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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与都以唐长安通化门为主宝典
城门与都市——以唐长安通化门为主[宝典]
城門與都市——以唐長安通化門為主
城門與都市——以唐長安通化門為主
2010-07-12王静刘海峰扫校点击:
822
一
城門與都市
——以唐長安通化門為主
王静
[原文出处]《唐研究》（京）,2009。
第十五卷,23—50
[基金项目]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唐長安社會流動研究一一社會史的一個侧面”（07CZSO06）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中古時期的文書傳遞與信息溝通”（06JJD770003）~成果之一。
一、引言:
城門與都市
門，作為建築結構的一部分，其主要功能是封閉、隔離、交通、疏散、防護。
而且。
由於地理位置、所附屬建築物的性質，門有著各種意義。
唐代都城長安城的規劃整齊有序，建置、佈局與等級制度、政治制度緊密聯繫。
在宫城、皇城、街道、坊里之間，存在不同等级、不同類型的門，它們成為限制、疏通這些空間的關節點。
對各類門，唐代有嚴格有序的管理，與政治生活、制度運作有著緊密的聯繫[1]。
通過限制、分割、聯通空間，門在政治活動、制度運作、軍事鬥爭中也具有不容小觑的作用。
在一定意義上，一個城市的城門和街道，看似城市的附屬物，但卻賦予了城市各種活力，甚至是身份、秩序與權威的體現[2]。
與城市中其他部分相比，城門的社會性往往容易被忽略，但實際上，它與城市流動與控制都有緊密聯繫。
就唐長安城的城門而言，其所處的地理、空間佈局，決定了它在政治、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
學者也早已意識到門作為空間的一部份所具有的作用。
如，陳寅恪分析了長安宫城北門玄武門地勢及守衛北門禁軍與唐前期中央政治革命的重大關係，論證了玄武門在地勢上與軍事上不容忽視的作用[3]。
松本保宣則考察了唐代的側門論事，論述了唐代宫城諸門在文書傳達、行政運作過程中的作用與意義[4]。
妹尾達彥在論證唐長安城的禮儀空間時，注意到宫城門、街道、都城門是王朝儀禮展開的重要空間組成[5]。
穴沢彰子則分析了長安城門樓、寺院
作為唐代生誕節的舉行場所的現象[6]。
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展示了長安城諸城門在唐代長安政治、禮儀、社會中具有的作用，也提醒我們門并不只是建築的裝飾物，而是和社會、人事息息相關。
城牆作為都市與外界的物質分界，除了區分城與郊，還具有軍事防衛的功能，以及統轄城内居民的作用[7]。
兼及防衛、控制、權威各種功能，作為城中内外通道的門，必然也是控制的關鍵點。
因此。
城門安置守衛、定時啟閉，在保證城內聯絡暢通的前提下，還要保障安全。
長安城的外郭城，是整體防禦體系的一部分，以保衛皇家及控制城内，城門作為都城防禦體系之一，保衛都城並控制城内外的交流。
唐制規定城門敞閉有時，需遵循嚴格的開闡制度[8]。
顯然這是維持秩序、保證安全的一種手段。
由“城門郎主掌京城、皋生宫殿諸門開闔之節，奉其管銅而出納之”。
如果有特殊情況，則需要上奏申請，并記錄在案，方能啟閉城門。
《唐六典》記載:
若非其時而有伞放閉，则詣閣覆奏，奉旨、合符而開闔之。
殿門及城門若有敕夜開。
受敕人具錄须開之門，宣送中書門下。
[9]
根據這條史料，我們可以想象，任何社會都會有緊急、特殊情況發生，諸如中央加急文書傳遞，地方緊急事件的上奏，均可能關涉非時敞閉城門的問題。
外郭城門為都城防衞的關鍵，故朝夕敞閉有嚴格的規程，當事涉緊急時，則需按規程備案。
長安的外郭城門，作為進出城的要路，各色行人雲集，是人群頻繁流動之地，因之也成為政令、信息頒佈的重要通道，也是禮儀、權威的展示空間。
比如，會昌元年（841）十一月，御史臺奏請條流京城文武百僚及庶人喪葬事，便建言:
“伏乞聖恩，宣下京兆府，令准此條流，宣示一切供作行人，散榜城市及諸城門，令知所守。
”[10]
都邑之門是人眾聚集以及公共信息傳播的重要場所，也是儀式展開的空間。
文獻記載表明，城門，還是許多禮儀祭祀的對象。
據文獻記載，唐制:
久雨不止，則需榮祭國門，諸州榮城門。
《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志》云:
若霖雨不已。
縈京城諸門，門别三日，每日一縈。
不止，乃祈山川、嶽鎮、海瀆,三日不止，祈社稷、宗廟。
其州縣縈城門，不止，祈界內山川及社稷。
三
縈、一祈，皆準京式，並用酒脯醢。
國城門報用少牢，州縣城門用一特牲。
[11]
《通典》卷一二。
《久雨禁祭國門》條[12]詳細陳述了祭祀都城門整個過程。
開元、天寶、咸通、天祐年間，都曾因久雨不止而祭祀都城門。
開元二年（714）五月王子，“久雨，榮京城門”。
又，天寶十三載（754）秋，“大霖雨，害稼，六旬不止。
九月，閉坊市北門，蓋井，禁婦人人街市，祭玄冥太社，榮明德門。
[大雨]壞京城垣屋殆盡，人亦乏食。
”[13]咸通九年（868）六月，久雨，榮明德門[14]。
天祐三年（906）九月，“積陰霖雨不止，差官榮都門”[15]。
對此《冊府元龜》所述更為具體，該書卷一四五載:
“[天祐]三年九月，詔以久雨，恐妨農事，遣工部侍郎孔續榮定鼎門。
如不止，止於三日。
”[16]根據柳宗元的《榮門文》[17]，我們可以明白城門開敢象徵的意義。
古人認為雪霜風雨不時是因為天地陰陽失調，而城門之神“配陰含德”，於是，他們便根據城門所在方位將其分成陰、陽兩大類別，如南門為離火屬陽，北門為坎水屬陰。
“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
實際上，崇門並不只尽限於都城門，對坊門及相應的歸屬於陰、陽的事物也會有禁忌。
但是，如前所言，在諸門中又以北、南二方位的門在陰陽中直接關乎水、火，所以在榮門中，又要以南北向的門最為重要。
於是，我們便看到，在上述止雨榮門中，唐政府禁都城正南的明德門（長安）、定鼎門（洛陽），以及關閉坊市北門和水井，同時禁止屬於陰性的女性出門。
造就是為了“閉諸陰，縱諸陽”之故。
此外，根據《新唐書》卷四八《百官志》太卜署條的記载，每年季冬，令、丞等“帥振子堂赠大攤，天子六隊，太子二隊，方相氏右執戈、左執榍而導之，唱十二神名，以逐惡鬼，攤者出，磔雄雞於宫門、城門”[18]。
在該驅灘儀式中，最後磔雄雞於宫門、城門處是為了阻止已被儸者驅逐出門的惡鬼重又返回入門。
城牆突出了城與郊的差別，區分了城郊。
有不少國家禮儀如郊祀、祈雨的建築在長安城外周邊[19]，其外郭城諸門便成為皇帝祭祀這些禮儀建築時的通道。
因此，長安城門既是禮儀展開的空間，也區分了禮儀的空間，成為帝國禮儀及祭祀的通道。
都邑之城門還是空間轉化的仲介。
郭城城牆首先成為都邑的最為物化的一種邊界，它將都邑分割成城内、城外兩個實在的空間。
但是，若以社會流動的角度視之，由於政治需求等具體原因，空間往往被主觀地賦予某種特殊的意蘊，成為人為操控的對象，從而出現延展、變形。
這是社會流動中人與社會互動的基本體
現。
於是，都邑社會的邊界也就随之出現遊移的現象，由此也影響了人們在觀念上對都邑邊界的認識。
這種遊移使得都邑的邊界在人們的觀念中呈現出一種不均衡的狀態，而這種狀態又是跟不同的郭城城門的地理位置及其被賦予的不同的意義緊密相關的。
於此，交通所引起的社會流動起了極大的主導作用。
圍牆之内的都市，需要與外界聯絡，以確保物質供應及對王國的控制，交通就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作為城市有機組成的動態部分，交通有規劃空間的功能，通過它，可連接、分割、重組空間，維持一定的秩序;交通也是城市規模、範圍、空間擴展的必要條件。
長安有發達的陸路與水路交通[20]，是唐政府藉以維繫自己中心地位、實現自己對整個國家的統治的重要措施之一。
正所謂“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内”[21]。
長安藉助交通系統聯結成網路，連通一座座城、鎮、軍事要塞，傳遞政令、消息，轉運物資。
通過各種管理細則，王朝對這個網路上的各驛站和城、鎮進行管理、監控，以保證政令流通的時效性和安全性，從而有效實現在整個交通網络上王朝政令的流通和權力的運作，進而實現對整個王朝的統治。
城門，作為進出城邑的主要通道[22]，亦為全國交通網絡上的關節點，政府通過一定的律令規定，讓城門既維繫城邑與外界的信息傳遞、物资轉運、人員流動，又能保障城的安全、秩序。
就長安城而言，宮城、皇城、外郭城的門，都是交通的關鍵。
如前所言，作為社會運行、交流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交通是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的動脈，往往表現了這個國家或城市的特質。
然而，長安的外郭城門、附近的驛站，作為這個動脈上的關節點，具體是如何支持長安社會運轉，成為其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如何彰顯長安社會的品質，而長安又赋予它什麽樣的特色呢?
在長安郭城諸門中，史載要以東出的通化門、西出的開速門以及南面的明德門最為繁忙。
明德門在今西安楊家村西南約80米處[23]，從明德門南出子午谷的道路已不易推論[24]，無法詳述。
開遠門為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在今西安西郊大土門村一帶[25]。
當時，皇帝出宮城西行，均取開遠門出入，西域來人也由此進入長安[26]。
開遠門向西，是臨皋驛。
《長安志》載“臨皋驛在[長安]縣（治，長壽坊）西北一十里開速門外”[27]，在今玉祥門外、棗園村東南，側臨開速門下[28]。
凡西行至鳳翔、隴西，或西南人蜀，或西北赴奉天出朔方，皆以此為首途。
與開速門東西相對的外郭城門是通化門，坐落於今西安火電公司東南角[29]，馬京城東面北來第一門，北去大明宫丹鳳門止兩坊。
從通化門東出潼關至東都，東南出武關至荊襄，為唐世交通最為頻繁之兩道。
通化門和開遠門之間的横街是長安東西向街道中最寬的，其寬三百步，中段穿遇宫城與皇城之間。
就现有的文獻材料看，在長安郭城諸門及其首發驛站中，以通化門和長樂驛的文獻资料最為豐富。
通化門，由於靠近大明宫，在唐代中後期，越來越凸顯它在內外交通等方面重要的作用。
因此，本文將著重從交通與社會流動的角度來分析長安城從通化門到長樂驛遣條交通幹道中所發生的場景和效應。
從通化門及其東出的章敬寺、長樂驛這些點來觀看長安城，就如同通過街道來觀看一個城市，可以從街景看物質文化、社會階層差異、經濟活動及文化生活，觀察者往往能對整個都市社會形成一定的印象[30]。
我們雖然看到的是一幅幅人群流動的畫面，但卻能體會到這些空間活動蕴含著社會地位、社會關係的變動[31]，以及這種流動所代表的社會背景。
在感受空間的權力效應之餘，從中也能夠進一步體會到作為國家政治中心的長安，在政治運作體制和官僚體制中的地位。
二、通化門
高宗以後，天子又常居東内，大明宮取代太極宫成為政治中心。
通化門臨近東内大明宫、南內興慶宮，是皇帝出入宫城的一條重要通道。
因為皇帝常常通過夾城複道，經通化門達南内。
《資治通鑒》卷二四三長慶三年八月“丙申（823年9月22日），上（穆宗）自複道幸興慶宮”條“通化門樓”下胡三省注云:
《雍錄》:
開元二十年（732），築夾城，通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複道，由通化、安興門，次經春明門、延喜門，又可以達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
按，複道自大明宫至通化門便可入興慶宫，若經春明、延興、延喜門，則至芙蓉園矣。
[32]
複道的修建不僅是考慮到皇帝出入的安全，而且也使得信息流通和政治權力的運作更具有隱蔽性。
亦充分表明，通化門在京城諸門中關涉要害。
通化門位於皇城、宫城之間横街的東人口，地處政治重心東内和南内之間地帶，又與宫城、皇城相去不速。
更重要的是迫近大明宫，在政治上成為逼迫軒禁的必經之地，遂成為兵亂和政變雙方攻人宫城的首選途徑以及控制與嚴防宫城的重要據點（下页表1），具有軍事戰略意義。
這在涇原兵變期間以及晚唐表現得最為明顯。
每一城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帝國統治網絡上的一點。
為了維持正常的運行，它要與周邊以及全國各地保持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繫，而交通無疑是維繫這種空間聯繫的重要途徑。
城門在此處又是城市流動的連接點，通過該連接點，我們能感受長安與外界的聯繫及其日常運行的狀況。
藉助史籍所載，我們可知除了前面論述的之外，長安城通化門還具有如下的功能。
其一，送葬、出殯的重要通道與場所。
長安城外，除了有農莊園林、寺院，周邊尚分佈許多墓地，所以送葬儀仗經常要出入城門。
唐代史
表1通化門所發生的政治事件
籍中沒有留下送葬是否要經由特定的郭城城門的記載。
文獻所見有延興門、延平門以及通化門等。
如，貞元十一年（795）馬燧出葬時，德宗便遣百官於延興門臨送[34]。
咸通十二年（871）二月，葬衞國公主於少陵原。
懿宗與郭淑妃御延興門哭送[35]。
廣德二年（764）十一月，李光弼葬於三原，代宗詔宰臣百官祖送於延平門外[36]。
在這些郭城城門中，通化門所處的地理位置，使得它與皇室府邸相去不遠。
同時，由於長安城北郊、尤其是東北郊為唐帝陵集中區。
這種相對位置，使得皇室靈柩從通化門東出為最便宜的選擇。
由此，可推測通化門成為皇室喪葬禮儀中
東出的主要通道，又因出殯時多有民眾圍觀，客觀上又成為長安城一道別致的風景線。
《舊唐書》卷一五〇《李源傳》載:
其年（貞元十五年）十二月，[李諒]葬於昭應，有陵無號。
發引之日，百官送於通化門外，列位哭送。
是日風雪寒甚，近歲未有。
韶置陵署令丞。
[37]
又《太平廣記》卷三四五《裴通遠》條引《集異記》云:
唐憲宗葬景陵。
都城人士畢至。
前集州司馬裴通達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舆縱觀於通化門。
及歸日晚，馳馬驟至平康北街„„[38]顯然，憲宗靈柩從通化門出，跟景陵在長安城東北蒲城三合鄉金熾山有關。
又李端《代宗挽歌》云:
“警蹕移前殿，宮車上渭橋。
”[39]代宗元陵所在之富平縣莊里鄉檀山同樣在長安城東北，可知代宗靈柩也是從通化門束出。
此外，《人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載:
開成五年八月“廿二日（840年9月21日）午前，[文宗]山陵使回來，從通化門入。
”[40]文宗以同月十七日（9月16日）葬於章陵，陵寢位於富平縣雷村鄉西嶺山，故由圓仁的記載可以確定文宗的梓宫也是經由通化門而出的。
另據相關研究，從宦官在長安的居宅與其墳塋分佈的關係來看，居住在長安東部諸坊的宦官及其夫人多葬於城東萬年縣所轄諸鄉内;而居住在長安西部諸坊的則多殯於城西長安縣所轄諸鄉内[41]。
唐長安官人多居東城，東北部更是宦官、禁軍將領和權臣宅第所在，所以通化門恐應也是這些人物出殯時的一個主要通道。
其二，都市水利的重要人口和貨運、商業的聚居地。
都市的水利是關涉生計的大事，而通化門又地當要地，位於長安城大明宫、興慶宫的附近，對於從城外引渠人城的長安城而言，通化門又是一個引水人城的關鍵通路。
貞元十三年六月辛巳（797年7月25日），又引龍首渠水自通化門人，至太清宫前[42]。
1954年，清理發掘該門，知通化門在該渠水之南。
我們知道，水一直是都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資源，因此供水和排水便成為都市規劃中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之一，甚而有時候水渠更成為營造國家神話的一個手段[43]。
中古時期，中原都市的佈局都無不遵循這個規則，唐長安城也不例外。
唐政府先後修築、引導了多條渠水進入長安城，這些渠水不僅很好地解決了長安城的城内用水問題，而且也起到運輸物資的作用，並跟城市的市場等功能區緊密地聯繫起來。
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些水渠，將長安城置於漕運的系統之中，從而使得長安城成為全國水路交通網絡的中心點。
經過通化門將龍首渠水引入城内，分流至坊内、宮城，同樣是為了解決城內生活用水與物資轉運問題。
交通是提供物資、互通有無的主要手段。
長安作為都城，朝廷與居民的生計所需要的物资，來自全國各地。
各地的物资通過水路、陸路轉運，運到長安城，城門就是運輸的通道。
《朝野俞載》卷六載:
“帝（太宗）笑而賞之（王無导），令於春明門待諸州麻車三日，並與之。
?
坐三日，屬灞橋破，唯得麻三車，更無所有。
帝知其命薄，更不復賞。
”[44]這段文字記載叙述了唐太宗時期，各地租庸轉運至京城，通過車輛經春明門運抵城内的景象。
同樣，文獻中片言隻語的記載，表明通化門成為度支使運送物资的一個必經之道，見《唐語林》卷六載:
“[宋沈]又曾送客至通化門。
逢度支運乘。
”[45]這說明各地獻納物資，通過漕運、陸運輾轉運抵都城，又經通化門運至城內。
通過這兩個例子。
我們就能體會到全國各地物资通過各種管道，運至都城來支持朝廷、官員以及城內居民生計的動態過程。
正因為城門是朝廷、商賈轉運物資，以及各階層出入京城的通道，故城門附近，也會出現提供交通工具、勞役的商業活動。
因是交通要衢，通化門便成為諸多車工聚居勞作之處。
《太平廣記》卷八四《奚樂山》條引《集異記》云:
上都（長安）通化門長店，多是車工之所居也。
廣備其财，募人集車，輪轅輻毂，皆有定價。
每治片輞，通鑿三竅，懸錢百文。
雖敏手健力器用利銳者，日止一二而已。
[46]
上述史料說明，城門是人群流動頻繁之地。
所以通化門附近長店聚集眾多車工，為往來行人提供交通工具。
除此之外，因為長安城門啟閉有時，所以人們往往在城門外附近等待城門開啟，故由此便出現一些小店來為行人提供日常食宿而盈利。
由此催生了城門附近各種商業經濟。
如，《太平廣記》卷二八三載:
“唐郎中白行簡，太和初，因大醉，夢二人引出春明門。
至一新塚間，天將曉而回。
至城門，店有鬻餅飪者。
”[47]又據吐魯番出土的《唐質庫帳歷》載有劉娘於“延興門外店上住”[48]。
作為城内外的通道，城門附近由於人員流動、商旅進出，應需而產生一些提供食宿、運輸的店。
其三，臨送、勞遣與送行的場所。
都城的門與街道，往往連接而成一個展演的空間[49]，尤其是地鄰皇城、宮城附近的街道，更是重要區域，統治階層通過遣一空間，將獎賞、懲戒、勝利、權威通過儀式展現給都城民眾看，這是一種權力的炫耀、展示，以及鞏固和加強。
穴澤彰子所作《唐代門樓表》展示:
唐代，門樓往往成為大赦、宴請等重大事件舉行的場地[50]。
這是因為，門樓作為高層建築，建築形制上形成了高度，這樣既便於民眾聚集觀賞，又便於統治者融人民眾中，而又通過門樓來形成距離感。
在此意義上，城門是一個權力展示的空間。
長安作為都城，官員、使者、商賈往來紛紜，於是公私迎送是社會生活中常有的一幕。
而外郭城門，是進出城内的通道，又是城内外分界，因此成為一個公私迎送的場所。
韓愈《送楊少尹序》云: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
漠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晝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
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
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
車幾兩?
馬幾匹?
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
[51]
可見，都門外的送行，有著久速文化淵源與涵義，且能表現出行者德高望重，或者擁有特殊的地位。
通化門的送行中，最為耀眼的即是皇家的送行。
這是具有儀禮性的迎送。
唐代帝王親至通化門的迎送，是具有崇高的嘉獎性的殊遇。
皇帝通過禦臨城門送行、迎接名臣勳將，以示自己對他們倚重之情。
從现有材料看，唐代皇帝於通化門臨送和祖道多與國家重大軍事行動有關（表2）。
也許因為靠近大明宫，每次軍事出征，或者將領征戰凱旋，多經此門出入，甚至為了突出隆重和尊寵，皇帝還要親臨通化門送行、迎接。
作為京城的邊界，皇帝親赴通化門臨送、勞遣，將出征者送出都城之外，踏上征程，對出征者而言，顯然是一種無上的榮耀。
由此，通化門樓上下内外便成為一個展示皇權的整體空間。
除了上述軍事行動之外，見於文獻的皇帝於通化門的臨送僅有下面兩個事件。
一件是元和三年九月，李吉甫充淮南節度使，憲宗御通化門樓祖道餞行。
送行同時，憲宗還賜御餌禁方給李吉甫[54]。
另一件是，長慶元年七月辛酉（821年8月4日），太和公主出發和親回紇，穆宗更以半仗御通化門送之[55]。
這兩個事件，不僅進一步突出皇帝於通化門臨送、勞遣軍隊的專利與隆重，而且也更加映襯出當朝皇帝對離開京城的李吉甫和太和公主的殊遇。
文獻顯示，在長安城中，皇帝送別、迎接最速只止於通化門，並不出城。
這都表明作為長安城的東出郭城門，通化門的空間對於皇帝實蘊含著特殊的象徵意義。
值得指出的是，當官員出京西行，或者經外郭城之開速門進京，皇帝一般甚少開速門送行，而是至皇城西面的安福門樓臨送、迎接。
綜上，通化門作為唐時東出的一個主要交通要道，除了平時的人員往來之外，更兼具有運輸國家物资、皇帝臨送、皇室出喪、軍隊出征等重要功能。
這些功能大多直接跟國家這一層次相聯繫，可見通化門的重要性。
同時我們也能體味到，
都城門作為一個界限，通過嚴格的啟閉、進入控制，來增加都市的威嚴。
它是城市的防禦體系之一，也是溝通都市與外界的通道。
因此，它纔成為我們瞭解一個城市狀態的關節點。
三、章敬寺
可以說，章敬寺是通化門空間的一種自然延伸。
該寺位於長安城東，在通化門之外[56]。
章敬寺的前身為魚朝恩通化門外莊，魚朝恩請為章敬皇后立為寺。
《長安誌》卷一。
引《代宗實錄》云:
“是莊連城對郭”[57]，說明其在通化門外，但很接近城郭。
文獻亦稱“[章敬]寺抵國門，賢愚必至”[58]。
據此，可大致判斷章敬寺鄰近通化門。
又據《舊唐書》卷一六《穆宗本紀》載:
[長慶三年]十一月，上（穆宗）御通化門，觀作毗沙門神，因賜絹五百匹。
[59]
接著，《冊府元龜》記載了同年十二月，穆宗又賜章表2唐朝皇帝於通化門的臨送、勞遣
敬寺毗沙門神額。
可見長慶三年十一月穆宗御通化門觀所作之毗沙門神像，應在章敬寺中。
既然，從通化門便可作此觀，則可知章敬寺距離通化門不遠，應即在目距之內。
若再與前引“是莊連城對郭”相勘，用“毗鄰”二字來描述通化門與章敬寺的相對位置應不會失之偏頗。
章敬寺這樣的地理坐標，顯然更便於唐朝皇帝的臨幸行香、做功德（表3）。
然而，除了上述活動，我們不能忽視章敬寺這樣特殊的地理位置讓它在長安社會空間流動上所發揮的作用。
在通化門一節中，我們側重論證了通化門在長安流動及控制方面的作用，更能突出長安城的外郭城門作為都城與地方社會交通網絡上關節點的作用。
長安的寺院本身就是各種儀式、禮俗活動進行的主要空間之一，而如上文所述，通化門作為進出長安城的主要通道，是朝廷迎送勳貴重臣的地點。
由此，毗鄰通化門的章敬寺，也在唐代社會流動的交通網絡中成為迎來送往的一個重要場所。
史載:
長慶初，[李光颜]遷鳳翔節度使，依前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歲末（長慶元年十二月辛巳，822年1月15日），復授許州節度使。
朝廷以光顏昔鎮陳許，頗得士心，將討鎮、冀，故有此拜。
赴鎮日，宰相百僚以故事送別於章敬寺，穆宗御通化門臨送之,賜錦彩、銀器、良馬、玉帶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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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慶時,李光顏出鎮之日,百僚以“故事”,送別於章敬寺,而穆宗則御臨通化門以送行。
“故事”則表示是以往約定俗成的慣例。
武宗時期,文武百僚以同樣的儀式依朝班位次在章敬寺門前迎自回紇歸京的太和公主,
會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843年3月29日）,[太和]公主自蕃還京,韶左右神策各出軍二百人,及太常儀仗鹵簿,從長樂驛迎公主入城。
……宰臣及文武百僚則於章敬寺門立班候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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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門為城市動態機製的一部分。
地處距通化門不遠的驛道旁,章敬寺自然成為通化門在空間上的一個延伸。
故在朝廷的迎送儀式中,章敬寺成為一個重要的地點,皇帝在城門送行,百官在寺前恭候。
徵之史籍,章敬寺最為宏大隆重的迎送場面,就是闆於太和公主出蕃和親與自蕃還京的兩次。
《唐會要》卷六《雜綠》云,
又韶左金吾大將軍胡證充送[太和]公主為回紇可敦歸國及加冊可汗等使,光祿卿李憲充副使,太常卿李銳充婚禮使。
公主置府,官屬准親王例,仍鑄邑司印一面。
及（長慶元年七月辛酉,821年8月4日）發,上（穆宗）以半仗御通化門送之,敕常参官於章敬寺前立班,儀街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
暫駐受百僚之謁見,士女倾城觀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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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唐朝皇室、朝廷在章敬寺的活動
太和公主不僅是穆宗的妹妹而已，在該事件中更承擔著國家的使命。
穆宗以半仗於通化門臨送在先，以及從長樂驛迎接太和公主人城在後的舉措，便說明了他對太和公主和蕃的高度重視。
這樣迎送的儀式，通過皇帝親至城門，朝廷百官列班恭候，更是增加了儀式本身的盛大與莊嚴。
在長安城居民中也引起轟動，人們聚集觀看，更是增強了儀式的效果。
而即便如此，穆宗同樣也是在通化門臨送，不過提高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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