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医朱良春医疗经验 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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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医朱良春医疗经验2

医药并重的临床学家朱良春

朱健华整理

编者按朱良春，著名中医临床学家，因擅用虫类药物治疗疑难杂病饮誉医坛。

曾任南通市中医院院长、主任医师等职。

现任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名誉会长、南京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中医杂志》特约编审、南通市良春中医药临床研究所董事长等职。

近６０年的临床实践中，成绩卓著，硕果累累。

学术专著有《虫类药的应用》、《章次公医案》、《现代中医临床新选》（日文版）等８部；发表学术论文１４０余篇，所创制的“益肾蠲痹丸”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三等奖，多次应邀赴日本讲学，载誉而归。

１９９１年获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其事迹同时收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世界名人词典》。

本文注重介绍朱氏在学术上采撷众长，继承发展、融会古今，辨证辨病；处方用药、锐意创新的精华。

并介绍了其在临证上治疗急性热病、慢性久病、痹证、慢性肝炎、慢性肾炎的特色。

所选用四个医案及三首经验方均为朱氏毕身工作实践之结晶，很能为后学之人提供宝贵借鉴经验。

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

旧学商量皆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

医虽小道，乃仁术也，要以身尽之，方能竞其业，否则罪也。

———章次公《中国现代名医传》

朱良春，男，字伦，１９１７年７月生于江苏省丹徒县。

中医主任医师、兼职教授，全国５００名名老中医之一。

早年拜孟河御医世家马惠卿先生为师，并于１９３８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从医已近６０载。

他因擅用虫类药治疗疑难杂症，饮誉医坛，有“虫类药学家”的美称；其实，这仅是其学术成就的一个方面。

他博览群书，上自《内经》，下及诸家，尝取苏东坡“博观而约取，第四卷２２６厚积而薄发”为座右铭。

对张景岳《类经》尤为推重，以其彰明经义，析理精深；又折服孙一奎《赤水玄珠》之辨治精要；章次公先生之“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之主张和张锡纯氏之求实精神，对他的启迪教益殊深，故友人对他有得力于“南章北张”之说。

他治学严谨，精勤不懈，师古不泥，锐意创新，早年曾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以及治疗热性病当“先发制病，发于机先”，治慢性久病宜“从肾论治”的观点。

他善于继承前人之经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加以升华提高，颇多创见。

如以“肝开窍于目”的理论，通过眼血管变化的望诊，来协助肝炎的诊断；用目测人中的长短宽狭来诊断生殖系统疾病，为望诊增添了内容。

他不仅对虫类药有较为深刻、系统的研究，而且对部分常用药物，还阐述了它的潜在功能，发前人之未发，而写成《用药经验》一书，深受同仁称道。

他对内科杂病有丰富的经验，尤其对痹证、脾胃病、肝病、肾病、老年病的诊治，有独到的体会，创制“益肾蠲痹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有显著疗效，曾获首届国际博览会银牌奖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三等奖，并被列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八·五”中医药科技成果推广的“金桥计划”。

朱氏思维敏捷，著述宏富。

１９８２年中央卫生部聘为《实用中医内科学》专家审稿组成员。

先后著有《虫类药的应用》、《章次公医案》、《用药经验》、《现代中医临床新选》（日文版）等书８部，发表论文１４０余篇。

受各地邀请讲学，足迹几遍及全国。

四次受日本东洋医学国际研究财团等三个医学团体之邀，去东京、札幌、西尾等地作学术演讲，载誉而归。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被国务院批准为“杰出高级专家”，暂缓退休；同年中央卫生部授予“全国卫生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１９９１年７月国务院颁给政府特殊津贴证书；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江苏省政府授予“中医药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朱氏曾任南通市中医院院长（１９５６～１９８４年）、江苏省政协常委、南通市人大常委、市政协副主席、市科协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暨江苏分会名誉会长、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中医管理局科委会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厦门国际中医培训交流中心客座教授、沪港台当代中医技术中心顾问、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顾问、《中医杂志》特约编审、《江苏中医》常务编委、南通市中医院技术顾问、南通市良春中医药临床研究所董事长等职。

由其子女编制的“朱良春主任医师痹证诊疗系统”软件，１９８９年获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并于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应邀去新加坡演示推广。

朱氏事迹已载入《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国当代中医名人志》及英国剑桥传记中心《世界名人词典》等书。

学术精华

一、采撷众长，继承发展

（一）探本溯源，博采诸家朱氏从医近６０载，饮誉医坛，蜚声海内外。

年届七十有八，仍思路敏捷，审证精当，药多奇第四卷２２７中，其根源在于他有扎实的功底。

朱氏在１７岁时赴“名医之乡”———江苏武进孟河学医，拜马惠卿先生为师，马师乃御医马培之之孙，家学渊源，根基深厚，使朱氏受益匪浅。

后在上海中国医学院继续深造时，他一边读书，一边在章次公先生处实习，受章先生的亲炙，学乃大进。

章次公先生对祖国医学造诣精深，具有十分渊博的中医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并注意汲取现代医学之长，颇多创见。

朱氏回忆当年在上海随章次公先生学习的情景时，不无感触地说：

“章师思路敏捷，学识渊博，临床颇多独到经验，对内科疑难杂症，尤擅其长。

在那里，我学会了掌握主题的读书方法，抓住主要矛盾的辨证手段，以及灵活选方用药的技巧。

章师一贯提倡‘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治学主张，对我影响尤深，后来我之所以能兼收并蓄，重视民间单方，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都是章师正确引导的结果啊！

”这番话既是引导、启发，也是鞭策，催人奋进。

朱氏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首先深研经典，然后旁通诸家。

认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辨证的客观方法，集中体现在四大经典著作中。

他对经典著作的学习分为四步：

（１）通读原文，窥其全貌。

例如《内经》一书，其“文简、意博、理奥、趣深”，不通读原文，就无法窥其全貌，理解全书的主要精神；不通读原文，更无法认识和辨别精华和糟粕。

（２）熟读警句，掌握精髓。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３）独立思考，兼参校注。

（４）前后对照，融会贯通。

朱氏一生悉心钻研经典，他认为《内经》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源流，病因病机、诊法治则之纲领、法则，悉蕴其中，必须下苦功认真熟读领悟，才能打牢基础，掌握深入堂奥的钥匙。

同时对仲景学说也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因为它是在《内经》理论指导下，同时又丰富发展了《内经》理论，把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加以结合而产生的中医辨证治疗学。

仲景学说是质朴的、严密的、充满辩证法思想的；六经辨证法的客观规律不仅适用于外感热病，同时也适用于内伤杂病。

翻开《伤寒论》，六经病都有一个客观标准和传变规律，因为病有常，就有变。

《伤寒论》把正治、反治、斡旋，救逆诸法都讲得清清楚楚，但是它的核心，又离不开阴阳，离不开正与邪的斗争这根主线。

它讲辨证立法，但又离不开八纲的具体应用。

例如《伤寒论》５６条云：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此条说明，“头痛有热”的症状在太阳病与阳明病均可见到，前者系风寒外束，后者因阳明燥热上冲；但要区别其为太阳表证，抑为阳明里证，又当审之于“小便”；若小便黄赤，里热炽也；若小便清，则病在表也。

其辨证之精细，于此可见。

朱氏对明清崛起的温病学亦进行了研究，他说：

温病学是《伤寒论》延伸和发展，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要从源到流地进行继承和发扬。

对秦汉以来的历代主要著作如《千金方》、《外台秘要》，金元四大家学说均作浏览深研。

朱氏对明代孙一奎所著的《赤水玄珠全集》，非常赞赏他学本灵素，又善于融会变通各家之说，在临床上孙氏强调以“明证”为主，于寒、热、虚、实、表、里、气、血八字，谆谆致意，朱氏认为这是既辨病证，又别病位和层次的辨证要领，执此则“证”自“明”矣。

孙氏在学术上不存偏见，对于前人之说，总是择善而从，用其长而去其偏，这种治学方法朱氏认为非常值得后人学习效法。

对前人的医案亦是爱不释手，他认为医案是临床的实践记录，是第一手资料，是最现实、最生动的素材，是活的经验，一部好的医案，往往是一位医学家数十年经验的结晶，可以从中领悟前人的辨证思想，学习到辨证论治的方法，其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值得学习和借鉴。

对青年时代的朱氏影响较大的除章次公先生外，还有盐山张锡纯先生。

每当诊余之暇，他经常翻阅张锡纯先生的《衷中参西录》，此书是张氏毕生医疗实践之经验总结，内容精湛丰富，他百读不厌，书中许多有效方剂，他应用于临床，发挥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第四卷２２８对张氏创订的“升陷汤”治大气下陷（心肺功能低下、全身衰竭之候）、参赭镇气汤治虚喘（心脏性喘息及慢性肺心病之上盛下虚者）、镇肝熄风汤治中风（包括高血压脑病、脑动脉硬化、脑血管意外）、振颓丸治痿废（脑血管意外后遗症、截瘫、类风湿性关节炎等所致运动障碍者）、参赭培气汤治膈食（食道憩室、食道痉挛、贲门痉挛等所致之呕逆）、金铃泻肝汤治胁下掀痛（非化脓性肋软骨炎、胆囊炎、结核性腹膜炎、阑尾脓肿、盆腔炎）、建瓴汤治肾性高血压、硝菔通结汤治大便燥结久不通（肠梗阻）、活络效灵丹治症瘕、心腹瘀痛（宫外孕、肝胃气痛、盆腔炎性包块、输卵管积水、心绞痛）、理冲汤治闭经、固冲汤治血崩、安胃饮治妊娠恶阻等经验方，颇为推崇，经常引用，并随证损益，多收佳效。

故有人称朱氏是得力于“南章北张”。

正是由于他勤奋博学，兼收并蓄，采撷众长，融会贯通，善于化裁，故临证时始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朱氏对《内经》中治疗血枯闭经之名方———四乌骨一茹丸作了如下精辟的阐述。

他说：

四乌骨一茹丸旨意深矣！

乌贼骨咸温下行，主女子赤白漏下及经闭血枯，又能涩精秘气；茜草既能止血治崩，又能补益精气；雀卵气味甘温，为补益精血之妙品；鲍鱼能通血脉，益阴气。

《内经》此方，是为肝伤所致而设。

认为此方实际上是一张通补奇经之祖方。

一般说来，奇经病变都是大病、久病所累及；冲任二脉的病变，除因直接损伤（如手术）所导致外，大多起于慢性久病之后，所谓肝肾损伤，累及奇经。

他认为此方之组成有两大特点：

其一，选用了雀卵、鲍鱼等动物药来填补精血，既是养肝肾，又是益冲任。

后世医家所谓“味腥气秽，善走奇经”，即是受其启示。

其二，以补涩为主，涩中寓通。

乌贼骨、茜草不仅能固涩下焦，而且能通利血脉，所以说二味能行能止。

为何要通？

盖非通经气不能行，非通不能入脉。

这是调理奇经的一个重大法则，足以启迪后人。

朱氏认为此方之应用是十分广泛的，除用于伤肝经闭外，还适用于崩漏，特别是暴崩。

盖暴崩冲任失守，下焦不固，证情最急。

他说，尽管在辨证上可以分为肝不藏血，脾不统血等多种类型，但治肝、治脾总有鞭长莫及之虑，莫若固摄冲任为先，待血崩止后，再调肝脾，以治其本；雀卵不易得，鲍鱼价昂，可取其意，代之以鹌鹑蛋、鹿角胶、龟板胶、紫河车、淡菜、阿胶之类，但需根据证候阴阳之偏颇，随证选药。

茜草、乌贼骨固摄下焦，加入紫石英、龙骨、牡蛎等以补其不逮，可以收效。

此方还适用于带下病，近代名医张锡纯善用之。

张氏谓“带下为冲任之证，而名为带者，盖以奇经带脉，原主约束诸脉，冲任有滑脱之疾，责在带脉不能约束，故名为带也”。

制“清带汤”（生山药、生龙骨、生牡蛎、海螵蛸、茜草）治“妇女赤白带下”。

单赤带，加白芍、苦参；单白带，加鹿角霜、白术。

张氏此方，即从四乌骨一茹丸引申而来，假使既有下元不足之见证，又有湿热瘀浊逗留之带下，张氏此方即欠熨贴，朱氏认为还需参用土茯苓、蜀羊泉、白槿花、扁蓄等泄化浊瘀之品始称允当。

泄浊之品，直达病所，殊堪效法。

再如，《伤寒论》从小便利与不利，作为蓄水与蓄血辨证之重要标志。

盖蓄水者，病在气分，气化不利，故小便不利；而蓄血则病在血分，并不影响气化功能，所以小便自利。

朱氏认为，这仅仅是言其常，而未能尽其变。

假使瘀血阻滞，影响气化功能，不仅可见小便不利，还可见肿满之疾。

从临床实际来看，风湿性心脏病、肝硬化腹水、肾功能衰竭等，均可见小便不利，或腹水、或肿满等证候。

而此等疾患，均有不同程度之瘀血表现，假如仅就小便不利这一症状，从气分来处理，就难收到预期之效果，而有时采用化瘀药后，则可获得明显的功效。

这是发人深省的。

朱氏采用《伤寒论》“抵当汤”中的水蛭，将其研为粉治疗“风心”证见心下痞坚、腹水、小便不利者，及“肺心”而面浮、喘促、足肿、小溲短少者，其效均较佳，足以佐证其认识之正确。

第四卷２２９

（二）提高升华，颇多创见朱氏认为，在广泛使用前人经验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探索新的线索，总结新的规律，更好地提高辨证识病的水平，是当代中医的职责。

他躬身实践，善于继承前人的经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加以提高升华，颇多创见。

在５０年代末，他提出通过眼血管的望诊，来协助肝炎的诊断。

这一方法就是以《内经》中“肝开窍于目”为理论基础，同时受到《本草纲目》秦艽条下，引崔元亮《海上方》用秦艽治黄疸，述其症状“目有赤脉”的启示，而提出的。

他曾系统地观察了肝炎病人眼血管的变化，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随着肝炎病情的加剧、好转或恢复，眼血管的色泽、扩张、弯曲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

凡肝炎患者，其球结膜血管不仅充血，而且还有如锯齿状的弯曲出现。

凡是眼血管弯曲明显者，为早期象征；扩张较剧，色鲜红者，为病势演进之征；模糊或不太明显者，则为病程已长或向愈之征，其血管末端有黑点者，表示肝区疼痛较剧。

病症向愈的患者，肝肿已缩小或不能触及，其眼血管变化亦随之逐渐消失。

所以，眼血管变化对肝炎的诊断和病情进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朱氏将这一独特的诊断方法写进《传染性肝炎的综合疗法》一书中，从而为中医诊断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又如朱氏根据《灵枢·五色篇》“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之启示（“子处”，朱氏认为不仅指子宫，且包括男性生殖系统），创“观人中的色泽及与同身寸长度之差距”来诊察男女生殖系统病变的方法，并经３００例临床观察，发现正常人“人中”长度与中指同身寸基本相等。

凡是不相等的，无论男女生殖系统均有病变。

且差距越大，症状亦愈明显。

“人中”短于同身寸者较为多见，在男子往往有阳痿、早泄、不育、不射精、子痈、狐疝等病，在女子则有经、带、胎、产诸多病变。

“人中”长于同身寸者常为子宫下垂。

若兼人中沟深者，常为子宫后位；浅者多为前倾；宽阔者多为子宫肌瘤。

人中部位的色泽亦有诊断价值，凡色黧黑者，多为肾阳亏虚；色青者多见腹痛有寒；色赤者内有郁热。

“人中”诊法常为人们所忽视，朱氏的探索丰富了诊断学的内容。

二、融会古今，辨证辨病

（一）勇于革新，辨证辨病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不是封闭的、排他性的，都必须注意汲取其他自然科学之长，才能丰富与发展自己，中医学亦不例外，早在１９６２年朱氏就提出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主张，并就此撰写了文章，表现了一位医学家客观的眼光和开拓精神。

他认为，辨证论治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精髓，“辨证”就是临床工作者运用中医理论，通过望、闻、问、切四诊，详尽地了解临床症状和体征，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细心分析，归纳总结而得出来的，它是一个包括病因、病位、病机、病理性质及正邪斗争情况的一个综合概念。

“治病必求于本”，何为“本”？

“本于阴阳也”。

所以辨证就是从整体上把握了人体阴阳失调后脏腑功能紊乱的状态，是中医整体观和动态的体现。

“论治”就是根据辨证的结果，施以相应的治疗措施，立方用药，调动人体的正气，驱邪防变，达到治疗的目的。

朱氏认为“辨证论治”的优点在于不论疾病如何千变万化，都可以从阴阳消长、正邪斗争的基本规律中，运用“四诊”、“八纲”的方法，归纳分析，提出整体的治疗措施，重新建立起“阴阳自和”的状态。

这是中医在宏观、定性、动态研究第四卷２３０方面的独到之处。

所以即使是疑难杂症，只要认真地掌握了“辨证论治”这个大经大法灵活运用，就可应付裕如，取得好的疗效。

如果就此以为中医已有的一套辨证论治是十全十美，不需要再前进的话，那就要犯孤芳自赏、停滞不前的错误。

“辨证论治”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微观、定量、静态方面的研究则不够，对微观的“病”的认识，有时不免失于笼统。

例如中医痹证，大体上包括了西医的风湿热、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坐骨神经痛、骨质增生性疾病，其他如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多发性肌炎、硬皮病、结节性红斑、结节性脉管炎亦有涉及。

如果对这些疾病都用痹证概括之，则显然失之粗疏。

朱氏强调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这主要指的是辨中医的证与辨西医的病相结合。

他认为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医应学习西医的一些基础理论和方法，借助各种先进的仪器与检测手段，把疾病的症结搞清楚，有利于疾病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防止误诊、漏诊，从而提高医疗质量。

例如直肠癌早期，其症状往往与慢性痢疾或内痔混淆，病毒性心肌炎颇类热病后之劳倦证，如果不经过现代的各项检查，就不能早期发现，以至误诊。

又如隐匿性肾炎、隐性糖尿病等，都不是仅仅靠望闻问切四诊所能确诊的，必须借助西医的检测手段。

再如反胃，也有官能性与器质性的本质差异，若不结合辨病，尽管同样可以处方用药可以取得疗效，但对病的症结所在毕竟心中无数，而一旦明确了诊断，对疾病的认识更为具体，在治疗上针对性就更强，这是对辨证论治的提高。

同时，辨证结合辨病也是病人的要求，也是观察疗效的需要，因为判断某些疾病是否已经治愈，不是仅靠临床症状的消失为依据，还要看各种检查数据是否正常，如肝炎病人要求肝功能化验的正常。

朱氏还强调如果仅辨病而不辨证，就要走上“对号入座”的狭路，把活泼的辨证变成僵死的教条，势必毁掉中医学。

如曾治一纺织女工，患子宫内膜异位症（异位至肺部），前医曾误诊为肺结核、支扩，迭治无效。

朱氏根据月经闭止，每月咯血五六日，颧红掌热，口干咽燥，腰膝酸软等见症来分析，断其病本在肝肾，累及冲任，缘水不涵木，气火冲激，冲气上干，损伤肺络使然。

及时采用滋肾养肝、清肺凉血、调理冲任之剂，连进十剂，月经即循常道而行。

可见肯定或否定“病”和“证”的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不完善的，只有将宏观辨证与微观辨病两者结合起来，探索临床证治的规律才能相得益彰。

（二）宏观微观，有机结合辨证与辨病如何相结合，朱氏认为宏观辨证用药与微观辨病用药不应该是机械的两者相加，而应当是有机的结合，必须全面掌握阴阳消长的情况，有分寸、有选择地应用。

朱氏认为他的老师———已故名医章次公先生提倡“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为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值得我们效法。

例如章先生对胃溃疡的治疗，辨病辨证相结合就很有特色。

胃病一般多用辛香理气之品，但章先生一旦辨明是溃疡就避开此类药，虑其伤阴动血。

他指出“凡此等证过用香燥刺激之品，未有不偾事者”。

还明确指出：

“溃疡性之胃酸过多，徒用和中之品无益，消炎收敛类而有刺激者，亦无益”。

他因而创造性地运用大剂量的杏仁等富有油质的药物解痉缓痛；以煅鸡蛋壳、煅瓦楞子等含有钙质的药物以制酸；以马勃等清热消炎止血；以象牙屑、琥珀化瘀生肌，对病因进行针对性地治疗，从而创立了养胃消瘀、护膜医疡之大法，并制定了一张治疗胃溃疡的验方，在制方用药上突破了常规，若与微观辨病相结合，把整体和局部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临床疗效，积累了不少经验。

例如对浸润型肺结核、慢性纤维空洞型肺结核、肺结核咯血等病使用抗结核药而久不愈者，朱氏认为必须从整体出发，此等病证其本属第四卷２３１虚，但均有瘀滞的表现，治宜病证结合，标本兼顾，自创“保肺丸”治之。

处方：

地鳖虫、紫河车各１２０克，百部１８０克，制首乌、白芨各４５０克，共研细末，另以生地榆、黄精、草各１８０克煎取浓汁泛丸如绿豆大，每服９克，日二次。

一般服用半月后即见效，潮热、咳呛、咯血、盗汗均显见减轻，血沉减慢，连服２～３月以上，病灶可趋吸收或闭合。

此方配伍精当，力专效宏。

方中地鳖虫活血散瘀，朱氏扩展引申运用于肺结核久不钙化者，意在推陈致新；紫河车为血肉有情之品，滋补气血精液，治虚劳久咳；百部润肺定咳，抗痨杀菌；制首乌滋补肝肾，并能“实肺虚、止吐血”（《本草从新》）；白芨补肺泄热，敛肺止血，逐瘀生新，消肿生肌；地榆凉血止血，清热抗痨；草清热解毒，消瘀抗痨；黄精补肾润肺，有抗痨之功。

此方既辨证，又辨病，既治标，又治本，充分反映了朱氏诊疗的思路，颇有启迪。

（三）中西结合，突出特色朱氏积极开展用中医药治疗急症的研究工作，经过不懈的努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他强调中医急症要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中药优势，在具体临床实践中一定要以祖国医学理论作指导，在辨病的基础上要进行辨证论治，如果仅是为某个病的病名所拘，是炎症选用几味苦寒消炎药，是病毒就选用几味抗病毒药，则无异是取消辨证论治，如果脱离中医理论体系来研究，就会走上废医存药的危险道路。

６０～７０年代朱氏常被邀请去市传染病院给病人会诊，病人多为急、重、危者，经配合中药治疗后，常获得较佳的疗效，如乙脑极期的治疗，乙型脑炎属于中医“暑温”、“暑痉”、“暑厥”之范畴，其病来势凶险，传变迅速，若治不及时或治不得法，极易昏痉致变。

临床可见乙脑极期由于邪毒炽盛，痰浊阻滞，而清窍被蒙，症见高热神昏，喉间痰如拽锯，惊厥频作，往往出现心力衰竭和呼吸道的窒息，内闭外脱而突变。

朱氏认为在乙脑极期，“热、痰、风”为其临床表现，以“痰”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盖热踞痰为凶险，痰热交蒸，则风动痉厥矣。

是以“风”则多变，“痰”则最险，痰阻则窍闭，闭不开则脱变。

朱氏治此症，以涤痰泄热为主要手段，以清心开窍为目标，采用验方“夺痰定惊散”治疗。

处方：

炙全蝎１５只、巴豆霜０２５克、犀黄０３５克、硼砂１克、飞朱砂１５克、飞雄黄１２克、陈胆星３克、川贝、天竺黄各１５克、元寸０１５克（后入），共研极细末，密贮，每服０７克，幼儿０４克，每日１～２次，一般鼻饲３～４小时后，排出灰黑而杂有黄白色粘液的大便，即痰消神苏（未排便者，可续服一次）。

方中全蝎不仅有祛风定惊之功，并可涤痰、开瘀、解毒，张山雷氏即认为蝎尾有“开瘀降逆”之功，由于本品开瘀解毒，熄风定惊功著，故用为主药；巴豆霜之应用，是受《外台》“桔梗白散”（桔梗、川贝、巴豆）的启示，取其迅扫膈上之痰涎，下胃肠之壅滞，开气道之闭塞；更以胆星祛风痰；川贝、竺黄、硼砂清痰热；雄黄、朱砂解毒坠痰；犀黄镇惊、解毒、清热、化痰；麝香开窍慧神，共奏化痰开闭、通腑泄浊、熄风定惊之功，朱氏不仅以此用于乙脑极期，而且对肺炎、中毒性菌痢、百日咳脑病、脊髓灰质炎等痰浊交阻、痰鸣如嘶之症，用之亦有泄化痰浊、防止窒息之效，达到了异病同治之妙。

历年使用，屡建殊功。

朱氏还将著名的解毒消炎成药———“六神丸”，用于内科急症治疗。

众所周知，六神丸擅治咽肿、喉痈、痈疽、疔疮等症。

通过临床实践，朱氏认为六神丸的适应证绝不只于此，六神丸的药物组成很值得研究。

牛黄一味，《本经》早有记载，一直作为名贵的芳香开窍、清热解毒、利痰第四卷２３２镇惊药。

它含有胆固醇、麦角固醇，并含丙氨酸等七种氨基酸，不仅有镇静、抗惊和强心之功，且有促使红细胞新生的作用，所以日本医家用作“强壮药”。

蟾酥有很强的攻毒消肿、辟恶通窍、强心定痛之功。

《本草纲目》称其治“一切恶肿”，近年来发现它在组织培养的癌细胞、动物肿瘤模型及临床应用均有不同程度的抗癌作用，值得重视。

它的辟恶通窍作用，可用于和其它药物配伍，治疗痧疫昏厥、霍乱吐泻等症。

据药理分析，它含有蟾酥甙和蟾酥灵等，能强心升压及兴奋呼吸，其兴奋呼吸比尼可刹米、戊四氮、洛具林还强。

十分有意义的是，蟾酥的强心作用与它能显著增加心肌蛋白激酶活性有关，而对其它内脏蛋白激酶活性几乎没有影响，它没有类似心得安一类的副作用。

由有关单位研制成功的“蟾力苏注射液”，是用从蟾酥中进一步提取出来的有效成分———脂蟾毒配基制成的新型急救药，兼有兴奋呼吸、强心、升压的效应。

由于其升压作用迅速，持续时间较长，并无血压过度升高的现象，对于新生儿窒息，对于麻醉、镇痛、镇静等药物引起的中枢性呼吸抑制，都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对于肺心病、肺炎等引起的呼吸、循环衰竭，也有治疗效果。

麝香有香窜透络、开窍化瘀之功，它易分离出香味成分———麝香酮，是一种挥发油，能使呼吸和心跳增加，本品少量可增进大脑机能，多量反而有麻痹作用，又能促进各腺体的分泌，有发汗和利尿作用。

世俗皆知麝香为散气通窍之药，而忽略其强心健脑作用，诚为憾事。

陶节庵以参、附、桂等品与麝香组成“回阳救急汤”，实有卓见。

冰片一味，《本草纲目》称其“通诸窍，散郁火”，并能消肿止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