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观视角下两个体系的相遇和互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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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观视角下两个体系的相遇和互动

全球史观视角下两个体系的相遇和互动

　　[摘要]晚明时期，西欧列强与中国发生了最初的接触。

二者各自代表异构的体系，其交往的过程就是体系相互影响的过程。

在经济上，西欧民族国家体系与明朝的天下体系产生互相吸纳的倾向，然而两个体系都没有真正瓦解对方；在政治和外交上，两个体系之间并未产生意义重大的互动。

在文化、文明认知上，晚明时期西欧的到来促使中国融入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协助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也让中国完善了自身的天下观念。

秉承全球史观，通过经济贸易、政治外交、文化认知这三个领域的分析得出：

西欧列强在晚明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处于并行者、有限的参与者的地位，没有从根本上撼动中国的传统天下体系。

　　[关键词]全球史观视角；晚明时期；西欧民族国家体系；明朝天下体系；对外关系

　　[中图分类号]D034[文献标识码]

　　A

　　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

当时，他的这番话主要针对以欧洲中心论为代表的、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

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无论是研究世界历史还是分析国际关系的历史，怀有整体性、全球性的历史观和思维方式都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必须对世界上的多元文明和国家怀有不带偏见的认知，理性评价其历史地位。

　　一、彼此平行的体系――1500年两个体系的概况

　　公元1500年是学界在观测世界历史时所经常采用的一个时间节点。

这个节点处于已经兴起的全球化历程之中，自此开始，世界在各地日益联成真正意义上的整体。

1500年正值大明王朝的中晚期，也是明朝所代表的传统天下体系即将与西欧列强所代表民族国家体系相遇的前夕。

在本部分，笔者将描述两个体系在这一时间节点左右的各自概况，作为接下来分析二者互动的基础。

（一）西欧――民族国家体系的兴起

　　到1500年左右，欧洲逐渐步出中世纪：

“欧亚大陆西端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彻底的变革，出现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扩张主义的新型文明”。

在思想文化上，文艺复兴的浪潮使解放人性、追求今世财富等人文主义、现世主义的思潮深入人心。

相应地，西欧经济开始加速发展――人口增长到1480年时已经恢复到14世纪中叶黑死病前的水平；商业和城市兴起，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生产率不断增长，提供了更多样的产品。

在科学技术方面，西欧各国的航海、造船、农耕、冶炼、纺织等方面的技术更加完善。

出于对财富的渴望，西欧国家的商人、航海家、冒险家们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掠夺和贸易，来到各个大陆，掠取金银、当地产品和手工业原材料，建立殖民地并开辟倾销商品的市场。

该时期这一体系的主要架构为：

　　1.经济（内核）：

不断发展的商业、城市文明；农产品、手工业制品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相应产生的对海外市场、原材料产地的需求：

原料-生产-货币交换-消费的经济模式。

　　2.思想文化、科技（推动）：

追求获利、财富的“以尽可能多获利为人生之至善与目的”资本主义精神：

扩张主义思想：

不断提高的科技水平。

　　3.政治（框架）：

不同的民族国家单位；对海外殖民地的扩张、统治、掠夺，以及相应形成的殖民体系。

　　这一民族国家体系不断完善和巩固，不断向外扩张，而在16世纪最开始的时候，该体系还未与亚欧大陆另一端的明朝的体系发生实质性交汇。

（二）明朝的“天下体系”

　　明朝作为中华文明中的一个王朝，继承延续了中华文明的主体内容，这其中就包括在前代已然形成并完善的“天下”体系。

学界关于该体系常有另外两种称谓――朝贡体制和华夷秩序。

笔者认为，这两个称谓只是各自体现了体系的一个侧面――朝贡体制更侧重于该体系的经济、贸易侧面，而华夷秩序更侧重于该体系的政治侧面。

下文中，笔者将采用“天下体系”这个提法作为二者的统称。

　　天下体系的中心是中央统治者，怀有传统“天下观”的关怀：

普天之下以自身为主体，而中心的外围分布着附属于自己的、服膺中心权威的客体。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教授将天下体系之中（原文表述为朝贡体系）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模式描述为一个同心圆（分为中央-地方-土司-藩部-朝贡-互市六个等级），与中央的关系强度由中心向外递减。

体系中的外围角色承担向中心进行以臣事君的义务，而中心对这些外围施予以上对下式的礼遇。

　　大明王朝，以郑和远航事业为代表，在前代的基础上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天下体系与国际关系网络。

这一时期前来中国修好朝贡的，不仅国家数目多、使团规模大、次数更加频繁，而且档次高，常有一国之君亲自率团来朝，吸纳中华文明。

　　直到16世纪的开端，明朝对遥远的西欧国家还知之甚少，更谈不上有任何直接的交往。

该时期这一体系的主要架构为：

　　1.文明、文化认知（内核、核心价值）：

天下观的、修齐治平的关怀；主导体系的、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的世界观；中华传统延续的、具有超稳定性的文明。

　　2.经济、贸易（基础）：

明朝内部――封建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

一定的资本主义萌芽。

外部――朝贡贸易体制、海外贸易

　　3.政治、外交（框架）：

明朝内部――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外围――万邦来朝、以臣事君的秩序。

　　该部分大致界定和描述了西欧、明朝所代表的两个体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6世纪初期的西欧列强和明朝各自代表的体系具有截然不同的架构，而二者在当时处于并行的、没有交汇的关系之中。

历史事实将证明，在随后的晚明时期，两个体系之间产生了多方面的相互碰撞，产生了诸多领域的相互影响。

　　在接下来的三个部分，笔者将在体系的层次上，从经济与贸易、政治与外交、文化认知与观念等视角，展开分析二者相遇、相互碰撞的历史进程，也就是说，本文拟将通过分析西欧体系与明朝天下体系之间的相互消解、相互影响来论述西欧列强在明朝对外关系中的地位。

　　二、两个体系的相遇和互动――经济视角的分析

（一）西欧列强遭遇明代朝贡体系――一个历史叙述

　　明朝天下体系的经济制度支柱即是朝贡贸易制度。

通过朝贡贸易制度，体系的中心和外围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

　　发展到明朝时期，朝贡制度已拥有了相对固定的体制：

在进贡使者的规模、人数、级别上有完备的规定；在朝贡的手续、仪式、礼仪上有严格的限制；在贡品的定例、数量以及进贡船只数量上有详细的规则……

　　当刚刚兴起的西欧民族国家体系中的西欧列强向东而来时，遭遇的是明代一整套按照自身秩序运行的朝贡制度。

它们选择以参与、遵从明代朝贡贸易体制的方式打通了与明朝统治者的贸易往来，因而在经贸领域的一定程度上被纳入了明朝的天下体系。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国家只是在以灵活的手段利用朝贡体制，从来没有真正成为明朝天下体系中的藩属国：

而且，在官方层面进行贸易的同时，列强的很大一部贸易额来自走私或者与澳门进行的私人贸易。

（二）面对西欧民族国家体系的明朝

　　与西欧列强共同东来的，是西欧民族国家体系的影响――扩张性的民族国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消解明朝天下体系的作用。

这种消解作用在经济方面首先体现为对朝贡贸易的反动，例如对中国海外贸易进行破坏和掠夺、占领中国的朝贡/藩属国等。

举例来讲，葡萄牙殖民者1511年攻占了马六甲（满喇加），将其变成自身殖民地，并断绝了马六甲到明朝的贸易航线，破坏入明朝贡的海外船舶的正常交易……尽管如此，以明朝为核心的朝贡体制只是局部受到损害整体架构依然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

　　西欧民族国家体系对天下体系的另一个消解作用，在于对封建经济造成影响。

在晚明时期东南沿海一带，由于西方列强与当地居民的贸易往来，这些地区的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而且，由于列强对丝织品、瓷器等制品的需求，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的手工业发展，私人购置机器的生产方式以及雇佣关系得到了促进。

这些都促进了晚明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起到了一定的消解明朝封建经济的作用。

然而，由于明朝的封建经济仍然占经济结构的主导地位，而且当时与列强之间的私人海外贸易依然依附于封建生产关系而存在（性质仍然属于封建制度下的一种贩运贸易），因此当时的明朝经济未沦为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

西欧的民族国家体系对明朝经济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三、两个体系的相遇和互动――政治、外交视角的分析

　　在政治与外交领域，我们可以较容易地得出一个论点：

两个体系之间没有产生深入的互动和影响，因此西欧列强在政治、外交方面在明朝的对外关系中没有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有三个主要理由可以论证该论点：

（一）明朝和西欧各自维持着自己政治体系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也并未改变自己或者对方的地位和身份。

也就是说，西欧列强未能将明朝变成民族国家体系政治框架之内的殖民地国家，明朝也未能将西欧列强纳为天下体系中的藩属国：

双方对彼此国家的政体也没有造成改变。

（二）两者之间并未同彼此建立完整意义上的近代国家外交关系。

以葡萄牙为例，虽然明朝与葡萄牙的互动是近世第一次与天下体系之外的国家产生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非官方层面的，不涉及成体系的国家利益的交涉与斡旋。

　　（三）与日本、朝鲜等天下体系中的重要国家相比，西欧列强并未牵涉中国太多的政治资源与外交精力。

如果说日本与明朝在天下体系内部争夺宗主身份、争取藩属国牵涉了明朝一定的政治精力的话，相比之下，晚明时期的西欧列强除了在贸易上的摩擦之外没有给中国造成太多政治压力――日本不愿以夷的身份服膺华夷秩序、日本1592年入侵朝鲜引得明朝大举驰援、中日之间关于一直存在关于争取琉球方面的政治竞争关系……这些都为明朝带来政治压力；与此对比，西欧国家侵占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群岛等地、袭扰中国海商、进行走私贸易等行为却未引起明朝特别严重的政治关切或是行动。

　　综上所述，在政治和外交方面，西欧列强在晚明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并不是那么重要（至少不如日本、朝鲜、琉球等国重要），甚至无法称得上是与明朝存在正式的国家交往。

因此，无须过多强调所谓西欧殖民者对晚明朝的殖民渗透甚至压制，明朝在外交上始终处于和西欧列强平等的地位。

　　四、两个体系的相遇和互动――文化认知视角的分析

（一）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

　　随着西欧与明朝两个体系的相遇，晚明时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为中国人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天主教，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中国也得以将自身的文明成果更广泛地传播给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开始在文化上融入世界，介入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

其中，来自意大利的名为利玛窦的传教士做出了特别大的贡献――他在“本土化”传教活动过程中，向明朝官员和士人绍介西方的地理学、数学、机械学、历法学、伦理学、逻辑学等等……这些远渡重洋而来的文化宝藏引起了一些明朝先进知识分子极大的兴趣，成为了令中国人了解、接受西欧国家的最直接的媒介。

中学西传同样也在欧洲引起了极大反响。

可以说，明朝时出现的这种东西文化交流，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真正开端。

（二）天下观与民族国家理念的互动

　　中国传统观念中关于社会各种单位的层次结构，即“个人-家-国-天下”的结构。

与西欧把民族国家当成基本单位不同，在明朝的传统观念中，天下是任何人应该关注的最重要也是最高的尺度，一个人的发展历程应当由修身开始，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清明为最高道德与社会理想。

　　自天下体系形成以来，中国的传统理念一直将中华的中央王朝视为体系的唯一中心，认为其最终使命在于以中心辐射整个天下，实现天下的和谐。

然而在晚明时期，西欧列强的出现使明朝的天下观念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

明朝认识到，自身所构想的天下体系并未包括全部的世界，眼前的西欧列强游离于体系之外，与自身之间并不属于以臣事君、以小事大，以外围服从中心的关系。

因此，明朝逐渐开始把自身与西欧列强当成并行的行为体来看待，其民族国家观念，大抵从此时发轫。

　　西欧列强与明朝相遇，在文化和理念上为明朝留下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文化的交流和理念的碰撞令晚明时期的中国逐渐意识到自身并非唯一具有优越性的文明，发现在自己构想的天下体系之外尚有其他的行为体。

虽然这种开悟仅限于少部分人、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意识，但这毕竟是中国人初步融入世界，初具全球视角的端倪，促成了晚明时期的对外开放姿态。

　　五、结论

　　本文选取了经济贸易、政治外交、文化认知这三个领域，通过分析西欧民族国家体系与明朝天下体系的相遇和互动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得出了关于西欧列强在晚明中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评判。

　　晚明时期，西欧列强与中国发生了最初的接触。

二者各自代表异构的体系，其交往的过程就是体系相互影响的过程。

在经济上，西欧民族国家体系与明朝的天下体系产生互相吸纳的倾向，然而两个体系都没有真正瓦解对方：

在政治和外交上，两个体系之间并未产生意义重大的互动。

这就是说，在政治和经济的方面，西欧列强和明朝处于并行不悖的关系之中，而没有出现明朝被裹挟进入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情况。

在文化、文明认知上，晚明时期西欧的到来促使中国融入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协助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也让中国完善了自身的天下观念。

　　总而言之，西欧列强在晚明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处于并行者、有限的参与者的地位，没有从根本上撼动中国的传统天下体系。

世界文明是多样的，发展道路和各自的核心关怀是多元的，不存在哪种文明主导、裹挟其他文明发展的情况，当今时代的人们应该怀着全球史观的思维，不偏私于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以开放的心态促进各种文明之间交流、借鉴、合作、共赢，“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