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讲 高技术与新军事变革799907020.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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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高技术与新军事变革799907020
高技术与新军事变革
当今世界，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推动下，军事领域正在发生着一场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深刻变革。
随着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场变革已进人到一个新的质变阶段，并将发展成为一场遍及全球、涉及所有军事领域的深刻革命，势必对世界军事形势、国际战略格局乃至战争形态的演变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对于高技术的有关问题，前面我们已经系统进行了学习，下面我们主要就新军事变革的有关问题交流介绍。
一、新军事变革产生形成
“新军事变革”，是从英文RMA（Revolutioninthemilitaryaffairs）翻译而来。
新军事变革，又称为信息化军事变革，是以人类技术社会形态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为根本动因，以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直接动力，以信息为“基因”，以“系统集成”和“虚拟实践”为主要手段，把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事形态改造成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事形态的过程。
其核心是，把工业时代适于打机械化战争的机械化军队建设成信息时代适于打信息化战争的信息化军队。
最终结果是，使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战争转化为信息时代的信息化战争。
（一）新军事变革的提出
早在1946年，美国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伊尼亚克”号，它标志着人类社会生活面貌将由此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拉开了数字计算机和数字化新时代的帷幕。
正如任何一种新的科学技术往往首先应用于军事领域一样，电子数字计算机及其技术同样首先使用于军事领域。
美军从1947年开始，不断将电子数字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军队指挥、控制及情报系统，逐步研制出第一套C3I系统。
20世纪70年代，美、苏等军事强国基于战略需求，基本都实现了军队指挥自动化。
1972年爆发的越南战争中，美国率先使用精确制导炸弹并产生出巨大的作战威力。
在这场战争中，美军曾采用“地毯式”轰炸方式，企图截断被称为“胡志明小道”的交通运输线，位于河内附近的清化大桥，是重点轰炸目标，美军付出了重大代价却一直未能得逞。
为此，美军曾出动飞机600余架次，投弹5000余吨，损失飞机18架，始终未能摧毁。
1972年5月，美军首次使用“宝石路”激光炸弹，一次攻击即达目的，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
此后，各军事大国纷纷投入巨资开始研制并生产精确制导武器，精确制导武器的研制和生产逐步进入高潮。
指挥自动化系统与精确制导武器的研制与发展，为军事变革的孕育和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技术条件。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前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于1979年提出了“新军事技术革命”的概念。
他认为：
新兴技术将使军事学说、作战概念、训练、兵力结构、国防工业和研制重点发生革命性变化，即出现新的军事技术革命。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发表了著名的《第三次浪潮》，他认为，世界上共有3次军事革命——由农业革命引发的第一次浪潮战争革命、由工业革命引发的第二次浪潮战争革命，以及当前正在进行的由信息革命引发的第三次浪潮战争革命。
而第三次革命必将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引发根本性变革，从而给军事领域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
在上述观点的影响下，美国军界组成专门班子，研究和评估奥加尔科夫提出的新军事技术革命问题。
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前参联会副主席欧文和前国防部基本评估办公室主任马歇尔等人，对美国进行新军事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在深入广泛的理论研究和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的大背景下，美军于1982年提出了“空地一体战”理论，同时开始着手重点发展精确制导武器，调整军队体制编制，以适应第三次浪潮战争形态的变化。
1993年8月，时任美国国防部基本评估办公室主任的资深分析家马歇尔以更深邃的目光对“新军事技术革命”概念提出异议，他认为：
“对军事革命的含义常有误解，我们打算不用早些时候的军事技术革命这一术语，因为它把重点放在了技术上。
技术使得革命有可能出现，但只有制订了新的作战概念，在许多情况下，建立了新的军事组织的时候才会发生革命。
”为此，他建议改称“新军事革命”。
1994年1月，美国国防部接受了这一提法，并正式组建“军事革命高级指导委员会”进行官方研究。
1995年底，美军在深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采取实际步骤，来推动军事变革的全面展开。
（二）新军事变革的蓬勃兴起
2003年3月，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国家，无视联合国的权威，公然绕过联合国，对伊拉克进行了全面军事打击，从而以武力推翻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权。
美军在这场战争中全面检验了这几年新军事变革的重大成果，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次战争中，美军在3个星期的作战中投下了750枚“战斧”巡航导弹，1.5万枚精确制导炸弹，精确制导弹药所占比例达68%。
而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只占投弹量的8%。
大量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使作战向更加精确的方向发展，从而将作战效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如果说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介于机械化战争和信息化战争之间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则标志着人类战争已经进人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场战争中，美军仅使用了海湾战争一半的兵力、时间和物资消耗，就达成了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略目的。
这除了美伊两国巨大的经济差距（美国GDP是伊拉克的260倍）以及其他政治因素外，主要是因为美国在军事上占据着绝对优势，具体来讲，就是通过不断推进新军事变革，使得美军建立起了一套高度机械化和半信息化的军事体系，而与之相对抗的伊拉克军队，则仍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阶段，从而使双方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形成了巨大的“时代差”。
透过这几场战争，人们不仅看到军事变革给当代世界军事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同时，也看到了军事变革所塑造出的信息化军队的作战威力。
通过大力推进新军事变革，美军获得了超强的作战能力，这使世界各主要大国在震惊的同时，更增强了紧迫感和危机感，围绕如何缩小与美国的“时代差”和“技术差”而纷纷制定措施，竞相加快了军事变革的步伐。
从目前情况来看，世界五大洲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已先后启动了新军事变革。
目前，除美国之外，已经宣称进行军事变革的国家有20多个，如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印度、越南等，其它很多国家则也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新军事变革的道路。
其中一些国家结合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做法及前期军事变革的经验教训，出台了一系列新军事变革的新举措，推动军事变革在更高的层次、更广的领域、更大的范围加速发展。
如韩国国防部已经颁布了《2010年信息化军队构想》，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信息战和科技战的信息化组织体系和信息技术体制，争取到2015年将韩军建成信息化军队。
澳大利亚国防部也成立了“军事革命办公室”，制订了以军队信息化建设为中心的“塔卡利计划”，要求到2010年建成奥国防军综合C4I和信息战系统。
总之，新军事变革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必将使世界新军事变革进人到一个整体质变的发展阶段。
（三）新军事变革的主要动因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内因和外因。
新军事变革作为一对矛盾对立的统一体，也由其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
新军事变革的主要动因，是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军事需求的强力拉动以及军事理论的有力牵引等等。
1.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是新军事变革的强大动因
20世纪后半叶，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一大批高新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在全球迅猛发展。
据统计，人类所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在19世纪是每50年总量增加1倍，20世纪中叶是每10年增加1倍，而现在则是每3年增加1倍。
近30多年来人类所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兴起并被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后，催生了新年事变革，并不断推动世界新军事变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成为推动世界新军事变革最有力的杠杆。
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引发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它物化出新一代的信息化武器装备，并使军事理论和体制编制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其中，武器装备及其体系的变化是直接的、基础的和革命性的。
（1）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武器装备信息化。
现代武器装备广泛采用侦察监视、网络通信、导航定位等信息技术，大量装备传感器、计算机、显示器、控制器等先进的电子设备；除此之外，武器装备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信息传输和信息对抗等信息能力的不断增强，使得战场感知、横向组网、远程精确打击和对抗等作战能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武器装备的信息技术含量已经很高，并将越来越高。
例如，B-52战略轰炸机的信息技术含量已高达60%；现代舰艇为25～30%；火炮和主战坦克已经接近30%，今后5年将达到35%；天基武器装备更依赖电子系统，80年代初信息技术含量为65%，80年代末为70%，现已达到73%；指挥控制系统的信息技术比重则高达88%。
（2）信息领域的激烈对抗导致信息系统武器化。
现代战争，信息优势的争夺已经成为战争的重要内容。
信息系统作为现代作战的重要手段，具备攻防兼备的功能，从而使武器化的信息系统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具有软、硬杀伤能力的电子装备是最早实现武器化的军事信息系统。
在原有的电子战能力的基础上，不少国家正在探索、研究攻击敌方信息系统的新武器和新方法，研究通过因特网等新技术传媒进行政治宣传和文化渗透的办法。
可见，信息与信息系统正在成为有效的杀伤力量。
（3）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导致指挥系统自动化。
从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迄今为止的50多年时间里，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设备的指挥自动化系统（C3I）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发展起来。
C3I系统是集指挥（Command）、控制（Control）、通信（Communication）、情报（Intelligence）于一体的系统，它可以快速的获取、处理、显示与传递情报，科学的辅助指挥员决策。
该系统既能充分体现先进技术的巨大威力，又能充分发挥指挥人员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思维。
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表明，指挥自动化系统不仅已经成为各种装备体系的“粘合剂”，成为指挥决策的“智囊”，而且已经成为战斗力的“倍增器”。
2.军事需求的强力拉动是新军事变革产生的内在动因
军事变革不是自然发生的客观物质运动，而是对抗主体之间的主观能动行为，是军事需求驱动和军事主体选择的必然结果。
因此，在一定物质技术基础上，战略需求和战略主体的选择便成为决定军事变革进程和结局的重要因素。
就当前这场新军事变革而言，正是源于冷战时期敌对国家、政治集团对抗的需要，是美国与前苏联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世界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信息化战争将成为新的战争形态，国际恐怖主义、非传统安全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威胁。
这种新的军事需求使得军事斗争的形式和手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使冷战时期那种建立在机械化战争基础上，准备打大规模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军事斗争方式和军队建设模式，难以适应新的安全需求。
因此，必须对建立在机械化战争基础上的军队进行彻底改革，以满足新的需要。
美国在这场新军事变革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这不仅因为美国拥有他国无可比拟的信息技术优势和综合国力，更重要的是深层次的内在动力。
主要表现在它有“四大战略需求”。
第一，单极独霸世界的战略需求；第二，追求绝对安全的战略需求；第三，保持军事力量绝对优势的战略需求；第四，刺激国内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
其中，谋求独霸世界是核心，保持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是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
目前，美国拥有310多万人的总体军事力量，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拥有全球性的军事同盟体系。
凭借这种超强的军事实力，政治上四处打压、经济上全球掠夺、军事上肆意干涉。
但是，美国并不满足于现有的领先地位，力图通过新军事变革，进一步拉大与其它国家的军事差距，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谋求自己的绝对优势，保住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
他们认为，进行军事变革，可以把美军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支信息化军队，与其他国家形成“时代差”，从而按照美国的意志去塑造21世纪。
于是，在美国的带动下，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已经公开宣布正在实施新军事变革，以使本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跟上美国军队的进步；俄罗斯、印度等国也在推进军队信息化建设，以维持自己的大国地位。
3.军事理论的创新是新军事变革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和先导
军事理论是军事形态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
创新军事理论，既是新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又是新军事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对新军事变革的产生与发展起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军事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引导着新军事变革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进行，从而使新军事变革的进程缩短、速度加快。
（1）军事理论的创新促进了军事战略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军事大国和强国的军事战略已经由机械化战争形态的军事战略向信息化战争形态的军事战略转变。
例如，美国国防部2002财年《国防报告》提出了“信息优势战略”概念。
这里，战略层面的信息优势是指：
在能阻止敌方搜集、处理和传输战略信息的同时，确保己方拥有这种能力。
美国认为：
在信息时代，拥有全面战略信息优势的国家，既能主导世界和地区战略形式的发展走向，也能顺利的实现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目标，更能在己方伤亡很小的情况下打赢各种强度的战争。
（2）军队建设理论的创新引导了军队的改革与发展。
各国军事领导人和军事理论家围绕着由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向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队的转型，在军队建设特别是军队信息化建设方面提出了很多新概念、新见解，使军队建设的质量特别是高科技含量在不断提高。
例如，西方国家一些军事理论家认为，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主要靠信息能力，而要使信息发挥“倍增”作用，就必须使其快速流动起来。
因此，他们在军事组织调整领域提出了“便于信息快速流动”论，把“便于信息快速流动和使用”作为军队体制编制改革的大方向。
（3）作战理论的创新推动了作战方式的变革。
作战理论是军事理论的核心，作战理论创新是军事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
迄今为止，各种创新性作战理论层出不穷，如“空地一体战”理论、信息作战理论、空间作战理论、非线式作战理论、非接触作战理论、联合作战理论等相继提出与运用，催生了超视距打击、精确打击等新的作战方式，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战争的面貌，引导着新军事变革的方向。
二、新军事变革的基本内容
新军事变革的本质与核心是信息化。
其目的是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
基本内容可概括为“四新”。
（一）创新军事技术，实现武器装备的信息化
武器装备的断代性发展，是军事领域出现革命性变化的重要标志。
现阶段，主要是应用信息技术成果对现有武器装备进行改造，同时研制和发展新型信息化武器系统，从而实现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智能化和高效化。
当前，美、俄、英、法、日等国为了使武器装备尽快实现信息化，都在斥巨资继续开发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全面启动武器装备的信息化建设。
目前，西方国家武器装备系统主体已经实现信息化。
例如，美陆军的信息化装备已达50％，美海、空军的信息化装备已达70％。
广大发展中国家武器装备大部分或绝大部分仍然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状态，但它们已不同程度地开始走上装备信息化的发展道路。
另据美国电子工业协会估计，今后5年美军用于信息技术的开发费用将稳定在每年500亿美元左右，西欧各国军队约150亿美元。
俄罗斯虽然军费拮据，也准备加大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信息技术的投资力度。
随着隐形技术、探测技术、微电子技术、纳米技术、定向能技术、光电技术等一大批高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很多新型信息化武器装备将陆续问世。
此外，为了检验信息化武器装备的效能，各种经过信息化改造的精确制导武器在战争中大量使用。
从战场投放的精确制导弹药占总投弹量的比例看,海湾战争中只占9％，科索沃战争中则上升到35％，阿富汗战争中达56％，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则达到68％。
由此可以看出，信息化装备已经逐渐成为现代战争的主战装备。
（二）创新体制编制，重组军队组织结构
一场军事变革的完成，是以军队组织结构调整的最终实现为标志。
一般来说，在一场全面军事变革中，最先发生变化的是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最后完成变革的是军事组织体制。
军事组织体制实现了革命性变化，一场军事变革也就完结了。
在这次军事变革中也是这样，军事组织体制的变化最滞后、最缓慢。
世界各国为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采取了很多措施，提出了很多设想，使军队的体制编制向着精干、高效、合成的方向发展。
总的趋势是，压缩常备军规模，裁减一般部队，增编高技术军兵种部队，使军队向小型化、多能化、一体化方向发展。
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末，美、英陆军师的兵力可能减少30～50%，即减至5000～7000人。
部队编制一体化要求打破军兵种界限，建设便于灵活组合的中小型模块式部队，例如，美军已经决定组建由三军部队组成的“联合特遣部队”，设想组建由陆军各兵种组成的一体化地面部队。
俄军拟建立集各军种作战能力于一身的“多用途机动部队”和由各军种非核战略力量组成的“非核战略威慑部队”。
在指挥体制上，各国正在努力建立适合信息快速流通的扁平式作战指挥体制。
这种指挥体制的特点是，作战指挥的纵向层次减少，横向联系增多，便于指挥信息的快速流动和提高指挥效能。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在作战指挥上，改变了以往各军兵种分别指挥的方式，由联合作战中心实行一体化指挥；在后勤保障上，改变了以往逐级实施的方式，由后方基（改为:
的）统供，直接投送到前沿部队和分队，这就是所谓的“聚焦后勤”。
（三）创新军事理论，推动军队建设转型
军事创新主要包括军事理论创新、军事技术创新和军事制度创新。
其中，军事理论创新是其它军事创新的基础。
军事理论创新特别是战争和作战理论创新，对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创新有巨大的牵引和带动作用。
在新军事变革浪潮的冲击下，世界各国已经掀起了一场经久不衰的军事理论创新热潮，提出了很多新概念、新观点。
比如，在战争理论方面，主要有“第四代战争”、“信息化战争理论、”“网络中心战”等等。
在作战理论方面，新概念、新观点更多，如信息战理论、联合作战理论、精确化作战理论、非对称作战理论、空间作战理论、非接触作战理论等。
2001年10月爆发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可以说将“非对称”作战理论运用到了及至。
在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的非对称性之严重，亦即非对称程度之大为多年来战争之最。
其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一方使用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作战，另一方使用半机械化武器装备作战，双方军事技术“时代差”非常严重；二是一方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另一方是一个十分弱小的部族国家；三是一方是训练有素的强大正规军，另一方是缺乏训练的、由志愿者组成的非正规武装。
正是在这种作战理论的支撑下，美军仅通过2个月的军事打击行动，就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基本上摧毁了“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网络体系，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所使用的“快速决定性作战”作战理论，也是一种全新的作战理论。
它强调作战行动必须充分利用信息化装备优势，采取“远程精确打击＋小规模地面快速突击”的新战法，尽快由有限规模的战役行动达成战略目的。
通过实战检验，这一理论得到了充实验证，说明适应信息化战争要求的创新军事理论是完全必须的，并要根据新的军事理论完成军队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
（四）创新作战方式，适应新的战争形态
在信息时代的战争中，由于军事科技的高度发展，作战方式更为灵活：
既可以地面作战为主，攻克或占领对方国土或某些战略要地，也可以空中远程打击为主，摧毁敌方重要战略目标，以威慑对手，迫使其放弃抵抗。
作战方式的选择必须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围绕着作战目标的实现，灵活运用，予以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接触、非线式作战，日益成为重要作战方式。
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所采用的基本作战方式就是非接触、非线式作战。
这种作战方式不再是逐次突破推进，而是一开始就超越防御地带和自然地理屏障，直接对敌战役和战略纵深目标实施中远程精确打击，通过瘫痪对方的整个作战体系、摧毁对方的战争潜力和国家意志来达成战略目的。
2003年3月20日凌晨伊拉克战争一打响，美军第3机步师就从科威特出动，第二天便深人伊拉克腹地160千米，5天内急进400多千米，直插巴格达外围。
不少人认为，这样用兵是孤军冒险。
其实，这正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推翻萨达姆政权。
这种“闪电”行动，使伊拉克军队来不及纵火油田、炸毁桥梁、设置交通障碍，更来不及组织坚强有力的巴格达防御战。
因此，创新作战方式是适应战争形态发展的需要，必须灵活多变。
三、新军事变革的重要影响
新军事变革，促进了世界军事力量的大发展、大动荡和大调整，将对重建国际军事安全秩序、重建世界军事力量格局、重塑未来战争形态和重建未来型军队等产生决定性影响。
（一）进一步加剧了世界战略力量对比的失衡态势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从而使世界战略力量对比失衡。
目前，美国作为这场新军事变革的“领头羊”，拥有当今世界上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由于其积极推进新军事变革，全面开展信息化建设，特别是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使得美军的战斗力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迅速提升，使其很快具有全新作战效能，成为具有超级军事实力的顶尖军事强国。
根据美陆军《目标部队》白皮书，至2020年前，美军可在4天内向全球各地部署1个旅战斗队，5天内部署1个师，30天内部署5个师。
空军可在很短时间内到达全球各地，战略轰炸机经空中加油可连续洲际飞行。
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不仅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之间军事力量差距十分悬殊，而且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的军事力量之间也拉开了差距。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瑙曼说：
“由于装备差距不断扩大，欧洲人和美国人无法肩并肩地在同一战场作战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军在联合作战过程中的技术差距已明显暴露出来。
这种结果，必将导致世界军事力量的严重失衡，使弱国与强国之间已经存在的差距越拉越大，并由此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
目前，不仅世界大国加快了军事变革的步伐，一些中小国家也积极创造条件进行军事变革，大力推进军事理论、作战思想、武器装备、组织体制、教育训练和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的创新，从而使新军事变革呈现出向广度和深度加速发展的趋势。
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和俄罗斯，为拉近与美国的距离，正逐步增大投人，力争在某些领域谋取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为避免陷人被动挨打的境地，也在千方百计发展国力，壮大军力，力求防止和消除出现“隔代差”。
这就构成了一种各国竞相发展，全球战略互动的新局面。
但是，美国综合国力具有雄厚的基础，军费投入也远远高于其它国家。
据统计，1996年全球军费开支总额为6000亿美元，2001年猛增到8700亿美元。
其中，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全球的36%～45%，相当于排名其后25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
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军事技术有可能进一步拉大。
所以，从发展趋势看，新军事变革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战略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使各国已经存在的差距不仅不容易缩小，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据俄罗斯预测，到202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将拉开数十年的距离。
（二）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各国军事战略的全面调整
新军事变革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战争理念，改变了现代战争面貌，促使各国重新审视自己所面对的安全环境和所实施的战争策略，依据客观环境和主观需求积极主动地进行战略调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于维护其霸权的需要，先后进行过四次军事战略调整。
1992年布什政府首先提出“地区防务”战略，1995年克林顿政府制定了“灵活选择和参与”战略，1997年又提出“塑造、反应、准备”战略。
2000年，小布什上台后，提出“新干涉主义”，为建立“新帝国秩序”，美国在“反恐”的同时，开始了全面的战略调整。
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首次实践其新的“先发制人”战略。
从战争诱因看，美、英等国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要理由，是指控伊拉克藏匿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主义，但到目前为止，美国也未能发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列举出伊拉克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证据。
许多分析专家指出，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检验其对敌对国家“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从而拔掉萨达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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