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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论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场对中国近现代史进程产生过深远和重大影响的革命运动。
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与胜利奠定的重要基础与巨大作用,主要有三点:
一是这次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和封建帝制,造就了新的民主共和制度与一代革命家;二是其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勃兴发展,及社会历史车轮的前进;三是它的宝贵经验教训,一直为后来中共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和思想材料。
毛泽东于抗战时指出: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又专门撰文称颂孙中山,要大家牢记和“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及其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并强调指出: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
”这就告诉我们,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与中共之革命斗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
一、毛泽东论断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尽管国内外学术界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但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对其性质作出了定论。
他在谈到中国民主革命尤其是辛亥革命之性质时,曾多次精辟地指出:
“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他还强调,尽管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与清廷以及改革内政的斗争,都含有民主革命性质,但“正规地说起来”,“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
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因为辛亥革命运动的主要对象或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民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的史学工作者,都赞同这些合乎史实的论断,并以之来指导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工作,以利于对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作出正确评价。
笔者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且重点是研究辛亥革命。
我认为它的确是一次更完全意义上的、且承前启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或说这是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之集大成者,及其所达到的顶峰。
所持之依据和理由如下:
首先,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组织领导的一场革命运动。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与黄兴等人联合国内革命团体之骨干成员,及10省的留日学生精英百余人,在东京正式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后,他才“敢望”并“始信”“革命排满事业可及身而成”。
后来的历史进程完全证实:
同盟会没有辜负历史赋予它的光荣使命。
其始终以领导和推进反封建反帝之辛亥革命运动为己任。
武昌起义前,该会在海外各埠之华侨中及国内的21个省市,先后建立了140多处支(分)会,另还设有200多个外围革命团体和书报社,积极从事发展会员、扩建组织及动员民众投身革命斗争等工作。
这期间,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外共创办了100余种革命报刊,大力开展宣传民主革命纲领、狠批保皇党谬论的思想斗争。
同时,孙中山、黄兴和部分骨干会员还陆续在我国西南3省和长江中下游各地,组织发动了旨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20多次武装起义,并多次采取暗杀清廷权贵与大吏的铁血行动。
同盟会的上述活动与斗争,皆具有不同程度的反封建反帝性质,从而推动了辛亥革命运动之发展及其高潮的到来。
在论及辛亥革命之胜利时,孙中山指出:
“中华民国何以成?
以有同盟会”;毛泽东则说:
“清朝早被推翻了。
什么人推?
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
”他们都肯定了中国同盟会对辛亥革命运动所起的领导作用。
其次,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指导下进行的民主革命运动。
近代中国面临着三大问题——民族缺乏独立,人民没有民主,国家贫困落后。
这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之封建统治所造成的。
为解决这些问题,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里,第一次将他为同盟会制订的16字入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用它指导全党进行反封建反帝斗爭。
他还强调三民主义的要旨是: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
因不愿极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
”显然,三民主义集中反映和表达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决心用毕民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于一役之手段,来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进而完成反帝反封建之革命任务,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与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
正因为如此,所以三民主义就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较明确、完整和先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及全国人民进行辛亥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
我们从当时《民报》等革命报刊的宣传文字里,及革命党人按同盟会革命方略而发动的多次反清起义文告中,都可以看到该政纲的确对这场革命运动起过指导作用。
再次,辛亥革命是一次创建了中国乃至亚洲唯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伟大革命运动。
孙中山在谈到同盟会与中华民国的关系时指出:
“同盟会开始不过数十人,一两年后就发展到若干万人,所以到了辛亥年,一举就成功一个中华民国。
”事实的确如此。
如前所述,由于同盟会党人长期不懈地在各地开展活动与斗争,并带领民众不断奋起战斗,故给清廷致命一击的武昌起义在1911年10月10日爆發后,很快即获得胜利。
在紧随其后的一个多月里,全国先后有湘、陕、晋、赣、滇、沪、浙、黔、苏、皖、桂、粤、闽、川等14个省市独立而脱离清廷。
在清王朝面临完全土崩瓦解命运的情势下,刚从海外回到国内的孙中山认识到:
“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政府固必倾覆,即袁世凯亦未必能支。
”为此,他勇敢地挑起了力挽危局而定国本的历史重任:
在12月29日南京的17省代表会议正式投票选出其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孙受众托即于1912年元旦由沪抵宁,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组成了一个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持并执政的共和政府。
孙中山于执政的短短3个月里,先后公布了近40项尽扫封建专制、确立民主共和制,及维持国家领土主权的政策与法令,尤其是制定颁行了反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等要求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还通过不懈的努力与斗争,终于迫使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这不仅结束了清王朝268年之统治,而且还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制的终结,开创出近代中国史上的共和新纪元。
林伯渠(祖涵)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指出:
中华民国“这个名不是别的,是民主主义的名。
有了这个名,就是民主主义成了正统,……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的确如此,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本身,及其在临时大总统任内的行政,成就了他作为中国民主共和制之父的历史地位,而在中国政治现代化之进程中建树了不朽丰碑。
最后,辛亥革命是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尤其工商业)获得了大发展的民主革命运动。
马列主义认为,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辛亥革命正是如此。
它推倒清朝封建势力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压迫,大大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及其兴办工矿企业的积极性。
孙中山等又大力倡导兴办实业,而民国政府还于民初年间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发展农工商业的法规和政策。
这些就直接推动和促进了当时创办实业高潮的勃兴,使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度出现了发展之黄金时期。
以民族资本的投资总额为例,“民初头8年之民族资本投资额,竟相当于辛亥革命前清廷50年的投资总额”。
从全国之工矿与公司及其投资额的年增长数来看:
“从1914年至1919年这六年间,新建厂矿就达379家,平均每年为63家,投资总额为8580万元,平均每年为1430万元;1912—1921年在北京政府农工商部注册的公司为794家,平均每年约80家。
”上述数据,既记下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努力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力图使国家由贫困走向富强的愿望与足迹,更反映出辛亥革命在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并使其迈向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在抵制东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与掠夺、挽回利权方面,皆取得了较大成就。
由上述可知,辛亥革命不愧是近代中国更完全意义之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达到的顶峰。
它把爱国救国斗争和追求民主与富强相结合起来,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具有超越以往并开创未来,为中国日后之革命潮流与社会进步打开了前进闸门的时代特征。
二、民主革命任务之传承与从同盟会会员到国共两党党人
近代中国百年的民主革命斗争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鸦片战争以后开始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自五四运动以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这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中,孙中山代表了一个时代——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式开始,一直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局勃发的时代。
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承前启后:
既承袭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半个世纪的准备时期并集其大成,又铺垫和开辟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发展道路。
首先,从中国民主革命之历史传承、发展、前进轨迹来看,辛亥革命曾以其深远影响和巨大推力,为后续民主革命的一系列发展阶段开通了道路。
胡耀邦在论及此时曾具体指出:
“辛亥革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他们中的积极分子继续发挥首创精神,学习先进思想,不断地为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而英勇奋斗。
辛亥革命后八年,发生了五四运动,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开始表现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不久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辛亥革命后十三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由此举行了推翻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
辛亥革命后二十六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因而中国人民能够进行历时八年的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使台湾得以归还中国。
辛亥革命后三十八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才彻底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且转入社会主义。
”由此可知,中共领导人总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历史事实也的确如此。
辛亥革命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振荡起来的爱国主义及民主共和、强国富民与艰辛奋战等思潮,很快升华凝聚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它一直激励着老一辈革命家和新一代思想家不断在救国革命的道路上奋进。
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民国共和制度名存实亡。
革命救国斗争之路该怎样行?
中国应往何处去?
面对这些关乎民族与国家前途之大问题,老一代的革命家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及新一代的先进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都在探求。
也就是说,面对辛亥革命后之险恶政治形势,中国政坛的新旧两代先进分子,均在找寻新的革命救国路。
为此,孙中山及其战友和追随者们,先后开展了捍卫民主共和制的讨袁护国和护法等项斗争,并在五四运动后组建了中国国民党——此间有不少老同盟会员成了国民党人,开始将目光转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苏俄,准备进行新的革命救国斗争。
而陈独秀及其同志们,则于1915年掀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以进一步发扬光大民族与民主精神;他们接着又迎来了并投身于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进而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起来,于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及后来皆有些同盟会员和原辛亥志士成为中共党员。
随后,国共两党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下,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建立了革命联合战线。
两党人士于是在孙中山带领下,发动了反对列强与军阀的大革命运动。
从上述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更替过程中,可看到辛亥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开局,有着密切的传承衔接关系——前者确实为后者开辟前进道路。
其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传承而言,辛亥革命未完成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为晚年之孙中山和广大国民党人,及年轻的中共人士所继承与弘扬,直到这一民主革命任务之彻底完成。
辛亥革命以“排满”为口号,所打倒的清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故其实是革了帝国主义的命。
五四运动承袭了辛亥革命的爱国反帝事业:
“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而其新文化运动之功绩,则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这表明“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
接下来,孙中山在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提出了具有明确反帝反封建内容,及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因而奠定了首次国共两党的政治基础,建立了党内合作的革命联合战线。
孙中山曾督师桂林和韶关而进行北伐,他在1924年11月发表的《北伐宣言》中庄严地宣告:
“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于生存之帝国主义。
”接下来,国共革命联合战线于1926年夏发动了北伐战争。
国共革命联合战线这次为继承孙中山遗志而进行的北伐,要打倒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从当时响遍我国大江南北的“打倒列强、除军阀”之响亮口号中,可以得到证明。
这些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前进的标志。
建立在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基础上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领导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这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
广大工农民众尤其是共产党人在这场革命斗争中,始终高举起辛亥革命先烈遗下的反帝反封建战斗旗帜,前仆后继努力奋斗;因为他们深刻认识到:
“要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
”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后,又接着进行打倒帝国主义走狗蒋家王朝的解放战争,最后赢得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最后,辛亥革命还在人脉——干部人才之传承方面,长期与其后续的民主革命各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一生的革命奋斗跨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旧、新两个历史阶段。
追随他的同盟会其他领导人,及一些骨干分子和辛亥革命之参加者,再接再厉——作为国民党人士或中共党员继续奋进,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和中坚力量,一直推动着这场民主革命发展前进,直至最后取得胜利。
就拿辛亥革命与中共之关系来说,在五四新运动时期,以办《新青年》出名、首倡新文化运动并成为其主要领导者的陈独秀,曾是辛亥革命中的芜湖岳王会会长和同盟会会员,积极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安徽独立成立军政府后,他先后担任军政府秘书长与教育司长等职。
又如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创建时,出席上海中共“一大”会议的13人中,就有几位是辛亥革命战士:
汉口之代表董必武是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秘书、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等职;长沙的代表毛泽东早在中学时期,就“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纲领”,并提出“应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武昌起义胜利和长沙光复后,他为了“能帮助完成革命”,而“决心加入革命军”——在汉口之民军里当了半年兵;广州的代表陈公博曾于1907年加入同盟会,也参加过反清斗争。
而前面提到过的辛亥革命积极参与骨干陈独秀,当时则派包惠僧代表自己出席中共“一大”,他一直是中共初期的主要领导人。
同盟会之领导人和辛亥革命的活动家,在首次国共合作时期更是大显身手和有所作为。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会议选出了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会,里面的52名执监委员约有9/10是参加过辛亥革命运动的人;其中老同盟会员占38人——他们中不少人担任过该会的支(分)会职务,及南京临时民国政府与各省军政的要职。
后来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和广州革命政府,就是由一批老同盟会员,如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戴季陶、邹鲁、林伯渠(祖涵)、何香凝、林森等人组成的。
他们牢牢掌控着党、政、军、财、群等部门之大权,领导着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局之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进行,并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
这期间,国民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主要标志,是国共革命联合战线于1926年夏开始进行的北伐战争。
辛亥革命党人在北伐战争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国民党中央军委会主席汪精卫、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总参谋长李济深和白崇禧,及国民革命军的军长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福林、程潜、李宗仁等——他们或为老同盟会员,或是参加过辛亥革命之人。
这大批的老革命党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仍担任国民政府中的党政军要职,为我国抗战之胜利作出过重大贡献。
同时,第一次国共合作还为以中共党团员为主的新一代革命者登上政治舞台大开了绿灯——当时有不少中共党员加入了国民党,有些人还在其中央及政府机构(尤其是武汉国民政府)内工作。
这使他们在组织发动工农大众及参与黄埔建军等工作中,锻炼出领导才干与积累了实践经验,并为大革命运动的勃发高涨作出了积极贡献。
显然,首次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共日后担负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重任,奠定了政治基础和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
抗战时期,中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再度与国民党合作。
原辛亥革命党人或参加者,并投身过大革命斗争的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祖涵)、董必武、彭德怀、刘伯承、谢觉哉、叶挺、张云逸等人,此间成了中共中央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要领导者。
他们为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接着又领导了人民解放战争之进行,直奋斗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乃至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畢生为竟辛亥革命之功与振兴中华民族之业出大力。
三、辛亥革命为中共铸就三大革命法宝提供了思想素材
孙中山以自己的思想实践,形成了他关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先烈们,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他们在进行革命救国斗争的过程中,善于从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宝库里采集有用的思想材料,来融铸成自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因此,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中的不少思想精华,就被毛泽东等人科学地总结与继承了下来。
在国共两党八年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方面为共赴国难,当时一再表示: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并公开宣布说:
“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将来还要证明:
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尤其是搞党史的人,要重视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他本人更是认真总结辛亥革命之教训,及从孙中山的总结其教训的新认知中,吸取有益之思想材料,来形成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方策。
如毛泽东通过对辛亥革命中阶级关系及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指出帝国主义同中国军阀勾结为恶,是导致这场革命失败的主因,并进而阐明了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中国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和敌人。
他和中共领导集体还在此基础上,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最后铸就了克敌制胜的三大革命法宝。
毛泽东在1939年论及此时指出:
“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
史实告诉人们,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之不够成熟——其内部意见不一、组织涣散、缺乏凝聚与战斗力等,是导致辛亥革命运动迅速失败的主观原因。
孙中山晚年已认识到这一点:
“革命尚未达到目的,皆由于党务不振之故”,今后“要以革命党为根本,……所以办党事比无论任何事都更重要。
”毛泽东通过研究辛亥革命,更加深刻地分析了这个问题。
他指出:
辛亥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是敌人力量太强”——帝国主义列强同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封建军阀相勾结,合力干涉破坏辛亥革命;其主观原因“是自己的力量太弱”,革命派“有军队、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尤其是它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
显然,中共的领导者们已从总结吸取辛亥革命之教训中懂得了:
中国的民主革命要取得彻底完全的胜利,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来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及团结广大群众一同战斗前进之引路人。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在当年严肃地说: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件伟大工程“任务的完成,要依靠……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党的各级组织实行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
”显然,在革命实践中坚持不断地加强党的建设与发展,是中共能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辛亥革命失败的又一原因,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未唤起工农大众——尤其农民这支革命的主力军,结果使自己在革命高潮的敌我大搏斗中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对此,孙中山晚年有所认识。
他说:
“要将辛亥革命未了事业作个成功”,“就在主义之坚定与人心之固结”;今后的国民革命“由人民发之,亦由人民成之”,且“必恃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他还毅然改组国民党,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工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的革命联合战线。
毛泽东则更深刻地指出了这个原因,并看到了孙中山晚年之进步。
他说:
“辛亥革命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大众还没有动员起来”;“一切革命同志须知:
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其又强调说:
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他还充分肯定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实为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
有鉴于此,中共认为党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斗争的彻底胜利,就一定要充当好“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努力去唤起工农大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
”因此,中共在当时及后来之实践中,始终坚持“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不断地捍卫并扩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使自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事业,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并最后取得了胜利。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重要经验,是他坚决选择了武装反清以夺取革命政权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始终肯定其这一优点:
“从孙中山组织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
中华革命党时期,他进行了武装的反袁活动。
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军校),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他还指出:
“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本点孙中山是我们的先生。
”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承袭了孙中山的这份宝贵遗产——这是中共和毛泽东本人重视武装斗争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中共的领导者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之实践,“逐步学会并坚持了武装斗争”,并进而在实践中认识到:
“枪杆子里出政权”,“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人民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因此毛泽东强调说:
“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我们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共产党员在“民族抗战(中),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应该成为这個(抗日)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
”正是在这始终坚持武装斗争之正确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并努力加强了人民军队的建设,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将长征胜利后“不足三万人”的人民武装,迅速扩建成“一百二十余万人”的正规部队,另还拥有民兵“二百二十万人”,遍布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内。
中共终于用这支不断壮大的革命武装力量,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后又推翻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领导各族人民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继承和吸取孙中山之民主革命理论,及辛亥革命志士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于革命实践中铸就了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这三大革命法宝。
这使其能成功地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最终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夺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而结束了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实现并超越孙中山的理想,使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总之,上述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表明:
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顶峰之辛亥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确有着密切的历史传承关系;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辛亥革命宝贵政治遗产和孙中山伟大革命事业的继承与弘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