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母亲的名家文章我的母亲季羡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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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母亲的名家文章我的母亲季羡林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
我的母亲（季羡林）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
我的母亲（季羡林） 我是一个最爱母亲的人，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
我六岁离开母亲，以后有两次短暂的会面，都是由于回家奔丧。
最后一次是分离八年以后，又回家奔丧。
这次奔的却是母亲的丧。
回到老家，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连遗容都没能见上。
从此，人天永隔，连回忆里母亲的面影都变得迷离模糊，连在梦中都见不到母亲的真面目了。
这样的梦，我生平不知已有多少次。
直到耄耋之年，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
对享受母亲的爱来说，我注定是一个永恒的悲剧人物了。
奈之何哉!
奈之何哉!
关于母亲，我已经写了很多，这里不想再重复。
我只想写一件我决不相信其为真而又热切希望其为真的小事。
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母亲突然去世。
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赶回清平，送母亲入土。
我回到家里，看到的只是一个黑棺材，母亲的面容再也看不到了。
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在里间的土炕上，一叔陪着我。
中间隔一片枣树林的对门的宁大叔，径直走进屋内，绕过母亲的棺材，走到里屋炕前，把我叫醒，说他的老婆宁大婶"撞客"了--我们那里把鬼附人体叫做"撞客"--，撞的客就是我母亲。
我大吃一惊，一骨碌爬起来，跌跌撞撞，跟着宁大叔，穿过枣林，来到他家。
宁大婶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嘴里却不停地说着话，不是她说话，而是我母亲。
一见我（毋宁说是一"听到我"，因为她没有睁眼），就抓住我的手，说：
"儿啊!
你让娘想得好苦呀!
离家八年，也不回来看看我。
你知道，娘心里是什么滋味呀!
"如此刺刺不休，说个不停。
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懵懵懂懂，不知所措。
按理说，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应当嚎陶大哭。
然而，我没有，我似乎又清醒过来。
我在潜意识中，连声问着自己：
这是可能的吗?
这是真事吗?
我心里酸甜苦辣，搅成了一锅酱。
我对"母亲"说：
"娘啊!
你不该来找宁大婶呀!
你不该麻烦宁大婶呀!
"我自己的声音传到我自己的耳朵里，一片空虚，一片淡漠。
然而，我又不能不这样，我的那一点"科学"起了支配的作用。
"母亲"连声说：
"是啊!
是啊!
我要走了。
"于是宁大婶睁开了眼睛，木然、愕然坐在土炕上。
我回到自己家里，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希望它是真的。
倚闾望子，望了八年，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独子，对母亲来说不也是一种安慰吗?
但这是多么渺茫，多么神奇的一种安慰呀!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
我的母亲（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
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
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
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
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
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
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
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
我是“老”儿子。
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
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
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
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
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
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
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
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
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
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
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
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
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
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
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
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
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
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
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
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
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
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
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
她是我家中的阎王。
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
“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
命当如此!
”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
是的，命当如此。
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
她最会吃亏。
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
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
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
她宁吃亏，不逗气。
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
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
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
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
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
“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
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
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
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
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抢炮。
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
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
她的泪会往心中落!
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
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
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
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
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
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
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
可是，我也愿意升学。
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
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
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
这是一笔巨款!
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
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
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
我只说了句：
“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
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
三姐是母亲的右手。
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
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
大家都怕她晕过去。
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
不久，姑母死了。
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
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
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
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
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
母亲笑了。
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
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
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
”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
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
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
我甘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
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
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
时代使我成为逆子。
廿七岁，我上了英国。
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
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
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
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
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
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
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
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
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
我疑虑，害怕。
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
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
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
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
我不敢拆读。
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
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
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
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
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
唉!
还说什么呢?
心痛!
心痛!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
我的母亲（丰子恺） 中国文化馆要我写一篇《我的母亲》，并寄我母亲的照片一张。
照片我有一张四寸的肖像。
一向挂在我的书桌的对面。
已有放大的挂在堂上，这一张小的不妨送人。
但是《我的母亲》一文从何处说起呢?
看看我母亲的肖像，想起了母亲的坐姿。
母亲生前没有摄影取坐像的照片，但这姿态清楚地摄入在我脑海中的底片上，不过没有晒出。
现在就用笔墨代替显形液和定影液，把我的母亲的坐像晒出来吧：
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
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
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开间的楼厅，右边是我的堂兄家，左边一间是我的堂叔家，中央是没有板壁隔开，只拿在左右的两排八仙椅子当作三份人家的界限。
所以母亲坐的椅子，背后凌空。
若是沙发椅子，三面有柔软的厚壁，凌空无妨碍。
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
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
母亲又防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村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
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
退堂里就是灶间。
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顾，可以看见灶头。
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
堂前隔着三四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
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
母亲坐在椅子里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翻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静。
但我的母亲一身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静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
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冲要。
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
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
我四岁时，父亲中了举人，同年祖母逝世，父亲丁艰在家，郁郁不乐，以诗酒自娱，不管家事，丁艰终而科举废，父亲就从此隐遁。
这期间家事店事，内外都归母亲一个兼理。
我从书堂出来，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亲的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
母亲口角上表出亲爱的笑容，伸手除下挂在椅子头顶的“饿杀猫篮”，拿起饼饵给我吃;同时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给我几句勉励。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和染坊店一间而逝世。
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
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
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
我从学堂里放假回家，又照例走向西北角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
有时这四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她用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
当时的我看惯了这种光景，以为母亲是天生成坐在这只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成有四班人向她缠绕不清的。
我十七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
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诫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
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置备行李，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她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
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
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
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
我廿二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不克依居母亲膝下，唯假期归省。
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
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
我三十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
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
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
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
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我从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三十三岁，不，直到现在。
陶渊明诗云：
“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
”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
所以现在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
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
我的母亲（邹韬奋） 说起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宁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么名字!
这件小事也可表示今昔时代的不同。
现在的女子未出嫁的固然很“勇敢”地公开着她的名字，就是出嫁了的，也一样地公开着她的名字。
不久以前，出嫁后的女子还大多数要在自己的姓上面加上丈夫的姓;通常人们的姓名只有三个字，嫁后女子的姓名往往有四个字。
在我年幼的时候，知道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笔政的朱胡彬夏，在当时算是有革命性的“前进的”女子了，她反抗了家里替她订的旧式婚姻，以致她的顽固的叔父宣言要用手枪打死她，但是她却仍在“胡”字上面加着一个“朱”字!
近来的女子就有很多在嫁后仍只由自己的姓名，不加不减。
这意义表示女子渐渐地有着她们自己的独立的地位，不是属于任何人所有的了。
但是在我的母亲的时代，不但不能学“朱胡彬夏”的用法，简直根本就好像没有名字!
我说“好像”，因为那时的女子也未尝没有名字，但在实际上似乎就用不着。
像我的母亲，我听见她的娘家的人们叫她做“十六小姐”男家大家族里的人们叫她做“十四少奶”，后来我的父亲做官，人们便叫做“太太”始终没有用她自己名字的机会!
我觉得这种情形也可以暗示妇女在封建社会里所处的地位。
我的母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生的那一年是在九月里生的，她死的那一年是在五月里死的，所以我们母子两人在实际上相聚的时候只有十一年零九个月。
我在这篇文里对于母亲的零星追忆，只是这十一年里的前尘影事。
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睡在床上，由梦里醒来，朦胧中睁开眼睛，模糊中看见由垂着的帐门射进来的微微的灯光。
在这微微的灯光里瞥见一个青年妇人拉开帐门，微笑着把我抱起来。
她嘴里叫我什么，并对我说了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把我负在她的背上，跑到一个灯光灿烂人影憧憧往来的大客厅里，走来走去“巡阅”着。
大概是元宵吧，这大客厅里除有不少成人谈笑着外，有二三十个孩童提着各色各样的纸灯，里面燃着蜡烛，三五成群地跑着玩。
我此时伏在母亲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张着眼看这个，望那个。
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和祖父同住，过着“少爷”的生活;父亲有十来个弟兄，有好几个都结了婚，所以这大家族里看着这么多的孩子。
母亲也做了这大家族里的一分子。
她十五岁就出嫁，十六岁那年养我，这个时候才十七八岁。
我由现在追想当时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松所见着的她的容态，还感觉到她的活泼的欢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
我生平所见过的女子，我的母亲是最美的一个，就是当时伏在母亲背上的我，也能觉到在那个大客厅里许多妇女里面：
没有一个及得到母亲的可爱。
我现在想来，大概在我睡在房里的时候，母亲看见许多孩子玩灯热闹，便想起了我，也许蹑手蹑脚到我床前看了好几次，见我醒了，便负我出去一饱眼福。
这是我对母亲最初的感觉，虽则在当时的幼稚脑袋里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母爱。
后来祖父年老告退，父亲自己带着家眷在福州做候补官。
我当时大概有了五六岁，比我小两岁的二弟已生了。
家里除父亲母亲和这个小弟弟外，只有母亲由娘家带来的一个青年女仆，名叫妹仔。
“做官”似乎怪好听，但是当时父亲赤手空拳出来做官，家里一贫如洗。
我还记得，父亲一天到晚不在家里，大概是到“官场”里“应酬”去了，家里没有米下锅;妹仔替我们到附近施米给穷人的一个大庙里去领“仓米”，要先在庙前人山人海里面拥挤着领到竹签，然后拿着竹签再从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带着粗布袋挤到里面去领米;母亲在家里横抱着哭涕着的二弟踱来踱去，我在旁坐在一只小椅上呆呆地望着母亲，当时不知道这就是穷的景象，只诧异着母亲的脸何以那样苍白，她那样静寂无语地好像有着满腔无处诉的心事。
妹仔和母亲非常亲热，她们竟好像母女，共患难，直到母亲病得将死的时候，她还是不肯离开她，把孝女自居，寝食俱废地照顾着母亲。
母亲喜欢看小说，那些旧小说，她常常把所看的内容讲给妹仔听。
她讲得媚媚动听，妹仔听着忽而笑容满面，忽而愁眉双销。
章回的长篇小说一下讲不完，妹仔就很不耐地等着母亲再看下去，看后再讲给她听。
往往讲到孤女患难，或义妇含冤的凄惨的情形，她两人便都热泪盈眶，泪珠尽往颊上涌流着。
那时的我立在旁边瞧着，莫名其妙，心里不明白她们为什么那样无缘无故地挥泪痛哭一顿，和在上面看到穷的景象一样地不明白其所以然。
现在想来，才感觉到母亲的情感的丰富，并觉得她的讲故事能那样地感动着妹仔。
如果母亲生在现在，有机会把自己造成一个教员，必可成为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
我六岁的时候，由父亲自己为我“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第一天上的课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一点儿莫名其妙!
一个人坐在一个小客厅的炕床上“朗诵”了半天，苦不堪言!
母亲觉得非请一位“西席”老夫子，总教不好，所以家里虽一贫如洗，情愿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请一位老夫子。
说来可笑第一个请来的这位老夫子，每月束修只须四块大洋（当然供膳宿），虽则这四块大洋，在母亲已是一件很费筹措的事情。
我到十岁的时候，读的是“孟子见梁惠王”，教师的每月束修已加到十二元，算增加了三倍。
到年底的时候，父亲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课，在夜里亲自听我背书，很严厉，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
我的背向着他立着背书，背不出的时候，他提一个字，就叫我回转身来把手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这根竹板很重地打下来。
我吃了这一下苦头，痛是血肉的身体所无法避免的感觉，当然失声地哭了，但是还要忍住哭，回过身去再背。
不幸又有一处中断，背不下去，经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
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的“见梁惠王”的“孟子”!
我自己呜咽着背，同时听得见坐在旁边缝纫着的母亲也唏唏嘘嘘地泪如泉涌地哭着。
我心里知道她见我被打，她也觉得好像刺心的痛苦，和我表着十二分的同情，但她却时时从呜咽着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勉强说着“打得好”!
她的饮泣吞声，为的是爱她的儿子;勉强硬着头皮说声“打得好”，为的是希望她的儿子上进。
由现在看来，这样的教育方法真是野蛮之至!
但于我不敢怪我的母亲，因为那个时候就只有这样野蛮的教育法;如今想起母亲见我被打，陪着我一同哭，那样的母爱，仍然使我感念着我的慈爱的母亲。
背完了半本“梁惠王”，右手掌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
母亲含着泪抱我上床，轻轻把被窝盖上，向我额上吻了几吻。
当我八岁的时候，二弟六岁，还有一个妹妹三岁。
三个人的衣服鞋袜，没有一件不是母亲自己做的。
她还时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红来做，所以很忙。
我在七八岁时，看见母亲那样辛苦，心里已知道感觉不安。
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深夜，我忽然从睡梦中醒了起来，因为我的床背就紧接着母亲的床背，所以从帐里望得见母亲独自一人在灯下做鞋底，我心里又想起母亲的劳苦，辗转反侧睡不着，很想起来陪陪母亲。
但是小孩子深夜不好好的睡，是要受到大人的责备的，就说是要起来陪陪母亲，一定也要被申斥几句，万不会被准许的（这至少是当时我的心理），于是想出一个借口来试试看，便叫声母亲，说太热睡不着，要起来坐一会儿。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母亲居然许我起来坐在她的身边。
我眼巴巴地望着她额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针不停地做着布鞋——做给我穿的。
这时万籁俱寂，只听到滴搭的钟声，和可以微闻得到的母亲的呼吸。
我心里暗自想念着，为着我要穿鞋，累母亲深夜工作不休，心上感到说不出的歉疚，又感到坐着陪陪母亲，似乎可以减轻些心里的不安成分。
当时一肚子里充满着这些心事，却不敢对母亲说出一句。
才坐了一会儿，又被母亲赶上床去睡觉，她说小孩子不好好的睡，起来干什么!
现在我的母亲不在了，她始终不知道她这个小儿子心里有过这样的一段不敢说出的心理状态。
母亲死的时候才廿九岁，留下了三男三女。
在临终的那一夜，她神志非常清楚，忍泪叫着一个一个子女嘱咐一番。
她临去最舍不得的就是她这一群的子女。
我的母亲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但是我觉得她的可爱的性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的能干的才具，都埋没在封建社会的一个家族里，都葬送在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务上，否则她一定可以成为社会上一个更有贡献的分子。
我也觉得，像我的母亲这样被埋没葬送掉的女子不知有多少!
（一九三六，一，十日深夜）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
我的母亲何正璜（王蒙） 我的母亲何正璜，在我眼中是一位和蔼可亲,受人尊敬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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