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文化革新的成效.docx

中晚明文化革新的成效.docx

《中晚明文化革新的成效.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晚明文化革新的成效.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晚明文化革新的成效

　　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说过，社会－心理的研究方法提示了文化变革中活跃的动态过程。

　　[1]所以，要理解文化的任何一种特质，就不能脱离对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的考察，而人文生态则是整个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的综合反映。

　　明代中期以来，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既是繁盛兴旺的经贸中心，又是开放活跃的文化中心，甚至是明朝廷的人才中心。

　　[2]这一时期，虽然世风日下，但是文人文化反而日盛。

　　处于文化前沿地带的苏州，人才魁倬，汇聚了众多的文化精英，操纵着文化的进退，这对形成苏式艺术特有的文化内涵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苏州商品经济的发达，也必然对文化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加速了苏式艺术的商品化过程；商人势力的壮大，使其参与艺术品经营的热情上升，对艺术品的鉴赏能力也有提高，并以此作为跻身文化上层、改变身份地位的重要手段；士商结合，联手推动了苏式艺术的形成与发展；而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他们的思想和审美要求，也为苏式艺术注入了鲜活的血液。

　　一、闲适心态为苏式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文化大背景看，明代中晚期是一个思想变动激烈的时期，处于文化前沿的苏州，则更为敏感地感受到世风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文人中普遍出现的闲适心态，是对此最明显的回应。

　　这种心态渗透到艺术的创作与消费活动中，就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

　　1、政治风暴引发的市隐心态北宋天圣年以前朝廷施行的是重北轻南的方针，南方士子多沉抑。

　　南宋情况稍有好转，但随后，由于张士诚在元末曾割据苏州和朱元璋对抗，以致朱元璋建明后对苏州施行了一系列苛刻的政策，如籍没富室豪民的田产，增加田赋税收;许多人甚至遭到杀戮迫害，或者被迁徙出境;士子在长时间的科举考试中都不得录取。

　　急剧而来的政治风暴，再加上随后朝廷的宦官当政、吏治腐败，读书人渐失兼济天下的机会。

　　作为出产文人重镇的苏州，人文心态发生激变，士人开始重新审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弃官归田、顺情遂性，竭力倡导个性自由，逐渐形成了特定时空下的市隐文化心态，并导致了士大夫文人对趣味化和艺术化生活的追求，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苏州文人的意识形态发生了由理到情、由雅到俗的转变。

　　曾任吴县县令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慨叹道苏郡文物，甲于一时，至弘正间，才艺代出，斌斌称盛，词林当天下之五，然真实学道者似未可多得，至于文人尤难，何也？

一生精力尽用之诗中草圣中也。

　　到明代晚期，此种文化潮流还迅速地波及到了全国其它地方。

　　结果是求学问道者愈来愈少，玩赏享乐、追求艺术化的人生成为社会的普遍风气。

　　苏州文人群体意识觉醒较早，追求精致生活成为风气。

　　早在弘治年间，思想界尚沉寂之时，雅集之风已在苏州缙绅士大夫中兴起，逐渐蔚然成风。

　　从苏州画家多画雅集图即可说明他们群体活动的活跃。

　　前期以沈周为核心，形成以祝颢、徐有贞、刘珏、杜琼、史鉴、吴宽、文林、李应桢等为代表的文人交游圈。

　　弘治以后，以杨循吉、都穆、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诸子为核心，又聚集了一大批士子文人，其中，祝、文、唐、徐还并称为吴中四才子。

　　进入正德嘉靖以后，吴中文人集团依然活跃，各种集会结社，如南社、北社、崇雅社等，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非常大。

　　而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曾主持文坛十几年，众多士子山人等，莫不奔走门下。

　　万历年间，张凤翼、张献翼、王稚登、钱希言等，更是将苏州士人放浪自适、讲究韵致生活的风尚推向新的髙潮。

　　他们大都多才多艺，集词章、书画、篆刻精绝于一身，又爱好戏曲、工艺品，善于治园修亭、赏珍玩器。

　　台湾学者吴智和在《明人山水休闲生活》中曾把苏州文人集团的文化生活归纳为四类居家园林、山水揽胜、器物玩赏、艺文流连。

　　可见，讲求闲适、真趣、清赏的生活态度则是吴中文人共同追求的精神消费方式图一。

　　苏州园林最能体现当时文人雅士澄怀涤虑、与物熙和的文化品格图二。

　　除了园林之外，苏州士人还把此种文化心态寄托于文房书斋、金石书画之中。

　　对士子来说，书斋不仅是他们读书求学的处所，也是怡情养性的自娱佳地。

　　因此，他们特别注重书斋的内外环境。

　　苏州文人大都喜欢在书斋中陈设古雅高洁之物，书画就是书斋不可或缺的陈设。

　　除此之外，他们还多喜书籍文玩。

　　如吴江隐士史鉴书斋中收藏颇丰，客至，陈三代、秦汉器物，及唐宋以来书画名品，相与鉴赏。

　　[3]长州士人顾国本，尝筑小园于舍旁，取名澹园，据称他家藏书数千卷，率皆秘本，唐宋以来法书名画，充栋插架，以及尊罍彝器，杯盎几案，入其室无一近今物。

　　士大夫之博雅好古者，遂往无虚日。

　　[4]在此消费需求之下，苏州家具制造、图书版刻特别发达，收藏、鉴赏古董之风盛行，由此还带动了书画作伪以及仿古铜器的生产。

　　2、士商结合牵动了闲雅之情中国古代分民为四士、农、工、商，商人位居最次。

　　然而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明代中期开始动摇，在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苏州更是如此。

　　商人的成功对于士人有着莫大的诱惑，读书人仕途的自尊又常被颓败的政治所阻挠，所以传统的价值取向开始变化，甚至出现了崇商的趋势，也促进了士子与商人的结合。

　　苏州文人黄省曾的《吴风录》一言以概之自沈万三秀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吴中文人竟以求富为务，书生惟藉进士为殖生阶梯，鲜与国家效忠。

　　富商大贾力图跻身地方名流之列。

　　苏州客商以徽商势力最大，本地则以洞庭商帮为主。

　　这些富商大贾，为了抬高自身的地位，以跻身地方名流之列，也大都风雅好客，借结交名士显宦以自重。

　　[5]如明初的顾阿瑛日夜与客置酒赋诗，其中四方文学之士若河东张翥、会稽杨维桢、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之士若张伯雨、于彦成、琦元璞，与一时名士，咸主其家。

　　其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与亭馆声伎，并鼎甲一时，而才情妙丽，与诸公亦略相当，风流文雅，着称东南。

　　[6]清康熙年间的古文大家、苏州东山人汪琬在其《尧峰文钞》卷十五中记载万历以来，山中高贷者推许氏、翁氏两姓为甲。

　　其人率以文雅相高，喜结纳四方贤士大夫，非仅纤吝拥财自卫者也。

　　故凡春秋佳日，远近篮舆画舫争集其门。

　　如华亭董尚书御名宰、陈征君仲醇、常熟钱尚书受之、嘉定李进士长蘅、太仑张内翰天如、仪部受先之局，类推翁、许为湖山主人。

　　一切管弦歌舞之娱．牲宰酒醴供张之盛，所资殆将不赀，绝无分毫顾惜。

　　所有这些人都是当时声名显赫、呼风唤雨的巨鼎名流，他们本身也是士儒出身，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更容易与上述地方名流交流。

　　所以翁彦升与其子翁庄升两代合力构筑的亭柑水石之胜甲吴下的集贤园，就成为董其昌、陈继儒等人吟风赏园、流连忘返的佳地。

　　二、苏式艺术与流行文化结缘明清时期的太湖地区是全国文化的精华所在。

　　浙江与江南——江苏、安徽同为近代文化中心点……实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

　　[7]明代中叶以来，作为东南都会的苏州，汇集了众多的文豪诗杰、英才学子，特别是吴门书画独主艺坛，加上商品经济的发达，这里俨然是当时物质文化消费的中心，上层与下层的浪漫主义彼此渗透，相辅相成，使这里成为时尚、品味与流行的滥觞地，也使苏式艺术与流行文化相结缘。

　　1、文化商品化潮流推动了苏式艺术发展明代中后期，苏州优美的自然环境、繁荣的商业文化、闲雅的人文气息，吸引了众多因致仕、赶考、交游等原因而闲居的士人，聚集了无数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豪贾，还有大量从农村土地赋役中解放出来涌入城市的手艺人。

　　而此时的苏州既是文化艺术爱好者的中心，又是艺术赞助者的活跃之地，还是鉴赏收藏家的乐园，他们合力推动了文化的商品化潮流。

　　苏州许多艺术家和学者特立独行的思想和行为，为15－16世纪的文化商品化留下了持久的影响。

　　吴门书画家大都以出卖书画为生，如文徵明，靠卖画得筑玉盘山房;唐寅不仅卖画还卖文，并干脆在作品集上题利市二字;祝允明直言不讳地向求字者索取报酬;当时苏州城内还出现了许多公开营业的画坊，为顾客定制书画，这在仇本《清明上河图卷》中可以看到图三。

　　在《清宫散佚国宝特集》清明上河图前言中这样写道此卷以‘清明上河’为题，以苏州城为对象，细致入微地描绘了明代江南城乡景色与社会生活。

　　构图严谨有序，人物刻画入微，设色明快，为作者代表画卷之一。

　　另据《戒庵老人漫笔》记载苏州的古董商金克和求沈周为其店书写对联，沈周写道小门面正对三公之府，大斧头专打万石之家，[8]戏谑其专以有钱的仕宦豪门作为赚钱对象，其中也透露出，古董商已有选择地开店及用名人做广告的商业意识。

　　商业利益的驱动，不仅使苏州精致的工艺品成为销售重点，而且使许多工匠的名声不胫而走。

　　正如《陶庵梦忆》所载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

　　[《9]识小录》《、觚不觚录》等都有类似记载，能工巧匠之作皆数倍于常价，有的还流入宫掖，成为皇室宝藏。

　　当然，明代中后期，文化产品的商品化是一个普遍的流行趋势，但是苏州特别发达的商业、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以及收藏买卖之风的盛行，使上至名流画家、下至工匠贩夫都被卷入其中。

　　以家庭为单位的艺术品收藏，俨然是苏州开启先河。

　　2、时尚品味渗透到苏式艺术中在明代中晚期的品味竞赛中，苏州的士人和商贾是两大主力。

　　他们一方占有文化资源，一方拥有财富和市场，共同把消费观以及雅俗观的解释权控制于手，使自己成为时尚的核心，使苏州成为流行文化地发源地。

　　首先，为示与商人富豪的区别，文人通过占有知识与艺术的文化资本，倡导一种标新立异的生活模式，使苏州成为独立于官方系统之外的文化中心。

　　如苏州的许多士人不仅行为怪诞，而且穿衣打扮不拘礼法常规。

　　沈明臣好衣绯衣，与二三曹偶踞坐长林之下，或白日行游市中，市中哗谓绯衣公，至观者如堵，先生自若也。

　　[10]张献翼的行为更是吊诡自放冠赤色帻，服方袖袍，腰有大。

　　复取门联‘仙人’二语书两垂带，而题其后，曰宽博。

　　[11]此君之行为，风闻四野，所以沈德符说他至衣冠亦改易，身披采绘荷菊之衣，首戴绯巾，每出则儿童聚观以为乐。

　　[12]一些人还穿起了大红、大紫的衣服，甚至有内衣外穿的。

　　为了标新立异，许多人可谓穷极花样，一些年轻子弟嗜尚乖僻，专欲立异上人。

　　[13]如苏州人卜孟硕，曾经在夏季首挽高髻，身穿红苎皮袍，跣足行歌市井。

　　所用障面，长三四尺，而袖很小，仅方广数寸。

　　[14]在中国古代，服饰是一代等级制度最突出的反映，以往官民服式，俱有定制。

　　但是从苏州这些士子的服饰打扮来看，不仅特立独行，不合常礼，甚至也有逾礼越制之举。

　　其次，富裕起来的店主、地主和商人们也试图利用财富，通过提倡精致和奢侈的生活风尚，来弥补社会地位和个人声望的不足，由此也推动了流行文化的繁荣。

　　在苏州，架设豪宅、构筑园林、搜集善本书、名画以及稀有的工艺品，成为当时城市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心理躁动和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

　　[15]荷兰旅行家马丁•马丁尼甚至认为，这里对于酒色的享乐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层次，特别是在花船中，这些花船的奢华甚至是很多精美的豪宅都难以相比的图四。

　　[16]而由富裕的地方官员或其它朝廷高官修建的众多私家园林，大都由画家或者园艺家设计，充满了人造假山、人工湖、花卉植物、小型建筑、怪石、小桥、曲径等，而且园林之好几乎风靡于苏州大大小小的市镇。

　　就连妇女也走出来，以华美艳丽的服饰加入时尚的前列。

　　如钱泳就曾言道不论贵富贫贱，在乡在城，俱是轻裘，女人俱是文绣。

　　[17]正是由于上述力量的牵引，苏州成为了流行文化的策源地。

　　这种流行文化，与高档艺术品也有瓜葛。

　　由于苏州大鉴赏家特别多，且有独特的爱好，因此，除了传统的收藏品类之外，一些工艺美术品，即当时被当作时玩的东西，也被列入收藏把玩的对象。

　　如宣德炉、漆器、窑器、紫砂器、折叠扇、蟋蟀盆等。

　　由于收藏本是一种爱好，收藏家之间共同的雅尚和爱好，易于形成文化的交流，从而加速了苏式艺术品的传播。

　　再加上苏州收藏家之间多为家传、师承、世谊、姻娅关系，这对于收藏家人群的持续涌现、收藏品味的日趋高雅、推动工艺美术品的制作和消费，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事实证明，苏州的收藏家群体形成之后，便获得了一种文化动力，影响到周围的环境。

　　毗邻苏州的一些地区，收藏家亦陆续出现，苏州因此成为主导全国收藏风气的中心。

　　三、自觉的尚文之风提升了苏式艺术的品格苏州自孙吴、东晋之后，逐渐发展出对于品味、格调、境界等细腻的文化敏感，渐成金粉六朝的腹地，后经唐宋的发展，到明代之时，衣冠鼎族，繁盛异常。

　　所以钱谦益曾对苏州的人文性格有一个定义吴中人士轻心务华，文质无所根抵。

　　[18]张履祥也指言苏州人地不娴弓马，天不授膂力，而文胜其质。

　　[19]苏州尚文之风的浓郁，明显地提升苏式艺术的品格，其表现是多方面的1、文教发达与尚文之风的培育王锜曾盛赞苏州学校吾苏学宫，制度宏壮，为天下第一。

　　人才辈出，岁夺魁首。

　　近来尤尚古文，非他郡可及。

　　自范文正公建学，将近五百年，其气愈盛，尤其是到成化、弘治年间，更是人才辈出，尤为冠绝。

　　[20]现代研究表明，王锜之说绝非夸耀。

　　据范金民先生研究结果显示江南八府中，文教之盛，苏、松为最。

　　理由来自他对明清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进行的统计和系统分析。

　　而这种文化盛况也着实令苏州人感到骄傲，它又进一步增强了文化意识。

　　所以苏州出现了一些在文化界振臂一呼、群起相应的领袖也就不足为怪。

　　如吴宽、王鏊等，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明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而徵明主风雅数十年。

　　[21]图五2、教育的多层面发展苏州的重教风尚，不仅仅表现在精英教育，还体现为多层面的教育，从家庭教育到义塾、社学、书院、县学、府学层层而上。

　　这种崇学好学的风气自唐宋以来就十分兴盛，虽然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办学动机有所不纯，但是得功名后即可享受免除徭役、豁免赋税等特权和优惠，[22]因此崇学之风有增无减，人们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

　　明人李诩记道余少时见苏城妇女祭奠所谓太妈者，献酒，拜伏，必祝曰‘今夜献过太妈娘娘三杯酒，愿得我家养子像陆南、王涣①、文徵明。

　　’偏城皆然，习以为例。

　　今人所皆知者，亦唯文耳。

　　[23]可见当时苏州人对教子成人的迷恋程度。

　　3、中下层社会受文风的熏陶苏式艺术闻名全国，也有从业人员文化水平的影响。

　　明代苏州工艺美术匠师群体存在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文化修养普遍较高。

　　一是士人炽热的清玩之好使得他们与手艺人的接触日渐增多，使手艺人提高了文化修养。

　　如钱谦益与濮仲谦的交好[24]、造园师张涟悠游在名流之间、魏学洢兄弟与微雕艺人王叔远友善等。

　　二是这些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手艺人善于传达知识、总结经验，从而有利于形成衣钵的传承、范本的累积。

　　如造园师计成年少时即以工诗善画名闻乡里。

　　正如他自序所言不佞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每宗之。

　　从其《园冶》行文的典雅骈骊分析，必然是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的。

　　另据《明宪宗实录》记载，蒯祥不仅木工技术纯熟，而且还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和审美意识。

　　苏裱大师孙鸣歧，不仅雅善装潢，而且颇喜读书。

　　三是在文风浸染下，苏州一般的手艺人也多少具有一些文化修养，从而提高了苏式艺术的工艺水平和审美水平，也有利于苏式艺术知识和经验的快速普及。

　　如闻名全国的苏州香山帮营造匠人自有一套建筑歌诀，其中有厅楼高止后平坦，如若山形再提步;切勿前高与后低，起宅兴造切须记等，这些都有效地推广和普及了香山帮营造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