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民营制造企业的成本控制研究基于全面成本管理的视角.docx

城镇化背景下民营制造企业的成本控制研究基于全面成本管理的视角.docx

《城镇化背景下民营制造企业的成本控制研究基于全面成本管理的视角.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城镇化背景下民营制造企业的成本控制研究基于全面成本管理的视角.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城镇化背景下民营制造企业的成本控制研究基于全面成本管理的视角

城镇化背景下民营制造企业的成本控制研究

——基于全面成本管理的视角

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建立有效的现代成本管理系统是企业参与竞争的重要砝码，其中成本控制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而立足我国的国情，新型城镇化已被提上重要日程，对于民营制造企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尤其在国家城镇化政策的影响下，土地、用工及生活成本都在进一步增加民营制造企业的成本负担。

因此在目前的新形势下要想获得持续发展，企业需要加强全面成本管理，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基于此，本文从城镇化的发展与影响切入，运用成本控制与全面成本管理的基本理论分析我国民营制造业成本控制的现状及成因，并对此进行了基于全面成本管理视角的体系构建，试图解决企业成本控制问题。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成本控制全面成本管理

ResearchonthecostcontrolofprivatemanufacturingenterprisesinthecontextofUrbanization

--Basedontheperspectiveoftotalcostmanagement

Abstract:

Withthecontinuousdevelopmentofthemarketeconomy,theestablishmentofaneffectivemoderncostmanagementsystemisanimportantpartofenterprisecompetition,inwhichcostcontrolisthemostcriticalpart.Andbasedonthesituationofourcountry,thenewurbanizationhasbeenputontheagenda,whichisbothanopportunityandachallengeforprivatemanufacturingenterprises,especiallyundertheinfluenceofnationalurbanpolicy,land,laborandcostoflivingarefurtherincreasedthecostburdenofprivatemanufacturingenterprises.Therefore,underthepresentnewsituationinordertoobtainsustainabledevelopment,enterprisesneedtostrengthenthetotalcostmanagementandenhancethecompetitivenessofenterprises.Basedonthis,thispaperstartsfromthedevelopmentandinfluenceofurbanization,usingthebasictheoryofcostcontrol,costmanagementandcomprehensiveanalysisofpresentsituationandcauseofChina'sprivatemanufacturingcostcontrol,andthisisbasedonatotalcostmanagementfromtheperspectiveofsystemconstructiontosolvetheenterprisecostcontrolproblem.

Keywords:

NewUrbanizationCostControlTotalCostManagement

第一章导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我国自改革开发以来，经济经历了飞速发展到持续稳定增长的转变。

近年来我国出现经济下行，增速放缓，买方市场这一态势越发凸显。

而在这一经济的转型期下，自党的十六大首次被提及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也出现了结构性的转变，比如人地矛盾凸显、人口红利消失、技术工人稀缺等。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企业的成本不断攀升，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而利润的高低又取决于成本。

因此建立一套有效的现代管理系统，最大限度地控制成本是企业转型升级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实现企业最终目标——收益最大化的根本手段。

成本管理的方式经历了目标成本管理、作业成本管理、全面成本管理等，我国最早采用的是从苏联引进的定额成本法，关注的焦点一直是产品生产环节的成本控制，以及完工后的成本核算。

这种基于事中控制、事后核算的方式已被实践证明它起不到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作用。

加之大多数企业的成本预算乃至成本控制粗放且执行力弱，自然无法理解其能为企业带来的收益，进而更是如同虚设，而这一系列的矛盾归根究底在于成本管理方式的错误选择。

因此，由美国的Ostrenga（1992）最先的提出的全面成本管理理论脱颖而出。

它所规划的是站在企业长远发展战略这一高度上，进行全过程、全方位、全员成本控制的一种模式。

它依据现代企业的运作规律，注重整个产品寿命周期，以最优的成本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实行广义性、动态性、多维性的成本控制。

因此，全面成本管理法无疑是有效降低成本，全面提高竞争力的科学有效的手段。

此外，正如前所述在新型城镇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发现一味降低企业成本也并非长久之道，相反资本的高效产出愈发重要，尤其对于民营制造企业而言。

因此究其根本出路在于产业更重优化转型，产品更重需求导向，工艺更重技术升级。

因此，面对存在复杂激烈的外部环境，企业更应注重内部的成本控制问题，对症下药，不断地优化成本管理方式，建立符合企业经营情况的成本控制体系。

（二）研究意义

我国一直以来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其中民营经济一直是国民经济最主要也最活跃的补充。

据统计，2015年我国东部沿海各省的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均达50%以上，其意义可见一斑。

再者，众所周知，制造业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更是举足轻重。

因此，作为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应更受重视。

而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疲软、重要原材料价格的浮动，国内城镇化背景下的人工、土地等成本的上涨，我国民营制造企业的生存也面临着新的瓶颈。

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对外销售渠道缩窄、利润空间减少，对内设备老化、人员冗杂、技术落后等一系列问题都在考验着其持续发展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此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企业只有做到更好的“开源”、“节流”才能迎来新一轮的转机。

但是其中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多变是难以把控。

因此，将注意力集中于内部成本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由此，基于全面成本管理的研究，从现实层面来看，不仅能更好地帮助企业解决多年以来的顽疾，促进产品优化，提升企业竞争力，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助推器，最终促进企业与国家经济的双螺旋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从理论角度来看，它有助于完善成本管理体系，有利于全面成本管理模式的完善，也促进了这一模式在我国制造业的推广和应用。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成本控制产生于19世纪近代工业经济发展的萌芽时期，回顾成本控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早期成本管理阶段（1880—1920年）——近代成本管理阶段（1920—1945年）——现代成本管理阶段（1946—1980年）——全面成本管理阶段（1981年至今）。

1954年，英国管理学家布鲁克提出“目标管理”的概念之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就于1960年首创目标成本法，获得成功。

此后，RobinCooper和w．BruceChew（1992[1]）指出，只有应用目标成本管理在产品的研发设计阶段就设定好目标成本才能创造更大的利润。

目标成本管理得到了理论与实践的验证，也成为全面成本管理的重要思想基础。

1987年美国学者罗宾•库珀（RobinCooper）与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卡普兰（RobertS.Kaplan）在合力发表的《成本会计怎样系统的扭曲了产品成本》[2]一书中，提出了作业成本制度（activity-basedcosting,ABC）。

之后，Robert.S.Kaplan等（1992[3]）指出，从系统上对作业成本制度为核心的全面成本管理系统设计以及相关的成本划分、成本动因的选择等进行了细节性的研究，也让全面成本管理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92年，Ostrenga[4]全面地论述了全面成本管理的理论思想和构成全面成本管理的管理过程分析（BusinessProcessAnalysis，BPA）、ABC、连续改善等核心方法，认为要在一个企业中实现全面成本管理，首先要从BPA的角度，全面审视企业现有的经营过程，并从中找出存在的问题；其次要持续改善，全面地持续地不断地进行改进。

（二）国内研究现状

新中国成立之前，美国的标准成本就已经传入。

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习了苏联的定额成本法的经验，形成自身的成本管理体系。

定额成本法主要由成本计划、成本核算、成本分析三个环节组成，达到降低成本，节约资源的目的。

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的成本控制方法也出现局限性。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出现全面成本管理的思想，直到90年代诞生以后一直备受瞩目，我国研究者们对全面成本管理的概念、基本模型、框架体系、方法设计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同时结合目标成本、作业成本法等诸多思想探讨全面成本管理的理论与模式研究。

比如娄尔行[5]（1981）从设计成本、目标成本、质量成本、产品寿命周期成本这四方面论述全面成本计算，并提出其指导思想是全面成本管理。

朱震昌[6]（1983）通过新产品开发成本预策—决策、成本核算—控制、成本分析—考核三方面构建全面成本管理的设想，并针对各环节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

陈良华、俞力、许胜利[7]（1996）提出了在西方一些大公司中出现的一种全新的基于企业战略的全面成本管理模式（TCM），剖析其功能、结构和运营机制，并对成本管理未来发展做出展望。

彭宙[8]（1999）探讨作业成本在我国企业全面成本管理中的应用以及全面成本管理对作业成本管理机制的要求。

马梦、刘庆[9]（2004）系统的论述了全面成本管理产生的背景，目标与核心，以及结合作业成本法的全面成本管理方法设计。

赵谊（2010）[10]从分析全面成本管理的概念入手，提出“全面”包括：

全员、全面、全过程三个方面。

李湘琼、孙万岭（2012）[11]将目标成本管理与全面成本管理结合起来，以构建更为合理的企业成本管理模式，实现企业对成本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有效控制.

王福平（2015）[12]在基于外部环境的改变，竞争的逐步激烈的背景下，提出的全面成本管理方法的重要意义，现存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对策，具有一定的务实性，

此外，在全面成本管理的运用方面，许多研究者们结合了我国各个行业的特点探讨分析了全面成本管理在这些行业中运用存在的难点问题、解决思路以及完善措施。

周长娣（2008）[13]阐述了全面成本管理对于我国商业银行在资源配置、经营机制、结构升级、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就其现行的成本管理问题与成因做出了细致论述，包括现行成本计算方法的缺陷，激励约束机制与金融创新机制的缺位等，最后从责任会计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张新，王诗勇（2009）[14]提到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的工业企业推行全面成本管理的必要性，并从组织系统、目标成本的制定、成本核算分析审核以及激励制度等方面提出实施该管理办法的要点与应注意的问题。

康椰蕤、黄颖峰（2010）[15]阐述了以全面成本管理为核心的成本管理和控制模式，提出了制造业在研发、生产、产品质量、物流系统、等领域开展全面成本管理的具体做法。

石楠（2016）[16]结合煤化工企业当前面临的经济下行、市场需求紧缩等外部经济环境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将眼光投入到“节流”方面，运用全面成本管理策略，通过重建成本控制系统、完善成本管理考核、打造高素质管理队伍等手段提升企业资金利用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三）综合分析

从上述的国内外研究综述中，我们发现西方管理思想的进步、科技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都对成本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成本控制也已经成为一门系统的课程。

我国在成本控制方法上亦收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国内的学者由最初的全面成本管理的概念、内容、框架等再到结合行业特点，提出其相应的注意点、解决措施等，逐渐深入。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企业竞争异常激烈，尤其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之下，相关政策对我国的民营制造企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科学合理的成本控制显得尤为重要，即全面成本管理。

但是我国对其的研究较多停留在理论阶段，对于民营制造企业的实践研究比较少，也仍存在一些问题。

鉴于此，笔者拟就基于全面成本管理视角的成本控制问题作为论文进行探讨。

第二章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及其对民营制造企业成本的影响

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

这个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从经济结构变迁看，城镇化过程也就是农业活动逐步向非农业活动转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从社会结构变迁看，城镇化是农村人口逐步转变为城镇人口以及城镇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农村扩散的过程；从空间结构变迁看，城镇化是各种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向城镇地区聚集以及聚集后的再分散过程。

①

从以上的城镇化内涵中，我们可以看到城镇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中国自建国以来城镇化经历了传统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历程，整体而言城镇化使得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带动我国第二、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

但是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政策的落地实施，对于民营制造企业的成本造成了沉重的压力。

因此，应对这一新形势的成本负担，成本控制显得格外重要。

一、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城镇化经过六十多年的演变，全国城镇人口从1949年的5765万发展到2015年的77116万。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城镇化率在2011年突破50%，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国家首次正式提出“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人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因此，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49年-2015年全国城镇化趋势，见图1）

2012年1978年

图1：

1949年-2015年全国城镇化趋势

（四）第一阶段：

建国初期的城镇化（1949年——1978年）

这一时期中国的城镇化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与当时中国的国情密切相关。

建国初期，国家将经济重心由农村转回城市，大力发展工业，城市人口逐渐增加，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城镇化进程开始。

但是自从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因为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国民经济迅速膨胀，城镇化进入急速冒进的阶段，1960年的城镇化率达到19.75%。

1961年我国开始进入经济调整期，1963年调整建镇标准，城市人口比例下降。

1966-1978的“文革时期”，我国进入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误区，经济受到重创，许多城市人口迁回农村，城镇化脚步因此也停滞不前。

（五）第二阶段：

改革开放后的城镇化（1979年——2011年）

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由此也推动城镇化进程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

这一时期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改革均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保障。

包括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的建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等，释放了大量的富裕劳动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加快了城市非农产业的发展。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等也突出强调了城镇化的重要性，特别是1996年到2011年，这短短16年内，城镇化率提高了20.79个百分点，平均增速达1.39，因此这一阶段我国城镇化进程处于持续高速的发展。

（六）第三阶段：

新型城镇化（2012年至2015年）

以上两个阶段皆是传统城镇化的体现，新型城镇化是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正式提出，这也是为了适应我国经济进入“稳增长、调结构”转型期后提出的新概念。

由于传统城镇化的急速扩张，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1.27%，伴随而来的诸多问题逐渐显露。

例如土地城镇化大于人口城镇化、城乡贫富差距拉大、资源能源日趋紧张、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突出等等。

因此，在2012年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是强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放缓了城镇化进程，以谋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模式。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经济、民生、生态这三大方面。

在经济上，一方面鼓励企业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尤其强调去产能、调结构。

另一方面推动建立服务型政府，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辅之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在民生上，以提高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纯收入，进而缩小贫富差距为出发点，改革相关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与收入分配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医疗服务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共同富裕。

在生态上，强调从源头抓起，鼓励企业使用新能源、新材料，并出台相关环境法律提高了企业的环境成本，树立企业低碳循环发展的理念。

同时，坚持土地的集约高效使用，遵循大气环境的严格标准，改善城市的环境质量，致力打造宜居城市。

二、我国新型城镇化对民营制造企业成本的影响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相关政策的推出与完善，对环境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土地的需求也仍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此时对于处于产业转型期的民营制企业而言，这些目标与要求无疑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压力，据调查，88%以上的民营制造企业认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企业的成本是在不断增加的。

因此详细地分析具体的成本动因，从而提出相应的成本控制措施至关重要。

总的而言，新型城镇化对民营制造企业成本的影响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即外部成本与内部成本。

（七）外部成本的增加

第一，土地成本增加。

我国实行的土地制度是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经济所有的二元结构，土地制度的改革一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土地的价格也一直呈上升趋势，对于民营制造企业而言，土地成本一直占成本构成中的绝大部分。

这是因为首先，土地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是城镇化的推进，企业数目在不断增加，制造企业对土地的需求尤其大，因此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土地成本无疑是上升的。

其次，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国有土地须缴纳土地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才能使用土地，集体土地则需办理土地转让手续并进行补偿才可使用。

因此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假借办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通过“低补偿、高转让”这样的行政垄断卖地方式，进一步增加了民营制造企业的土地成本。

第二，劳动力成本增加。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自从2004年珠三角出现“用工荒”之后，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普通劳动力成本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制造业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见图2），2007年长三角、江苏苏北等地相继出现熟练工人的大量流失，这对民营制造企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直接影响到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深入分析，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归结为三点：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二是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出现；三是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

首先，据统计，我国有效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不足3000万，因为一方面近年来乡村人口的增速逐渐放缓，在2006年一度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大学的扩招，又减少了一部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而农民工资变动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变化高度相关，二者相关系数为-0.95，即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农民工工资的上升。

其次，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许多的民营制造企业也正在经历技术的变革，有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许多进城的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技术技能欠缺，在长三角、珠三角的许多民营制造企业甚至出现高薪招不到工人的现象，因此在这样一个供需错位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势必出现上升。

最后，《最低工资规定》明确，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形式。

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

国家这一政策的调整也为企业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据人社部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共有19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14.1%。

进入2015年后，全国已有湖南、海南、西藏、天津、深圳、山东等14个地区先后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深圳、上海两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2030元、2020元，最低工资标准超过2千元大关。

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达到18.7元。

①这一硬性指标给民营制造企业带来的压力不言而喻，尤其对于一些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在经济下行、销路缩窄、利润下降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无疑加重了企业的成本压力。

图2：

制造业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第三，生活成本增加的间接影响。

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住房、教育、生活等问题接踵而来。

过去由于存在的二元户籍制度等的隔阂，许多农民工无法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由此“城中村”、“鸽子窝”等在城市的边缘随处可见，留守儿童与老人这一社会问题愈发严重。

随着2014年7月30日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及2016年28地相继出台的户改具体措施，打破了二元户籍制度，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并全面实施了居住证制度，农民工市民化得以实现。

包括住房、子女入学、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保障等在内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

政策的出台极大了保障了农民工的权益，进一步地推动了“人”的新型城镇化，但是就现阶段而言，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成本却迅速蹿高，例如居高不下的房价、昂贵的医药费用、子女的教育费用等。

而这些又反在农民工对工资的诉求上，间接地转嫁为企业的成本压力。

尤其对于民营制造企业而言，农民工是其劳动力的主体，他们生活成本增加必定会加重企业支付工资的负担，成本压力进一步加剧。

（八）内部成本的增加

第一，资源成本增加。

过去民营制造企业采用的原材料、能源大多为高污染高能耗且成本低廉，但随着国家鼓励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并在2015年提出去产能，退出僵尸企业等的要求，民营制造企业随之进行技术创新，使用高新环保材料、先进制造设备等，资源的成本在直线上身。

但是对于资源的成本我们也需要一分为二的来看，从绝对数来看，资源的成本是增加的；但从相对数来看，民营制造企业在使用这些新材料、新能源进行转型升级时，最终将获得数倍于成本增长的效益增长，从成本效益上来看，资源成本的短期绝对数增长其实是为企业长期总成本减少的实现做出的必要转变。

第二，环境成本增加。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一直以来都是很难平衡的世界问题，而由于传统城镇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也一直受到国家的重视。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其中的绿色城镇化为未来经济的发展明确了方向。

各项环境保护的政策也相继出台，其中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法》（简称新《环保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律。

它不仅明确了政府的审批职责，也加重了监管部门的问责责任，最重要的是加大了企业的违法成本，即环境成本，该项法律不仅规定了按日连续计罚的行政处罚，还引入了治安拘留处罚，甚至追究违法犯罪的刑事责任。

因此，对于民营制造企业而言，因其大多生产模式粗放，技术工艺落后、环保意识不足，很多企业没有专门的排污排废设备，环保监测设备等，面临的环境处罚将会十分严峻，带来的高额环境成本也将在今后成为企业必须重视的方面。

第三章成本控制及全面成本管理基本理论

三、成本控制理论

（九）成本控制的涵义

成本是商品经济范畴,是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