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困境及其解决方案评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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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困境及其解决方案评析

情报学困境及其解决方案评析

周九常

2012-8-1017:

45:

58　　来源：

《情报理论与实践》第32卷2009年第3期

　　摘要:

情报学困境主要发生在情报学基本理论层面,是“情报学基本理论困境”。

“情报学解决方案”是针对情报学困境问题的解决所提出的总体构想。

本文在列举情报学困境的代表性论述的基础上,提炼出我国学者提出的6种情报学解决方案,即“大情报观”方案、信息学或信息管理方案、知识论或知识管理方案、Infortelligence方案、Inforknowlligence方案和三大范式方案,并对这几种情报学解决方案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最后提出情报学解决方案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

情报学;信息管理;知识管理;分析

　　“情报学困境”是对情报学理论存在诸多问题的一种描述,是对情报学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边界、学科定位以及与相关的信息管理、知识管理、信息学等学科纠缠不清状况的概括。

由于情报学困境主要体现在情报学基本理论层面,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情报学基本问题困境”或者“情报学基本理论困境”。

“情报学解决方案”是指针对情报学困境问题所提出的总体解决构想。

不言而喻,研究情报学困境及其解决方案对情报学发展和完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1有关情报学困境的代表性论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情报学基本理论的发展面临困难的局面。

关于情报学困境的论述频繁地出现在学界的有关论述中。

　　布鲁克斯（B.C.Brooks）在20年前曾经说过,“情报学理论基础至今还未真正确立,目前还是一些零散、简单、不成熟的理论,还没有形成严谨的理论体系”[1]。

对照20年后的今天,虽然情报学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其理论整体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

20世纪90年代初,米德斯（A.J.Meadows）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能否找到适用的理论去适应情报学的各个分支,而是现有的各种理论能否整合起来为整个学科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图景”[2]。

十几年过去了,经历了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知识化的洗礼,情报学的各种理论显得更加驳杂,还没有有机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理论体系。

岳剑波先生认为,从内部结构看,情报学发展不平衡,基础理论研究停滞不前,学科建设更加落后。

另外,他又从教育的角度指出了情报学面临的困境,“情报学无法在教育领域独立地立足,总是与图书馆学、传播学、管理学或计算机科学结合在一起”。

高等教育是以学科理论为基础设立系科专业的。

任何一个教育领域,都应有一个充实的学科理论内核,以此为依托,生长出面向社会需要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情报学的困境在于“理论的贫困”[3]。

褚峻提出,情报学目前的困境在于“理论的贫困”,缺乏一个坚实的理论内核,没有坚实的理论内核,就难以形成完备的框架体系,一旦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情报学就变化无常,形成因地而异的理论体系。

情报学最大的问题在于,作为学科,其基础理论薄弱,基本理论很少[4]。

肖勇认为,情报学从文献层次向知识层次的深化、演进与发展即是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趋势。

他引用钱学森的话说,“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情报学以情报作为学科研究对象,必然是一门基于知识之上的学科,是一门以知识为对象、以知识为中心的学科,知识组织或知识序化是情报学的理论基础。

他还认为,技术多,理论贫乏;分支学科多但理论体系脆弱,缺乏一个充实的理论内核[5]。

　　笔者认为,目前,情报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这样一种状况——陷入信息管理、知识管理、信息构建等流行理论的泥沼,无法自拔;在动态复杂的环境中迷失了方向,无所适从;理论上多方吸纳,内容上日益泛化,学科边界不断扩大,理论内核无法形成;基础理论研究事实上裹足不前,与生动、丰富的情报实践极不相称;应用技术研究一手遮天;对一些相关理论过度敏感和热衷;理论“建构”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就面临着理论“解构”的问题,信息管理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消解”它,而知识管理则“试图”从更高的层面上“消解”它[6]。

　　2有关情报学困境的代表性解决方案

　　2.1“大情报观”方案

　　“大情报观”的核心思想是要求情报工作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与环境变迁和时代发展保持一致,与社会、经济、管理紧密结合,改善服务方式,增强服务功能。

情报学理论建设要加以反映,形成科技情报、社会情报、经济情报等分支学科,形成系统整体的“大情报学”理论体系。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卢泰宏先生、华勋基先生等。

　　2.2信息学或信息管理方案

　　在社会信息化浪潮兴起之后,情报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适应、面对信息化的裹挟和冲击,情报学处于变与不变的十字路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阵痛。

在此情况下,信息学或信息管理学被一些学者看作是解决情报学问题的最佳方案和“出路”:

配合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以及情报学教育退出本科层次的教育实践,要求情报学调整发展方向,以解决社会信息化所带来的挑战和问题,甚至主张把情报学改为信息学或信息管理学。

在信息化潮流的巨浪冲击下,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人为数甚多。

　　2.3知识论或知识管理方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信息化和信息管理的热潮还未平息,一股更大的知识管理浪潮扑面而来,并迅速在图书情报界取得话语霸权。

当时情报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学科“信息化”带来的虚化、弱化状况,情报学面临消亡的严重困境。

于是一些学者又发现了解决情报学困境的良方,要以知识管理彻底改造情报学,或者要以知识为中心、以知识为基础来重构情报学,解除“信息化”带来的种种问题。

这就是情报学困境的知识论或知识管理解决方案。

代表人物有邱均平、马海群以及李国秋等。

　　2.4Infortelligence方案

　　知识论或知识管理方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情报学面临的问题,并且又带来了“知识化”的新问题。

于是,霍忠文先生提出了Infortelligence方案,认为情报就是“Infortelligence”,他取Information的“资讯、信息和资料”之意,与Intelligence的“智能、智慧与情报”之意,把二者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新词,以表达“情报”与“信息”、“资料”等概念的不同,强调了其“智力”因素。

相应地,Infortelligence过程就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是文献工作、资料工作;二是情报研究工作或信息分析工作,即激活文献、资料的工作。

前者是Information过程,后者是Intelligence过程,把两过程一体化,即是Infortelligence过程[7]。

这是霍忠文先生所精心设计的Infortelligence方案。

　　2.5Inforknowlligence方案

　　借鉴Infortelligence方案,2004年,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柯平先生旁征博引,对当代情报学理论体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梳理,总结出情报学理论体系的三种路向或三种主线:

基于“科技-交流”的理论体系、基于“社会-知识”的理论体系和基于“信息资源-网络”的理论体系。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情报学理论体系构造的路向:

基于“信息-知识-智慧”的理论体系。

虽然他的研究视角是对情报学已有理论体系的梳理和新的理论体系的重构,但他的研究实际上提出了情报学困境的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柯平先生认为,“任何理论体系都不能脱离其基点和核心,,新的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基点与核心既不是单纯的交流与知识,也不是信息资源与网络,而是信息-知识-智慧的相互关系与转化”。

信息、知识、智慧三者的相互转化形成“情报集合”,即“Inforknowlligence”[8]。

这就是解决情报学问题的Inforknowlligence方案。

　　2.6三大范式方案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肖勇博士提出了三大范式方案,他认为新世纪中国情报学正在形成以下三大研究范式:

一是基于Intelligence的软科学范式研究;二是基于Information的图书信息学范式研究;三是基于信息管理框架和知识管理框架的管理科学范式研究。

中国情报学要在上述三大范式基础上谋划未来的发展,即以软科学范式研究为核心,以图书信息学范式研究为基础和前提,以管理科学范式研究为学科新的发展点,同时寻求它们之间的结合点,并在三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9-10]。

沿着范式思路寻求解决方案的代表人物还有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的王芳博士,她主张情报学研究应以信息为核心研究对象,并致力于在不同的范式中构造可以统领所有信息形式（包括知识、智能或竞争情报）与信息活动统一的理论体系。

在此认识基础上,认为情报学的新范式是过程范式,过程范式是将来情报学不同子学科共同体所公认的“专业母体”,是情报学共同体相互理解的基础,是情报学不同领域相互交流的依据。

情报学学科发展的特点是空心化与边缘崛起,情报学学科发展方向是多中心的网状体系[11]。

　　3分析与评价

　　3.1“大情报观”方案

　　“大情报观”方案使情报学突破了早期科技情报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社会发展的需要,扩展了情报学的理论视野,拓展了情报学的研究范围,丰富了情报学的内涵。

具体来说,就是推动了情报学“应用理论”的发展,使原来单一的科技情报理论变成科技情报理论、经济情报理论和社会情报理论的多维架构。

尤其可贵的是,大情报观是在不背离情报学的“基本范畴”前提下扩展情报学的研究范围,其理论基点——情报（科技情报、经济情报、社会情报）,并没有发生变化。

从而也就没有给情报学带来实质性的发展,正如严怡民先生所言:

“大情报观实际上是一种工作观念,难以担当建立一般情报学的重任”[12]。

在情报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大情报观走出了第一步,当信息管理观出现之后,它就迅速销声匿迹了。

　　3.2信息学或信息管理方案

　　信息学或信息管理方案跟从了“大情报观”扩展情报学研究范围的路线,并远远超过了大情报观方案,认为情报学不仅要研究传统的情报问题,而且要研究整个信息领域的问题。

这给情报学带来了极大冲击,近乎使情报学变成了信息学或信息管理学。

在信息化冲击下,人们“顺其自然”地提出了要以信息科学取代情报科学,以信息管理学取代情报学的主张。

信息学或信息管理方案不但没有解决情报学的问题,反而给情报学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因为信息学或信息管理方案无限制地扩展了情报学的研究范围,只不过是一种学科外延的扩大,却没有给它带来任何内涵的成长,导致情报学“体质”的虚化、弱化,或缺乏应有的根基,最终将取消情报学的学科独立性,危及情报学的生存。

图书情报界几乎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正是在信息学或信息管理出现之后,情报学的发展才变得危机重重。

因此,在我们看来,信息学或信息管理方案对情报学基本理论的发展来说是功不抵过,它带给情报学的主要不是正面意义上的“知识援助”,而是负面的削弱、蚕食和替代。

“大情报学”虽然扩展了情报学的范围,但是它毕竟设定了情报学应有的边界和范围,没有使情报学“荒腔走板”,面目全非,而信息学或信息管理方案则使情报学彻底走样。

有论者指出,信息学或信息管理方案的提出,使情报学迷失了方向,症结在于混淆了情报与信息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13]。

信息管理学在国外是商学院或管理学院设置的专业或开设的课程,主要研究以管理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组织内部的信息流控制,而非一般意义上对信息的管理。

在我国,信息管理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它在广度上超过情报学,而在深度上却不如情报学,试图在信息学和信息管理学意义上拓展情报学是不妥的,这偏离了情报学的目标与基本任务。

　　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情报学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

我们的看法是,与时俱进不是无原则地吸纳,也不是随风摇摆。

随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不断更新,以获得新的学科增长点,这对情报学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是这种与时俱进必须保证不能迷失自我,不能偏离情报学的基本发展方向和学科定位。

　　3.3知识论或知识管理方案

　　该方案的核心就是以知识管理全面改造情报学,其奉行的思想与信息学或信息管理方案如出一辙,所带来的结果也相类似,都是要取消情报学的学科独立性。

知识管理理论兴起之后,人们欢欣鼓舞,把知识管理当作情报学的救命稻草（前几年也有人把“信息构建”当作救命稻草）,以为找到了解决情报学困境的良方,事实证明这种乐观为之过早。

其观点是基于如下认识:

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和情报学的逻辑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学科（理论）的次第上升或进化。

这里存在一个如何看待知识管理的问题。

在管理学界,仅就笔者所接触的一些专家、学者来看,他们对知识管理一般是持谨慎认同的看法,没有过分加以抬举,有学者甚至认为它不会发展到与战略管理、财务管理、生产管理同等的地位。

并且从整个管理理论体系来说,知识管理不过是“管理丛林”中的一个新生的流派或分支罢了。

一个学科从来无法解决另一个学科的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即便是相关学科也是如此。

从知识管理与情报学的关系来看,它属于情报学的相关理论或相关学科,只能给情报学的发展带来新的营养和契机,而无法破解情报学困境。

因此,过分依赖知识管理来解决情报学困境问题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而事实也证明,知识论或知识管理方案没有给情报学带来好的结果,与信息学或信息管理方案一样,它只是给情报学发展带来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知识管理泛化的时代,情报学教育的本科阶段已经被取消,以知识管理对情报学实施“拿来主义”式的彻底改造的方案会使情报学走向消亡,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当然,情报学的知识化倾向由来已久,现在的情报学知识论或知识管理论是与英国布鲁克斯的“知识地图”思想、来源于英国道金斯“思想基因”思想的印度斯·科·森的“情报基因”理论以及我国学者刘植惠的知识基因理论等是一脉相承的。

布鲁克斯也将波普尔“世界三”客观知识世界哲学理论作为整个情报学的哲学基础,提出情报学是以客观知识为对象的有关客观知识的分析、组织、传播和利用的科学。

应该说,过去的情报学知识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情报学的发展,原因在于这种知识化没有试图去彻底改造情报学,而现在的知识论或知识管理方案则不同,它和信息学或信息管理方案如出一辙,给情报学的学科“坚守”以极大的冲击,使情报学存亡一线,生死攸关。

　　3.4Infortelligence方案

　　这一方案试图从根本上使情报学发展摆脱困境,其思想力和理论勇气令人肃然起敬,并且这一方案自成体系,开启山林。

霍忠文先生的这一方案可能不是最优的方案,但却是所有方案中最具有创新价值的一个。

问题在于,在情报学界对于“Information”的理解一会儿“信息”一会儿“情报”的混乱局面下,Infortelligence这一新词的创造能否扭转这种局面,成为人们乐于接受、广为认同的唯一“情报”概念,还未可知。

目前来看,尽管霍忠文先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学术界的响应并不热烈,可见,这种努力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从发展的前景来看,在学术界众人往往只顾研究“自己的问题”的风气下,在大家都习惯了各说一套的情况下,霍忠文所提出的这一新颖的情报学解决方案在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未来并不光明。

　　另一方面,尽管Infortelligence的内容包含“资讯、信息和资料”（Information）和“智能、智慧与情报”（Intelligence）两个方面,并且强调了“智力”（Intelligence）因素,但仍然无法把Infortelligence和Intelligence从本质上区别开来。

因为,Intelligence本身并不纯粹意味着“智力”和“智能”,人们在进行智力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伴随有“信息”的因素或信息的过程。

比如,人脑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有多种信息参与其中:

外部环境的诱发、刺激性信息,从大脑长时记忆信息库中提取的相关信息,互动过程中的激发性信息,等等。

我们无法把这些信息从智力活动中加以排除,使智力活动变为“纯粹”的智力活动。

从竞争情报（CompetitiveIntelligence）活动来看,也并非都是纯粹的智能活动或情报研究、分析工作,而且还包含信息搜集、信息处理等内容或工作环节,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计算机化竞争情报系统的运行显然不仅包括智能化的情报分析、研究,也包括智能化的信息自动搜集和处理,当然计算机竞争情报系统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动信息搜集和处理,很多情况下是辅以人工信息搜集和处理。

进一步说,竞争情报经过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实践领域都已经深入人心,Intelligence实际上也经常在打“情报”的旗号,成为与Information相区别的概念。

这样一来,Infortelligence和Intelligence在内容范围上几无二致。

既然如此,由Infortelligence来唯一地表达“情报”并不优于Intelligence,则Infortelligence这一新词创造的必要性就打了折扣。

在霍忠文先生的论述中,明显地,他也不是一点没有考虑过用Intelligence来表达“情报”,只是他出于这样的担心而放弃了:

在知识产权保护大加提倡的环境下,拿Intelligence来与“情报”唯一对应会引起“间谍”或“谍报”的误读。

尽管这种担心并不多余,尽管国内外竞争情报学者的研究都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回答——竞争情报不等于工业间谍,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学习、研究和国际交往中对于Intelligence依然戒心深重。

　　再有一点,霍忠文先生对于Infortelligence的创造和论述仍是基于传统的科技情报,范围显得有些狭窄,因为现在的情报实践早已突破了科技情报领域,因此在这一基点上所提出的Infortelligence概念以及建立在此概念基础上的情报学理论体系框架能否反映当今的情报活动实践,也即其合理性就值得商榷了。

　　3.5Inforknowlligence方案

　　此方案的思想来源可能有3个:

一是钱学森先生的经典话语“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二是知识管理中的知识转化思想;三是霍忠文先生的Infortelligence思想。

毫无疑问,这种解决方案也试图从根本上解决情报学面临的困境问题,寻求情报学理论基础的一统方案。

其最明显的特点在于适应性强,具有广泛的容纳性,可以解释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情报学理论研究现状;并且这种解决方案的视角非同寻常,从动态转化的视角,而不是一种静态的视角来解决问题。

依照这种方案,既可以把情报学与信息学或信息管理区分开来,也能使情报学与知识学或知识管理划清界限。

　　大情报观方案、信息学或信息管理方案、知识论或知识管理方案都是在社会潮流和实践的推动下“自然生成”的,而Infortelligence方案和Inforknowlligence方案则是个人基于深入思考而提出的。

自然生成的方案对于情报学问题的解决出人意料地又生出新的问题,尤其是信息学或信息管理方案、知识论或知识管理方案的出现不但没有“建构”起新的情报学理论体系,反而使原来的情报学面临“解构”的命运。

而霍忠文先生和柯平先生提出的重起炉灶式的方案是一种从根本上解决情报学问题的方案,但却存在一个认同和接受的问题,Infortelligence方案的反响并不热烈,Inforknowlligence方案更是应者寥寥,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解决方案都无法扭转人们已有的对于信息、情报、知识概念的固有理解,也就无法很好地处理与原来建立在这种固有理解基础上的情报学理论的接轨问题。

　　3.6三大范式方案

　　此方案能够真实、全面、系统地反映我国情报学发展的面貌,是沿着范式路向乃至迄今为止所有解决方案中最为系统、全面的方案,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高度的容纳性,显示了宏阔的视野、跨学科的归纳能力和敏锐的见识,代表了情报学解决方案研究的新进展。

但这一方案还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方案,着重揭示、指出了我国情报学发展的总体框架和未来走向,而对于进一步的情报学理论体系构建,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尚不能说达成实质性的进展。

从表面上看,此方案的最大特色是可以把所有情报实践涉及的领域都一网打尽、无所遗漏（至少目前可以这么说）,这等于是制造一个容器,把情报学的方方面面都装进去。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解决方案的“背后企图”和功能取向与柯平先生的Inforknowlligence方案比较接近。

　　4情报学解决方案的未来走向

　　·立足于基本概念的解决方案仍将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这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情报学困境的一种方案。

这种方案首先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情报,从而夯实情报学大厦的根基。

一些学者认为,情报学目前最大的困境是还没有形成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严谨的学科框架[14],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真正搞清楚到底什么是情报。

情报这一概念是建立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基石,是情报学的学科基点。

更多的学者认为,情报就是以Intelligence活动为核心,并且涉及Information活动和知识管理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以Information活动为基础和边界的智能性情报分析、研究。

与Information相比,Intelligence主要强调智能性,一般不具有共享性,特别是在CompetitiveIntelligence那里。

Intell-igence的工作对象和结果往往表现为“Knowledge”,表明Intelligence与Knowledge有联系,但二者并不相同。

在这种研究取向中,情报学任何解决方案提出的逻辑前提都必须弄清楚Information,Intelligence和Knowledge的关系。

　　·范式解决方案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要研究方向。

事实证明,尽管立足于基本概念的解决方案的理论勇气可嘉,理论创新度高,但是从接受情况来看,并不理想,表明自创新词或从基本概念入手的解决方案往往吃力不讨好。

于是将有更多的研究者另寻他途,而范式解决方案将不失为今后一段时间内一个可取的研究取向。

这种研究取向着重于建立一个框架,试图以一个框架容纳所有领域的情报学,这一框架体系就是一种情报学解决方案,并且从实际来看,虽然不能从概念基石上解决情报学问题,但其理论解释力并不亚于前者。

比较而言,提出新的框架体系的难度和风险显然要小于立足于基本概念的解决方案。

　　·热点转移型方案或热点替代型方案将逐渐势微,成为昨日黄花。

过去,情报学研究出现过几次研究热点的转移,比如信息管理热、知识管理热、竞争情报热、信息构建热,等等,于是一些研究者就认为它们代表了情报学研究的主流,要以此为基础构建情报学体系,从而形成相应的情报学解决方案。

但随着情报学理论研究的进展,过去那种情报学随热点转移或替代的解决方案将越来越难以出现,或者出现了也不具有影响。

大家已经认识到,情报学研究热点的转移或替代不是情报学特有的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并且热点转移或替代本身就代表了情报学出现了新的问题,面临着更复杂的困境,而不意味着就此带来了破解情报学困境的新方案。

　　5结束语

　　上述6种情报学解决方案,都是国内学者提出的,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

这些解决方案的提出背景不同,影响也不一样,可以归纳为3种研究取向:

一是立足于基本概念的研究取向;二是构建框架体系型的范式研究取向;三是热点转移型或热点替代型的研究取向。

从发展走向看,情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