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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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
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与苏联商定，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出访苏联，目的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商谈和签订中苏之间的有关条约和协定，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通过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多次商谈，毛泽东终于迫使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以取代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
经过反复会谈和协商，中苏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的协定》，并通过了关于废除1945年条约和外蒙古独立的《公告》。
当时双方确认但未予公布的还有上述两个协定的议定书和条约的《补充协定》。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莫斯科回国，留下中国代表团继续与苏联方面谈判贸易协定等其他问题。
这次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以及所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这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外交活动。
关于这次外交谈判的情况，直到80年代后期，中国方面才开始公布一些有关的电报、信函，并出版了几部当事人的回忆录，使人们得以对这次中苏谈判的过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但是，人们仍然无法依据现有的文献和材料，对中苏谈判过程进行具体的和详细的考察。
不久前，人们在俄国解密的档案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这次中苏条约谈判的历史文献，共有80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其他领导人的会谈和谈判纪要，中苏双方各自拟定的有关条约或协定的最初文本和历次修改稿，以及苏联有关部门和专家呈报的对于条约、协定的建议和意见。
这里刊登的是其中有关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及双方代表谈判的部分俄国解密档案文件。
[1]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和考证，人们可以对中苏外交关系中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更加真实和准确的把握，而以前对其中有些情况，人们或者不甚清楚，或者以讹传讹。
这里列举一二：
[2]毛泽东赴苏访问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签署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且在行前已经通过几种渠道将这一信息传递给苏联领导人，对此，斯大林是完全了解的。
斯大林最初希望在形式上保留1945年的条约，而不愿意签订新条约。
只是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斯大林才被迫同意了中国方面的意见。
苏联外交部准备的条约第一稿和第二稿草案明确提出：
1945年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这就是说，苏联方面同意在形式上签订一个新条约，但实际内容（相关的协定）不得有任何改动。
基于斯大林曾多次讲过苏联军队可以提前撤出旅顺口和大连港，在苏方以后几稿的草案中，确定苏军将于1950年开始撤退，并在对日和约签订后重新审议关于旅顺、大连的议定书。
同时，条约的名称定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是1月16日的事，此时中方尚未提出自己的草案，周恩来还在赴苏的路上。
苏方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长铁路问题上。
1月19日，苏联交通部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协定草案，并做了详细的说明，其核心内容是重申保留1945年协定的有效期，扩大中长铁路的资产组成，对中长铁路及其附属企业免征各种税收。
在中苏双方代表谈判的前一天，即1月22日，联共（布）中央批准了这些草案。
对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本身，中方没有提出任何原则性的修改意见。
但是，1月26日中方提出的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除旅顺撤军问题外，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这主要是指：
否定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原则，而是立即一揽子解决重新审议协定的问题；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
尽管斯大林最初对中方的草案感到意外和愤怒，但显然是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苏方于1月28日提交的协定修改稿，除了没提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外，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
针对苏方提出的议定书补充条款，即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中方也提出增加一项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境内的铁路调运。
经过反复谈判和争论，中方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建议，而苏方同意以远东出现战争威胁作为苏军使用中长铁路的条件。
这是关于条约谈判中双方最激烈的一次争论。
在讨论有关条约和协定的签字和公布问题时，2月10日，苏方又提出一个关于第三国问题的《补充协定》。
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的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不大的意见。
周恩来还说，他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是，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所有协定都应公开发表。
当然，只有把中苏双方的有关档案文献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人们才能更完整、更全面地了解约半个世纪前这次中苏外交谈判的整个过程和详细内容。
这也是中外各国学者的共同愿望。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1949年12月16日）
出席会谈的有：
莫洛托夫[3]、马林科夫[4]、布尔加宁[5]、维辛斯基[6]、费德林[7]等同志和师哲（卡尔斯基）[8]同志
在互致问候和寒暄后，进行了下述内容的会谈。
毛泽东同志：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
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
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
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了解世界和平的情况将会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保障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
这么说，中国是在为和平而战。
苏联也首先致力于和平问题，虽然它实现和平已有四年。
至于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对它的直接威胁：
日本还没有恢复起来，因此它没有能力准备战争；美国虽然在叫嚣战争，但它最怕打仗；欧洲被战争吓破了胆。
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难道金日成会打中国吗?
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
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10年或20-25年，甚至可能是更长的时间。
毛泽东同志：
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
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弄清，是否应该宣布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来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
[9]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
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津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
最好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采取这样的措施。
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到中方的愿望，也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对协议的有关条款做些修改。
但是，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个设想，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同志：
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仅靠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有效地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
此外，中长铁路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同志：
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援助中国，如果中国需要这种援助的话。
问题在于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
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说，如果苏军可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在香港驻军，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
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苏军撤出旅顺，那么在国际上我们将博得好评。
同时，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以重大的帮助。
所有的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做到了。
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尊重民族资产阶级。
条约保障了苏联驻军旅顺的权利，但是，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而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撤出军队。
当然，如果这样做不合适，那么，驻旅顺的军队可以留下2年、5年或10年，就看如何做对中国有利。
别让人们以为我们想从中国逃跑。
我们也可以把军队留下20年。
毛泽东同志：
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
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
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
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
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
斯大林同志：
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
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毛泽东同志：
希望能解决苏联给中国贷款的问题，也就是说，苏联政府同中国政府之间签订一个贷款三亿美元的协议。
斯大林同志：
这可以做到。
如果您想现在就签订协议的话，我们同意。
毛泽东：
是的，正是现在，因为这可能会在中国引起很好的反响。
与此同时，必须解决贸易问题，特别是苏联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虽然我们现在无法提供这一地区的准确的贸易业务计划。
斯大林同志：
我们现在要知道中国需要哪些设备，因为我们没有备用设备，必须预先向工业部门提出申请。
毛泽东同志：
在编制设备订单方面，我们感到有困难，因为工业情况我们还不清楚。
斯大林同志：
希望尽快提出订单，因为设备订货在我国工业部门至少要提前一年安排下去。
毛泽东同志：
我们非常想在建立空中航线方面得到苏联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
我们已打算好给予这方面的援助。
空中航线可以经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
我们有专家。
提供援助是有保证的。
毛泽东同志：
在建立海军方面，我们同样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
可以在旅顺为中国海军培养干部。
你们出人，我们出船。
完成学业的中国海军干部，可以开着这些船返回中国。
毛泽东同志：
国民党分子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
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攻占台湾。
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希望苏联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解放台湾。
斯大林同志：
不会不给予援助，但援助的形式需要考虑周到。
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的干预提供借口。
至于参谋人员和教官，我们随时都可以提供。
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
你们有空降部队吗?
毛泽东同志：
有一个原国民党的空降团，现在已转到我们方面来了。
斯大林同志：
可以挑选一个空降连，把任务告诉他们，将他们空投到台湾，然后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
毛泽东同志：
我们的部队已进抵中缅边境和中国与印度支那的边境。
因此，英国和美国担心，我们的部队是要越过边境，还是到此为止。
斯大林同志：
可以放出风去，说你们打算越过边界，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
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上，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
但我们认为，我们不必急于得到承认。
我们必须整顿国内秩序，巩固自己的地位，尔后再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谈判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
这是正确的策略。
然而，不必亲自出面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生冲突。
例如，如果需要对英国施加压力，那可以通过广东省与香港的冲突来做到这一点。
而为了妥善解决这类冲突，毛泽东可以作为调停人出面。
主要的是不要匆忙行事和避免冲突。
外国银行是否仍在上海营业呢?
毛泽东同志：
仍在营业。
斯大林同志：
它们为谁服务呢?
毛泽东同志：
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企业服务，这些企业我们暂时还未触动。
至于外国人的影响，在经济和商业领域，主要是英国人的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美国人占主要地位。
斯大林同志：
日本企业的情况如何呢?
毛泽东同志：
已将它们收归国有。
斯大林同志：
海关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
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
必须注意海关，它通常是国家巨额收入的来源。
毛泽东同志：
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我们已取得完全的成功，至于文化和经济，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摆脱外国的影响。
斯大林同志：
在外国企业、银行等处，你有稽查人员和情报人员吗?
毛泽东同志：
有。
我们在研究和监督外国企业方面（开滦矿务总局、上海的电厂和水厂等），进行了相应的工作。
斯大林同志：
必须有按照法律行事的政府稽查人员。
对外国人征税必须多于中国人。
钨、钼、石油的开采权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
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
必须发展采矿业。
尤其是石油开采，可以在兰州以西至成都铺设输油管道，然后通过管道运输燃料。
毛泽东同志：
我们还没有决定，中国哪些地区必须首先发展——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因为我们尚不清楚和平的前景。
斯大林同志：
石油、煤炭、钢铁总是需要的，不论将来是否打仗。
斯大林同志：
在中国南方能否栽培橡胶树呢?
毛泽东同志：
到目前为止，尚未成功。
斯大林同志：
中国有气象站吗?
毛泽东同志：
没有，还没有建立。
斯大林同志：
应该建立。
斯大林同志：
我们想从您那里得到您的译成俄文的著作目录。
毛泽东同志：
我正在审校自己的著作，它们是由各地的出版社印刷的，有很多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
我打算在1950年春季以前审校完这些著作。
但我希望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
第一，与俄语翻译一起对文稿进行加工；第二，对中文原稿进行校订。
斯大林同志：
这可以做到。
但是对您的著作进行校订还需要帮助吗?
毛泽东同志：
需要。
请您为此指派一位适当的同志，比如说，一位联共（布）中央委员。
斯大林同志：
如果需要，这也可以做到。
（费德林同志记录）
毛泽东与罗申关于访苏安排的会谈纪要
（1950年1月1日）
摘自罗申[10]日记
根据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的指令，1月1日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
互致新年问好和礼节性问候之后，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谈话中，毛泽东同志谈到了如下问题：
最近几天，他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
通知缅甸和印度政府，如果他们确实希望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那么他们必须首先完全断绝与蒋介石的联系，并发表官方声明，无条件地拒绝向蒋介石政权提供任何支持和援助。
在印度和缅甸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
毛泽东同志指出，还有消息说，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
谈到中国的军事形势，毛泽东同志指出，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全部主力部队都已经被消灭了。
在四川和新疆，差不多有40万国民党军队被俘或编入人民解放军。
胡宗南匪帮约3—4万人残余部队逃向西藏和南方的道路已经被全部切断，不久将被消灭。
在云南，还有3万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分散在昆明西南地区，但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毛泽东要求向苏联领导人转告他的健康情况，以及他在莫斯科停留的下一步计划。
毛泽东说：
“经过两年时间的休养，我的健康情况已经好转。
最近4天，我每天睡8个小时没问题，没有吃安眠药。
但外出散步时，我在冷空气中逗留不能超过一刻钟，这样我会感到头晕。
鉴于这种情况，我想静养一个多星期，完全恢复正常的睡眠。
”
他还提出，在以后一周的休息期间，他想会见什维尔尼克[11]、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12]、贝利亚[13]、马林科夫、华西列夫斯基[14]和维辛斯基。
这些会见只能以普通会谈的方式进行。
他不会提任何特别的问题，也不讨论工作问题。
每天只会见一人，谈话不会长，他认为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时间是在下午5—6点钟以后。
在这段时间里，他想与斯大林讨论工作问题。
讨论了工作问题后，他想在停留的剩余时间里向列宁墓献花圈，看一看地铁，参观集体农庄，观看歌剧，然后结束在莫斯科的停留。
毛泽东同志强调，他不参观工厂，不接见大批客人，不发表公开讲话，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的健康，再次破坏他的睡眠习惯，并引起头晕复发。
以前他想访问苏联其他地方，但由于健康情况，而且回国时还要进行长途拨涉，所以他现在不想在苏联旅行了。
离开北京时，他曾想在苏联逗留三个月，然而最近国内的工作需要他把停留的时间减少到两个月。
考虑到乘火车回北京要11天，他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6日到达北京。
听完毛泽东同志的谈话后，我说，我将在第二天把他的所有要求转告给苏联政府。
我又问毛泽东同志，他是否知道苏联政府（1949年）11月提出的建议，即将几百名日本军官引渡给中国政府，以便使他们接受对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
毛泽东同志说，他在离开北京时已经知道这一情况，但他们正忙于莫斯科之行的准备，中国政府未能认真考虑这件事。
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中国政府原则上愿意接受这批罪犯，但是，考虑到最近中国人民正忙于消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以及中国的司法制度还不健全，中国政府在公众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之前不能开始审判，因为这样无法造成必要的政治影响。
此外，中国政府必须同时准备审判国民党战犯。
考虑到毛泽东所说的所有这些情况，我估计6个月后我们可以让这些战犯离开苏联国土。
我请求苏联政府在1950年上半年把这些战犯留在国内，如果可能的话，收集有关他们罪行的更多的证据。
从今年下半年起，我们将引渡这批战犯，让他们接受审判。
正式讨论结束后，毛泽东邀请我与他共进晚餐，我接受了邀请。
与毛泽东同志分手后，我继续与卡尔斯基一起等汽车。
卡尔斯基告诉我，毛泽东三天以来感觉非常好，他睡眠好，没有吃药，爱开玩笑，很兴奋，很健谈。
但是像以前一样，他不能长时间在户外呼吸冷空气。
他仍犯头晕。
毛泽东同志确实决心再休息一周，不去任何地方旅行。
2月2日将有医生会诊。
毛泽东与维辛斯基谈话纪要
（1950年1月6日）
摘自维辛斯基日记
今年1月6日，我拜访了毛泽东，简短的互致问候以后，开始了正式会谈。
一、我告诉毛泽东，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要求帮助恢复吉林水电站[15]，苏联政府已经做出决定，五天之内，四名苏联专家去中国，为期一个月，他们必须写出一个关于水电站情况的报告，并拟定恢复吉林水电站的必需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对苏联政府提供的所需帮助表示感谢，说苏联政府为此所提供的帮助对中国的整个民族经济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我告诉毛泽东，鉴于刘少奇的电报中提到为了进行航空训练要求苏联供应燃料，（我们）倾向于这样答复，根据我们专家的计算，按苏联空军的标准测定，为此目的所用的燃料是：
高辛烷汽油13，400吨，低辛烷汽油5270吨，航空汽油1315吨，P-9型燃油26吨。
苏联政府将下达命令，从1月开始，在今年上半年向中国提供上述数量的燃料。
至于中国提到的这批燃料的支付方式和条件的问题，可以在1950年的贸易谈判中解决。
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要求表达他对苏联援助的感激之情。
至于燃料的数量，他说：
“我们的人本来想要的更多”，但对此必须进行严格控制。
他感谢苏联政府对此进行复核，他完全同意采取这种作法。
毛泽东还说，燃料的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的方式进行分配，因为这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利益，在使用外援的商品时应该更加注意节约。
毛泽东要求把电报文本留给他。
三、我问毛泽东，他是否认为发表一个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声明会更有利，声明的内容是国民党代表留在联合国安理会是非法的，必须把他们驱逐出去。
就苏联方面说，苏联倾向于支持这个声明，同时也要求安理会将国民党代表团驱逐出安理会。
在国民党代表仍然留在安理会的情况下，苏联代表将宣布，只要有国民党代表存在，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毛泽东说，他百分之百同意这个建议，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给安理会的这个声明的抄件可以同时递交给安理会成员国。
四、毛泽东说，关于苏联政府给中国人民政府的有关971名日本战犯的信，他愿做如下答复：
（1）总的说来，日本战犯无疑必须移交给中国，并接受审判。
（2）但是，中国政府主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对国民党战犯的审判同时进行。
这样一个司法程序的准备大约在1951年上半年或下半年进行。
因此，希望苏联政府同意暂时在苏联收押这些日本战犯，大致到1950年下半年。
我提出，既然苏联政府受到道义的约束，即到1950年1月遣返全部日本战犯，或许更有利的是考虑同意在形式上把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而在事实上暂时把他们留在苏联国土上。
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完美的方案，他认为是最有利的。
五、毛泽东称，他一直不断地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需要签订一个两国之间新的友好同盟条约。
他说，我们之间签订一个新条约，反映了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的完全新型的关系。
对现存条约进行重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条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国民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日本已经不再是一种武装力量，而国民党已经垮台。
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
所以，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我回答毛泽东说，在我看来，新条约似乎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存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作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利益造成损害。
这是不希望，并且不能允许发生的。
毛泽东指出，毫无疑问，当确定签约问题的方案时，这种情况必须加以考虑。
会谈时在座的有伊·弗·柯瓦廖夫[16]、尼·特·费德林，以及师哲。
会谈大约进行了45分钟。
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记要
（1950年1月17日）
摘自莫洛托夫日记绝密
相互问候并就一般话题进行简短交谈后，进行了下列内容的会谈：
一、我对毛泽东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做了演讲，其中涉及到了一些国际问题，包括中国、苏联和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
艾奇逊就这些问题的讲话是对苏联明显的中伤并指望对舆论进行欺骗。
美国对华政策失败后，艾奇逊试图为其辩解，不耻使用欺骗手段。
从下面这段谈话可以看出他的谎言到了什么程度：
“下面是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苏联正在采取新的手段将中国的北部地区从中国划分出来，并将其归入苏联。
在外蒙古这一过程已经完成，在东北地区这件事也差不多完成了。
所以，我相信，苏联代理人正在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发出最令人愉快的消息。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即这片居住着中国人的广阔地区正在从中国分离出去，并归入苏联。
”
“我想声明，或许我会违背自己的否定教条主义的主张，但我想说，在任何情况下，苏联占领中国北部四个地区这一事实，在某个世界强国同亚洲的关系方面是最重要的和最能说明问题的。
”
“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某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
我建议毛泽东了解一下艾奇逊的这篇讲话，并将（据塔斯社的）讲话全文转给了他。
毛泽东说：
众所周知，在此以前，从事这种欺骗活动的主要是以美国记者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坏人，而现在就连美国的外交部长也亲自干起了这种肮脏的勾当。
这就是所谓美国人的进步。
我回答说，鉴于艾奇逊的这一讲话，我们认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应以相应的方式做出反应。
同时，我指出，据塔斯社从华盛顿的报道，1月14日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所表明的与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讲正好相反。
在此，我援引华德讲话中相应的地方，其中说：
尽管苏联根据协议中自己的权利，参与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但他没有看到任何表明苏联正在对东北地区进行监督管理或者力图将其并入苏联的迹象。
我说，我们打算以苏联外交部的声明对艾奇逊的讲话做出反应。
但我们认为，最好是中国政府首先就此问题发言，然后，在我们的报刊上刊登中国人民政府的声明和华德的声明后，我们苏联外交部再发表相应的声明。
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一点，对此没有任何疑问。
不过，他询问说，这样的声明由新华社来做不是更好吗?
我回答，既然事情关系到美国的外交部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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