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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时评

包容性增長：

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增長

日期：

2010-10-14作者：

陳憲來源：

文彙報

陳憲

包容性增長，要求包容經濟、社會和生態，包容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包容本土化和全球化，對於現階段的中國和世界，最為重要的，是包容效率與公平，以實現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增長。

經濟增長無疑以效率為重要前提，但包容性增長是以機會公平為基礎的增長，而且只有做到機會公平，才能真正做到兼顧效率與公平。

胡錦濤主席最近在出席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開幕式時，發表了題為《深化交流合作實現包容性增長》的致辭。

在這篇致辭中，胡錦濤強調，實現包容性增長，切實解決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社會問題，為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實現經濟長遠發展奠定堅實社會基礎，是亞太經合組織各成員需要共同研究和著力解決的重大課題。

“包容性增長”，這個在2007年由亞洲開發銀行首次提出的概念，由此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包容性增長，要求包容經濟、社會和生態，包容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包容本土化和全球化，對於現階段的中國和世界，最為重要的，是包容效率與公平，以實現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增長。

也就是說，在經歷了有失偏頗的高增長和全球化以後，要讓低收入人群在增長過程中更多受益，讓低收入國家在增長過程中更多受益。

包容性增長是以“機會公平”為基礎的增長

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效率與公平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效率的標準是由經濟學給出的，指資源配置的最優狀態。

公平則有政治學的“羅爾斯標準”：

一個社會的公平狀況，取決於這個社會中生活處境最差的那個人——因此要求政府幫助社會中處境最差的人；還有“機會公平”標準：

如果機會公平的前提存在，那麼，結果就是合理的。

儘管每一個結果都是新的機會的開始，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之間難免存在矛盾，但機會公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經濟增長無疑以效率為重要前提，但包容性增長是以機會公平為基礎的增長，而且只有做到機會公平，才能真正做到兼顧效率與公平。

毋庸諱言，經濟學認為，效率與公平之間存在著替代關係。

1975年，美國經濟學家奧肯指出，“我們無法在保留市場效率這塊蛋糕的同時又平等地分享它”。

他還說，“為了效率就要犧牲某些平等，並且為了平等就要犧牲某些效率”。

顯然，這裏說的主要是結果意義上的平等，但他強調了機會平等的重要性。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K·墨菲指出：

“當今社會，決定人們之間貧富差距的第一位原因，是由知識累積所形成的人力資本，而不是對物質資本的佔有。

”這一結論的形成，與促進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已從物質資本轉變為人力資本有關。

在現代社會，機會公平的重要性超過結果公平，而且，機會公平的內涵已經從市場競爭環境公平，擴展到獲取人力資本價值公平，後者的意義開始超過前者。

關鍵在於獲取人力資本價值的“機會公平”

形成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本的基本方式是人力資本投資，其具體途徑是對健康、教育、培訓和遷移等的投資。

在現代社會，獲取人力資本價值的機會公平，是實現人的基本權利的要求。

這裏，人的基本權利就是生存權和發展權。

共用均等的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以及自由遷移，正是現代社會賦予每個人的基本權利。

因此，設計公平獲取人力資本價值的制度安排，並努力加以執行和實現，是現代社會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人力資本投資的公平，意味著更多的人的智力、體力得到開發和利用，這將直接決定經濟活動的效率；人力資本的各種投資形式都具有正的外部性（當事人的行為對其他主體造成直接的有利影響）和溢出特徵（數倍於投入的產出），因此，通過改革現行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安排，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的制度安排，建立公共財政的制度安排，提高在人群間、行業間、城鄉間和地區間分配公共資源的公平性，一方面將有助於形成獲取人力資本價值的機會公平，另一方面，將極大地有助於經濟的持續增長，進而有效地實現包容性增長。

當經濟學家說，“效率與公平”是經濟學的永恆主題時，事實上將增長這一人類社會的基本經濟活動分為兩個部分：

財富創造和財富分配。

如果說衡量增長的指標只反映財富創造的規模的話，那麼，增長能否長期持續，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在於財富分配的狀況。

貧富差距超出社會容忍度，如基尼係數長期高於警戒線，社會就會出現危機，增長就不能持續。

儘管財富分配具有結果意義，但經濟學和其他相關學科都更關心這一結果是怎麼形成的，即機會是否公平，所以，當人力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基本要素，且獲得人力資本價值的機會是公平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是一種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增長，在此基礎上可以實現人與人之間比較協調的發展。

國際經驗表明，機會公平具有積極現實價值的原因還在於，與結果公平相比，其實現方式的社會成本相對較小。

機會公平做得比較好的國家，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並持續地加以執行和完善，在較小社會摩擦和衝突的情況下，實現了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包容性增長。

當然，它們的經驗也告訴我們，與機會公平有關的制度設計，要與經濟社會發展水準相適應，既要滿足機會公平的基本要求，也要防止出現超出實際能力或“養懶人”的情況。

在強調和推進機會公平的制度建設的同時，我們還要加強對收入分配結果的調節，在初次分配環節，特別要重視行業間和企業內部差距過大的問題；在再分配環節，應加強以直接稅（所得稅、財產稅和遺產稅等）為主要內容的稅制改革，使之對社會公平公正產生切實有效的作用。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執行院長）

提高居民收入與緩解經濟失衡

日期：

2010-11-04作者：

石建勳來源：

文彙報

石建勳

在出口導向模式和投資主導不可持續的特定背景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出路在於加快推進分配體制改革，提高老百姓收入水準，擴大居民消費

過去30年，中國經濟成就斐然，但經濟失衡問題也相當嚴重，一大癥結是國內消費不足，居民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由改革開放之初的45%下降到了近年的35%左右，而發達國家一般在70%以上，中等國家一般是60%。

百姓的可支配收入不足

分配決定消費，消費決定生產，中國居民消費不足的根本原因不是老百姓有錢不花，而是可支配收入不足，這與國民收入分配嚴重失衡有著直接關係。

在國民收入分配中，資源以不斷增加的速度過於向政府及企業傾斜，家庭和個人，以及地方政府所得的份額相對降低。

中國社科院最近發佈的《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09/2010》顯示，2009年按全口徑計算的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32.2%，不僅大大高於很多發展中國家，和歐美等發達國家比較也不算低。

一方面，政府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擠壓了居民收入和企業收入增長的空間，使得居民消費能力和民間投資能力下降，另一方面，政府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支出的滯後，又導致居民消費傾向下降，儲蓄傾向上升。

內需的不足迫使政府不斷加大公共投資刺激經濟，也使得我國經濟對外貿的依賴增強，需要更多的貿易順差來帶動經濟增長；對外貿和政府投資的依賴加強，又加劇了經濟結構失衡和居民收入受抑，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個稅改革已經不容再拖

“十二五”期間，在出口導向模式和投資主導不可持續的特定背景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出路在於加快推進分配體制改革，提高老百姓收入水準，擴大居民消費。

如果取得重大突破，未來10年左右，居民消費率將從當前的35%提高到50%-55%，最終消費率將從不足50%提高到60%-65%，使得消費成為經濟內生增長的主要動力。

首先，各級政府在發展理念上，必須將發展目標由“經濟增長”改變為“居民收入增長”，把城鄉居民收入提高的水準作為一項重要的政績考核指標，改變單純衡量GDP指標的現狀。

其次，要加快稅制改革。

目前，老百姓意見最大的是個人所得稅蛻變成了“人頭稅”，工薪階層繳納了大部分個稅，而真正的高收入者，因為收入來源複雜、稅收征管不嚴，卻可以少繳稅或很容易避稅。

時至今日，要解決或緩解中國收入分配矛盾，個稅改革已經不容再拖。

除了大幅度提高個稅起征點外，還要在稅制的制度設計上作全方位更新，把目前實行的分類所得稅制改為國際流行的綜合稅制，同時加強稅收征管。

第三，加大初次分配改革力度。

主要應當採取以下措施：

加強企業工會建設，積極穩妥推進勞動者工資集體談判制度；建立勞動者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有計畫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採取切實有效措施，限制壟斷行業高收入；降低中小企業稅收，激勵企業為員工加薪等。

第四，儘快提高國民的社會保障水準，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確保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讓百姓無後顧之憂。

除了要在農村更加積極地推進農村社保制度建設、在城市建立面向農民工的社保制度之外，還應考慮在社會保障制度中設立專門面向低收入者，特別是農村貧困人口的教育基金，支持低收入群體後代提高人力資本品質，避免貧困代際傳遞。

積極增加居民的資本性收入來源

第五，積極增加居民的資本性收入來源。

未來，只要是有盈利、能賺錢、政府規劃必須要搞的各類專案，應通過各種金融創新，設計各種金融產品，鼓勵民間資金直接或間接參與投資，盡可能減少地方政府發債乃至不發債。

第六，提高國有企業分紅比例，分紅資金統一納入財政各級預算，專項用於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準或全體居民的消費水準。

第七，加快推進“城市化”、“城鄉一體化”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著力改革戶籍制度、農村土地制度、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及城鄉公共資源配置方式，打破城鄉二元的體制機制，走以城鄉一體化為目標的健康城市化道路，為改善民生奠定良好的基礎。

與此同時，要儘快制定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全國性規劃，儘快統一城鄉、區域和不同社會群體的公共服務體制，並由此加大基本公共服務的投資力度，力爭把城鄉、區域人均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投入差距控制在2倍以內，在實現制度公平的基礎上使全體人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水準大致相當。

經過30多年改革發展，中國經濟的總體實力已大大增強，當前走上實現共同富裕之路，條件已初步具備，我們已有能力進一步提升國民的收入、消費與福利水準——“十二五”期間如能積極作為，便有望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失衡問題。

如何健康地走過社會轉型期

日期：

2010-10-25作者：

辛鳴來源：

文彙報

辛鳴

從國際社會的發展經驗看，社會轉型期一般是“黃金發展期”，但也容易變成“矛盾凸現期”。

理性、平和的社會情緒與國民心態，對社會轉型意義重大。

這不僅靠提倡和引導，更需要細緻、扎實地做好各方面工作，這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肩負起來的使命

新的社會矛盾與社會問題不斷出現，由此引發的極端事件時有發生，個別地方甚至發生群體性事件……當探究其中原因時，不少人脫口而出“社會轉型期”。

如此含糊其詞，讓人摸不著頭腦：

這些矛盾和問題的確發生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定階段，但它們是“社會轉型期”導致的嗎？

你在星期一摔了一跤，能說跌跤的原因是“星期一”嗎？

從國際社會的發展經驗看，社會轉型期一般是“黃金發展期”，但也容易變成“矛盾凸現期”；而我國目前的矛盾凸顯，依我看與一些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老作為、不作為與亂作為密切有關。

社會轉型期一般是“黃金發展期”

觀察其他國家的發展歷程，人均GDP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時期，是一個特定的發展階段，呈現出一些鮮明的特點：

——經濟發展轉型。

工業化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城市化進入快速擴張期，而市場化在廣度與深度方面都有了很大進展。

伴隨著經濟增長，吃飽穿暖已不成問題，民眾的消費需求開始升級，上好學校、去好醫院、住好房子成了新的消費熱點。

——社會結構轉型。

經濟形態的變化體現在社會結構上，就是社會群體逐漸分化，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包括私營企業主、外資企業白領等等，不同階層與群體的價值追求與行為模式差異拉大。

——思想行為模式轉型。

社會公眾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差異性明顯增強，思想意識呈現多樣、多元、多變的特徵，對政治文明、公平正義等越來越關注而有所要求。

我們要注意到，由於中國社會發展的巨大不平衡，雖然今天人均GDP已經接近4000美元，但這一階段仍在持續，這些特點將更加鮮明。

但一定要強調的是，就社會來說，這些特點是進步不是退步，是發展不是停滯，是好事不是壞事。

工業化、城市化將會使社會面貌發生巨大、深刻的變化，民眾消費升級是經濟持續發展的深層動力，社會結構的多樣化使得整個社會更富有活力、富有彈性，文化、思想、行為的繁榮、活躍、文明則是社會現代化的基本前提。

所有這一切，都在為社會進一步發展準備條件、打下基礎、提供可能。

所以，我們把社會轉型期稱為“黃金發展期”，既有充分的理論支持，又有充分的事實依據：

不少國家在這一階段確實出現過相當長的“黃金發展期”。

老作為、不作為與亂作為引發社會矛盾和問題

為什麼“黃金發展期”也容易變成“矛盾凸現期”？

因為應對社會轉型的思路不對、方法不當，因為一些肩負社會管理與服務之責的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老作為、不作為與亂作為。

先看“老作為”。

社會變化了，面臨的問題變化了，可是我們一些同志應對問題還是用老觀念、老辦法，結果所作所為落後於社會訴求而引發矛盾。

比如只管經濟發展而不關心社會發展、文化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怎麼能走得平穩、不摔跟頭？

又比如，伴隨社會結構變化，社會群體間的利益協調問題日益突出，可一些同志還是以為社會“清一色”，喜歡“一言堂”、“一刀切”，不能深入傾聽民情、多方聽取民意。

又比如，在資訊化社會的背景下，出了問題有人仍然老想捂蓋子，反感和抵觸各方監督，不善於以真誠交流溝通來求得理解支持、緩和化解矛盾。

二看“不作為”。

我們一些同志面對社會新變化、新要求反應遲鈍、不敏感；甚至誤認為實行了市場經濟，就讓市場發揮“功能”，政府部門可以當“甩手掌櫃”，該發展教育不去投入、該發展醫療衛生不去建設、該支持就業不去落實、該健全社會保障也無所作為，“懶政”的結果，就是一些地方問題越積越多、矛盾愈演愈烈。

再看“亂作為”。

社會轉型意味著不少既有的制度不管用了、新的制度卻沒有及時制訂，舊的價值評判不管用了、新的價值評判卻沒有形成，於是不免出現暫時的制度空白與價值紊亂。

一些人趁機謀求個體和小圈子利益，比如在房地產領域，個別人與開發商結盟濫用公共權力，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強征強拆。

“亂作為”導致的矛盾與衝突在當前社會問題中占了很大比重。

理性、平和的社會情緒與國民心態，對社會轉型意義重大

社會轉型是走向進步，但也有滑向失控的可能。

正如處於青春期的孩子，身處成長的新起點，也伴生著躁動與反叛，關鍵在於怎樣讓青春期健康度過。

那麼，如何讓中國社會健康地走過轉型期呢？

首先，要強化公共服務的意識，加大公共服務的力度、擴大公共服務的範圍。

政府不能只管招商引資不管其他，要提供全方位、多層面的公共服務，著力解決社會問題。

群眾有合理需求就去滿足，社會有管理與建設空白就去填補。

其次，在社會轉型期行為容易失範的背景下，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更應該成為依法行政、維護制度、信守規則的表率，要踐行比社會公眾更高的價值與行為規範而不是相反。

因為握有公共權力，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最有條件、也最有可能破壞制度與規則，而又容易逃避責任，所以更要自覺自律，並接受各方監督。

理性、平和的社會情緒與國民心態，對社會轉型意義重大。

這不僅靠提倡和引導，更需要細緻、扎實地做好各方面工作，這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肩負起來的使命。

不應漠視“國學”概念的非科學性

日期：

2010-10-21作者：

薑義華來源：

文彙報

薑義華

要求重視對儒學的研究，重視對諸子學的研究，重視對中國古代學術與傳統文化的研究，我覺得都很有必要，但一定要給它們戴上“國學”這一桂冠，並將之列為一級學科，我卻覺得實在沒有必要，強行這麼做，反映了一個嚴謹學者所應具備的實事求是科學態度的缺失

近些年來，“國學”成了一個特別流行的辭彙。

大學開辦“國學院”，報紙開設“國學專刊”，電視臺舉辦“國學講座”，還有專門為企業家及官員辦的各種“國學講習班”。

最近，又紛紛擾擾要在現代學科分類中將“國學”提升為“一級學科”。

但熱心於“國學“的袞袞諸公，對於“國學”這一概念的非科學性，不知為何完全置若罔聞。

學科分類應具有普適性

現代學科分類，最起碼應具有普適性。

“國學”在中國被列為一級學科，按照普適性原則，世界各國也都應該有這一學科。

但我實在孤陋寡聞，不知何謂美國“國學”、英國“國學”、法國“國學”、俄國“國學”。

日本倒是有過所謂“國學”，“國學”這一辭彙其實亦發源於日本。

日本江戶時代的一批學者，因反對當時佔據統治地位的儒教和佛教，宣導依據《古事記》、《萬葉集》、《源氏物語集》等一批日本古典文獻，探究日本古代歷史、制度、文化，闡明日本“固有精神”，複歸“古道”；他們認為，日本的“古道”或“神皇之道”，方才是日本上代生活的根本精神，這種精神和儒教、佛教完全不相容。

他們所命名的“國學”，又稱作“古學”、“倭學”、“和學”、“皇國學”、“禦國學”，在其演進中，表現出極為強烈的國家主義、天皇主義乃至軍國主義傾向。

正因為如此，二次大戰後，這一名詞在日本已很少使用，更沒有聽說被列為一級學科。

在現代學科分類中，之所以沒有“國學”這一學科，並不是世界各國不重視本國所固有的學術與文化，而是因為“國學”這一概念實在無法確定它在現代學科分類中所必須具備的獨特的科學內涵。

現今中國“國學”的宣導者們，提倡讀儒家經書，提倡讀先秦諸子，在現代學科分類中，這本屬於歷史學中專門史內中國學術史、中國思想史、中國經學史的一部分，亦是哲學與文學中中國古代哲學史、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古代文獻學的一部分，學科本有所屬，並非“孤鬼遊魂”。

要求重視對儒學的研究，重視對諸子學的研究，重視對中國古代學術與傳統文化的研究，我覺得都很有必要；成立專門的儒學研究院、諸子研究院，乃至《易經》研究院、老莊研究院等等，我覺得也都值得支持。

但一定要給它們戴上“國學”這一桂冠，並將之列為一級學科，我卻覺得實在沒有必要，強行這麼做，反映了一個嚴謹學者所應具備的實事求是科學態度的缺失。

“國學”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根本無法確定

我認為，對於“國學”這一概念的非科學性再也不能熟視無睹了。

“國學”這一概念的非科學性，首先表現在它的內涵與外延都根本無法確定。

其一，“國學”如果是指中國學術，那麼，它就應當包含中國56個民族從古至今全部學術，因為無論如何總不能將漢族以外的蒙、滿、維、藏等55個民族的語言、文字、學術、文化摒除在中國學術與文化之外，將近現代中國學術的轉型與新發展摒除於中國學術與文化之外。

其二，“國學”如果是指中國所固有的學術，那麼，第一，何謂中國？

是今日之中國，還是先秦之中國，或漢、唐之中國，或宋之中國，或元之中國，或明、清之中國？

第二，何謂“固有”？

凡借鑒、吸收與融合了外來學術、文化的，是否都不算中國固有學術？

代表儒學發展一個新階段的宋明理學，大量吸收了佛學思想資源，代表儒學發展又一新階段的現代新儒學，大量吸取了近現代西方哲學思想資源，它們顯然都非中國所固有；當年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他們的學術無不吸收和借鑒過國外學術資源；按照“固有”之論，所有這些，都應摒除於中國學術之外。

其三，“國學”如果僅指中國“古學”，那麼，不能不問，這個“古”，下限究竟是戰國時代，是三國魏晉時代，是宋、元時代，還是明、清之際，或鴉片戰爭之前？

要說比較原生態的，那只有五經、先秦諸子及包含新近出土的簡牘在內的先秦其他一些著作。

中國學術如果最後只能以這十幾部著作為代表，這樣主張者，究竟該算是中國文化的保守主義，還是中國文化的虛無主義呢？

“國學”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如此之無法確定，充分說明它並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

連其內涵與外延都無法厘定，卻偏偏要定為一個“一級學科”，那除了造成學科結構的混亂之外，不可能給學科發展帶來任何有益的後果。

學術文化不應陷入自我封閉

“國學”這一概念的非科學性，還在於這一概念從它在日本產生開始，就有著極其強烈的文化排外傾向。

它實際上在文化學術領域奉行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一極其狹隘的民族主義原則，拒絕或至少嚴重阻遏著借鑒、吸收和融合各種先進的外來文化，使本國的學術文化陷入自我封閉的鎖國狀態。

在今天，我們不僅需要積極繼承和發揚自己傳統學術文化的精華，而且需要勇敢地主動地吸取全人類精神生產的一切優秀成果，進而有自己的創新。

躺在外國人身上不行，躺在老祖宗身上也不行，我們只有立足中國現實，放眼世界，放眼未來，充分利用古今中外學術文化的各種資源，扎扎實實地作艱苦的研究，做出和我們時代需要相匹配的具有原創性的學術文化成果，才能給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有力的學術文化支撐，注入源源不絕的精神動力。

但願大家不再漠視這一問題。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博導

探尋“新二元結構”的化解之道

日期：

2010-10-20作者：

高帆來源：

文彙報

高帆

城市化快速推進，意味著我國正處在經濟社會結構轉化的重要時期，亟需對城市發展理念和管理方式作適應性調整。

解決“新二元結構”問題必須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在經濟融合的基礎上逐步推進社會融合和文化融合

1978-2008年，我國的工業化率從71.8%上升到88.7%，城市化率從17.9%上升到45.7%；而根據測算，中國城市化率不久之後可望超過50%，2030年則可能達到68%的中等發達國家水準。

城市化快速推進，意味著我國正處在經濟社會結構轉化的重要時期，亟需對城市發展理念和管理方式作適應性調整。

“新老”二元結構疊加

有別於其他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大致同步的發展態勢，我國在經濟社會結構轉化中面臨著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特徵事實：

城市外來人口（尤其是農村勞動力）可以完成職業的非農化流轉，但難以同時完成身份的市民化轉換，“農民工”這個概念，正體現了農村勞動力職業流轉和身份轉化的不匹配，這種不匹配直接導致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新二元結構”問題。

“老”二元結構是指傳統農業和非農產業在勞動生產率之間存在差異，人向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勞動力的跨部門流動可以縮減這種結構反差；而“新二元結構”，指的是農村勞動力已經完成非農化流轉，但與城市戶籍人口在經濟社會權益的分配、分享方面存在差異，這必須通過系統性的體制完善來逐步消減。

我國當前面臨著化解“新老”雙重二元結構的歷史使命，而兩種二元結構疊加表明了推進城鄉一體化的特殊的艱難性。

大城市應該率先作為

相對於中小城市，大城市就業崗位多、薪酬水準高，對外來人口尤其是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更強；但大城市戶籍“含金量”高，外來人口完成身份轉換的難度更大。

因此，當前我國的大城市，特別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面臨“新二元結構”的挑戰更為突出。

以北京和上海為例，2008年北京的工業化率和城市化率分別達到98.9%和86.7%，而上海分別為99.2%和88.6%；與此關聯的是，2008年北京和上海外來人口規模分別達到465.1萬和517.4萬，在年末常住人口中的所占比重均為27.4%。

高城市化率與高外來人口占比並存，凸顯了“新二元結構”問題。

從實現社會公平與社會和諧的角度看，大城市亟需積極回應“新二元結構”問題，如此才能形成城市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更好的動力機制。

大城市化解“新二元結構”的思路和辦法，將對其他城市解決這一問題提供政策藍本。

“破題”需要系統改革

現在，大城市針對“新二元結構”問題已經採取了一些積極措施，如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啟動了優秀農民工評選，當選者可依據相關政策規定申辦城市常住戶口；同時通過擴大公辦學校招收比例和委託民辦學校招生等方式，保證進城農民工同住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免費就學。

就實質而言，“新二元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