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衰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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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衰落

　　南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衰落

　　南北朝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衰落时期。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自南北朝后期起，门阀制度走向衰落。

最主要标志便是：

士族在官吏选拔与任用上所享有的特权逐渐削弱，寒人或庶人比重在各级政权之品官中进一步增加。

其结果首先是官吏铨选上的士庶界限难以坚持，长期存在的清浊之分逐渐淡化以至消失。

随后，门品失去了意义，至隋，九品中正制亦被废除。

最后，在唐代，由原来士族演变而成的郡望、氏族，特别是一些旧有的高门，社会地位虽高，选官特权和免役特权则已丧失，剩下在婚姻上的高自标置，与人际关系上对非旧有高门、士族的歧视，因为已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成为无本之未，延续至唐末，终于在社会上基本消失。

门阀制度也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下面对以上观点略加申述。

　　南朝后期在南朝后期，如前所述，梁武帝在位期间信用一批原来的低级士族进入秘书咨询机构，以至宰相机构。

梁武帝的主要着眼点在于这批低级士族儒学修养、文化素质和统治经验已经或正在超过原来的高级士族，必须越来越多地依靠他们巩固统治。

因此，他虽然没有象宋、齐君主那样信用寒人掌机要，但其政策精神从一开始可以说就在鼓励寒微士人和寒人提高儒学修养、文化素质，并把达到标准的吸收入各级政权。

试看下例。

　　《隋书·百官志上》：

天监四年，梁武帝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开馆招生。

"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

《梁书·武帝纪》天监八年诏：

凡五馆生，"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

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

　　这里有两层意思。

　　第一，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主要当指招纳寒微士人子弟。

按西晋国子学生只收官品五品以上子弟。

至南齐，已经下降到官品六、七品的子弟。

据《南齐书·礼志上》，齐高帝时规定入国子学的资格，自"王公已下"，最低包括太子舍人、领军与护军诸府的司马和咨议参军等官（均七品）子弟。

如今梁武帝将这一"限以贵贱"的条件再降低，则"寒门俊才"自一般当属门地不登二品，即门地三品以下的寒微士人子弟。

不过从"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句推测，似乎寒人子弟也可入学。

按"寒品后门"，自指寒微士人子弟①，与"寒门俊才"涵义相近。

而"牛监羊肆"则不同。

它与"寒品后门"并举，疑是当时熟语。

《周礼·夏官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肴、肉豆"。

对此"羊肆"，前郑、后郑训诂有异，我们可以不管，总之与陈奉羊牲进行祭祀有关。

梁武帝之"羊肆"当指掌管这类事物之官吏。

又《唐六典》卷十七、《通典·职官七》均记魏晋以下太仆属官有掌管马牛羊畜牧之事者，叫①《梁书·武帝纪上》齐代"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

"后门"虽比不上甲族，但毕竟三十岁起便可出仕，与庶人服徭役不同。

又"寒品"，也是在中正官那里有"品"，"寒"，当指门地三品以下，而庶人、寒人、役门是没有中正之"品"的。

　　"牧师令"、"牧监"。

疑"牛监"与之类似。

这一类"牛监"、"羊肆"，南朝多用寒人。

如掌陈奉牛羊等牺牲之事的廪牺令，齐梁用三品勋位，见《唐六典》卷十四。

又如掌管皇帝车、马，地位应略高于"牛监"、"羊肆"的乘黄令，梁亦用三品勋位，见《唐六典》卷十七。

由此可见，说"牛监羊肆"指一些由寒人充任的官吏（这里包括指他们的子弟），是很有可能的。

　　第二，重视并提倡儒术。

这与梁武帝本人的儒学修养、文化素质有关，也是时代使然②。

《梁书·武帝纪》天监四年诏"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

若才同甘（罗）、颜（渊），勿限年次"。

此诏指的虽是由士人铨选的流内官，一般不涉及寒人，但强调官吏必须通经，将通经与"才"等同看待的精神，同样适用寒人。

所以前引关于五馆生之诏也称：

能通一经，便可由吏部量加叙录；并且不论出身寒人或寒微士人，全都"随才试吏"。

后句的"才"，与前句的通经，也是一致的。

我们知道，在这以前，从东晋以来庶人、寒人只能靠吏干、武功谋取仕进。

由于中正无品，察举无望①，通经读史对他们是无用的。

因而少数寒人虽升高位，与士族比，不但制度上官分清浊，更重要的是，气质也有很大不同。

而梁武帝的开五馆，却为寒人仕进开辟了一条新途径，鼓励和推动他们钻研经学，提高文化素质，从而客观上为后来从气质上泯灭士族与寒人界限，为门阀制度的瓦解创造了条件。

　　在梁武帝新政策的影响下，私人讲学传经之风也逐渐发展。

据《南史·儒林传》，梁陈两代计有伏挺、孙详等十余人，均为普及文化做出了贡献。

寒人凭经学、史学、文章入仕为流内官者逐渐增多。

《南史·儒林沈峻传》，"家世农夫，至峻好学。

..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由兼国子助教（流内二班）升兼五经博士（流内六班）为其一例②。

这样，梁、陈之时寒人既继续凭借吏干、武功仕进，甚至升为高官显贵，与高门平起平坐，陈霸先以寒人夺取帝位，更开了南朝从未有过的先例（宋、齐、梁开国诸帝均出身低级士族）。

同时，寒人又开始通过经史学术跻身九流，逐渐向士族转化①。

此外，还有一个新情况也必须看到。

这就是由于自东晋以来官分清浊，清官声望越来越高，因而逐渐形成易代之际往往用清官，而不能再象东晋、刘宋那样用浊官奖励寒人的吏于和武功。

如齐末梁初，就有不少"吏姓寒人"选为清官，甚至得到了黄门郎、散骑侍郎这样长期为高门垄断的极清之职，见《梁书·文学钟嵘传》。

梁末陈初，也是"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两者也都是清美之官，见《陈书·徐陵传》。

　　②东晋以后，玄风独振，士族高门放松儒家经典即古代统治经验之学习，使封建政务遭到不小损失。

有鉴于此，南朝刘宋、萧齐先后兴国子学，尽管时置时废，但崇尚经学之影响却在扩大。

梁武帝正是顺应潮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重视儒术的。

　　①门阀制度鼎盛时期，被察举者一般得是士族，寒人是没有资格的。

见唐长孺：

《南北朝后期科学制度的萌芽》，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②又参见《南史·儒林孔子祛传、文学吴均、周兴嗣传》。

　　①在梁、陈，通过经史学术而取得流内官之寒人，疑继续充任一、两代，即可转化为士族，如"家世农夫"的沈峻，因通经致位流内官后，子沈文阿习父业亦位五经博士，遂成士族。

时有王元规者，自恃士族，不愿与"郡土豪"联姻，认为不能"辄昏非类（寒人）"，可是却"少从吴兴沈文阿受业（捐私馆）"，是沈文阿已是士族之证。

参见《南史·儒林传》。

　　所有这一些，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必然导致士庶界限走向模糊。

《陈书·章华传》：

"家世农夫"，"素无伐阅"，可是至章华因为"好学"，竟冲破了士庶天隔的界限，"与士君子游处，颇览经史，善属文"，仕为流内官。

《陈书·周迪、周敷传》：

周迪"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强弩，以弋猎为事"，自是寒人。

可是因为"勇冠众军"，梁末动乱竟被"郡中豪族"推为领袖。

当时同郡周敷也是豪族，"迪素无簿阀，恐失众心，倚敷族望（《资治通鉴》卷一六六作"族望高显"），深求交结。

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

此事一方面反映门阀制度仍有一定影响，另一面从诸豪族推迪为主，周敷事迪甚恭，而迪原来官位并不高，也可看出，寒人只要有才干，凌驾士族，或与士族平起平坐的可能性，比东晋、宋、齐已进一步增加（假如周迪原已官居方面，权势甚重，而被豪族、士族推为主，情况就不足为奇）。

　　《隋书·百官志上》称"陈依梁制..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子转（《通典·选举二》"转"作"迁"）"。

其实这是南朝共有现象。

由于不少寒人通过各种渠道涌入士族行列，许多低级士族转化为高级士族，门地二品的队伍也不断扩大，因而官分清浊以保障高门甲族优越地位之制（见本书565至566页），其实际作用已大大减少了。

　　除了寒人地位的变化外，梁、陈高级士族的状况也发生极大变化。

　　东晋与南朝前期，高级士族子弟不管才干如何，都可凭门阀直接起家，所以往往不参与需要考试的察举与国学，特别是第一流高门。

以琅邪王氏为例，东晋与南朝前期，没有一名子弟入国学；举秀才者亦为声望稍逊各支。

宋、齐最显赫的王弘、王昙首两支，除王融因祖王僧达犯罪而死，父道琰因而流放，本人方应秀才之举外，其他无不直接起家。

而至南朝后期，仍以琅邪王氏为例，其起家于梁、陈，《梁书》、《陈书》、《南史》有传者共十六人，即琮、训、琳、铨、锡、佥、规、褒、承、冲、通、劢、质、固、玚、瑜。

其中国子生八人（琮、训、锡、佥、承、通、劢、质），举秀才四人（规、褒、琳、固），直接起家三人（铨、冲、玚），起家不明者一人（瑜）。

举秀才者中，王规、王褒正是齐代最显赫之宰相王俭之嫡孙和嫡曾孙，相继袭爵南昌县侯，且为外戚（王规妹为梁皇后）。

另两人王琳、王固虽非王弘、王昙首两支，但琳父王份已仕梁位尚书左仆射而上升为新的显赫一支，王琳又尚梁公主，历清官，有子九人，诸史书有传者七人。

或直接起家，即王铨；或为国子生，即锡、佥，通、劢、质；或举秀才，即固。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其直接原因，除上述梁武帝重视经术，甚至下诏强调"九流常选（其中自然包括高门子弟），不通一经者不得出仕"，以及规定学校学生策试得第，出仕可不受年龄限制①，促使或吸引高门适应这一形势外，还与统治集团对文学的态度有关。

　　由于齐、梁之际很长一段时间南北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博得君主、贵族、官僚的欣赏与重视。

《梁书·刘孝绰传》：

出身刘宋时方兴起的高门彭城刘勔一支，因善文，得梁武帝欣赏，除极清之官秘书丞。

梁武帝曰：

"第一官当用第一人。

"《梁书·文学庾於陵传》，出身颖川庾氏，时为一般高门，"博学有才思"。

"旧事，东官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

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①《隋书·百官志上》：

"陈依梁制，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

唯经学生策试得第..得仕"。

《梁书·王承传》、《陈书·萧乾传》，均于梁代以国子生策试得第，十五岁即出仕，不受年龄限制。

时於陵与周舍（一般高门）并擢充职，高祖曰：

'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

'时论以为美。

"《梁书·徐摛传》：

出身一般高门东海徐氏，任太子宫官，为文创立"官体"。

"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

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

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宠遇日隆。

领军朱异不说..曰：

'徐叟出入两官，渐来逼我（指将取代其权位）'"。

这些表明，文学已发展成为飞黄腾达的一个途径。

而要向当政者，特别是君主，炫耀自己的文学才能，作为一个尚未出仕的青年来说，正常、稳妥的渠道便是"举秀才"，因为秀才需应策试，从现存《文选》卷三六所载齐、梁三组策秀才文看，没有文学才能，是无法对策夺标的。

也正因此故，在齐、梁，已经出仕者，往往还愿意举秀才，以博得当政者赏识。

如《梁书·张率传》：

出身吴郡张氏，齐末已起家人们欣羡的清官著作佐郎，不久又举秀才。

再如《梁书·顾协传》：

出身吴郡顾氏，梁初已起家扬州议曹从事史，兼太学博士，又举秀才。

"尚书令沈约览其策而叹曰：

江左以来，未有此作"。

所有这些变化，便不能不给琅邪王氏极大影响。

　　此外，必须看到，还有一个因素，大概也促成了高级士族的上述变化。

　　这就是梁武帝一代范云、周舍、徐勉、朱异诸人飞黄腾达的示范作用。

如前所考，范云、徐勉、朱异出身低级士族，周舍也不过是一般高门，可是他们竟先后位宰相或握实权约数十年。

其原因，晓习吏事虽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全都博通经史，文才出众①。

陈代姚察把徐勉、朱异致位卿相仅归因于"明经术"，固然不全面，不过如果说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结合经术、其他各种学术、文才以及吏事在一起，适合当时统治需要的文化素质，或许不会有大误。

前引徐摛既懂五经大义、历代史，又懂百家杂说、释教，也长于吏事②，因而"宠遇日隆"，便是梁武帝重视这种人才的一证。

这样一些典型的存在，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必然把过去往往满足于"清言"、"玄谈"的高门，包括第一流高门，引向对经术、文章、学术，甚至吏事方面的重视。

《梁书·何敬容传》：

出身著名高门庐江何氏，在徐勉的推荐下，继任宰相，"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

这招到讥讽。

据说"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

不过另一方面此事也说明，在时代潮流包括徐勉等人示范作用的推动和影响下，像庐江何氏这样的高门也去精心钻研过去所最鄙视的吏事，则琅邪王氏入国子学，应秀才之举，转向高尚得多的经术、文学，自然顺理成章，毫不奇怪。

当然，由于积习使然，上述变化多半还打有门阀制度的烙印。

如入国学者，皆门地二品士族，寒门俊才只能入五馆；高门皆轻视孝廉，仅应秀才之举：

同样是明经对策，国子生与五馆生的出仕，便有清浊、高低之别等。

可是对高级士族纯凭门阀直接起家出仕的特权，毕竟是极大的冲击。

　　这样，一方面门地二品士族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仕进特权却逐步减少，迫使高门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文化索质，扩大知识领域，注意锻炼统治本领，不少人需入国学，应察举，开始凭个人学识，通过考试出仕。

另一方面，寒人子弟于吏事、武功之外，渐趋经学文史之途，气质发生变化，不少人还通过考试出仕，甚至跻身士族。

①当时"文学"一词，兼指文章与学术。

所以《梁书·文学传序》称：

"今缀到沆等文兼学者..为'文学传'云"。

《徐摛传》称梁武帝用人要求"文、学俱长，兼有行者"。

均为文、学并举。

②徐摛后为新安太守，有治绩，是亦长于吏事之证。

见《梁书》本传。

　　南朝后期的这些特点，使得东晋以来士庶之间，特别是高门与寒人之间，在铨选制度上"实自天隔"的差距明显缩小。

这正是门阀制度衰落的最重要标志。

　　北朝后期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衰落，比南朝后期来得厉害，这是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特点决定的。

　　这些特点主要有四：

第一，这一门阀制度，是魏孝文帝借鉴东晋和南朝前期长期采用的门阀制度，在北方五胡十六国和北朝前期不很完备的门阀制度基础上，用诏令形式在全国范围推行的。

根据以往各皇朝之经验教训，这一制度除有巩固北魏统治的作用外，同时还蕴藏着严重的弊端。

所以门阀制度刚刚推行，大臣李冲、李彪、韩显宗等即予以批评、谏净，其用语之精炼、准确，论据说服力之强，可以说在东晋南朝从未见过。

正因如此，魏孝文帝在坚持推行门阀制度的同时，也不得不松口说：

"（寒人）必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若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①①见《资治通鉴》卷百四十建武三年。

又《魏书·李彪传》。

。

不管孝文帝的主观意图如何，在门阀制度刚刚推行，阻力还不小之时，便开了一个可以"不拘此制"的口子，又是出自孝文帝之口，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来这一制度坚持不好和比较早地走向衰落的种子。

孝文帝死后，宣武帝即位，大量重用寒人，甚至以"出自夷土，时望轻之"的高肇为宰相、三公，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孝文帝所开口子，恐怕也是他的重要依据。

宣武帝、孝明帝以后，政治混乱，战争频仍，寒人兴起更多，这个口子自然越开越大。

第二，这一门阀制度适用的对象，不但有汉族，而且有鲜卑族。

其中汉族高门从未拥有东晋高门那种与皇权平起平坐的权力；也不象南朝高门，虽已丧失了左右皇权的优越地位，毕竟仍是皇权政治除皇族以外的另一主要依靠对象和统治基础。

在北朝，皇权政治的主要依靠对象和统治基础是包括皇族在内的全体鲜卑贵族。

由于他们进入封建社会时间不久，没有门阀传统，门第观念不强，虽经孝文帝大力倡导，一般说真正重视的仍是当朝的官位和权势，而不是"冢中枯骨"。

《魏书·恩幸茹皓传》：

本县吏，得宣武帝宠幸，权势显赫。

"为弟聘安丰王延明妹，延明耻非旧流，不许"。

太傅、北海王详"劝强之云：

欲觅官职，如何不与茹皓婚姻也""延明乃从焉"。

《魏书·侯刚传》，"本出寒微"，以善烹饪，孝明帝时位居侍中，"进爵为公"。

"刚宠任既隆，江阳王继、尚书长孙稚皆以女妻其子。

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颇窃侮之..然公坐对集，敬遇不亏"。

皇族和第一流鲜卑贵族尚且如此，社会风气可知。

《周书·宣帝纪》宣政元年八月九条诏制，其中用人部分，除才学要求外，只说"伪齐七品已上，已敕收用，八品以下，爱及流外，若欲入仕，皆听预选，降二等授官"。

一个字未及门第。

这和南朝梁武帝即位之初下诏搜括"邦国旧族"入朝作官，显然不同。

《文馆词林》卷六九一载隋初文帝敕举荐山东三十四州（原齐地）人才，说：

"如有仕齐七品已上官，及州郡县乡望，（仕至）县功曹已上，不问在任下代，材于优长，堪时事者，仰精选举之。

纵未经仕宦，材望的然；虽乡望不高，人材卓异，悉在举限"。

虽然提到了门望，但着重强调的是"材干"，而且官位仍先于门望。

　　我们知道，南朝寒人虽位居三公，仍对高门企羡、敬重；而高门往往不因寒人握有权势，据有高位，而改变对之轻视的态度①，这在北朝便几乎看不到。

与此相关连的一个问题是：

东晋南朝需要继续两三代维持住一定的官位，方可更换门庭，由寒人升士族，或由次门升高门（参本书555至561页）；而在北朝后期，尽管魏孝文帝典定姓族时，有三世官位的要求，可实际上寒人只要一代取得高官要职，一般就被视为盛门，即便汉族第一流高门也不拒绝与之联姻。

如陇西李氏曾与佞幸、寒人，然位至录尚书事的穆提婆家联姻；范阳卢氏曾嫁女与出身西域商胡、位至录尚书事的和士开弟和士休；清河崔■也嫁孙女与出身寒人，但官爵达二、三品的陈元康之子①。

《北齐书·白建传》：

因善吏事，由小吏升至侍中、中书令（俱正三品），"诸子幼稚，俱为州郡主薄，新君（指州郡长官）选补，必先召辟，男婚女嫁，皆得胜流"。

按州郡主簿在北朝是士族、高门充任之官②；婚嫁中的"胜流"虽不见得是一流高门，门阀较高总可以肯定。

这表明，即便出身低微，只要有了官位权势，子弟便可像高门一样地"婚宦"。

《魏书·李彪传》：

"家世寒微"，后任高官，为子李志向吏部尚书郭祚"求官"，"祚仍以旧第处之。

彪以位经常伯（散骑常侍），又兼尚书，谓祚应以贵游拔之，深用忿怨..时论以此讥祚"。

后任城王澄用李志为列曹行参军，"时称美之"。

由此可见，1，早在魏孝文帝改革之初，就存在按"旧第"（原来出身）或"贵游"（当前官位）铨选的不同制度。

从"时论以此讥祚"句，知后者占有优势。

北齐白建的子弟像高门一样"婚宦"，沿袭的正是按"贵游"待遇之制。

2.任城王澄用李志为高门起家官列曹行参军③，既是当时"按贵游拔之"制度占优势之一证，也再次表明鲜卑贵族重视的是当朝官位、权势。

　　北朝后期这一门阀制度，可以说大体相当于曹魏、西晋初步形成的门阀制度与东晋以后确立了的门阀制度的混合体。

一方面从北魏孝文帝以后评定了按血缘关系区别的汉族士族和鲜卑姓族；另一面依鲜卑习气，真正重视的仍是当前官位、权势--略相当于西晋刘毅所说的"势族"。

如前所述，西晋"势族"一般说是东晋以后高级士族的前身，逐渐发展成为后者。

而北朝后期是：

许多出身低微的"势族"，与按血缘关系区分的士族、姓族并存。

前者实际上起着瓦解门阀制的作用。

因为这些"势族"，不论胡汉，多半靠吏干、武功起家，儒学传统和文化素质一般很差；特别是魏孝明帝以后又处在不断动乱之中，"势族"更迭频繁，很难发展成新的稳定的士族。

①前者参见《南齐书·王敬则传》《陈显达传》。

后者参《南史·王球传》、《张敷传》。

甚至寒士位底显贵，仍被高门"侍枯骨见径"，见《南史·朱异传》。

　　①分别见《北齐书》李玙传、冯子琮传、崔■传。

　　②参见《魏书·卢玄附卢道侃传》、《魏书·李顺附李显进传》、《北齐书·崔暹传》、《隋书·韦世康传》。

又《魏书·文苑袁跃附袁聿修传》：

出身陈郡袁氏，父翻，位都官尚书，加抚军将军（从二品），乃朝廷显贵。

聿修"九岁，州辟主簿"，与此处白建诸子"幼稚"而为州郡主簿，正相呼应。

　　③据《魏书·李顺附李晔传》；《李宝附李德显传、李暖传》；《卢玄附卢义悰传》；《郑羲附郑士渊传》，诸人作为第一流高门，起家官均公府行参军，与李志起家官任城王澄（姑蕃王）的列曹行参军，俱为官品从七品上，地位、声望相等，见《魏书·官氏志》。

　　相反，他们的存在却排挤、压制了旧有的高门，尤其是汉族高门的仕进。

南朝高门"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北朝很少见到，原因就在于此。

如自魏宣武帝即位（500年）至北周灭亡（581年），八十年中，位宰相（录尚书事、尚书令、仆射）者，汉族第一流高门（卢、王、郑、两崔、两赵），只有清河崔亮于北魏时任尚书仆射一年，博陵崔遇与崔昂于北齐时分别任尚书仆射两年和三月①。

而且这三人仕进、升迁靠的都是个人才干，并不是门阀特权。

这和南朝后期王、谢两族至少形式上仍多为宰相，也很不同。

　　由于在"宦"上门阀与官位难以一致。

所以在"婚"上也就无法不作某些通融。

《魏书·郑羲传》：

"自灵太后预政，淫风稍行，及元叉擅权，公为奸秽。

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治，婚宦无贬于世，有识咸以叹息矣。

"

　　总之，北朝后期不断更迭的"贵游"，往往凌驾于稳定的"旧第"之上，从而导致在"婚宦"上，与魏孝文帝改革时的指导思想和制度，存在相当距离。

这既是门阀制度没有得到南朝那样高度发展之证明，也是门阀制度建立后，迅速走向衰落的征兆。

　　当然，必须说明，以上是就朝廷官吏和地方长官而言，它们多由鲜卑族和较早投靠北魏的一部分汉族后代充任。

至于州郡佐吏情况则有所不同。

曲于从五胡十六国以来，各国统治者便依靠汉族士族控制地方，北魏皇朝建立后对他们依然极力拉拢（如献文帝时于郡国立学，"先尽高门，次及中第"，见《魏书·高允传》；孝文帝时，州郡举秀才、孝廉，"但检其门望"，见同上《韩显宗传》），所以北朝后期如就州郡长官辟除的佐吏（如州主簿、郡功曹等）而言，门阀影响还是很大的。

试看诸第一流汉族高门位望稍差的各支，和二流以下汉族高门，应州郡辟除者颇多；以及现有北朝后期州郡佐吏的材料，多为士族子弟，便可知道①。

《周书·苏绰传》：

"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反映的就是这一状况。

不过因为它们在整个统治机构和制度中，不占重要地位，所以并不影响前述论断。

　　第三，北朝后期在政权中占主导地位的鲜卑贵族，在重视官位、权势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军功。

吏于。

东晋南朝重文轻武，重学识轻吏事之风，在北朝一直缺乏社会基础，无法广泛流行。

　　《魏书·良吏明亮传》：

出身平原郡一般士族，由员外常待（五品上）

　　越过从四品，升勇武将军（四品上），不愿。

进曰：

常侍是"第三清"，而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

魏宣武帝答曰：

"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

..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

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

"不许。

明亮又说，南方未平，君主应不惜官爵，鼓励效死。

宣武帝笑曰：

卿欲为朕平南方，"非勇武莫可"，今辞"勇武"，是"自相矛盾"。

终于没有改授。

　　此事一方面说明，自孝文帝重定士族后，重文轻武，计较官位清浊之风，已在一部分汉人士族中传播，明亮就是一例；另一面通过宣武帝的回答，又可清楚看到，在鲜卑习气的支配下，加上平定南方之需要，君主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仍非常重视军功。

①见万斯同：

《魏将相大臣年表》、《北齐将相大臣年表》、《周公卿年表》。

当然，汉族第一流高门任宰相、高官者少，还有其他原因，如皇族的排挤等，这里不论。

　　①参见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下编第四章"州府僚佐"又《唐书·柳冲传》北朝"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高门）不在选"。

　　"文武号殊，佐治一也"的话，便是强证。

影响所及，官分清浊之制实际上也有两种：

一种以官品九品上下为界线。

九品以上都算清官。

如《魏书·源怀传》便将包括"守宰"（郡守、县令）在内九品以上官统称清流，而与"勋品以下"官对举。

"勋品"亦作"流外勋品"，见《隋书·百官志中》。

"勋品以下"大概就是《魏书·刘昶传》载魏孝文帝所提到，与"士人"之官对举的"小人之官"。

《北史·元顺传》：

为吏部尚书。

宰相元雍欲用三公曹令史朱晖为廷尉评，元顺反对曰：

"高祖..创定九流，官方清浊..而朱晖小人，身为省吏（时令史一般均流外官），何合为廷尉清官？

"此证"小人"按制度只合为流外官。

《魏书·任城玉澄传》称"门下录事"为"三清九流之官"。

按门下录事，官品从八品上，位次与尚书都令史相侔，见《魏书·官氏志》。

这更是九品以上官，不论官品高下，职掌烦杂与否，均清流官之证。

上引宣武帝语"九流之内，人咸君子..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

批评明亮"妄相清浊"，实乃强词夺理。

因为孝文帝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