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刑讯制度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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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刑讯制度初探

一、前言

「刑訊」或稱為「拷訊」、「拷鞫」，是司法人員在審判過程中，以強暴或精神折磨等手段取得口供自白的制度。

在古代中國及歐洲的刑事訴訟中，審判官以刑求取供是法律明文規定，是被容許的合法暴行。

長久以來，東西方司法審判都非常重視被告的口供自白，蓋行為人對於是否犯法最為了解，對所犯事實經過亦最為清楚，因此被告自白為定罪的最重要依據，刑訊遂成為東西方訴訟取證的重要手法。

17、18世紀，歐洲各國陸續禁止刑訊，但中國一直遲到20世紀初年，清朝變法修律時才正式廢除。

刑訊確是中國法制史上的重要制度。

刑訊雖為中國審判制度中的重要手段，但至今以刑訊為題的專門研究並不多見，晚清的沈家本氏應當是較早關注此一問題的學者。

沈氏《刑法分考》「考囚」條，收集了經史文獻中所見有關刑訊的律文和概況；稍晚的楊鴻烈氏在其《中國法律思想史》一書中，則整理了歷代對刑訊的議論，二氏為刑訊的研究提供了相當的便利。

仁井田陞氏的＜中國戲曲小說插畫刑法史料＞和周冶平氏的＜刑訊考略＞，可說是研究刑訊最早期的論文。

仁井田氏論文主要是從戲曲小說資料中，歸納明清時期衙門刑訊和行刑的各種手段。

周冶平氏一文除說明古代刑訊的工具和限制外，並從刑事訴訟立法方針的改變，說明刑訊的存廢。

80年代以來又有栗勁氏＜刑訊考＞和鞏富文氏＜中國古代刑訊考略＞等文章。

栗勁氏的文章主要是分期論述刑訊的發展；鞏富文氏則從刑訊的條件、程序、對象等各方面，縷述刑訊制度建立的情況。

整體而言，前引學者已對刑訊制度作成初步的整理和探討。

然而，刑訊制度在中國存續超過二千年之久，乃刑事訴訟法的重要一環，其長期存在的原因到底為何？

這個饒富意味的問題至今仍未看到圓滿的答案。

此外，刑訊在秦律中已有規定，但最完整加以規範的要數唐律，嗣後，歷代法典中有關刑訊的內容，主要都以唐律為藍本，因此，若以唐律相關條文為核心加以探討，將能清楚掌握中國刑訊制度的各層規範。

這亦是研究刑訊的學者都不曾嘗試過的角度。

拙稿一方面以唐律的相關條文為中心，探討刑訊制度的各層規範，另方面，並將對刑訊制度在中國長期存在的原因，提出一二淺見，就教方家。

刑訊制度既不始於唐，亦不終於唐，所以，在探討唐律的條文以外，將對刑訊的源流和演變作扼要介紹，俾能使讀者對此制度有一完整認識。

二、刑訊制度的源與流

刑訊一般認為是源自遠古的「神判」，在人類的智慧無法判明孰是孰非時，便只好借用神明來考驗當事人，證明其有罪與否。

「神判」通常用水火來考驗，或把受驗者捆綁投入水中，淹死為有罪；或令受驗者把手伸入沸油中撈取物件，或手捧燒紅的器物，燒熨傷者為有罪。

「神判」除了是借神明的力量判定是非曲直外，同樣亦是借神明之手對有罪者加以立即和嚴厲懲罰。

神判後來發展出刑訊，水火亦由笞杖所取代，可是二者的基本假設是不變的──經由當前皮肉的苦難，來測試當事人所言是否屬實，是否清白無辜。

根據《禮記‧月令》所載，仲春之月應當「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清人孫希旦釋云：

「毋肆掠者，罪人未服，或當拷問，而不得肆意捶治也。

」可能刑訊已是上古聽獄訟的重要手段。

《秦律‧封診式》「訊獄條」，對刑訊的條件有所說明：

凡訊獄，必先盡聽其言而書之，各展其辭，雖智（知）其訑（詐），勿庸輒詰。

其辭已盡書而毋解，乃以詰者詰之。

詰之有（又）盡聽書其解辭，有（又）視其它毋解者以復詰之。

詰之極而數訑（詐），更言不服，其律當治（笞）諒（掠）者，乃治（笞）諒（掠）。

治（笞）諒（掠）之必書曰：

爰書：

以某數更言，毋解辭，治（笞）訊某。

意為審訊案件，必先聽完口供並加以記錄，對於疑點反覆詰問，被告辭窮但仍是多番欺瞞，甚至更改口供拒不服罪時才予笞掠。

且律文明言「律當笞掠者，乃笞掠」，可知有不合笞掠者。

秦律雖容許刑訊，但有條件限制。

又據「治獄條」云：

治獄，能以書從跡其言，毋治（笞）諒（掠）而得人請（情）為上；治（笞）諒（掠）為下；有恐為敗。

意指審理案件，應憑口供來追查。

不需拷掠而察得真情為上；拷掠方得真情為下；使犯人產生恐懼是失敗的，可見《秦律》對刑訊並不鼓勵。

漢律中也規定「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

」又東漢末年，太尉楊彪下獄遭「考訊如法」，可知漢律有刑訊之制，不過，由於史料殘缺，對其具體內容無從了解。

及至魏晉南北朝，刑事訴訟法有了新的發展，《魏律》便將《漢律》中的＜囚律＞析為＜繫訊律＞、＜斷獄律＞，《晉律》再增＜告劾律＞一篇，刑事訴訟條文，更為詳盡周密。

在這種背景下，刑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舉凡刑訊的方法、刑具和用刑程度，都有了較清楚的規範。

北魏本「無囹圄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遣」，及至太武帝時，崔浩定律令，法度漸備。

按《魏書‧刑罰志》所引北魏《獄官令》云：

諸察獄，先備五聽之理，盡求情之意，又驗諸證信，事多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加以拷掠。

刑訊要在各種證據都對被告不利，而被告仍拒不認罪的情況下，方可使用。

太武帝時期，規定四十九歲以上不得拷訊，拷訊以五十下為度。

獻文帝時更對刑具的尺寸，規定「其捶用荊，平其節，訊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撻脛者一分，拷悉依令。

皆從於輕簡也。

」魏末鑑於官吏非法拷人，乃制定「從今斷獄，皆依令盡聽訊之理，量人強弱，加之拷掠，不聽非法拷人。

」訊囚時，要求注意被拷者的身體強弱。

北魏對於刑訊的規範，大多為後世承襲，史稱北齊「決獄猶依魏舊」。

刑訊雖趨向制度化，但法外拷囚之情形還是相當普遍。

北齊自文宣天保六（555）年之後，「有司折獄，又皆酷法。

訊囚則用車輻搊杖，夾指壓踝，又立之燒犁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釭。

既不勝其苦，皆致誣伏。

」北周亦是「有司訊考，皆以法外。

」完全無視律令的規範。

至於南朝刑訊的措施，有別於北朝者，主要為「測罰」制度的出現。

所謂「測罰」，又作「測囚」，當創於南朝的梁。

據《隋書‧刑法志》所載梁的刑法，云：

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士為隔。

若人士犯罰，違扞不款，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啟，然後科行。

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

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

又據《陳書‧儒林沈洙傳》云：

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於二更。

可知梁朝不管士族庶民，若犯罪不款，司法官將評議案情，陳報上級，然後執行測罰。

被測罰者須斷食三天，女人和老小則斷食一天半，然後准許進粥二升。

人犯每天自「晡鼓」（下午四時）至「二更」（約晚上十時），測罰約二十四刻，測滿千刻則放免。

測罰之制為陳所承，據《隋書‧刑法志》所載陳的刑法概況，云：

其有贓驗顯然而不款，則上測立。

立測者，以土為垛，高一尺，上圓，劣容囚兩足立。

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杻，上垛。

一上測七刻，日再上。

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

凡經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

對於測罰的場所有清楚說明，人犯是在小土堆上受測，並且鞭笞齊施，械杻同著。

梁朝測囚是每天一次，陳朝鑑於「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遂分為早晚測罰一次，各七刻，即一小時四十五分鐘。

前後測罰二十一天，每七天鞭笞共五十下，滿一百五十下仍不認罪，免死。

陳朝測立的時間顯然較梁朝為短，約為梁朝的一半，每天受測時間從梁朝的六小時減為三小時半，受測的總數亦從四十二天縮短為二十一天。

縱是如此，測罰之苦，仍「非人所堪」，被告遭威脅上測，還是只好「投列承引」了。

楊隋承自西魏北周，其刑法體系亦源自北朝系統，對於梁陳之「測罰」制度，並無繼承。

北齊、北周法外考訊的情形嚴重，及至隋文帝時，乃有所興革，據《隋書‧刑法志》云：

至是盡除苛慘之法，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

然而，文帝晚年禁網深刻，用法嚴峻，喜怒無常，不復依準律令。

煬帝以「百姓久厭嚴刻，喜於刑寬」，大業三（607）年，新律成，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並輕於舊。

後煬帝外征四夷，內窮奢慾，天下靡爛，「郡縣官人，又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

三、唐律對刑訊的規範

《唐律》對於刑訊的相關規定，主要是《斷獄律》第六、八、九、十（總474、476、477、478）等條文。

第八「訊囚察辭理」條是對刑訊的要件及程序作規定。

第六「議請減老小疾不合拷訊」條是對不合拷訊者作限制。

第九「拷囚不得過三度」條是對拷囚方法作若干限制，官司違者，應負刑責。

第十「拷囚限滿不首」條則是為防止濫告，在拷囚限滿而不首時，反拷告人。

茲對《唐律》的相關規定分述如下：

１‧刑訊的要件及程序

據《唐律》總476條「訊囚察辭理」條云：

諸應訊囚者，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反覆參驗；猶未能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後拷訊。

違者，杖六十。

何謂「審察辭理」？

據《疏議》所引＜獄官令＞曰：

察獄之官，先備五聽，又驗諸證信，事狀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拷掠。

司法官在審訊時，應先以「五聽」求取案情的真偽。

「五聽」源出《周禮‧秋官‧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是指「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據鄭玄注云：

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觀其氣色，不直則喘；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

意指被訊問者假如是理虧，其言語便煩雜沒有條理，其神色也因羞慚而轉赤，呼吸喘而不順，同時由於心神不屬，往往聽不清楚別人的話，而且眼神也閃爍不定，「五聽」其實頗合審判心理學的理論。

法官在觀察被告人的言辭神色，再結合各種證據，認定被告的嫌疑甚大，但被告仍不肯認罪的情況下，方可拷掠。

按《疏議》曰：

「猶未能決」，謂事不明辨，未能斷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取見在長官同判，然後拷訊。

若充使推勘及無官同判者，得自別拷。

若不以情審察及反覆參驗，而輒拷者，合杖六十。

雖是「事狀疑似」，但拷掠前仍須「立案同判」，意即除了問刑官立案說明外，同時還須要取得他的長官的聯署，方可開始拷訊。

不過也有例外，假若是充任使者對案件推勘審問，又或是沒有同判官，則可不必聯署。

沒有反覆參驗便拷訊人犯的，當杖六十。

《唐律》這條是對刑訊的條件作清楚說明。

《疏議》所引唐《獄官令》之條文當源自前引元魏時期的《獄官令》，其源頭甚至可追溯到前引秦律中的＜封診式＞的「訊獄條」。

２‧刑訊的限度

除了不得拷掠者有詳盡規定外，刑訊限度亦法有明文。

據《唐律》總477條「拷囚不得過三度」條云：

諸拷囚不得過三度，數總不得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數。

拷滿不承，取保放之。

《疏議》曰：

依《獄官令》：

拷囚「每訊相去二十日。

若訊未畢，更移他司，仍須拷鞫，即通計前訊以充三度。

」故此條拷囚不得過三度，杖數總不得過二百。

「杖罪以下」，謂本犯杖罪以下、笞十以上，推問不承，若欲須拷，不得過所犯笞、杖之數，謂本犯一百杖，拷一百不承，取保放免之類。

若本犯雖徒一年，應拷者亦得拷滿二百，拷滿不承，取保放之。

可知不管審訊期間歷經多少衙門，反正拷囚次數不得超過三次，每次相隔二十天。

不過，若非重罪，又或證據不很充份，則不必一定要達三次。

至於總杖數不得超過二百，所犯為杖罪以下，若須拷問，被杖之數不得過所犯之數。

拷滿仍不認罪的，可以保釋。

若超過三度，則杖一百；杖數過者，則反坐所剩，即本犯杖一百，乃拷二百，官司得一百剩罪之類。

又或是以他法拷掠、拷過三度、杖數有過而致於死者，徒二年。

３‧刑具的規定

據《唐令拾遺‧獄官令》四十一（貞觀、開元七年、二十五年）「諸杖之制」條云：

諸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約107.5公分）。

訊囚杖，大頭徑三分二釐（約1公分），小頭二分二釐（約0.7公分）。

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

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

其決笞者，腿臀分受；決杖者，背、腿、臀分受，須數等；拷訊者亦同。

笞以下願背、腿均受者，聽。

即殿庭決者，皆背受。

另外，《唐令拾遺‧獄官令》二十六（開元七年、二十五年）「非親典主司不得至囚所」條云：

諸訊囚，非親典主司，皆不得至囚所聽聞消息。

其拷囚及行決罰者，皆不得中易人。

可見在《唐令》中，刑具的大小尺寸，用刑的部位都有清楚規定。

此外，拷囚及行刑時，必須由同一人執行，不可中途更易。

倘若拷囚在法杖以外，即「或以繩懸縛，或用棒拷打」，均屬違法，犯者杖一百。

唐律規定拷囚以二百為度，刑具咸為程品，以及拷掠不可中途易人等，應是源自隋律而來。

４‧特別刑訊對象

除了被告會遭到刑訊外，證人為了協助調查，亦有可能遭到拷鞫。

按《唐律》總474條文「議請減老小疾不合拷訊」條云：

其於律得相容隱，即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皆不得令其為證，違者減罪人罪三等。

《疏議》曰：

其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以其不堪加刑：

故並不許為證。

可知證人亦是拷訊範圍之內，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篤疾」之含意詳下文），因不合拷訊，故不可為證人。

拷訊證人，史有前例，東漢時，會稽太守成公浮以贓罪被參，時任倉曹掾的戴就亦被收，為了逼問供詞，史稱「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備嘗各種酷刑，「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

」可知案情需要，證人亦合拷訊。

最後，中國拷訊的範圍除了被告和原告外，由於容許刑訊，為防止濫告，唐律規定若拷囚限滿仍不招認，得反拷原告。

據《唐律》總478條「拷囚限滿不首」條云：

諸拷囚限滿而不首者，反拷告人。

其被殺、被盜家人及親屬告者，不反拷。

被水火損敗者，亦同。

拷滿不首，取保並放。

違者，以故失論。

《疏議》曰：

囚拷經三度，杖數滿二百而不首，「反拷告人」，謂還準前人拷數，反拷告人。

從《疏議》和其後的問答中得知，被告遭拷掠的次數和杖數業已滿限，卻仍然不肯招認時，被告所受杖數，原告須照樣承受，即被告拷一百後不認罪，原告亦反拷一百。

但被盜、被殺、被人決水入家、放火燒宅之類，則不拷告者，蓋「以殺盜事重，例多隱匿，反拷告者，或不敢言。

」因此，原告不會因被告不承認而遭反拷。

設若原告是「議、請、減」或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因不得拷問，自然不可反拷，則依被告所受杖數向原告徵銅相抵。

對於應反拷而不反拷，以及不應反拷而反拷，官員將以「過失」被論罪。

刑訊的範圍除了被告和證人，還包括原告在內，乃中國刑訊制度的一大特色。

５‧不必刑訊的狀況

刑訊目的旨在取得被告的自白口供，上述的議請減老小廢疾等，當以客觀證據或人證以判定有罪與否，官員不可拷訊。

另外，有一些情況是不必拷訊來取得被告供狀，即可判決，那就是「贓狀露驗」。

據《唐律》總476條「訊囚察辭理」條云：

若贓狀露驗，理不可疑，雖不承引，即據狀斷之。

所謂「贓狀露驗」，據《疏議》曰：

「謂計贓者見獲真贓，殺人者檢得實狀，贓狀明白，理不可疑，問雖不承，聽據狀科斷。

」即贓罪和殺人罪的證據確鑿，雖被告仍不承認，但可據狀科斷。

附帶一提的是，「贓狀露驗」之法定用語，可能是源自元魏時期。

６‧不合拷訊者

法律雖容許刑訊，但有些人是不合拷掠的，官員倘若違法用刑，將受到處罰。

所謂「不合拷訊」者，包括身份特殊、年齡過老過小、身體異常以及狀況特殊等。

據「議請減老小疾不合拷訊」條（總474）云：

諸應議、請、減，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並不合拷訊，皆據眾證定罪，違者以故失論。

若證不足，告者不反坐。

所謂「議」，就是《唐律‧名例律》第七「八議」條（總7）的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等八類身份特殊的人。

所謂「請」，就是「議請減老小疾不合拷訊」條《疏議》所說的「應議者期以上親及孫，若官爵五品以上者」。

所謂「減」，是指「七品以上之官及五品以上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者」。

「議請減」三種都屬身份地位特殊，主要屬於統治階級及其親人。

第二類不合拷訊的是年七十以上及十五以下者。

第三類不合拷訊的，是「廢疾」之類身體狀況異常者。

所謂「廢疾」是指一支廢，腰瘠折，癡啞，侏儒」等。

「廢疾」既然不合拷訊，更嚴重的「篤疾」（包括惡疾、癲狂，兩肢廢、兩目盲等），自然也在禁止之列。

按律文「諸議、請、減，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都不合拷訊，皆據眾證定罪。

所謂「眾證定罪」，據《疏議》云「稱眾者，三人以上，明證其事，始合定罪」。

身體狀況異常者，除「廢疾」外，尚有其他。

據《唐律‧斷獄律》第二七「拷決孕婦」條（總495）：

諸婦人懷孕，犯罪應拷及決杖笞，若未產而拷決者，杖一百，傷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之法，產後未滿百日而拷決者，減一等。

失者，各減一等。

可知婦人懷孕及產後未滿百日都不可拷訊。

又《唐律》總477條「拷囚不得過三度」條云：

即有瘡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決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

可見瘡病未癒者不可拷掠，違者除受笞杖之罰外，若致人於死者，更要徒一年半。

律令嚴禁考訊廢疾篤疾等，本是體恤殘弱的一番美意，然而，百姓為求免受笞杖之苦，訴訟時往往自殘身體。

太宗貞觀十三（639）年八月曾下詔曰：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

比來訴訟者或自毀耳目，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後依法。

訴訟為何要自毀耳目？

愚意以為很可能是為了取得包括免受考訊在內的訴訟優遇。

第四類比較特殊，是被告經大赦以後，仍待追究，但不可拷訊。

據前引《唐律》總476條「訊囚察辭理」條云：

若事已經赦，雖須追究，並不合拷。

謂會赦移鄉及除、免之類。

事經皇帝恩赦，原則上死罪雖可免除，但某些罪行由於情節嚴重，仍有若干「殘餘懲罰」。

根據本條《疏議》，殺人罪遇赦仍需移鄉。

犯「十惡」、「故殺人」、「反逆緣坐」，會赦猶除名。

監臨主守於所監守犯姦、盜、略人若受財而枉法，會赦仍合免所居官。

另外，還有些罪行是遇赦雖免死但仍需流放；盜、詐、枉法仍需取回贓物。

這些罪行在遇赦後，縱使需要追贓、免官，甚至流放等，但都不可施以刑訊。

綜合而言，「議請減」三種都屬身份地位特殊，主要屬於統治階級及其親人。

第二類是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年齡過老過小。

第三類是身體狀況異常，包括廢疾及以上、孕婦和瘡病未癒。

第二、三類若施以笞杖，恐怕會有生命危險，都是沒有受刑能力者。

第四類是遇赦後「殘餘懲罰」和追贓的問題。

這四類都不合刑訊，若違法拷掠，將依不同程度科以不同刑罰。

７‧刑訊致死

設若官員依法拷囚，卻不幸導致人犯死去，是否有罪？

據前引《唐律》總477條「拷囚不得過三度」條云：

若依法拷決，而邂逅致死者，勿論；仍令長官等勘驗，違者杖六十。

拷決之失，立案、不立案等。

「邂逅致死」即不期致死而死，若官員依法拷訊，不幸引致人犯身故，將不需負任何責任，不過，仍需長官勘驗確實。

唐律此條當源出後魏律。

換個角度而言，設若審判官故意拷掠不如法而致人於死者，或是主觀上並非故意，乃由過失構成致人於死者，按情節之不同，有以下不同的處罰。

故意拷掠不如法而致人於死者，可細分為下列幾種狀況：

一、他法拷掠、拷過三度、杖數有過而致於死者，按《唐律》總477「考囚不得過三度」條，當徒二年。

二、囚有瘡病不待愈拷掠而致死者，按「考囚不得過三度」條，當徒一年半。

三、屬於議、請、減、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等不合捶拷者，拷掠致死，按《唐律》總474「議請減老小疾不合拷訊」條及總483「監臨自以杖捶人」條，當為加役流。

四、孕婦未產而拷決致死者加役流，已產未滿百日拷決致死者，按《唐律》總495「拷決孕婦」條，當徒三年。

上述的情況為故意拷掠不如法的狀況，若審判官並非故意，乃過失構成犯罪，則依《職制律》第二「貢舉非其人」條（總92），因公事失法各減故犯罪三等，上述第一種狀況，當科以杖一百；第二種狀況科以杖九十。

至於第三種狀況，按《唐律》總483「監臨自以杖捶人」條，以過失殺人徵銅一百二十斤。

第四種狀況，孕婦未產而拷掠致死者徒二年半，已產未滿百日拷掠致死者，按《唐律》總495「拷決孕婦」條，當徒二年。

以上是因公拷掠不如法致人於死者，至於挾私怨拷掠不如法，其處分更重。

據《宋刑統》卷29＜不合拷訊者取眾證為定門＞引唐《刑部格》云：

准刑部格：

敕節文，其有挾情託法，枉打殺人者，宜科故殺罪。

按《鬥訟律》第五「鬥毆殺人」條（總306），可知故殺罪皆處以斬刑，遠較因公拷掠致死者嚴重。

四、刑訊制度的發展

刑訊制度歷經秦漢六朝，及至唐代而臻於成熟，舉凡刑訊的要件和限制等，均作出周嚴的規範，嗣後宋元明清刑律中有關刑訊的內容，大致承襲《唐律》而來。

茲對唐代以後刑訊制度的發展，作一概述。

五代後唐同光年間，為防審判官非法拷囚致死，卻誣稱病歿，遂置「病囚院」醫治病囚，治癒後再據所犯輕重決斷。

官員敢故意違反，「致病囚負屈身亡，本處官吏，並加嚴斷。

」

宋代刑律對拷訊的規範，似乎比唐代還要慎重。

《宋刑統‧斷獄律》＜不合拷訊者取眾證為定門＞所載與《唐律‧斷獄律》第六、八、九、十同。

宋代除了規定「事狀疑似猶不首實者」，方可拷掠外，太祖建隆三（962）年下敕曰：

宜令諸道州府指揮推司官吏，凡有賊盜刑獄，並須用心推鞫，勘問宿食行止，月日去處，如無差互，及未見為惡蹤緒，即須別設法取情，多方辯聽，不得便行鞭拷。

如是勘到宿食行止，與元通詞款異同，或即支證分明，及贓驗見在，公然拒抗，不招情款者，方得依法拷掠，仍須先申取本處長吏指揮。

可知縱是盜賊亦需在證據確鑿，而被告公然抵賴的情況下，方可拷訊，比唐代事狀疑似即可拷訊，顯得更為慎重。

而且，當由官屬共同訊問，不得交予胥吏執行。

至於刑訊手段，據《慶元條法事類》卷73＜刑獄門三‧斷獄敕＞：

「諸官司行決不如法」，謂用繩、核等窒塞其口；或於鼓面抨硾，及用棍、棒、藤條捶決并以荊棒竹篦之類杖背者。

及杖瘡未損而重疊行決者，各以違制論。

因而致死者，論如前人不合捶考律，若滴水之類，遲延行決者，杖壹百。

諸杖笞獄具枷杻鉗鎖之類同制度，違式者，杖陸拾。

諸訊囚聽於臀腿及兩足底分受，非當行典獄，不得至訊所。

其考訊及行決之人，皆不得中易。

大體類似唐律的規定。

宋代為防官員違法拷囚，亦仿後唐之制於各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處之。

真宗和高宗時，都曾下詔毀諸道官司「非法訊囚之具」，以示嚴禁非法訊囚。

此外，宋初重惜人命，對於擅掠囚致死，論以私罪，以防酷吏濫刑。

遼朝訊囚，有鞭烙之法，據《遼史》卷61＜刑法上＞云：

鞭、烙之數，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鞭五百。

被告諸事應伏而不服者，以此訊之。

元朝方面，《元史》卷103＜刑法二‧職制下＞

諸鞫獄不能正其心，和其氣，感之以誠，動之以情，推之以理，輒施以大披挂及王侍郎繩索，並法外慘酷之刑者，悉禁止之。

諸正蒙古人，除犯死罪，監禁依常法，有司毋得拷掠。

諸職官輒以微故，乘怒不取招詞，斷決人邂逅致死，又誘苦主焚瘞其屍者，笞五十七。

諸鞫獄輒以私怨暴怒，去衣鞭背者，禁之。

諸鞫問囚徒，重事須加拷訊者，長貳僚佐會議立案，然後行之，違者重加其罪。

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1.4公分），小頭徑三分五釐（1.1公分），長三尺五寸（111公分），並刊削節目，無令筋膠諸物裝釘，應決者，並用小頭，其決笞及杖者，受，拷訊者，若股分受，務令均停。

可見元朝訊囚也須「長貳僚佐會議立案」，訊杖規格亦法有明文，對法外拷囚一律禁止。

較值得注意的是，蒙古人一般不可拷掠。

此外，以微故斷決人「邂逅致死」，並誘苦主焚痤屍首者，當笞五十七，則遠較唐律為輕。

明清方面，按《明律‧刑律‧斷獄》「老幼不拷訊」條云：

凡應八議之人及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若廢疾者，並不合拷訊，皆據眾證定罪，違者，以故失入人罪論。

律文明顯承襲《唐律》。

又薛應旂《憲章錄》云：

祭酒周洪謨言：

「天下有司聽訟，輒用夾棍等刑具，百姓不勝苦楚。

請敕法司禁約，除人命、強盜、竊盜、奸犯死罪，須用嚴刑。

其餘止用鞭扑。

違者，風憲官錄其酷暴，以備考劾。

」詔可。

可知進一步規定只有死罪和竊盜重犯才可用夾棍等刑具，其他較輕罪行只能鞭笞。

另外，訊杖長三尺五寸（112公分），大頭徑四分五釐（1.44公分），小頭徑二分七釐（0.864公分），以荊條為之，臀腿分受。

「用官降式較勘，毋以筋膠諸物裝釘。

」

《大清律例‧刑律‧斷獄上》有關「不合拷訊者」的規定同於《大明律》。

清律規定訊囚用杖每日不過三十，但「熱審得用掌嘴、跪鍊等刑，強盜人命酌用夾棍，婦人拶指，通不得過二次。

」刑訊除了用杖外，尚有掌嘴、跪鍊、夾棍、拶指等。

特別是夾拶為刑之極重者，不得輕用，而且只有三法司、督撫、按察使、正印官得以酌用夾棍，其餘大小衙門不許擅用。

庚子拳變後，清政府為要收回「領事裁判權」，遂命沈家本、伍廷芳等參照西洋法律體系，全面修訂中國傳統刑律。

惟因恐新律扞格難行，沈氏遂先行修訂《大清律例》為《大清現行刑律》作過渡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