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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的发展

中国散文的发展

【篇一:

中国散文的发展】

引言

在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

散文远远未能如诗歌和小说那样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兴趣,与小说和诗歌的中心地位相比,散文处于边缘位置。

可以说,新时期中国散文的研究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具体说来,这表现在研究观念的陈旧、研究模式的老化及研究队伍的弱化等方面。

比如,在许多研究者那里,衡定散文优劣的标尺主要还是情、理、形、神,知、智、意、趣,较少出现新的散文理论标准;又如,研究者探讨的方式主要还停留在经验和感想层面,未能上升到学理和理论高度;再如,具体的散文作家、作品分析远胜于宏观地把握与概括,以至于出现散文研究见木不见林”的倾向;最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往往是就散文而研究散文,未能站在文化和人类命运的高度对散文进行探讨。

与诗歌和小说研究者的高歌猛进、激扬奋发不同,散文研究者更多的是低徊浅唱、疲惫松软。

当然,散文研究如此这般的境况不是没有缘由的,这可能与以下方面有关。

第一,新时期散文发展的滞后。

作为一种文体,新时期的诗歌与小说一直处于不断革新状态,观念与文体总在超越传统和自身。

在诗歌领域,朦胧诗、寻根诗、寻根后诗都是对以往诗歌传统的根本性超越;在小说领域更是推陈出新,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后先锋小说等层出不穷、波推浪涌。

相比而言,散文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质,一直处于既定模式之中难有根本性超越。

以致人们对散文的发展深怀忧虑,有人甚至提出散文消亡论”从中足可见出人们

对新时期散文滞后的强烈不满。

显然,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对一个没有多少变动的文本进行细致研究,其意义就很值得怀疑了。

第二,散文概念和理论的模糊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长期以来,诗歌和小说研究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从而也形成了一套比较明确、固定和完备的理论体系,这就为其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可以说,诗歌和小说理论的发展成为其进一步研究强有力的支点和依据。

然而,散文可供参照的理论几近空白,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系统而深入的散文理论,散文的概念、范畴、内涵、外延、价值和本体等都较为模糊,未能得以确认。

这就必然导致散文研究有着经验化、随想性的不足。

第三,散文研究者素质的低弱。

尽管新时

期已经出现几本散文研究著作,有的研究者也作了不少拓荒工作,并表现了较为深厚的理论和文化功底,但总体而言,散文研究队伍远没有诗歌和小说研究队伍整齐和壮大,其理论修养与学术功底也不可同日而语。

看来,让一支装备不良、素质低弱的“军队”去攻破

散文研究这个坚固的“堡垒”,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新时期散文研究的落后状态直接导致三个恶果,一是它难以成为创作的借鉴与指导,从而使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处于相当的盲目和随意状态;二是不能正确估价新时期散文的成就与局限,以致出现研究者的“迷失症”;三是限制了一般读者欣赏能力的提高,读者或是对散文不屑一顾,或是沉醉其中难以自拔。

新时期中国散文已走过20多个年头,尽管它的成就远不能与诗歌和小说相提并论,但它仍是新时期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近些年,散文一改附属的地位,由边缘而移向中心,成为热得发紫的文学样式。

显然,在世纪之交,对新时期中国散文做出宏观而公正的评价,展望其发展前景,是一件必要而又颇有意义的事情。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不用“新时期、后新时期、后后新时期”而用“新时期”来概括这几十年的散文,主要有两点考虑:

其一,尽管在不同的时域里散文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本质上说,这几十年的散文具有总体一致的启蒙性特征;其二,“新时期”这一概念更为完整和清晰,足以概括这个时期的散文发展与走势。

上篇:

文化散文--继承与深化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别。

广义上,它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生活方式。

狭义上,它就是指与政治、社会和道德相区别的精神、心理、人格和审美方式。

我们使用的“文化”不是广义的,而是狭义的。

从此意义上说,文化散文更多的是带有文化内蕴,内含一个民族乃至人类共同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和审美意趣。

1990年,有的学者指出,“贴近生活的又一表现,就是世俗化倾向。

人情种种,世俗百态,成为一些散文家观照的热点。

由于这种观照常取文化视角,伴以历史文化反思,故又称文化散文”。

(佘树森:

《九0年散文琐谈》,转引佘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大致说来,“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散文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从政治、社会、思想和道德方面切入进行的文明批判,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散文;二是从文化角度展现人的精神、心理、生活和审美方式,我们称之为文化散文。

比较而言,在中国现代散文中,意识形态散文为主潮,而文化散文则处于边缘地位。

到新时期,尤其到1985年以后,这一对比关系发生了调换,就是说,意识形态散文相对弱化,而文化散文则空前繁荣起来。

究其原因,大概有四。

一是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风雨业已结束,代之而来的是比较和平的生活,生活的变化必然带来文学的变化。

二是意识形态和文学的关系有所松动,那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已被打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学自身的独立性,文学以其自身的文学性方能获得其长久的生命力。

三是作家的学者化呼声很高,一些学者步入作家行列,这就带来了散文的文化化。

四是读者文化品位的提高也要求散文承载更大的信息量,做到更入情合理,有着更高的品位与境界。

此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化散文家,他们有冰心、萧乾、柯灵、孙犁、钱钟书、张中行、季羡林、汪曾祺、黄裳、余光中、林非、宗璞、余秋雨、张晓风、贾平凹、张炜、周涛、林清玄、张承志、史铁生、韩小蕙、王小波、素素、郑云云、伍立扬、王开林、刘鸿伏、祝勇等。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文化散文的兴盛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化散文的影响。

在新时期文化散文家中,有的就是当年活跃于文坛的散文大家,如冰心、孙犁、钱钟书,那些中青年散文家也都是喝过“五四”以来现代文化的乳汁长大的,从中国现代作家那里都可找到他们的师承或源头。

比如,汪曾琪直接师承沈从文,废名;贾平凹在《四月十七日寄友人书》中“曾惊叹过三十年代的作家,深感到他们了不起,后越是学习他们的作品,越觉得他们都是从两个方面来修养自己的,一方面他们的古典文学水平极高,一方面又都精通西方的东西”。

张中行和黄裳又分明得益于周作人的文化散文。

林非、张炜与鲁迅的文化散文关系密切。

那么,新时期文化散文在哪些方面继承和深化了现代文化散文呢?

首先,对人性、人情进行了深度的开掘。

一般说来,中国现代散文比较重视表现人的阶级性,而对人的非阶级性则关注不够,当年鲁迅和梁实秋那场笔战就很能说明问题。

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现代文化散文弥补了这一不足。

比如,林语堂、丰子恺的文化散文较多关注人的普通人性,即衣、食、住、行和真、善、美、爱等,如林语堂的《论躺在床上》,丰子恺的《放生》、《素食之后》都属此类作品。

到了新时期,探讨人们共通的人性和人情成为文化散文的共同追求,作家逐渐认识到衣、食、住、行、性、爱、美、趣味等是人生存的基本前提,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

如郑云云的《住房心情》、伍立扬的《悲欣交织说口腹--饮食文化随笔》等都是自觉探讨人性的基本方面。

另外,亲情、夫妻和友朋之爱是新时期文化散文的一个母题,季羡林的《赋得永久的悔》、苏晨的《老伴》、林非的《离别》、宗璞的《哭小弟》、韩小蕙的《悠悠心会》等都是这方面的杰作。

这些作品与鲁迅的《藤野先生》、冰心的《南归》、朱自清的《背影》都有内在的联系,从而丰富和深化了文化散文中关于人情至美的母题。

这些作品较前或许在观念上没有太多的突破,但在抒情的真挚、描写的细腻、叙事的方式和感人的深度上都有新意。

事实上,爱”作为人类永恒的母题,它世世代代为人抒写,然而它又是常写常新,总是不老,看来,问题的关键既是写什么,更是怎么写。

比如林非的《离别》让人想到朱自清的《背影》,它们都写父(母)子之爱,然而写法又明显不同。

一是在叙事方式上,《背影》是从儿子的视角用直叙的方式,表达离别前父亲对儿子体贴入微的关怀;而《离别》则通过父亲的视角运用倒叙回味的方式,描写父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之情。

《离别》中,儿子出国前父母的准备和机场送别时的千叮万嘱都被省略了,作品是从儿子离别后的空荡写起。

一个被抚摸着长得这么大的背影终于消失在匆匆奔走的人群中间”真可惜自己的眼睛无法跟他拐弯”尽管儿子多少次回头告别,但母亲肖凤却自语自问说,为什么不再回头瞧我们一眼?

”父

母回到家里,推开门,觉得阴凄凄的,冷飕飕的”尽管时令正值盛夏。

此时,往日的欢乐都到哪儿去了?

”肖凤的心更是高悬着,她走进儿子的小屋子里,轻轻抚摸着他写字的桌子,抚摸着他今天早晨还睡过的被褥,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其实,离别前和离别中的伤情固然强烈,而离别后的伤怀往往更深厚,尤其对父母来说更是如此。

那么大的空间需要用思念去填充、回味和想望,从而产生较大的艺术张力。

二是在情感表达方式上,《离别》较《背影》更节制。

《背影》中写了两次流泪,一次是看到家道衰落,想起祖母,

不禁簌簌地流下了眼泪”二次是离别时父亲为我准备一切,后又消失在来来往往的人里,我的眼泪又来了”。

而《离别》也写了两

次流泪,一次是儿子的身影消失后母亲泪水溢满眼眶,但强忍着,没有让它流下来;二次是母亲回到家中,看到儿子的用品,抚摸着儿子早晨留下的体温,眼泪终于掉下来”。

这种通过节制后的感情更为感人,它在最该表达的时候一涌而出,既表达出作为学者作家的父母之克制力,又表现出内在情感的深度和流程,这里,《离别》比《背影》的情感表达又胜了一筹。

三是在细节的描写上,《离别》比《背影》更扣人心弦。

父亲送走儿子,“觉得自己的眼眶里正涌着泪水,绝对不敢开口说话,怕这轻轻的震颤,泪水会掉下来”。

这是何等细微的体味,这仿佛是人走在一根发丝上,又好像早晨的露珠滚在草叶上,让你的心也为之震颤。

与此相关,倡导人性向善也成为许多文化散文的共同追求。

在这些散文中,“善”不仅成为个人的一种修为,更重要的是,它能使自己避免受到异化和污染。

在表达方式上,新时期文化散文比较注重审视人与动物的关系。

1989年,冰心曾写了《我喜爱小动物》,其中表达了作家与小猫和小狗间的亲近。

张炜也是酷爱小动物,在他的散文中屡屡写到小动物,其中表达了他的向善之心,也表达了对那些残忍者的诅咒。

在这里,我主要谈谈张炜的散文《圣华金小狐》。

在张炜笔下,小狐已不是狡猾放荡的野兽,而是周身充满灵性与美的象征,它的灵目,它的秀鼻,它的软毛,它的长须,它的大耳,都透出生命的光泽。

然而,就是如此可爱的小生灵,“到本世纪末,它们可能灭绝”,而灭绝小狐的罪人就是我们人类自己。

作者表达了对人类残暴性的痛恨之情,“这样的一双目光、一张脸庞,让人怦然心动。

可是更多的时候,人类已经在残酷的追逐和杀戮中丧失了感动的能力。

对于死亡、流血、可怕的变故和异类的伤痛,已经变得相当漠然”,“圣华金小狐,还有其他无数的可爱生灵,都将在残酷的时间和命运的戕害和淘洗下,消失终结”。

作者最后还警示说,面对小狐的眼睛,人类“都应该长长的反省”,“人类在这样的一双眼睛面前,应该全面地检点自己的行为,追索自己的品质”。

面对人性的异化,张炜的呼喊是沙哑的,滴着血的,从中可见某种绝望。

在另一篇散文《老人》里,张炜关注的是类似的问题,只不过这里的动物比小狐幸运得多,它们与美丽的花朵一起聚集在两位栖身山中的老人身边,做着美丽的梦。

老人从动物身上获得欢乐,而动物也得到老人的饲养和守护。

有趣的是,作者对动物进行了拟人化的描写,它们之间甚至它们与老人之间都可以用语言进行交流。

我认为,作者对动物如此富有童心,无疑希望人类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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