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多元动力机制及变换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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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多元动力机制及变换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

毕业设计（论文）

题目

作者

学院

专业

学号

指导教师

二〇〇年月日

目录

1引言-1-

2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1-

2.1城市化动力机制-1-

2.2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动态-1-

2.2.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论述-1-

2.2.2西方经济学家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论述-1-

2.2.3国内学者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问题的论述-2-

3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3-

3.1中国城市化多元动力机制-3-

3.1.1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

城镇规模结构的多元化-3-

3.1.2东南部密集,西北部稀疏：

城市空间布局的多元化-3-

3.1.3速度和水平差异明显：

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多元化-4-

3.2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模式的演进过程-4-

3.3产业结构与城市化-6-

4中国城市化产业结构动力机制变换研究-9-

4.1城市化产业结构支撑模型-9-

4.2产业结构变换的城市化响应模型-10-

4.3模型计算分析及结果-11-

5结论-12-

参考文献：

-13-

致谢-14-

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变换研究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专业余龙指导老师：

肖辉

摘要：

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的遇到的问题。

许多学者使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动力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丰富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研究体系，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但是，由于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差异，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些结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问题，但是仍需要进一步深化。

本文运用SPSS统计分析方法，对产业结构变换与城市化之间关系进行了回归归分析，并建立了城市化的产业结构变换支撑模型和产业结构变换城市化响应模型，通过对模型结果分析，明确了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期对中国未来城市化与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措施提供思路借鉴。

关键词：

城市化；动力机制；多元化；产业结构变换

1引言

城市化动力机制主要有推动主体、内因与外因、产业结构、要素聚集、制度、教育等方面，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在空间上表现为多层次复合性，在时间上表现为动态演进性。

21世纪，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应是多元化的，而产业结构变换的动力作用将更加突出。

2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

2.1城市化动力机制

所谓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

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变化，在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

2.2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动态

2.2.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论述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城市、城市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分工，是社会生产力。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

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于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同时还指出：

“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

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

2.2.2西方经济学家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论述

关于城市化动力及机制的研究，自19世纪末韦伯分析经济增长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以来，西方学者把城市化动力的研究放在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之上。

韦伯认为城市的聚集性能创造出大于分散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从而构成了城市化的基本动力。

经济学家保罗贝洛克从经济总量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钱纳里从人均GDP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库兹涅茨从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城市化之间的数量关系等方面分析了城市化的动力因素。

而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和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从城市增长方面指出了城市化的倾向。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托达罗模型等理论模型从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方面分析了城市化的动力。

2.2.3国内学者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问题的论述

（1）推、拉动力机制，也叫外力型和内力型的动力机制，该机制强调城市化动力产生的内力和外力。

杨重光（1987）认为，一个国家城市化的基本动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城市工业的发展和扩张产生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走上集约经营，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在农村以外寻求出路。

一般来讲，把前者称之为“拉力”，后者称之为“推力”。

陈浩（1996）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一种非农化和城市化的权宜现象，劳动力外流的动力机制是农村地区对劳动力的外推力，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内拉力，发达地区、尤其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巨大吸引力。

李惠娟（2001）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是农村对农业劳动力的外推力；非农业和城镇对农业劳动力的内拉力。

（2）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即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

阎小培（1998）等的二元理论模式认为，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理解，可简化为二元理论模式，即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

前者指国家（主要是中央政府）有计划投资建设新城以实现乡村——城市转型。

后者以乡村集体或个人为投资主体，通过乡村工业化实现农村城镇化。

宁登（2000）认为，经济转型对现阶段城市化机制的一些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城市化模式由过去的封闭状态转向开放系统。

二是市场经济因素的介入。

崔功豪和马润朝（1999）肯定了小城镇为主体，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体力量推动的城市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探讨了其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影响和政府、农民、外部力量共同作用下的运行机制。

（3）多元化主体推动的动力机制。

宁越敏（1998）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城市化主体的角度分析了90年代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特点，认为当前中国正出现新城市化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

（4）产业结构变迁演进型动力机制。

汪冬梅、刘廷伟（2003）和陈柳钦（2005）认为，农业发展给城市化提供基础动力，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动力，第三产业发展给城市化以后续动力。

赵君、肖洪安（2004）的研究结论是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直接产生和推动力量；经济结构的优化演进为城市化的进程提供了持续动力。

段杰、李江（1999）和张新生、何建邦（1996）认为，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产业向城市集聚以获得聚集效益;科技的进步，必然使城市的产业结构多样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城市空间格局的变化。

杜作锋（2001）认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换，进而推动城市化；信息化促使市场体系演进，推动着城镇体系升级；信息化带来新型城市间劳动地域分工，参与全球城市体系竞争，发展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区成为城市化的一条途径。

方维慰（2003）认为信息化在四个方面对城市化有促进性作用。

（5）制度变迁形成的动力机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社会的各项制度也处于变革之中。

特别是与计划经济直接相关的户籍制度、人口流动制度、各种社会福利保险制度等的变革，以及市镇设置标准的下降和设市设镇模式的变化，对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黄雪丽（2005）在论证了城市化是交易费用为正的过程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城市化实践的分析，得出结论：

制度安排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动力机制。

政府所提供的政策，一方面降低城市化的交易成本，节省组织成本，另一方面通过推动工业化，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路永忠、陈波（2005）认为，城市化快速发展更多依赖于国际贸易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通过降低城市化的交易成本和系统风险，减少了城市化势能的损失，并且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化决策预算约束线的纵截距和斜率，从而导致了城市化水平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大幅度提升。

叶裕民（2001）认为，制度对城市化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对城市化的作用和影响，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城镇建设和投融资体制、市镇建设的有关法律制度;二是通过工业化的作用而间接地对城市化发生作用和影响，包括民间资本积累与投资的激励机制、企业制度、投融资体制、财税制度。

3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

3.1中国城市化多元动力机制

到205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城市化。

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不仅关系城市化的顺利推进而且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我国是地域辽阔、各地条件和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城市化进程必将呈现多元化特征。

3.1.1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

城镇规模结构的多元化

国家十五规划确定的“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市化道路”的方针,指明了新时期我国城市化方向。

一个城市的规模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及其自然资源的支持能力。

对一个城市来说,人为控制或鼓励人口进入,只能延缓或加快这个城市的扩张速度,而不能决定其最终规模。

实际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环境意识的增强,人类已经越来越有能力在取得城市规模效益的同时,根除或大大缓解城市病的负面影响。

面对繁重的城市化任务和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国的大城市不仅将继续是人居中心和经济增长极核,而且仍将是知识技术创新中心和国际竞争的主力舰队。

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我国不仅需要大大增加中小城市的数量,而且需要大大增加大城市数量。

基于上述理由,预测实现城市化之时,我国多元化的城镇规模体系可能包括150座大城市、500座中等城市、1000座小城市和1万座小城镇（相当于现有建制镇数的50%左右）。

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小城镇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地位不应延伸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不能独立于我国城市化整体进程之外,自成体系,而只能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3.1.2东南部密集,西北部稀疏：

城市空间布局的多元化

1999年我国大陆有建制市667座平均每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设建制市0.70座。

城镇布局与人口布局、经济发展水平呈密切正相关关系。

按每百万人口设置的建制市数量计算,西北部地区比东南部地区高出1/3左右,其中新疆、宁夏、西藏、内蒙古等四区每百万人口建制市数量不仅为四川、安徽、河南等省区的2-3倍,而且高于经济相对发展的山东、江苏、广东、浙江等省份。

按每百亿元国内生产总值设置的建制市数量计算,西北部地区比东南部地区高115%。

所以,若说我国城市布局不均衡,更突出的表现是与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

推进我国城市的均衡布局,西北部地区城市数量当然应该继续增加,但主要应是东南部地区人口和经济大省城市数量的增加。

东南部地区相对密集,西北部地区相对稀疏的多元城市空间分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选择的结果,也将是我国未来城镇布局的正常状态。

我国城市的多元化布局同样表现在西北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内部的不同层次上。

在西北部地区,城市将沿河、沿江、沿交通干线呈带状密集分布。

在东南部地区,城市除了沿海、沿江、沿交通干线呈带状密集分布外,还将呈现出不同层次的群状、圈状密集分布,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辽中南地区、四川中部地区城市群和都市圈等。

刻求我国城市的均衡布局,既不具可能性,也碍于加快城市化进程。

3.1.3速度和水平差异明显：

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多元化

世界城市化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地区城市化进程大体上要经历初始、发展、成熟三个阶段。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我国城市化率达36%,比按往年统计数据推算的结果高出5一6个百分点,总体上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但各省市区极不平衡。

根据以往统计数据大致推算,京津沪和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的城市化率已超过或接近50%,其中上海最高,达70%以上；云南、河南、广西等省区仅为20%多一点,或者可能还不足20%。

由于我国各地区生产力水平及其增长潜力、自然禀赋、人文历史的极大差异性,城市化速度、发展阶段也将呈现为多元化状态。

综合分析各省市区支撑城市化的条件,我国未来城市化大体进程是：

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地区将率先实现城市化,并在城市化率达到85%以上的高水平上进入城市化成熟阶段。

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东南沿海发达省份在本世纪初20-30年内将以高于全国平均速度推进城市化,并继三大直辖市地区之后成为我国较早实现城市化的地区。

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东北三省城市化墓础条件较好,起点较高,实现城市化的时间可能与东南沿海省份不分伯仲。

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人口大省的城市化条件相对优越,潜力大,但起点低,任务艰巨,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城市化。

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陕西、甘肃等西部省市区受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城市化水平低,难度大,实现城化需要更长时间的艰苦努力。

3.2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模式的演进过程

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动力越来越充足，机制和模式也越来越丰富和健全。

整个城市化历程，可以1978年为界前后分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时期。

计划经济时期只有公有经济一种成分，城市化也为单一的计划模式，进展缓慢。

市场经济时期经济成分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城市化也不再是单一的计划机制和模式，而是多种机制与模式并存。

不过，市场经济是一个渐进的发展和成长过程，城市化机制和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互动中不断发育和完善的。

因而，可以根据市场改革的进程和各种经济成分的成长状况，将市场经济时期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图1）。

图1城市化动力的演进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1979-1990年），城市化动力成分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势，但公有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其他经济成分仅仅是补充。

1980年代的改革只是一个量变过程：

计划体制虽有松动，但依然强大（个别领域甚至还有所强化）；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发育，但仍很柔弱。

因而，公有经济发展很快，仍是国民经济的绝对主体。

非公经济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了，速度更快，但总体规模还十分有限，与公有经济不可同日而语。

从1970年代末直到1989年，公有经济比重均维持在90%以上，而非公经济始终不足10%。

同时，非公经济主要存在于商业、服务及农村等国民经济的边缘领域，对公有经济只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所以，这一阶段仍然是以计划机制和模式为主体，而市场和外向机制与模式还仅仅是补充。

城市化步伐有所加快，但主要表现为农村城镇化。

就全国而言，城市发展的主要模式仍是以公有经济为基础的计划模式（主要作用于城市）。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中期（1991-2000年），城市化动力成分开始出现发展不平衡的趋势，非公经济发展步伐显著加快，但公有经济仍占主体地位。

由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改革力度加大，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快速转型，市场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

在改革的推动下，公有经济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相对于非公经济来说，步伐明显放慢。

1990-1997年，公有经济动力指数增长了33.7%，而非公经济则增长了301%。

不过，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计划体制还占主导地位，市场体制只是初步确立。

因而，公有经济仍是国民经济的主体，非公经济只起到辅助作用。

在整个1990年代，公有经济动力指数的比重虽有大幅度的下降，但仍保持在50%以上，在全国城市化进程中还是主力军。

非公经济成分虽然发展很快，而且从商业服务扩展到了建筑、制造、交通等领域，同时从农村向城市进军，但在总体上还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辅助部分，并没有动摇公有经济为主体这一根基。

因而，这一阶段的城市化机制与模式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外向为补充。

城市化地域是农村和城镇并重，进程加快。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新时期（2001年至今），改革向纵深发展，开放出现新局面，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市场经济格局基本形成，城市化动力呈现公有、民营和外资三足鼎立的态势。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出现了严重困难，再加上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公有经济快速萎缩，逐渐失去了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

与公有经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公经济发展迅猛，快速成长，而且已进入国民经济的绝大部分领域，活动重心也转移到了城市。

尤其是民营经济，活力更强。

2002年民营经济在城市化动力指数中的比重超过了公有经济，2004年又超过了50%。

可以说，世纪之交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

一方面，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快速的质变，公有经济和计划体制大幅度衰退，而市场经济和市场体制快速推进，二者的地位发生了互换；另一方面，民营经济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同时还成为城市化的主动力。

这样，在新世纪之初，我国城市化动力结构出现了真正的多元化，公有、民营和外资三种经济成分均成为动力体系的有机部分（2006年三种经济成分的动力指数比重分别为23%、55.7%和21%），而且担当主力的不再是公有经济，代之以民营经济。

所以，城市化机制和模式就演变成计划为主导、市场为主体和外向为辅助的格局。

在此基础上，随着经济集中度的提高，城市化的主战场也转入了城市，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3.3产业结构与城市化

西方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流派:

结构演变理论和结构调整理论。

前者以配第—克拉克定律和库兹涅茨的后续研究为主；后者中影响较大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等。

产业结构理论告诉我们:

由于产业平均利润率的不同,为追逐利益的最大化,生产要素必然会在不同的产业之间流动。

这是一条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同时由于各产业的特性不同,所要求的空间条件（包括区位、空间聚集和集中度等）也不同: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农业对其数量、质量的要求较高,因此农业倾向于以分散的方式布局在地域广大的农村;而工业和服务业则由于具有原料指向、交通运输枢纽指向、人口聚集指向等特点,倾向于布局在人口密集、原料充足、区位条件优越的城市区域。

因此,伴随着要素在不同产业的流动,城市化的过程应运而生。

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所产生的集聚效应推动区域城市群体的发展，这种动力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转换和演进。

而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依次是:

在传统社会阶段,三次产业间的关系大致表现为Ａ>Ｃ>Ｂ（Ａ表示第一产业,Ｂ表示第二产业,Ｃ表示第三产业）；到起飞前的准备阶段,将变为Ａ>Ｂ>Ｃ；到起飞阶段,将变为Ｂ>Ａ>Ｃ,以及Ｂ>Ｃ>Ａ；到向成熟推进的阶段,将是Ｂ>Ｃ>Ａ,以及Ｃ>Ｂ>Ａ。

与此相应,城市化依次是: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城市化特征表现为城镇中心独立发展、无等级体系、呈均衡分布结构；到了工业化初期,即起飞准备阶段,城镇中心的极化作用得以加强,表现为核心-外围结构；而在工业化中期,随着经济发展起飞阶段的完成,外围副中心出现,城市化特征表现为多核心结构；在后工业化社会,经济向成熟推进的阶段发展,城镇体系最终形成,城乡一体化得到发展。

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进程的关联与同步见表1。

表1产业结构与城市化进程的关联

结构类型

城市化进程

特征

以传统农业为主体

A>C>B

均衡布局阶段

没有现代科学和技术，资金和劳动力主要投入农业，存在僵硬的社会结构，生产率低下，人均实际收入仅能维持生存。

A>B>C

均衡布局阶段

科学技术开始在农工业生产中发挥作用，银行等金融机构正在出现，商业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而扩大。

以工业为主体

B>A>C

据点开发阶段

经济增长的阻力得到解决，增长成为各部门的正常状况，农业劳动力逐步从农村中解脱转到城市工作。

B>C>A

点轴开发阶段

科学技术有效的应用于大多数部门，科学技术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加速了一系列新的主导部门的形成和发展，以致它逐步改造、代替旧的主导部门。

以第三产业为主体

C>B>A

网络发展阶段

经济主导部门从耐用消费品生产转到服务部门和环保部门，城市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

城市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城市化的发生与发展受到三大力量的推动与吸引:

即农业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崛起。

并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这三种力量依次处于主导地位。

城市化的实质是由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它经济要素从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它表现在生产方式上，就是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即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各非农产业部门转移。

因此，就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而言，可以表述为：

产业结构的变动体现为城市化的变动。

城市化首先是一种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为主逐步转变为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过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构成中所占的比例越高,则城市化水平越高;其次,城市化的确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就业人口逐步转向非农业就业人口为主的转移和集中过程,其转移速度越快,转移比例越高,则城市化水平越高；第三,城市化是由落后的农业文明转变为以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为标志的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第四,城市化是对居民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素质全面改善和提高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则是通过第三产业在全社会各领域内的全面渗透。

当然，产业结构的重心将沿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顺序逐步转移,这种关系背后隐含着一个条件:

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中,必须伴有相应城市化的发展,因为任何产业都要有自己的空间载体——产业的空间实现形式。

没有产业空间载体的变换，就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全局高度化。

城市即是这个空间载体的主角，而城市化是产业空间实现方式的主要形式。

因此可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需要依托城市化,城市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内容。

1960年，在日本重工业化的鼎盛时期，仅占国土面积12％的所谓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这四个大城市圈独占了日本工业生产总值的70％。

分布在四大城市圈中的所谓四大临海工业地带虽然只占国土面积的2％，但其工业生产总值却占日本全国的30％以上。

工业区位的大城市取向之强烈由此所以略见一斑。

多数经济发达国家选择了大机器生产、规模经济与专业化、结构转换与升级、效率优先共同构成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他们也就选择了在城市化初期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模式。

而我国在特殊的国情下选择了与众不同的工业化道路:

改革开放前,实施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一方面使重工业超常规发展，使以工业产值比重为衡量标准的工业化水平超常规上升；另一方面使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础受到破坏，使广大农民难以积累起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起始资本，城市化的正常机制被破坏。

与此同时,利用强制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政策对农民进行剥夺,从而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试图以此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在工业化过程中,为了防止城乡差距扩大,尽量使企业布局分散,使之难以形成城市。

凡此种种,客观上加大了城乡对立,形成了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的不公平待遇。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发展进程极为缓慢,旧城市长期得不到有效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非城市化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不仅没有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出现了两次特有的逆城市化现象。

改革开放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开始了工业化的新的历程。

人们对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问题的认识开始逐渐明晰化、客观化。

目前,制约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政策性、制度性障碍正在逐步消除,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

但是由于我国生产力分布的严重不平衡,我国独特的城乡非均衡制度变迁以及经济主体在既定的不完善市场制度下节约创办成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的需求,使企业的社区性和对地方各种关系网的依赖性极强,导致了农村工业在市场经济的缝隙中生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