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幕府之历史意义远东科技大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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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幕府之历史意义远东科技大学

第十八章、

結論（上）－曾國藩幕府賓僚之歷史意義

綜合以上各章之探究、論述并比較分析，至此，吾人應可全盤通論曾氏幕府賓僚之歷史意義，以束全書。

茲舉其犖犖大者，逐項析論如次：

第一節曾國藩幕府賓僚為曾氏戰勝太平軍

之一大利器

兩個交戰團體，最後孰負，決定因素固多，人力資源為其最要者，而人才即為中人力資源之精英。

易言之，擁有較多人才，且其人才能經常新陳代謝，時時注入新血輪，並能同心協力，保持合作，活力及創意之一方，較有勝算，獲勝之機率遠大於另一方。

自此一理論，驗諸曾國藩湘軍對抗洪秀全太平軍之最終勝負，可獲明證。

曾國藩幕府前二期「起咸豐二年（一八五三）底，訖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亦即自曾氏奉命幫辦湘省團練，清查土匪，並著手準備東征太平軍，至將之平定，並處理善後事宜止，此十二年間，入幕之曾幕多達三八七人－若與稍後八年之一一○人併計，總數則為四九七人，平均每年有三十二位入幕之賓，綜觀渠等之出身，入幕時身分，并在幕期間之主要職務活動，誠如曾幕容閎於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秋之觀察：

「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等專門家，無不畢集，幾於舉全國人才之精華，匯集於此〔安慶曾氏大營〕。

」

曾氏與其幕府賓僚之間，雖絕無齟齬之時，如曾沈因爭餉而不和，曾左為免兔死狗烹而交惡，曾氏嚴參李元度，李鴻章嘗致書曾氏，或恐嚇曾氏若再堅持調回黃翼升部，以助曾國荃攻金陵，恐將成為東門黃犬，或堅持己見，毫不相讓，「辭旨逼侮」，曾氏「為之一戚」，並擬參李鴻章，幾至師生公開決裂，渠等大抵能合作無間，群策群力，為成共同目標而奮鬥不懈。

且逢新問題時，復能因人，因時，因地，因事而制宜，如設立水次糧台，以利後勸補給之迅速轉運支應；成立賊情采編所，以蒐集并稔悉敵情，並進而破敵；開設遞文所，米局及錢店，以因應實際情況之需要。

反觀太平天國之領導階層，渠等率多籍兩廣，非屢試不售者，即僅稍通文墨，識字無多，甚且目不識丁，人甚粗鄙，或販毒走私，或種田墾山，或亡命江湖，或為海中劇盜，或業燒木炭，或業製菽乳，或業木匠，或業質庫，雖間亦有任塾師，教讀，會計者，惟大多屬下層社會者流。

太平軍堪稱人才者，約百人左右，遠遜於曾幕之三八七人，其中十分之九以上，皆因有大軍功而受封為王，領軍在外，「只顧向前，不顧後方，往來飆忽，形同流寇」，執行「只攻城而不治理，只掠食而不撫民，只加征而不顧人民生活，只用軍事理，而缺乏政治組織」之殺人政策。

洪楊既無幕府，以網羅才俊，復乏得人之術，且不能容人，又積不相能，自相殘殺內鬩。

其領導階之較出色者，或早死，或見殺，或被孤立，或規諫而不見納，遂致人才日益凋零缺乏，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內亂後，雖有忠王李秀成之傑出表現，卻又屢遭多方排斥，隻手終難欠撐已傾之大廈，更無法挽狂瀾於既倒。

然則曾氏卻無法同樣運用此一利器，以抗捻軍。

其故係因曾氏於制勝太平軍後，深感大功不賞，甚恐鳥盡弓藏，遂採消極應付策略，復遣散湘軍，自翦羽翼，以釋清之疑忌。

益以捻軍飄忽不定，渠所統淮軍又指不靈，有以致之。

第二節曾國藩幕府確具特異性

曾氏幕府非特為歷史及時代之產物，抑且係曾氏匠心獨具之傑作。

中國式幕府，既非僅有曾氏幕府，亦非創自曾氏。

中國幕制，上起春秋，下訖清末，歷時長達二千六百年。

中國歷代幕府，自西漢至明代，其府主可考者，都四八八人；有清一代，凡八十二人；與曾氏同代者，亦計二十六人。

雖與同代幕府，具有相同之歷史淵源及時代背景，曾氏幕府至少確有以下三點獨特性：

一、曾幕全體成員多達四九七人，居歷代并清代各幕府之冠

曾氏幕賓之多，他幕無與倫比。

揆其因有二：

一為曾氏對時局及人才之深切體認，認為天下之大，事變之殷，絕非一手一足所能獨撐，惟有兼容並蓄，舉賢共圖，方克濟事，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一八六二，五，九）曾氏於其《日記》中，留下一段頗富哲理并引人深省之記錄，足為左證：

靜中細思：

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里，不可紀極，人在其中，寢處游急，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過太倉之一粒（粟）耳；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以守具；知書籍之多，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

另一為曾氏被清廷賦與十分艱鉅之任務，亟需冋此眾多之幕友，群策群力，各效所長，以執行並完成之。

二、曾氏幕府並非完全仿古，係曾氏推陳出新之精品

曾幕雖有具歷史淵源，然非一味襲舊。

曾氏能與時俱進，以因應渠所處之特殊時空背景。

就其幕席及館務而言，傳統之分類─刑名、錢榖、書啟、硃墨、徵比、帳房、教讀、閱卷、不足以概括、蓋已衍化出戎幕與洋幕、并各種專業機構─發審局（所、處）、書局、書院、釐捐局、善後諸局洋務各局。

易言之、經由核心幕府，延伸發展之內幕府，外幕府及準幕府，以處理日益繁重之事務。

同時，專業化，合理化及效率化等現代化特徵，亦已顯現，例如：

陳方坦之專鹽務，程國熙之專治河工，陳文之專訪忠義，李鶴章經理營務，李瀚章之總辦糧台，…。

是故，可謂曾氏幕府係中國傳統幕府蛻變為現代組織之轉折。

清季洋務運動，曾氏為具首劊者。

其執行工作則由曾幕為之。

如：

軍械所，機器製造局，輪船局，船廠，槍炮局，出洋幼童肄業局，翻譯館等相關組織之設立。

而近代中國之遣使駐外，派領護僑，涉外事件，曾幕或倡導之，或親身出任並參與，故曾氏幕府兼為中國近代外交人才并維新事業之搖籃。

三、曾氏幕府帶有極為濃厚之學術氣息，此為他幕所罕有

四九七位曾幕中，出身科甲者，進士七十三人，舉人七十三名，貢監生員一五四員，計三○○人，佔其總數之十分之六強。

曾氏《日記》中，時有與其幕問學論道，和詩酬文，鑒賞品文之記載。

曾氏幕府中復有書局及書院之相關組織，前者校刊群書，後者作育英才。

曾幕除俞樾「拼命著書」外，並有錢泰吉、汪士鐸、吳嘉賓、吳敏樹、張文虎、李善蘭、莫友芝、徐子苓、孫衣言、吳坤修、劉毓、薛時雨、方宗誠、郭嵩燾李元度、張裕釗、楊象濟、劉恭冕、陳寶箴、王闓運、高心夔、戴望、黎庶昌、劉壽曾、薛福成、薛福保、吳汝綸、朱孔彰等二十八位「益以府主曾國藩及幕友俞樾，為三十人」學者、暨成蓉鏡、杜文瀾、李桓、王定安、晏端書、甘紹盤、李聯琇、周學濬、李榕、應寶時、龐際雲、楊昌濬、方駿謨、章邦元、勒方錡、李鴻章、左宗棠、郭崑燾、王家璧沈葆楨、趙烈文、何應祺、彭玉麟、容閎、唐訓方、陳士杰、張德堅、劉蓉、羅汝懷、丁壽昌、史念祖、吳大廷、何栻、王大經、宋祖駿、沈保靖、倪文蔚、李鴻裔、李興銳、鄧瑤、王振綱等四十一位幕賓，均有著述傳世。

何以曾幕會獨有如此濃郁之學術氣息？

可由曾氏「日記」中窺知答案。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初，曾氏雖已官拜正一品之大學士，并從一品之總督，堪謂位極人臣，渠臨終前三日，抑猶自怨自艾云：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

通籍三十餘年，官拜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大徒傷，不勝惶慚赧。

在此之前，曾氏亦嘗多次痛自苛責深悔「一事無成」，因「名心切，故於學問無成，德行未立，不勝其愧餒」，而「自恨少壯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懼。

」

曾氏「日記」又處處記載渠手不卷之情況。

曾氏於書，或閱或看，或讀或圈，或溫或誦，或朗吟或批註，博觀約取。

渠「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

…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

」

綜之，曾氏並不以作大官，平大亂為其終極目標，而以從事「為己」之學，以「養得胸中一恬靜書味」，轉化成就個人人格，進而經世致用，為其最高理想。

且曾氏之起而討太平軍，係為扶持名教，并衛道衛鄉。

用是曾幕遂獨具濃厚之文學氣息。

第3節曾國藩幕府賓僚與曾氏歷史功過

及其成敗榮辱休戚相關

曾氏在世約一甲子之歲月中，最後之二十年為具一生事業之高峰時期，而其幕府又與此一事業高峰期相始終，兩者之關係至為密切。

以下擇其要者，分就

（一）對抗太平軍暨捻軍，

（二）辦理天津教案，并（三）倡導新事業等三方面，試析論之：

一、有關對抗太平軍暨捻軍者

曾氏兩度墨絰從戎，均緣於其幕賓郭嵩燾暨帥遠燡之先後勸說。

曾氏初起時，屢因戰事失利，憤欲自裁，皆賴章壽麟、李元度、劉蓉、陳士杰及羅萱等幕中之防救勸止得免。

設若無渠等之進勸，曾氏或將在籍守制不出，或將命喪黃泉不歸，其幕府抑或不存在，或甫起旋滅。

詆娸曾氏為「元凶、民賊、劊子手、大屠夫、曾薙頭、曾屠戶、…」者，以其嚴刑峻罰，讞定死刑者數以萬計，湘軍攻克城鎮時，或燒盡敵船，或盡殲敵，無一漏網，屠戮多逹數萬人。

曾幕李瀚章，李沛蒼及趙烈文等，雖曾先後勤請止殺，然曾氏及具弟國荃均未之從也。

譽者歌頌曾氏為「偉人、傑物、真君子、大丈夫、聖相、聖哲、聖賢、賢冠、中興第一功臣、元勳、大戰略家、強人、…」則因曾氏終能打敗太平軍，挽清祚於將傾，恢復舊秩序及舊制。

其因固多，曾氏有效並成功地運用其幕府，以從事對抗太平軍之總體戰，確為一決定性因素。

此可由拙作「曾幕館務之綜析」獲得明證，於茲不贅。

惟抑有須特別指出者，即曾幕除率多在幕中擔任後勤支援工作外，並出而統軍與敵作殊死戰者，亦不乏其人，其較著者，計有左宗棠、李鴻章、李元度、彭玉麟、唐訓方、劉蓉、劉典、楊昌濬、吳坤修、吳嘉賓、羅萱、鄧輔綸、劉于潯、張錫嶸、黃潤昌、林源恩、屈蟠、帥遠燡、夏鑾、禇汝航、陳士杰、李雲麟、張樹聲、梅啟照、李鶴章、李昭慶、李孟群、李續宜、王開化、李榕、朱品隆、金國琛、夏廷樾、陳湜、宋國永、鄒壽璋、江忠濬、張丞實、朱孫詒、胡嘉垣、鄒漢章、成名標、喻吉三等人。

約佔湘軍將領之四─五分之一。

二、有關辦理天津教案者

綜合曾國藩暨李興銳之《日記》，并曾幕史念祖：

（庚午（同治九年，一八七○）覆西林（英翰）宫保書），及曾氏「奏稿」與總署清檔中之《教務教案檔》；等四項一手史料，並寶鋆等修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二之七十八」得知曾氏與其幕府間相關津案之互動關係，進而推知此互動關係與曾氏成敗榮辱及具歷史功過之關連。

起同治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一八七○、六、二四），曾氏接奉廷寄，派渠赴津查辦敎案，并接總署連函，勸其勿說有實據，恐成大變，迄次（六）月六日（七，四）啟程赴津辦案，此十日間，曾氏屢與陳鼐、錢鼎銘、吳汝綸、張樹聲、丁壽昌、祝塏、蔣春元等幕府研商對策、陳、錢、張、祝、蔣等，紛紛上言條陳，擬勸阻曾氏赴津，史念祖亦向曾氏提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

「不必赴津，先星夜入覲，面受聖謨，痛陳底蘊，先解各國之黨，再定大舉之謀」；中策「縱不得已赴津，只合澈底一查，痛切一覆，使下情得達天聽，可拜疏回省」；下策「儻倉猝前往，逗留不回，進退無據，一朝橫逆之來，受之則有傷國體，爭之則自我開端，稍強則受制於總，署，稍弱必失民心。

」曾氏卻選擇下策，幕中僅隨帶吳汝綸一二繕摺者，丁壽昌審案，其餘均面止勿往。

倘若曾氏另擇上茦，抑或中策，則或不致「略一失足，千古無底，大釁幾開，大冤終埋。

」

曾氏抵津後，復與丁壽昌、陳蘭彬、吳大廷、李興銳、陳廷經、方宗誠、史念祖、李沛蒼諸幕友，并前幕賓丁日昌，及會辦大臣毛昶熙尚書，暨通商大臣崇厚侍郎等屢次會商津案，並委派李興銳為新立發審局提調，李氏再四固辭，曾氏頗不以然，始勉強就任，助陳蘭彬，吳汝綸逐層駁詰修改天津府縣親供，毛，丁深以改供為不然，致使內部意見不合，互相齟齬訐辨牴牾。

丁日昌將用史念祖為發審局大員，曾氏則意似不愜。

史念祖於其「庚午「覆西林宫保書」」，明言津事初起之實在情形：

津民千手萬民立碎法國領事豐大業（HenriFontanier）之骨，乘劫湧赴教堂，殺戮洋人，並搜出幼孩百餘名，眼珠兩罐，皆有確據，一面送交天津府，一面焚燬各館。

曾氏本不從法使羅淑亞（JuliendeRochechouart）以府縣宫議抵之說，惟因崇厚懾之以強兵威，惑之以不便開釁，更重之以兩宫受驚，曾氏遂奏請將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二員革職，交刑部治罪，此疏拜發之後，物論紛紛不平，曾氏立即成為眾矢之的，大受抨擊，見詆為「賣國賊」。

曾氏平日故舊，亦有致書譙呵者，北京湖廣會館，甚且拔除摧燒渠所書楹帖肩額，湘人更擬開除渠省籍，誠可謂舉國欲殺。

未幾，曾氏亦自認此疏朝上夕已悔恨，負疚實深，忍心害理，愧恨之至。

曾幕陳蘭彬，丁壽昌，吳汝綸與李興李興銳會銜，上書李鴻章，求救張，劉下獄之錮。

李興銳並謁曾氏請其自稟以府縣下獄之舉。

曾氏復因府縣當解進京，與幕府久談，思所以救全之法，並再三斟酌，奏請清廷從輕定議，以稍釋其隱憾─「內慚神明，外愧清議，聚九州鐵不能鑄此錯。

」

是年，史念祖並賦詩一組「書憤」，「紀異」，「天津道中聞丁雨生「日昌」捕索民人甚酷」，「津門曲」，為津案留下翔實之見證，藉以發抒其憤懣不平之心懷。

渠指出津案之緣由──洋人「網盡紅妝夜夜歡，堆成白骨丁丁鑿，……慘屠赤子成丸粒，剖心抉目小兒愁，鍊藥調鉛嫠婦泣，……亡子無蹤老嫗號」，「嬰孩饒白骨，冠蓋足黃金」，由於蘇撫丁日昌奉命北上會辦津案，「專以拿辦凶犯為急，分派道、府、縣、將、鎮五衙門，限四日內各獲四人，違者括頂」，因此「奔馳緹騎六街巡，野哭天高聽不真，……敲扑脂膏鑿元氣，可憐民命不堪論」痛詆清廷媚外「南朝慣博金人喜」；咒曾氏「拂鬚丞相何難悟」，而發誓「死生乞斬檜頭懸」，因「酷吏承顏三木慘，匹夫飲恨九重高，當時破產猶能縱，買命無淺請入甕，…官廨慮因聞野哭，奇刑為敵報深讎，黃昏吹雨天如泣，海水於今不忍流。

」

越十六載，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史氏又將由津入覲，復自跋渠「庚午覆西林宮保書」，說明其目的之所在將津案真相，公諸天下：

天津之獄，中外所關，大釁以開，大冤終埋，當時實情，年久易泯。

且勢位所在，從古懾人，或慮傷時，或懼媒禍，十百年後，不將令誤國逃譏，殃民弭罪，而諂炎攀貴之輩，拈毫挾冊，轉得以離粉飾之詞，坐使欺天下者，更欺千古，豈不倖哉？

……庶啟釁之曲直，輿論之是非，當事之忠奸，夷情之真偽，可朗若掌紋，而明如觀火也。

因是，曾氏查辦津之真相，得以大白，渠被詆毀為「賣國賊」，「劊子手」，「漢奸」，其來有自。

曾氏亦因此寸心抱疚，痛悔前非，憂畏讒譏，病勢加劇，次年（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五月中浣，其「復羅硑生「汝懷」廣文」書，仍言：

「…「津案」辦理過柔，以致謗議業積，神明內疚，至今耿耿。

」又閱八個月曾氏即與世長辭，與渠因津案而一直深感內疚，或不無關連。

三、有關倡導并推行自強運動者

曾國藩既為自強運動之首倡者，亦為實際推行者，并為前期領袖之一，其自強觀為「內治為本，洋務為末；然迫於時勢，乃趨重洋務」。

渠強調「制勝之道，本在人不在器」，「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中興在乎得人」，「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

」因「師夷智以造砲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

」是故，曾氏雖贊成恭王奕訢等請購買外洋船砲，以其「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然更強調「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勦髮逆，可以勤遠略。

」

就「修政事，求賢才」而言：

曾幕吏事類館務中，曾幕之審理案件，薦舉人才，承辦河工，規勸言行，賑濟黎災，處理善後，保甲案民，整飭吏治…等，均能有濟。

就「師夷智」，購買並製造外洋船砲而言：

曾幕軍事類館務中，曾幕之「製購管理器械軍火戰艦鐵砲」一項，即多逹三十五人次。

早自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底起，曾氏即積極籌備戰船、砲船，遣派敬修赴粵購辦夷砲、廣砲，並「覆奏赴皖援勦，張敬修解砲到楚，乃可成行。

」次年，湘軍之湘潭大捷及克復岳州，均力於洋砲。

除購洋槍洋砲以應急外，曾氏亦積極謀求自行製造。

拙作：

「曾幕相關組織發展演化表」顯示：

豐三年，曾氏已在湖南衡州，湘潭兩地設廠仿造廣東快蟹，長龍，拖罟各式船隻，以「辦船為第一先務。

」並於長沙設立槍砲局。

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底，曾氏將內軍械所移至安慶，自製炸彈，炸砲，亦開始仿造火輪船汽機。

次年，徐壽、華蘅芳、徐建寅、吳嘉廉、龔之棠等曾幕造成「黃鵠號」木殼小輪船。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該所遷至江蘇金陵，更名機器製造局。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底，曾幕徐壽、華蘅芳、李善蘭等建請於中國設一西式機器廠，並薦容閎至安慶曾氏大營，容閎建言此廠當有製造機器之機器，以立一切製造廠之基礎。

曾氏欣然允之，即請渠遠赴西洋採「製器之器」，逾兩年，購得一百數十種鐵廠機器回國，連同原有上海（洋砲三局）又稱（炸彈三局）中之「韓殿甲之局」與「丁日昌之局」，并新購之上海虹口旗記機器鐵廠（ThomasHunt&Co.），合併為江南製造總局，又稱上海機器局，上海鐵廠，或稱江南機器局，上海製造局，簡稱滬局，成為清季三大兵工廠之一，亦為當時中國首座并最大之兵工廠，其成規且為次第興起之金陵、天津、福州、廣州、漢陽諸廠所師法。

此後各省機器局，亦如雨後春筍般地設立。

滬局主要生產新式槍砲及彈藥，接濟湘淮軍及其他軍隊，卒以挫敗捻軍，並兼造兵船，前四艘由曾氏親自命名為恬吉（光緒初，改名為惠吉）、操江、測海、威靖。

又兩年，容閎復勸曾氏，於滬局廠旁立一兵工學校，以造就中國機械工程師，曾氏亦極贊許之。

同治六年（一八六九），曾國藩復採徐壽之議，於滬局內，添建繙譯學館及印書處，先後訂請英人偉烈亞力（AlexanderWylie）、美人傅蘭雅（JohnFryer）、瑪高溫（D.J.MacGowan）、林樂知（YongJohnAllen）、德人金楷理（CarlT.Kreyer）等、華人華蘅芳、李鳳苞、王德均、趙元益、徐建、賈步緯等，從事大規模翻譯有裨製造之書，以求製造之根本。

次年，即已譯成「機器發軔」、「汽機問答」、「運規約指」、「泰西採煤圖說」四種。

曾氏並擬俟學館建成，即選聰穎子弟，隨同學習，切實硑究，融貫理，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月勒成書。

遂有廣方言館於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之移入滬局（光緒二十四年，一九八九，復增設工藝學堂）。

至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該館譯書都一八三種。

有關格致、化學、製造者居多，惟亦有史地、會計、經濟、政治、國貿、外交、軍事、醫藥、法律、教育、農業、工業之譯著。

於是，近代西學隨之東傳，目下中日化學名詞譯名，大率因襲徐壽所譯者，亦即取外文第一音節以造新字，例如：

鈉（Na）、鉀（K）、鈣（Ca）、錳（Mn）、鋅（Zn）、鎳（Ni）等譯名，仍沿用至今。

曾國藩另一影響後世至深且鉅之創舉，即為渠於同治九年（一八七Ｏ）採納幕友容閎之建議，與李鴻章會銜奏准選派聰穎子弟赴泰西肄習技藝，以期中國能漸圖自強。

論者謂：

此事為「破天荒的創舉」，「中華創始舉，古來未有之見。

」閱兩載之季夏，首批留學生三十人渡洋赴美，開華人大批留學之先河。

先是，同治十一年仲春，曾氏逝於金陵督署，未能親睹留美幼童首途，然曾氏既已播子種因，且渠臨終時，猶念念不忘此事，至盼繼其之李鴻章，克竟渠未竟之志，遺澤嘉惠後世莘莘學子，使老大中國帝國，因此得以藉西方文明學術，改良固有文化，而蛻變成少年新中國。

清季倡導及推行自強運動者，地方上除曾國藩外，較著者，計有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容閎、李善蘭、徐壽、華蘅芳、沈保靖、郭嵩燾、薛福成、李宗羲、楊昌濬等人，率皆出自曾氏幕府，曾氏堪稱執自強運動前期之牛耳。

論者或謂：

曾國藩守舊不徹底，思想保守落後。

或謂：

滬局所造槍砲，彈藥及輪船之成績不太好，中國屢次戰敗，滬局要負部分責任。

或謂：

滬局所譯之書，既皆屬於技藝之末，未窺其本，又口譯耳食之言，往往訛誤百出。

或謂：

曾氏所遣派之留美幼童，皆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之學，未能兼肄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教育之業，亦即率多舍本逐末。

或謂：

曾氏之洋務思想，阻礙了中國民族工商業之發展，因渠求強不爭主權，求富不爭利權，唯興辦兵工業，卻不敢抵抗外侵，反而助長外力之入侵。

惟吾人評論歷史人物時，應先識時知世，否則，往往倒果為因，甚為後見之明。

凡人均是歷史與時代之產物，罕有能不受其所處之時空環境所侷限者，且漸變為自然及歷史演變之常態，以今非古，以偏概全，苛責前人，均非所宜。

畢竟曾國藩及其幕府確已開近代風氣之先聲，立洋務運動之宏規，且使中國科技逐漸邁向現代化，復助長西學及近代工業之興起。

綜上所論：

曾國藩與其四九七位幕賓交互影響。

一方面，曾氏深知身處板蕩不安之非常時代，益以渠對人才有極為深刻之體認立實踐，復以其駕乎天下之才識度量，廣收慎用，勤教嚴中國各地之非常人才，並虛已待人，推功讓賢，從善如流，納言採諫，用是乃能眾志成城，建立非常之大功；曾幕亦大都能藉此管道，步入宧途，成為同治中興將吏。

另一方面，曾幕率多群力，分工合作，各盡其才，各獻所長，輔弼翊贊曾氏。

或為之彌縫補闕，或為之籌畫獻策，或為之奔走效勞，以執行並完成渠所肩負之非常艱鉅任務，遂使曾氏成為遜清中興第一功臣；反之，若干曾幕，或攀貴逢迎，或酷索民命，遂致曾氏成為眾矢之的－「元凶民賊，罪魁戎首，千古罪人」，曾氏亦因此常悔嘆「內慚神明，外愧清議」，耿耿於懷，而抱疚以終。

總之，微曾幕，則曾國藩終究非一頗受時人及後世爭議之歷史人物；反之，亦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