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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word版试论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试论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学生：
王泽明指导老师：
党庆兰
［摘要］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有名的军事家、战略家和理学大师。
他以儒学思想为根基治军，源于传统又高于传统，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治军思想。
其治军思想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仁”，“礼”为治军之源，“忠”“信”为行军之本；二是以“勤”“恕”“廉”“明”为将帅的武德修养和行为准则；三是“训”与“练”相结合的练军方法；四是讲求“慎战”“以主待客”“正奇互用”的战略战术。
他以思想治军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蔡锷、蒋介石毛泽东等后世革命家的治军思想都深受其影响，他们治军思想的很多方面都直接与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有着渊源关系。
［关键词］曾国藩；治军思想；影响
曾国藩出生于一个普通封建地主家庭，他自幼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熟读经史，立志要做“末世扶危救难的英雄”，更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为座右铭。
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发动起义，实力很快发展壮大，清朝政府朝野震动。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临危受命，投笔从戎，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曾国藩分析认为八旗绿营在与太平军作战中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弊端就是“败则不相救”。
针对这一弊端，后来他以自己所学理学思想为基础，并结合军事实践建立了一支异于八旗绿营的军队—湘军。
湘军在于太平军作战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帮助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稳定了统治局面，建立了赫赫战功，这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
所以其治军思想也受到后世学人的推崇，对后世影响极深。
曾国藩以思想之军，可谓是一种独创，与现在所提倡的创新思想相吻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
一、曾国藩以“仁”“礼”“忠”“信”为治军的根本，后世革命家蔡锷﹑蒋介石﹑毛泽东等人的治军思想深受其影响。
曾国藩为了改变八旗绿营在于太平军作战中节节败退的局面，在湘军建立之初就强调要把湘军建成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忠义之军”。
要想使湘军内部“诸将一心”“万众一气”，就必须找到一套合理的治军方法来协调好军队中的各种关系。
曾国藩以此出发，结合儒家思想，主张以“仁”“礼”为治军思想之源，以使湘军有礼有序，内外和谐。
他说：
“孟子曰：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勇之不治哉！
”
他倡导“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的目的就是一、内部以“仁”来教育将帅，要求他们做到“仁兵爱民”协调好军队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以及军民之间的关系。
他说：
“用恩莫如用仁，仁者，所谓欲立立人也，欲达达人也。
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
他要求将领之待士兵，要如父兄之待子弟。
无论为宽为严，为爱为憎，为好为恶，为赏为罚，均因出之以志诚无伪的仁爱之心。
同时曾国藩以史为鉴，认识到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他非常重视军队的爱民教育。
他说“爱民为治军第一要务，需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之根本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
”
此外他还编写了《爱民歌》等歌曲让士兵传唱，以时时提醒战士热爱人民，严于侓己。
他想通过这些“仁兵爱民”的思想教育达到军队内部团结，军民团结，相互协调，内外一致的理想效果。
二，以“礼”作为规范军队上下秩序的手段和法则。
“礼”指封建上下尊卑秩序。
曾国藩希望通过这种传统的礼仪制度使湘军将士恪守“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之不可倒置”的封建秩序，不仅自己绝不犯上作乱，而且要坚决镇压敢于犯上作乱的“逆贼”。
在军队内部形成一种被称为“辩等眀威”的“军礼”，维系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
他说“用威莫如用礼，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
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
恃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
十分明显，他是想让将领本着“仁”“礼”的精神来修身养性和对待部属，使部属“知恩”“知威”尊敬上级，从而达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效地控制军队的目地。
另一个目地就是根据孔子“仁者必有勇”的思想，鼓动将士抱着“杀身成仁”的志向，顽固的抗击太平军。
曾国藩为了将招募来的朴实农夫教育成“忠君尊上”的一支绝对服从命令的新式武装，提出了“独仗以忠信为行军之本”
这个治军主张。
根据他的理解“忠”指小则忠于直接的上级，大则忠于国家君主；“信”指诚信，要求官军要讲诚信，要互相信任。
曾国藩对湘军官兵强调“忠”“信”思想是要他们绝对忠于封建国家和君主，让他们具备“忠君尊上”的政治素养，使湘军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
此外，他还将“忠信”内化为一个“诚”字。
要求将官以“诚”待人，他说“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
”故曰“诚着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
只要怀有“至诚之心，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
”他还强调将官士卒之间“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彼此“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
希望能以“诚”字作为团结湘军官兵的纽带。
曾国藩以思想治军，把儒家核心思想“仁礼”“忠信”作为治军思想的核心内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对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他不仅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而且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他对曾国藩的治军思想非常推崇。
1911年夏，蔡锷为整顿云南新军，辑录《增胡治兵语录》在新军中普及。
并把《增胡治兵语录》作为“精神讲话”来教育将士。
蔡锷曾接受过新学教育，后来还留学过日本，对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有着较多的了解。
他比较中西认为曾国藩的治军思想虽然来源于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治军的目地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他的思想和言行赋予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特色，并且在实践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所以从内心举动处对曾国藩这位同乡先贤的事功尤其是治军方略表示出钦敬之情。
他在《致湖南绅士》一文中高度赞扬曾国藩的历史地位。
蔡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把他作为治平天下的榜样看待，尤其对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总体上予以赞同。
他称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仁慈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
”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蔡锷治军思想影响极深。
此外，蒋介石、毛泽东等人的军事思想也深受其治军思想的影响。
蒋介石的治军思想内容可以概括为“分别编制，勤以训练，厚以教养，严以军纪，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
”
“厚以教养”是蒋介石治军思想中的重要一项内容，“教养”就是对军队的“思想教育”。
在黄埔训练时期，蒋介石把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治军方略编辑为《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使用，在书中蒋介石还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体会，认为“治心即为治兵之本。
”
可见其对曾国藩治军思想的重视和推崇。
在军校时期，他还学习曾国藩身体力行，经常对学生和教官进行精神教育。
后来在革命军中他还颁布了《国民革命歌》、《立志歌》、《放枪歌》、《军士爱民歌》等歌曲，以激励士气加强士兵的思想教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曾国藩治军方法的效仿。
在行军过程中，他还亲自编写“军人精神教育标语”，进行散发张贴，以激励斗志。
蒋在思想上和军事上都奉曾国藩为宗师，说什么“要救国复兴就不可不效法曾、胡”。
认为黄埔军校就是“以《曾胡治兵语录》以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
毛泽东也对曾国藩给与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其治军思想更是推崇倍至。
毛泽东的治军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曾国藩思想的影响。
如毛泽东早年曾说“寓意本源者，倡学而已矣。
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圯，今人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
孙袁吾不论，独康略有本源矣。
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位，其能如彼之完美呼。
”
可见曾国藩的治军思想还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与曾国藩在政治立场上虽然不同，但是在军事思想上还是有许多相同的认识，曾国藩用儒家伦理道德来教育军队上忠于清政府，下忠于自己的上级将领。
从而提高军队的统一性，而毛泽东则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军队，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他所说的“党指挥枪”。
并且强调军民团结，时时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做好了军队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力，这对军队统一思想增强战斗力意义重大，可以说这与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和方法有异曲同工之效。
二、曾国藩以“勤”“恕”“廉”“明”作为将帅的行为准则，蔡锷受其影响以“勤”为治军之首，毛泽东将“廉”发展为“为人民服务”。
曾国藩在行军过程中多次告诫统兵将帅要把“勤”“恕”“廉”“明”铭记于心作为行为准则。
他说“带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
四字兼全可以为名将，可以为好官，不论文武大小，到处皆行得通”。
“勤以治事”曾国藩认为绿营弊病有三，第一惰气太深，将领养尊处优，只会糜饷贪污，勾心斗角，遇敌退却，不思进取；第二，是军纪败坏；第三，是调遣不当。
为了改变这种弊端他主张说：
“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
身勤则强，佚则病。
家勤则兴，懒则衰。
国勤则治，怠则乱。
军勤则胜，惰则败。
”
为了使统兵将领做到“勤以治事”，他提出“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
为事之法以‘五到’为要。
五到者：
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
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心叮嘱也。
”
经过曾国藩的苦心经营，湘军成为一支训练有素和战斗力远胜于绿营的武装力量，这都与他勤以治事的思想不无关系。
“恕以待人”曾国藩认为将帅之间不和的原因是相互猜忌，不能以“敬”“恕”待人。
所以他认为懂得了“恕”道就能“识大量大”，反之就“识小量小”。
他教育部属务必恕以待人，功不独居，故不推诿。
以平恕之心待人，处处严于侓己，薄于责人。
从而减少湘军内部的摩擦，增进湘军将领彼此之间的融合与信任，增强湘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廉以服众”是曾国藩在行军过程中反复强调的问题。
“廉”就是公正无私，不谋私利。
将帅贪污腐败，贪没士兵军饷的事情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时有发生。
曾国藩认为将帅的廉洁问题非常重要，它会严重影响军队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会影响士兵的正常生活，从而削弱军队的战斗力。
所以曾国藩要求将领廉洁自律，以身为范，以做到很好的表率和示范作用。
他总结说：
“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尚俭朴。
不妄发一文钱，则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则一营廉；不独兵勇威服，亦且鬼神钦服矣”。
曾国藩不仅在思想上对官军进行教育，也从制度上加以保证。
为了使湘军将领不明目张胆地“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不克扣、剥削士兵的粮钱，不因小利而使将兵反目。
他为湘军将领设定了优厚的薪金制度，使之月有赢余，以养将之廉。
曾国藩要求将领反复期眼前的小利，着眼长远，着眼大局，去收取成功后更大的利益。
这样就解决了士兵物质生活保障，确立了军队在人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巩固了湘军内部的团结。
“明以应务”就是要湘军将领首先做到准确判断是非，赏罚分眀，对日常工作做到精明干练了如指掌。
即所谓“知人晓事”。
他说“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著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
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大明矣。
”
第二，“明”也就是“智是将领应具备的美德，将领如果具备了“明”的美德，则其他诸德如智、信、仁、勇等就比较容易具备。
他说“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
古来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
。
总之将领只有做到“明以应务”，才能对部属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才能严明赏罚，使军人个体各有所得，从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是他们共同向前而不敢犯上作乱。
“勤”“恕”“廉”“明”四着互相联系，互为表里。
通过“勤”达到严格训练和管理军队；通过“恕”和“廉”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改善部队的内部关系；通过“明”来正确选拔和任用部属。
以此作为湘军的行为准则，大大提高了湘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后世军事家蔡锷也对曾国藩治军以“勤字为先”深表赞同。
他说：
“战争之事，或跋涉冰天雪窟之间，或驰驱酷暑恶瘴之乡…故习劳忍苦为治军之第一要义。
而驭将之道亦以使之劳苦为不二法门。
”
也就是说士兵要耐得住行军作战的劳苦。
所以就必须勤以治事，使士兵勤劳而能忍受行军之劳苦才可以治理好军队。
此外，毛泽东对曾国藩所提倡的“廉”有着深刻的体会，曾国藩虽然强调将帅要廉洁公正，不与士兵争饷。
也曾经施行了高薪养廉的政策，在湘军前期效果不错，但到后期就不太理想了，毛泽东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军队要“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强调教育干部和军队指战员要廉洁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要紧密联系群众，和群众团结起来，搞好军民团结，加强军人纪律教育，这样人民军队就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在解放战争中小米加步枪的我军之所以能够打败飞机加大炮的国军，很重要一点就是国军内部高级将领和官员贪污腐败大发战争财，与群众失去联系，而共产党却能保持上下团结一致，这一点值得深思。
三、曾国藩提出“训”与“练”相结合的练兵方法，蒋介石受其影响将其发展形成“厚以养教”“勤以训练”的练兵方法。
曾国藩练兵源于传统又异于传统，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练兵思想和方法。
湘军建立之初与太平军作战总是吃败仗一触即溃。
他总结失败的原因认为军队要“精练勤训”才能形成战斗力，才能上战场。
为了提高湘军的作战能力他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练兵方法。
用他总结的话说就是“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
所谓“大处着眼”就是把封建思想中的忠信、忠义思想作为训练的主要内容。
“从小处着手”简单明了的训练方法。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他将“训”与“练”分开。
对二者同等重视，并将二者相结合。
“训”指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训营规，二是训家规。
他将训营规归纳为点名、演操、巡更、放哨四项，日夜常课七条和营官定期点名、看操。
其目的一可以使官兵勤而不怠，常处于戒备状态；二是供以约束弁勇的行动，树立营官的威望。
以便“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胜于畏贼之炮子。
”他把“训家规”概括为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四句话。
他还常说“我辈带兵如夫兄待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障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
个个学好，人人成才，则兵勇感恩，兵勇父母妻子亦感恩矣”。
这些看似简单的方法却含意较深。
禁嫖赌戒游惰，可以达到严肃军纪提高战斗力的目地；慎语言敬尊长，把营官和士兵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父兄与子弟的关系，通过这层关系确立上下尊卑关系，使下级服从上级。
二他的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的宣传，虽然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和遮蔽官兵之间的阶级矛盾。
总之，用这种方法来统御部队，比传统的棍棒似的教育更加行之有效，也的确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曾国藩在给同僚的信中说，他治军“练着其名，训着其实”。
可见他对训营规、训家法的重视。
曾国藩进行以“训”为主的精神教育这与他思想治军是一致的。
他在训的同时也没有放松“练”，强调“训练兼施”。
所谓“练”就是“练技艺”和“练阵法”。
他说“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
对于“练阵法”,他认为“将多人以御寇，断不可无阵法也。
”
要求部队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及时变换阵法。
他通过这种“训练兼施”的练兵方法，将湘军很快训练成了一支太平军的最强劲对手。
也使自己在仕途上赢得了辉煌成就，“中兴第一名臣“的赞益也与这支军队分不开，这种练兵方法也被蒋介石所效仿，对他产生很大影响。
他在黄埔军校时期将“训”与“练”结合起来，具体来讲就是他所说的“勤以训练”“厚以养教”。
“勤以训练”就是指在平时的训练中教官和将领要勤奋，做好军事训练的每个环节。
蒋认为打仗要想做到孙中山所说的“隐藏瞄准”四个字，就得训练。
“没有训练过的士兵，打仗的时候往往手忙脚乱，耳聋眼花，平时所学的射击方法尽都忘了，甚至子弹倒头装，枪口向后方。
种种说不出的现象在打仗的时候全会发现出来的。
”
因此“要维持军队精神到冒险犯难，赴汤蹈火的一个地步，就少不了一番训练。
”
蒋介石特别强调“练兵以勤为主，耳提面命，始终不息，”
“练一兵得一兵之用”。
为了使处于战争状态下的革命军切实做到“勤以训练”，蒋介石于1924年8月6日以个军军事训练委员长的身份上书军事委员会，提出军事训练计划：
训练分为各军军队训练和军事学校训练。
各军军事训练“应先从事整顿，然后在加以训练，各军校训练，实为训练计划之第一步，各军校校长或各校派一高级长官为训练委员和各校党代表一起，以便军事与政治二方之训练相互联络并可一致进行”。
“厚以养教”就是指对军人的“精神教育”。
蒋介石将“治心”作为“治兵之本”效法曾国藩，身体力行对军校学生和军队进行精神教育。
“亲爱精诚”既是黄埔军校的校训，又是蒋介石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
蒋在军校﹑军队的训练中多次提到这一思想。
如1924年9月18日，蒋在军校演讲时说“今天新旧学生聚在一起听讲，我最愿意的就是不要分新旧与彼此的界限。
大家同学的精神要团结起来，要把现在这里的九百几十个同志当做一个人，不当做九百几十个人。
因为精神不团结，就如散沙一般什么事都不能成功，那还能干什么革命运动，陆军军国学校就是要把全国的有志青年团结到一块。
本校的校训是‘亲爱精诚’四个字，就是说：
凡是同志同学都要相亲相爱，诚心诚意，精益求精的来团结我们的精神的意思。
”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曾氏对蒋介石军事思想的影响之深。
四、曾国藩打仗讲求“慎战”“以主待客”“正奇互用”，毛泽东吸收创新形成“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慎战”原则是曾国藩战略战术的一大亮点。
他认为在湘军建立之初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更应该“慎战”不打无把握之杖。
他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
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滑，滑则巧，以我之疲，贼匪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
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杖，不可开仗而毫无算计’”。
他这一主张在战争初期确实为一条正确的军事主张，对保存湘军实力，并发展壮大，进而打败太平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我们从中也看到了，曾国藩对打仗的谨慎性。
同时,曾国藩用兵极论主客。
他说“凡用兵主客正奇，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
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
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
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
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
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
”
他的这种说法与普法战争以前的法国兵学家的主张非常相似，当时俄国、法国也盛行这种说法。
以主待客，使得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故能蓄锐以应；以静制动，故能待变而起。
主胜而客败，故要我常为主，敌常为客，凡敌来攻营，则凭墙坚守，避其锐气，坚韧不出，待敌气衰为疲，彼竭我盈，然后出战，常收胜利。
尚遇敌为主，我为客的时候，则必须反客为主，如攻城不可力取，必筑坚垒以自守，挖长濠以困敌，使敌不得不来攻，敌一离城来求战，使是我为主敌为客。
曾国荃守安庆，夺天京，就是用这种反客为主的战术。
足见这种战略思想具有很高的实际意义，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
此外，曾国藩也不放过有利时机，采取“正奇互用”灵活多变的战术。
他认为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如果不抓住有利的时机求战则战机稍纵即逝，所以他也主张灵活处理战场形势。
他在《笔记二十七则》中对何为“正”何为“奇”也做出了具体的解释。
他说“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分出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阻击者为奇兵。
意在专向、吾所恃以御寇着为正兵，嬴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示以弱者为骑兵”。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战略战术与中国古代中所体现的军事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他古为今用，灵活变通的用兵之法极具现实意义，同时也对后世影响很深。
尤其是对毛泽东战略战术有着很大影响。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兵家文化尤其是对湖湘文化中的战略战术思想的继承是最为全面和直接的。
毛泽东对王船山和曾国藩等人总结出的一套积极防御、攻势防御战略战术十分熟悉，并有着深刻的体会。
毛泽东通过对曾国藩等湘军兵法的研究，对曾、左、胡等湘军人物经常采用的“以静制动”、“以主待客”、“攻瑕破坚”、“避实击虚”、“围点打援”、“致人而不致于人”等战法颇有体会，如“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条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最终确定，又如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中就有多条原则体现了“攻瑕破坚”、“避实击虚”、“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
湖湘文化中的用兵方略为毛泽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养料，可以说，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就是在继承前人优秀军事遗产的基础上，在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的全面升华。
与前人的用兵方略的根本不同之处，就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真正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无论是战略的持久战还是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无论是运动战、阵地战还是游击战，无论是战略防御还是战略进攻，都离不开人民群众提供的大力支持。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也只有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之下才能实行，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威力。
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曾国藩以思想治军，把儒家伦理道德中的核心“仁礼”“忠信”作为治军思想的主要内容，把“勤”“恕”“廉”“明”作为将帅的行为准则，在强调训练基本军事技能的同时他别强调对军队的思想教育，在实践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战略战术上“正奇互用”采取灵活多变的作战方法，非常的切合实际，被后世广泛应用。
可以说其军事思想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的变革。
这种以思想治军的方法被后世的蔡锷﹑蒋介石毛泽东等许多军事家所效仿，对中国近代社会向前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有必要反思历史，学习曾国藩的创造性思维，在中国已有的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为中国的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很有价值的例子。
注释
黄顺力：
《曾国藩治军方略刍议》，载《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版，第5期，第21页。
（清）曾国藩：
《曾国藩家书家训日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2页，第552页，第552页，第553页，第549页，第329页，第546页，第546页。
蔡锷：
《增胡治兵语录》（增补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第36页，第40页，第88页。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3页。
蔡锷：
《增胡治兵语录》（增补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第80页，第105-106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388页，第279页，第202页，第252页，第394页，第546-547页。
彭国栋：
《蒋先生嘉言类钞》，商务印书馆，397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页。
《毛泽东早年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批牍》，温林编，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8页，第76页。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诗文》，温林编，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页，第378页。
周涛：
《曾国藩军事伦理思想初探》，载《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版，第六期。
曾国藩：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九卷），东方书局，1935年版，第152页，转引自方仁言：
《试论曾国藩的治军建军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122页。
曾国藩：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上海鸿宝书局，1921年版，第5页，转引自黄顺力：
《曾国藩治军方略刍议》，载《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版，第5期，第21页。
曾国藩：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九卷），东方书局，1935年版，第62页转引自方仁言：
《试论曾国藩的治军建军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122页。
张其昀主编：
《将总统集》（第一册），台北版，1986年版，第427页，转引自季云飞：
《黄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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