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授的土地实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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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授的土地实验

一个教授的土地实验

张炎夏

蒋连奎（上海金山廊下土地流转办公室主任）

方培君（四川省都江堰种粮大户）

李秉龙（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任）

李力（《经济日报》产经新闻部副主任）

王丽娜（大学生村官）

周小弟（上海廊下镇种粮大户）

主持人（陈伟鸿）：

好，谢谢大家。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对话》，欢迎各位的收看。

   不久之前，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描绘了一幅新的蓝图。

在这当中，不管是农村的土地流转，或者是集约化的经营和生产等等，都让我们眼前一亮。

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了一位教授，他不是在自己的书斋里面做学问，而是早在四年前就到田间地头，开始了这样的一系列的三农实验。

他是谁呢？

在这些年当中，他经历了什么样的实验？

他又有什么样的心得？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先从大屏幕的短片上，来认识一下他。

   这位教授叫张炎夏，曾经是上海大学教电信课程的教授。

他的实验开始于2004年，当时张炎夏在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28亩的上海金山廊下镇承包了五百亩的流转土地。

尽管当地不少农民已经因为种粮食挣钱少，而不再种地，但他却希望通过自己五百亩土地规模化的实验，来证明种地能够挣钱，在他五百亩地的试验田上，种植的品种正是当地农民最普遍种植的水稻，于是一场农业与土地规模化的实验在这片土地上开始了。

主持人：

其实我对您的好奇到现在还没有打消，我知道您在大学是教电方面的一位教授，怎么会想起来，到农村去进行自己的三农实验？

张炎夏：

应该说是比较偶然的机会，当时因为我在推广海洋有机肥料。

那么，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个体的小农的机制，很难推一种新的科技的品种。

其实海洋有机肥，第一个，它很环保；第二个，它又增产。

但是这样好的东西，你跟农民讲的话，你必须一家一户地告诉农民，那么中国十亿农民，如果你都去这样告诉的话，恐怕我头白了，我儿子、孙子都不行。

那么，我当时正好想，如果要是农业能够规模了，这样它就比较容易推广。

主持人：

这是你后来决定自己去，到农村进行实验的一个初衷吗？

张炎夏：

一直有这个初衷，但是没有这个条件。

主持人：

没机会，缺什么条件，给我们列一列最初。

张炎夏：

一个当然就是没有土地了。

主持人：

没土地。

对，土地都在农民手里呢，对吧？

张炎夏：

当然，第二个就是没有钱。

主持人：

没有钱，转机是怎么出现的？

张炎夏：

就在这个时候呢，廊下镇的土地公司的总经理就跑来找我。

他说，我这里有两千多亩地，你要不要种？

那么，这样的话，我这个朋友就说，你要是想种的话我们支持你。

一个是贺雄出了大概十几万，林勇出了十几万，凑了三十万，我自己拿了十万，四十万，我在廊下开始种地了，这是2004年的时候。

主持人：

那天是个什么好日子，这个地的问题也解决了，钱的问题也解决了。

张炎夏：

对。

不仅是钱的问题解决了，当时他们最主要的决定我要去种地，还是因为他们当时给了我这么一句话，就说你拿去种地，亏了就是我们的，赚了大家来分。

那么，我就没有风险了。

主持人：

我特别想问一问，人家当时为什么肯把地给你？

蒋连奎（上海金山廊下土地流转办公室主任）：

首先我感觉到很好奇，一个大学教授，戴眼镜的，城里人，穿皮鞋的，怎么到农村来种地？

那么第二呢，我感觉到新型的农民，张教授三个条件当中他具备了两个，一个是有文化，一个是会经营，还有一个应该是懂技术。

主持人：

然后您就直接把他当新型农民看待了，是吧？

蒋连奎：

对，所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他了五百多亩土地。

主持人：

那你怎么就能凭空相信他呢？

蒋连奎：

签定合同的时候，首先交土地资金然后再种地，这样子土地流转的费用，能够保证老百姓的利益，是这个样子。

主持人：

拿到了土地之后，是不是你觉得自己的愿望实现了，我可以在这块土地上，实现自己科技和小农经营之间的完美的结合了？

张炎夏：

是，当时我要这个土地，其实最主要，我还是想在这个土地上做海洋有机肥的对比实验。

主持人：

还牵挂着这个海洋有机肥料。

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凭什么就敢做这样的一件事？

之前您的履历上没有任何的从事农业工作的经验。

张炎夏：

其实我是这样算的，从我们工业化的角度来看农民，农民的贫困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买东西是要用高价，用我的话讲，农民是高进低出的一个群体。

他要高价地买生产资料，然后他是个体的，他只能低价地把这个产品卖给小贩。

我们搞工业的人都知道，我成为规模以后，我可以低价地买生产资料，然后我可以通过品牌来高价地卖我自己的产品。

所以我想一个高进低出，一个低进高出，这一进一出以后，我想我应该是有把握的。

主持人：

当你面对这几百亩土地的时候，一个从来没有种过地的人，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种地，这一定是大家最感兴趣的。

我们在下面这个短片来看一看。

廊下镇农民：

我种地都是自己种的，他种了大概五百多亩地，从来没看过他下过地，都是叫别人种的。

郎下镇农民：

我种了六亩田，是用镰刀割的。

张教授包了五百亩地，用机械化的，听说明年还要用飞机播种。

廊下镇农民：

我们的地里没有草，张老师地里有草，我们都叫他“种草大王”。

主持人：

刚才是我们在农村进行的第一手的最直接的采访，在这当中，有各式各样的评论。

你怎么会有一个“种草大王”的美称啊？

张炎夏：

个体种的时候，农民他是自己种，他自己可以拔草。

我一种五百亩要拔草的话，一个人一天只能拔一亩，拔半亩，没办法拔。

如果你要拔草的时候，你的成本会非常高。

比方说我一开始是雇农民拔草的，那么你是给他发工资，一天我给你多少钱。

但是后来发现呢，农民自己家里的地草拔过一次以后就不再长了，但是我家的，不是，我的地这个草拔完一次以后，它还会长，因为他们把根留在里面，我还可以再雇他们拔一次草。

所以后来呢我一想，要拔草要花那么多钱，我减产的损失没有拔草花的钱多，所以我就不拔草了，然后远远看去我的地，只要上面都是长草的，他们知道都是我种的地。

主持人：

都是属于你的这块地，这是贴了一个标签。

其实他们还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比如说从来没有见你下过地，甚至你还要用飞机等等，除了这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你自己感觉到，你在规模化经营的过程当中，实验的心得还有什么样的？

张炎夏：

好处其实首先第一个就是，他是低进高出。

主持人：

彻底改变了原来高进低出的这种模式。

张炎夏：

对，他们农民当时买肥料的时候是一百零五元钱一包，就是一袋，我买肥料是八十元钱一袋，农民要自己去拉过来，我那边他是派人给我送到田头。

类似像除草剂、除虫剂包括收割，种植成本几乎可以降低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以上，其实本来稻谷的利润是很低的，种植成本的大幅度降低，相当于我的收入要成倍地提高。

主持人：

方培君现在是种了一千六百亩的地。

方培君（四川省都江堰种粮大户）：

对。

主持人：

你自己感受到规模化经营的好处，跟张教授讲的感受一样不一样？

方培君：

这就是机械化降低成本。

主持人：

主要就是降低成本？

方培君：

我觉得他说的这种低进高出，有一条路子，主要是节约成本，关键是从节约成本下手这一点。

主持人：

李先生，您怎么看，刚才张教授的规模化经营？

李秉龙（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我倒觉得你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有一种简单的复制。

你在生产方式上，在某些方面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也就是说你还是雇人给你拔草，这跟农民耕田没有本质的差别。

另外，你所谓的规模经营，我倒觉得目前你这种情况是公司制，你仅仅谈到了你成本降低的方面，但你同时还要认识到，你有很大成本提高。

主持人：

是不是增加投入，我们就能解决刚才在片子当中所说的这些问题？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任）：

那当然，在美国我参观过一个农场，你知道多少地？

四万五千亩地。

主持人：

不可想象。

党国英：

三个劳动力，就是因为增加投入了，所以四万五千亩地对他是适度的。

他要增加投入，五百亩都不在话下，五千亩也不在话下，关键是要增加投入。

主持人：

张教授说，不是我不想投入只是我。

张炎夏：

没钱。

主持人：

没钱。

党国英：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没钱是另外一个问题。

主持人：

目前无能为力。

来，我们听听李力的解题之道。

我知道你常年都在农村一线采访，肯定也见过这样的一些难处。

李力（《经济日报》产经新闻部副主任）：

第一，找合作的伙伴，战略合作伙伴。

第二，打品牌。

就是说你这个品牌效应，它可以让很多的经销商也好，消费者也好，到你的地头来买。

比如说我们现在搞一次采摘园。

主持人：

城里游、郊区一日游就到这个地方？

李力：

一日游原来我们只是摘水果，现在我们改成割水稻了。

张炎夏：

你看，离这里那么远的地方，最远的地方大概能有两里路。

那么，五百亩地，大概能有50万斤粮食，大概能有一万多包这样的稻谷。

我们要用人一包一包地把它搬到这里，我们当时根本找不到这么多人。

晒干了以后，我们把它加工成大米，能够加工成将近30多万斤的大米，这个大米也很难卖，这么多的大米，一下子卖给谁？

主持人：

我想我们可以围绕这两个问题，请教一下现场的能人，好不好？

王丽娜（大学生村官）：

我认为第一步应该有自己的品牌，销售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网络，比如说您自己的人脉资源。

党国英：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首先选择的理念和方向是规模经营，那好，五百亩，销售不了怎么办？

搞市场推广还是要增加投入。

主持人：

是不是增加投入，我们就能解决刚才在片子当中所说的这些问题？

党国英：

那当然，在美国我参观过一个农场，你知道多少地？

四万五千亩地。

主持人：

不可想象。

党国英：

三个劳动力，就是因为增加投入了，所以四万五千亩地对他是适度的。

他要增加投入，五百亩都不在话下，五千亩也不在话下，关键是要增加投入。

主持人：

张教授说，不是我不想投入只是我。

党国英：

没钱。

主持人：

没钱。

党国英：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没钱是另外一个问题。

主持人：

目前无能为力。

来，我们听听李力的解题之道。

我知道你常年都在农村一线采访，肯定也见过这样的一些难处。

李力（《经济日报》产经新闻部副主任）：

第一，找合作的伙伴，战略合作伙伴。

第二，打品牌。

就是说你这个品牌效应，它可以让很多的经销商也好，消费者也好，到你的地头来买。

比如说我们现在搞一次采摘园。

主持人：

城里游、郊区一日游就到这个地方？

李力：

一日游原来我们只是摘水果，现在我们改成割水稻了。

主持人：

您太有创意了。

但实际上我们真的很想知道，在2004年的那个情形之下，您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张炎夏：

其实2004年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主持人：

手足无措。

张炎夏：

当时你想想看，这个五百亩稻子我是在几乎在一个星期之内播完的。

因此，它在一个星期之内就成熟了，它成熟期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你必须在半个月之内，把这些稻谷收完，但是当时是在下雨，车开不进去，开进去什么车就陷什么车，除了履带车。

最主重要的是，这一万包的稻谷怎么从两里外的地方背到这里，我们假设一万包，平均需要背十分钟一包的话，一万包就是十万分钟，我算了要一千个劳动力。

最后给我背稻谷的农民是什么？

是80岁的老农民。

你说怎么办？

主持人：

全村都发动了。

张炎夏：

最后我是还好，我找了空军的八旅，他给我来了两个营。

炮车给我拉过来在这个地上，就是几百个人给我搬这个稻谷，总算把稻谷。

主持人：

再一次证明了，任何时候还是要靠解放军。

张炎夏：

因为农民是不知道要找解放军，解放军有一个军民互建，我去找他。

我说，你能不能跟我互建？

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

然后贺雄的厂，安徽来了几个工人在他这里打工。

在他这里打工的时候，他说我停工了，叫他们来搬。

为了这个事我们两个还吵架。

搬的时候，他的人不会搬，搬不动，他们是农村来的强劳力，但还是搬不动。

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结果我看那个小孩搬搬搬，从那个地方搬搬搬，搬到快要到公路上的时候，有个坎他摔了一跤，人摔下去了，结果就一直没有起来。

我离他很远，我吓得冲过去，我怕他出事。

主持人：

稻谷就压在身上了吗？

张炎夏：

对啊，后来我还没走到那里，我就听到打呼噜的声音。

主持人：

是睡着了？

张炎夏：

他累得睡着了，累得睡着了。

主持人：

也是强度太大。

但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你的销售是不是同样也面临很大的困难，怎么解决？

张炎夏：

其实销售是最大的问题，销售我们看起来都是很简单，但是如果我的大米也像当时市场上卖一元两毛钱一斤的话，我还是没钱赚，哪怕我全卖掉，我不过多赚几分钱，赚了大米和稻谷之间的一个利润差价。

但是最后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连这个价钱也赚不到。

为什么呢？

我是委托大米加工厂给我加工大米，我自己没有厂。

结果他自己做的大米的时候，它的出米率到71%，给我加工的时候，我的出米率只有65%。

为什么呢？

主持人：

这里面有什么问题？

张炎夏：

因为我不付钱给他的，我的加工是免费的，他是用我的糠去冲抵他的加工费，我加工得越精，他开那个机器。

把我的米外面那一层全打光，然后我的米确实是很漂亮，也很好吃，但是出米率不高。

这几分钱被他拿去了，我要卖普通大米，我是没钱可以赚的。

主持人：

那怎么办呢？

张炎夏：

你只有卖给团购，卖给饭店。

主持人：

卖给饭店。

张炎夏：

对吧？

你卖给单位的食堂。

主持人：

但人家凭什么要你的米呢？

人家之前可能有固定的供应商了。

张炎夏：

我呢就写了封信给老板，我说这样，我的大米到你这里吃，送给你，你不用付钱，你呢只要给我开一张收条，我凭这个收条到你饭店里来吃饭。

那么，我们大家相互冲账，老板一算（合算），因为我曾经开过饭店。

因为比方说我们买一斤青菜一元钱，我卖出去的时候是十五元钱，所以饭店的营业额是非常高的，如果我肯这样跟他换的话，等于我一元五角钱的大米，在他面前只值一角钱了。

所以都是二话不说，好，没有问题。

主持人：

这么不合算的买卖你为什么愿意做？

张炎夏：

他可以解决什么？

你大米进到他的饭店，我可以绕过他的大米采购，直接进他的饭店，他会指示这个大米采购的人，张先生的大米你让他进来，试试看味道怎么样。

他们一吃，比我们过去花钱买来的大米还好很多。

主持人：

继续再打白条。

张炎夏：

然后，他们一下子一千斤就吃完了，吃完了以后，他又来问我买，再给我送一千斤。

我说不行啊，米都卖完了。

主持人：

假的吧？

张炎夏：

对啊，我说要不我们用现金结账，我说我可以把别人的米匀一些给你，那么每家店就这么走，然后一直走，走了几十家店，然后就把米都卖完了。

主持人：

其实老板打白条出来，然后你再拿着这个去消费。

张炎夏：

我只消费了一千元。

主持人：

只消费了一千元，其它的那些都是？

张炎夏：

我第一单都是一千元，给他一千元的大米，他给我一千元的餐券，然后呢其实人脉，我还有很多有钱的朋友像林勇，他因为经常要招待客户，然后我就把这一千元钱的餐券，五百元钱卖给他。

主持人：

在您这儿也有一个内部流转。

张炎夏：

对。

主持人：

第一年的三农实验到目前为止，大家看到大米都卖出去了，我们想知道一下，这一年下来，您给大家算个账，让我们也来看一看，您的账本上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

好不好？

张炎夏：

我是有一个。

主持人：

有一个账单。

张炎夏：

第一年，我大概收了五十一万斤左右的稻谷，其中有二十万斤稻谷是烂在地里，大概是三角钱一斤卖掉了。

我当时大概总收入是五十九万七千一百六十一元钱，那么我种地的加在一起的各项费用，大概是四十万三千九百七十一元钱，实际上盈利了将近是二十万元钱。

其中呢，我要特别说明，其中人工所占的费用是十三万八千二百零五元，拔草的人工是最多的。

那一年，我的地里是没草的，拔草的人工是花了一万三千五百六十元。

当时我雇一个临时工的费用是多少钱呢？

是十五元钱干十个小时，我很资本家的，但是。

主持人：

我也认同，我也认同。

张炎夏：

但是今天我们在廊下的员工是六十元钱干十个小时。

主持人：

整个的账单下来，其实我们很想知道，在这一年的农村土地实验之后，张教授的心里会给自己这一年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

我们这儿有一个道具题板，题板很小，你只能写两个字，用这两个字里概括一下你的农村实验的心得。

张炎夏：

其实我写一个字就够了。

主持人：

写一个字就够了，好，我觉得一个字的难度最大，我们让您慢慢写。

我也想问问台下的各位，第二年我们的张教授会不会见好就收？

大家来猜测一下。

李力：

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又多租了好几百亩地，是不是？

观众：

我想他不会扩大规模，应该是把资金回笼一下，做下一步的工作。

主持人：

就是你觉得，他这一年遇到了太多的困难和麻烦了。

观众：

是。

主持人：

所以要收缩一下阵线。

李秉成：

因为赚了钱嘛，商人肯定是想扩大规模，不过，我刚才就有话要说，一直没有机会，就想对他前面的一些行为做一些评价。

刚才一直大家有这样的认同，就是认为五百亩地，老觉得这是一个规模经营，在我的眼中，或者在世界农业当中，五百亩地可是小规模，规模不大。

从他经营当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下了雨，弄不出来了，稻子割下来没有地方来晒，又搬不回来。

他遇到了一系列的瓶颈，这个瓶颈在我农业经济学者来看，我认为你存在着规模不经济，这是一点结论。

自己靠自己的能力，现在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你都把解放军，把我们最可爱的人找来了，帮你干活。

如果没有最可爱的人，你会是怎么样，你会惨了。

主持人：

各种各样的说法，大家都不知道，你会在2004年这一年的实验之后，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你能透露一下吗？

张炎夏：

其实2005年，我基本上就是缩小规模，然后从五百亩缩小到，实际上是七十亩。

主持人：

让我们现场的很多人大跌眼镜。

张炎夏：

其实也不能说是，因为当时确实是像李老师说的有一个风险问题。

2004年，其实算上解放军的人工的话，他们要是也是算人工，他们的效率非常高的，你甚至付他一百元钱一天都不过分，算上这个，我真的是赔得家里都不认我。

我要看不见这个问题，我要继续搞下去，那我肯定是要完蛋。

如果我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也可能明年部队下个命令，说就近换个共建单位，那我还找谁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我2004年没有赔钱，实在是幸运，幸运从来不可能永远眷顾你，所以2005年，我就缩小规模七十亩。

主持人：

你反思一下，你第一年的这个规模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规模？

张炎夏：

我仔细回想，我觉得我第一年的规模就是人民公社式的规模，就是土地的规模。

我在生产的过程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我仔细研究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什么能够把人民公社给比下去的，就是社员在人民公社他的劳动是为社会劳动，家庭联产承包的劳动是为家庭劳动，农民在为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时候，他的积极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说现在人民公社的规模都比我们现在要大，而且人民公社你不要忘记，它的土地是不要钱的，但是它为什么斗不过家庭联产承包？

人民公社走不通的事情，我也应该走不通，所以我应该放弃第一年的模式。

主持人：

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

那么这样的一年，究竟在张教授的心里，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我们马上来揭开谜底，看看用哪个字可以来总结，张教授这一年的实验心得。

来，请您亮出答案。

张炎夏：

就是险。

主持人：

险。

张炎夏：

都是很多的巧合使我躲过了很多劫，我想2005年他不会再给我，我必须在2005年要好好地想一想，但我又不愿意从此从廊下走开，我一旦走开我下次再进去又不行了。

所以我弄了一块地一只脚踏在里面。

主持人：

继续你的实验。

张炎夏：

对。

主持人：

实验的步伐从来都没有停下来，即便说第一年是觉得心惊胆战，过了这样一个艰险的一年。

当实验进行到第三年的时候，张教授的农村实验，又会发生什么样新的变化呢。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短片。

尽管第一年赚了十多万，当第二年张炎夏却把自己的生产规模从五百亩缩小到了七十亩，这一年由于台风的原因，张炎夏亏了本，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到了第三年，他却把自己的生产规模一下扩大到了一百倍，达到了八千亩，到底是什么让他有了做出这样决定的底气？

主持人：

张教授，您这不是实验，您这是坐过山车，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怎么就五百，然后七八十，然后哗得又到几千，这是什么原因啊？

张炎夏：

其实2005年的时候，我几乎就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但是呢在2005年的时候，我就去了很多的国家，我就去看别的国家，他们是怎么搞规模。

主持人：

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给你留下的印象深？

张炎夏：

我去了美国，去了日本，我还去了阿联酋，因为去以色列当时办不下签证。

我就发现美国很规模，美国那不是农场是农业工厂，他是在播种之前，期货公司来一个采购员，张老师，你今年要种多少地？

我告诉他我要种一百万亩地，好，那咱们签个合同，今年六月份的时候，你的这些东西都包给我，我出多少钱给你，我跟他合同一签。

完了我就拿了这个合同，我就开始我要播种的时候，我打了个电话给种子公司，种子公司来一架飞机，给我把几千几万亩的种子全洒完。

我到施肥的时候，我打个电话给禾大壮，禾大壮又派了一帮人，专业的施肥队伍帮我把肥料施完。

我到了要收割的时候，我打个电话给期货公司，告诉他我的麦子已熟了，你可以来收了。

期货公司来了二十辆收割机，哗哗几天，把你的收割全部装到，把他的所有的麦子装到他的袋子里，然后我一签单，OK。

主持人：

他们特别像是一个工业化的生产流程，收割的人就专门收割，各个地的收割工作全部都是交给他们来做。

张炎夏：

后来我就研究发现，他其实就是我们的现代工业的理念，他用在了农业上。

就是什么？

专业的分工。

专业的分工是什么？

收割的人只收割，播种的人只播种，所以我就发现了其实美国人赚钱不是赚在规模上，他是赚在生产方式上。

主持人：

其实我们听到，你这么津津有味地在回忆着当年的实验，我们就猜是不是在这一年的时候，你就把美国的这种做法，搬到你的实验田来了？

张炎夏：

中国的情况和他还是有很多的不同。

主持人：

您在自己的八千亩的土地上，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实验方法？

张炎夏：

你讲工业化，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理念，而不是一种纯粹的一个移植，必须要适合农业的情况。

比方说种植的东西，暂时我是没有这个办法。

因此，我回避了这个问题。

我把我的大米加工过程，我把它拆分成六个阶段就是六个过程：

种植、收割、仓储、收购、加工、销售和配送。

把原来我一个人完成的工作我把它拆分成六个工作，让这六个工作由分别更专业的人去做。

主持人：

好了，这就又出现了问题，你怎么招到这样的一些人，怎么像招工人一样招到这些农民，来帮你做这些你希望当中的事情？

张炎夏：

我把种植的事情跟农民承包，你的地是吧，我跟你承包，收购，我是招标，我在网上登个标，我说我今年有八千亩地要来收购，你们哪个收割机愿意到我这里来，一来来了几百个。

主持人：

但是农民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地，他们为什么愿意放弃自己的地，到你这儿来帮你种？

张炎夏：

当你要他听你的你一定要给他利益，他种的稻谷，他卖给国家的时候是八角九分钱，他卖给我是一元三角钱。

他就是跟我签了这个合同，他的稻谷卖给我就是一元三角钱一斤。

主持人：

这位叫周小弟的农民朋友，据说自己也是一个种植大户是吧？

张炎夏：

对，他一元三角钱卖给我，但是条件他必须要听我的。

你必须使用我的种子，你必须要按照我的方法，你必须要使用我肥料。

原来八角九分钱的时候，他的利润是一角钱，我提高到一元三角钱的时候，他的利润一下子提高了三倍，是原来的四倍，这个巨大的利益使得他愿意和我签这个合同。

主持人：

真的吗？

这听上去很美，我们想听听你的心里话，你跟他从来都没有过往来，怎么突然间他提这个要求，你就愿意跟着他做呢？

周小弟（上海廊下镇种粮大户）：

当时签这个合同，是农业公司蒋经理担保的，是担政府担保的。

主持人：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担心，虽然有政府在里面？

周小弟：

担心是担心，听上去两元钱一斤的稻谷，是不是会赚钱？

我咨询了一下种子公司赵云老师他们，他们说这个品种最起码产量保收就是每亩田六百斤，如果以六百斤产量去算，就是一千两百元的产资，而我们普通种的稻谷是一千斤产量的话，当时的市场出售价是九毛钱，还要多了三百元钱，之所以我签了。

主持人：

我们现场的各位，如果你们是周小弟或者是像周小弟，这样的一些农民朋友，你们愿意和张教授来签这样的协议吗？

李秉龙：

我要是农民的话，也是愿意跟他签这个合同。

主持人：

为什么呢？

李秉龙：

因为价格比较高，这是我们国家农业产业化推进的过程当中，包括南方有很多这样的米业公司，当时也承诺以较高的价格来收米，农民当然非常愿意，高兴了。

主持人：

如果最后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