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的中日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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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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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的中日关系

首先，中日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对立，或者绝对的合作，显示在新形势下，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和日本政局长期变动的情况下，中日关系将会是显性的合作和隐性的对抗。

在世界不断加强联系一体化的新形势下，我们不能出于历史问题盲目地排斥日本，摆出敌对姿态，相反我们应该学习日本民族对于自然、对于历史文化的尊重，对于科技、教育的重视。

但相对的我们在吸取日本文化、科技中优秀的部分时也要抵制日本不良的产物，比如军国主义，低俗的文化污染，认清历史使命，追索日本历史罪证，制止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狂。

从历史、文化角度解读中日关系。

日本，一个仅377,835平方公里的岛国，资源不丰富，人口不多，却从曾经中国人口中的倭寇、矮子国，逐渐发展成为现在世界经济、科技、政治都举足轻重的国家，离不开的是一些日文文化、民族精神的影响。

约公元1世纪，日本各地有100多个小国（其中有的与东汉建立了外交关系）。

后来，这些小国逐渐统一。

　　到了公元4世纪，在关西地方建立了比较大的国家，据说最终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是当今天皇族的祖先。

当时，日本国的范围包括本州西部、九州北部及四国。

　　于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国家才得以统一。

所以很难对日本国诞生的确实年代作出准确的判定。

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并即位，即位日相当于现在的公历2月11日，因此就把这一天定为“建国纪念日”。

神武天皇，是圣德太子曾借道教辛酉年之说，编排的“皇纪”。

推古九年正好是辛酉年，也是圣德太子在斑鸠宫推行改革的年份。

辛酉年每60年出现一次，亦称一轮。

按道皇居二重桥教的说法，每一轮辛酉年是发生变革之年。

而第21轮的辛酉年则是发生彻底的大变革之年。

于是，圣德太子以推古九年（601年）为起点再往上推第21轮的辛酉年为日本建国之年。

规定该年的阴历一月一日为神武天皇登极之日（阳历为2月21日）。

按照这种推算法，公元1990年是皇纪2649年。

结果把皇统向前多推算了大约一千年。

在这一千年的空白中人为地安插了10位虚构的天皇。

圣德太子按照这种逻辑编修了日本史。

后人便加以延用至今。

日本同意后主要经历了幕府时期、明治维新、二战时期、二战后的迅速崛起四个过程。

幕府时期使得日本开始统一稳定，而真正成为日本历史转折点的应该是明治维新带来的日本人思想的开放，技术水平的进步和教育质量的提升。

日本人信仰太阳，日本在二战前是二元君主制，虽然有自己的宪法，然而日本天皇确实太阳神的象征，所以实质上对日本政治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相虽然由议会产生，但首相的控制能力并不强，军部具有强大的权力，对内阁的稳定、首相的去留起决定作用，直至后来东条英机以军人身份组建内阁。

日本由于在甲午中日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均获得实质利益，它的部分政治精英和民众具有明显的对外扩张侵略的倾向。

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被迫实行君主立宪制。

天皇成为真正的“统而不治”的虚位元首。

首相内阁与议会成为了真正的政治核心，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并没有真正的偃旗息鼓战后依然有多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虽然日本民间呼吁和平、自发地对日本曾经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清算、道歉，然而日本右翼势力正在复苏、篡改历史教科书、鼓吹中国威胁论，军国主义和对外武力扩张也许会死灰重燃。

历史现实经验的借鉴。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历次对外作战中获得了大大小小的胜利，赢得了巨大利益。

甲午中日战争使日本获得巨额战争赔款，完成了工业化资本积累，同时还赢得了所谓的东亚霸主地位。

日俄战争使日本开始藐视所谓的“西方列强”。

二战前，日本充斥着对外掠夺的思想。

二战中，日本在硝烟中将自己工业化的成功毁于一旦。

战争的失败教训了那些曾经具有帝国荣耀的人。

而在战后很快的经济恢复，让日本人明白，买下整个夏威夷比炸掉夏威夷要划算得多。

在中国及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投资的巨大获利，也让日本人意识到，通过经济同样获得所谓的“权益线”。

历史上日本曾经在中国深陷殖民地、帝国主义统治深渊的时候快速发展，固然有西方忽视日本的缘故，但日本民族在民族陷入危亡之际所表现出的民族荣誉感、生命力、顽强，以及快速的接受西方的知识、文化、技术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除此之外日本民族对于自己本国的文化、自然、历史遗产非常重视、给予完善的保护，日本民族对于自己的先人更是异常尊敬，对于自己的儿童也给予最大程度的教育、保护。

　樱花、和服、俳句与武士、清酒、神道教的“菊与剑”文化、以及日本民间的茶道、花道、书道，三道文化都被很好的传承。

作为中国耻辱的那些奸臣、或者外族的统治者、优秀人才都没有留下什么记录，而日本人敢于建立靖国神社，虽然是军国主义的负面产物，但是日本相比现在过于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保护了这些重要的，需要传承的资源。

从现今的金融危机，全球化角度解读中日关系：

二战前，天皇不仅象征日本的统一，而且是作为“半神人”——太阳神的后代存在的。

军队只对天皇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

宪法对天皇的权力给予无上的保证。

议会和内阁虽然存在，但并不足以和天皇抗衡。

二战后，天皇被迫宣布《人间宣言》，宣称自己是人而不是神。

同时，宪法上确定政教分离的原则，对天皇的权力予以很大限制。

同时，议会和内阁成为政治中心。

在政治家纵横捭阖的背后，更多体现的是制度的力量。

二战后，美国鉴于珍珠港的惨败，并为了对抗苏联，在日本长期驻军。

美国迫使日本只能做符合美国政治利益的事，而不能有“越轨行为”。

另外，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发展壮大，也迫使日本不断改换国际政治思维。

现今日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下是被迫遵从美国，而实际上美日关系一致，长期合作，作为另一种社会政治形态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日本必然的存在着博弈与竞争。

然而在在金融危机背景，日作为危机大潮中的重大损失者又急于开发中国市场，试图与中国建立良好外交关系。

一、中日两国间互相占据对方极为重要的经济贸易地位。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的第三贸易伙伴，中日两国的互补性比较强。

中国资源比较丰富，而日本地狭岛多，资源稀缺；中国的科技水平有待改进，而日本的技术是世界一流的。

若两国通力合作，必将走向双赢的局面。

基于此，中日外交的成功，不仅可以促进日本经济的复苏，还有可能改善日本对华贸易的逆差问题；中国也希望通过与日本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对日本进行渗透，从而缓和中国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失业压力。

二、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背景下，日本国内经济萧条，中国国内经济也面临巨大压力，同时中国企业还面临东南亚、印度等新兴市场的激烈竞争压力。

且中日同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拥有者，美元汇率的波动必然影响着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和稳定。

因此，中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是两国的必然和最佳选择。

三、回顾历史，小泉时期，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达到了邦交正常化以来罕见的“低点”；安倍内阁和福田内阁上台后，着力提升中日关系；麻生内阁上台后倡导价值观外交，显示出日本对华外交回暖的诚意。

总之，中日双方的贸易因素为中日关系地奠定了坚定的基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为中日合作提供机遇；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现任日本首相的理性外交为中日合作提供条件。

中日合作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隐性挑战——中日互惠互利的“合作”时代是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重大特征。

在为此庆幸的同时，我们还要有冷静的思考。

“人为”引导、沟通和控制，是中日关系友好氛围持续下去时中日合作的关键。

然而无论有怎样的分歧与合作，作为中方绝对不能妥协的是领土完整、钓鱼岛永远是中国的领土不容分割；日本右翼势力必须停止篡改历史，日本政府必须承认历史、尊重历史，做出赔偿。

在这样的基础上共同合作，和平发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作为结语，一个国家若想发展不是要想着如何侵略毁灭它，而是学习他国的长处并超越他，这样自然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