无著作传世,其言行大抵见于其弟子柏拉图的一些对话体著作和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中。

在欧洲哲学史上最早提出唯心主义的目的论,认为一切都是神所创造与安排,体现神的智慧与目的。

提出“自知自己无知”的命题,认为只有放弃对自然的认识,承认自己无知的人才是聪明人。

最有知的是神,知识最终从神而来,真正的知是服从神。

重视伦理学,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认为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

但什么是“善”,他的说法常不一致。

宣称自己是知识的“助产士”,倡导*精神接生术。

在逻辑学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苏格拉底最早提出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的方法。

伊壁鸠鲁

  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2-公元前270古希腊)生于萨摩斯,早年学习柏拉图和德谟克利特学说。

18岁时来到雅典服兵役。

之后在外地学习和教学。

公元前306年再次来到雅典,在自己住宅的花园里开办学校,他的学校因而被称作“花园”。

花园聚集着伊壁鸠鲁的朋友,吸引了不少学生,包括一些妇女。

伊壁鸠鲁生前享有崇高威望,追随者把他当作神圣者来崇拜,他的教导被当作正统学说严格执行,形成了花园派独尊师长的传统。

伊壁鸠鲁著述传说有三百余卷,但只有三封信和题为《格言集》和《学说要点》的残篇流传下来。

  伊壁鸠鲁认为,哲学是通过论辨和讨论的方式产生幸福生活的一种活动;正如不能治疗身体疾病的医药是无用的技艺,不能解除灵魂痛苦的哲学是无用的空话。

为了能够幸福地生活,必须学习伦理学;为了摆脱错误的认识和不必要的忧虑与恐惧,必须学习物理学。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

出生在古希腊斯塔吉拉城,父亲是马其顿王阿穆塔的宫廷医师,在亚里士多德幼年时去世。

  亚里士多德18岁时被送到雅典,进入柏拉图学园学习,后来担任教师。

柏拉图逝世后,他离开雅典来到亚洲的密细亚的阿索斯城,建立学园,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

3年后,波斯帝国攻陷城池,亚里士多德逃到累斯博岛的米提利尼城。

公元前335年回到雅典,在城外吕克昂的阿波罗神庙附近的运动场里另立讲坛,由此,他的学园被称为“吕克昂”。

与柏拉图的学园相比,它更注重实际,研究问题更注重提出疑难,注重多方面收集材料、尝试和探索。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突然死去,雅典发生了反马其顿的运动,亚里士多德被作为政治打击的对象,被控以“亵渎神灵”的罪名。

他把学园交给泰奥弗拉斯多,避难于卡尔基,次年因病逝世,终年63岁。

  其著作分为两大类,一是他生前公开发表供一般人阅读的,用的是对话体,这类著作大部分已经散失,只有一些片段流传到今天。

另一类作品相素无华,推论严谨,大概是亚里士多德的讲授提纲、研究札记或学生的听讲笔记,此类保存下了一部分。

  其著作主要有:

《范畴》、《解释》、《前分析》、《后分析》、《论辩》、《智者的驳辩》,总称《工具论》,主要涉及逻辑问题;《形而上学》,主要涉及抽象的一般理论问题;《物理学》、《论天》、《论生灭》、《论灵魂》,主要涉及自然哲学问题;《尼各马可伦理学》、《欧德谟伦理学》,主要涉及伦理问题。

此外还有《政治学》、《诗学》、《修辞学》及其他有关生物、经济方面的著作。

柏拉图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四二七年,殁于公元前三四七年。

他的父亲阿里斯东(ariston),母亲佩里克提妮(perictione),皆出身于雅典著名的贵族家族。

柏拉图年轻时爱好文学,写过悲剧和诗歌,并且热中体育。

相传柏拉图曾是摔跤冠军,“柏拉图”原意即是“宽阔”之意。

    柏拉图的舅舅是苏格拉底的好友,另一堂舅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两个哥哥阿第曼图和葛乐康是《理想国》书中和苏格拉底对话的主要人物,由此柏拉图专心跟从苏格拉底学习哲学,开启了西洋哲学理念论的起始。

    少年时对文学的喜好,使得柏拉图的著作,采用对话录--问——答的方式。

书中主角苏格拉底阐述道理时,也喜欢用寓言的方式,故事引人入胜。

威尔杜兰曾批评其文辞说:

哲学家与诗人在他的灵魂里融为一体,故能创出兼顾美与真的一种表情达意的手段---对话。

哲学穿上如此灿烂的外衣,可说是空前,也显然是绝后的…。

    古典时代希腊城邦林立,争战不已,柏拉图即成长在战火中,成为影响柏拉图人生方向的一大事。

公元前四三一年,雅典领导人伯里克利斯,在国殇典礼中,称道雅典:

“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人的学校”,又说:

“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人民服从法律,生活中爱好美丽的东西,但并不奢侈。

爱好智能,并不柔弱。

    这些赞辞表现出民主雅典的具体事迹,但在这些美丽的言词下,伯里克利斯却逐步的以专横的方式,利用提洛同盟向外侵略,希腊城邦若不顺从,即可能惨遭灭绝。

因而在柏拉图出生的四年前,由于雅典势力的扩张,威胁到斯巴达及其盟友的利益,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了伯罗奔尼萨战争,此一役延续到柏拉图二十三岁时才结束。

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伯里克利斯因感染瘟疫而逝世,于是,激近的平民掌握了雅典的政治权力。

    公元前四二一年,雅典、斯巴达双方停战。

到了公元前四一六年,雅典为了弥补在战争中所受的物质损失,远征西西里岛,围攻叙拉古城,雅典、斯巴达战争又起。

此役因苏格拉底的学生阿尔西拜德倒戈率领斯巴达军突围救援叙拉古城成功,使雅典损失战船二百余、海军三万五千人。

国外的钜大损失,加剧了雅典内部的冲突,公元前四一一年,雅典的有钱人发动革命,成立四百人议会,利用恐怖手段控制议会,控制雅典。

一年后,在政府严格的限制下,大约只有五千名能负担重武装士兵装备的雅典人获准取得公民权;平民担任公职的薪水也被迫取消,其目的是希望让有钱人掌控雅典。

    由于雅典是海权国家,需要利用穷苦民众来担任船舰的划浆手,因此无法完全剥夺贫穷公民的权利,故雅典有钱人所组的政府只维持的一半,便重新恢复雅典的平民政治,并采残忍手段对付反对者,此即延续六年的“民主恐怖期”;此时柏拉图十八岁。

    公元前四○四年,雅典的富有民众得到斯巴达的支持成立三十人委员会,展开报复。

雅典人称他们为“三十暴君”,其中有两名即是柏拉图的长辈,几个月后,遭放逐和逃亡的民众再次推翻三十人委员会,雅典民主政治又告恢复。

    柏拉图是西洋哲学史上第一位发展系统理论的哲学家,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他描绘了完美国家的组成。

在这个著作中他主张:

“除非哲学家成了国王;或是世界上的国王、王子都具有哲学的精神和力量,将政治的伟大性和智能集于一身,而那些较为平庸的,只追求两者之一,不顾其它天性的领导者,都被迫退向一边;否则城邦永远不能免于他们的邪恶事物(不仅如此,我相信全人类都免不了);只有到这种时候,我们的国家,才有活起来,得见天日的可能性。

    二千多年来,柏拉图这些话激励了许多世代的人心,《理想国》也是许多思潮的泉源。

《理想国》是由苏格拉底和友人闲谈开始,言谈中苏氏反问何谓“正义”,反复辩诘并未得正解。

苏氏遂说:

“一个国家,不是大于一个人吗?

”“那么,在较大的场所,正义的数量可能较大,较易分辨,因此我建议,我们探讨正义和不正义的性质的时候,先要看它们在国家里的情形,再看它们在个人的情形,由大而小,然后就其观念再加以比较。

    苏氏再将话题转到国家形成的因素,他认为:

“国家的兴起,是由于人类的需要。

”“我们既然有许多需求”,“当这些合伙的,帮忙的聚居在一地的时候,这些居民的整体就可以称之为国家了。

”“国家既然形成了,智能、勇敢、节制、正义就是完美国度所需要的四种德性”。

其中“智能在于接纳忠言”;“城邦之堪称勇敢,端赖它的一部份人,在一切状况下,这部分人维持我们的立法者所教育他们的意见,知悉应该害怕的和不应该害怕的事物本质。

”;“节制的意思,是某些快感和欲望的秩序化或控制。

”而正义即是“一个人只应当从事一种最合他的天性的行业。

”如此终于找出正义在国家所应有的德性。

苏氏遂提出国家应依照正义的原则,将理想的国家分为“国卫”、“武士”、“匠人”三个阶层。

    柏拉图最重视理想国里的国卫,他们的生活不得有房、地产或其它产业;他们的薪水只是从其它公民处领得的膳食,并且不得有私人开支。

甚至“我们的国卫的妻室应为共有,他们的子女也应为共有,父母不得知何者为其子女,子女不得知道何者为其父母”柏拉图就如此地主张“共有财产”和“共有家庭”,因为言有助于国卫成为更真实的卫士。

    柏拉图主张男女皆可担任国卫,男女也接受同样的教育。

教育的初步阶段中,以体操锻炼体格,体操中尤须重视军事训练;以音乐陶冶灵魂,而柏拉图对诗歌教育却建议建立检查制度,要接纳一切内容正当的虚构故事,摒除一切坏的,现代批评家认为柏拉图此点违反了民主政治的精神。

另外还应该有天文学、数学等的教育。

    国卫的最后教育阶段需要接受哲学的熏陶,柏拉图在《理想国》卷六〈知识说〉和卷七〈地穴〉二章述说了自己的哲学架构。

柏拉图说,哲学涵养的目的是:

一个心灵集中于真正本质的人,实在没有时间,来注意尘世的事务,或是满腹恶毒妒忌,要跟别人争长斗短。

他的目的,经常贯注在固定不变的事务上,他们并不互为伤害,而是一切依循理性,循序而行。

    《理想国》书中许多具体的主张,如共产、共妻在今日看来不可思议的,但是其思想的深度、广度,分析问题时的逻辑谨严,实在是古今无人可出其右。

弗兰西斯·培根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英国)新贵族出身,毕业于剑桥大学。

毕业后从政,历任国会议员、国王顾问、大法官等要职。

1621年被指控犯有受贿罪而下台。

他的主要著作是《伟大的复兴》、包括《论学术的进展》和《新工具》两册。

培根还是一位政论家,著有《政治和伦理论文集》。

  培根是近代自然科学的鸣锣开道者。

他最早表达了近代科学观,阐述了科学的目的、性质,发展科学的正确途径,首次总结出科学实验的经验方法--归纳法,对近代科学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培根是除旧立新的思想革新者,他对经院哲学的科学观和传统逻辑思维方式的批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笛卡儿

勒内·笛卡儿(1596——1650年),近代唯理论的创始人,17世纪法国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

主要著作有《方法谈》、《形而上学的思考》、《哲学原理》。

笛卡儿的哲学是从“普遍怀疑”开始的,他由此得出“我思故我在”,树立二元论的世界观。

指出认识必须凭借理性,建立唯理论的哲学体系。

他认为,对以前的一切都应作一次“普遍怀疑”,其目的是要清除疑惑,树立信心。

由此,他得出结论:

当我否定所怀疑的一切时,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不能怀疑和否定的,这就是“我在怀疑”这一事实。

既然我在怀疑,我在思想,那么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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