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的市民化倾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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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的市民化倾向
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的“市民化”倾向
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的“市民化”倾向
收稿日期：
20140126；修回日期：
2014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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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ZS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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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池子华（1961-），男，安徽涡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梁?
F（1982-），男，博士生，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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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池子华，梁?
F.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的“市民化”倾向――以长三角地区为中心的考察［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
327-333.
关键词：
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市民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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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上海为龙头的近代长三角地区是打工妹最为集中的区域。
无论打工妹通过什么方式进城打工，抑或从事何种职业，其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迥然不同于农村的新变化。
为适应这种新变化，打工妹从外表到内涵进行适应性改变，向市民“看齐”，以融入城市。
经过“市民化”的洗礼，她们中有的虽然踏上回乡之路，但却给封闭的乡村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有的被城市所吸纳而真正地“市民化”了。
打工妹“市民化”对城乡社会变迁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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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4）03032707
OnCitizenshipTendencyofModernFemaleMigrantWorkers-YangtzeRiverDeltaRegionasResearch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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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Zihua，LIANGMin（CollegeofSociety,SoochowUniversity,SuzhouJiangsu215023,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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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moderntimes;YangtzeRiverDelta;femalemigrantworkers;citizenship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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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nghaiastheleadingregioninYangtzeRiverDeltawasthemostconcentratedareaofthefemalemigrantworkers.Nomatterhowtheycometoworkinthecityorwhatprofessiontheytake，theirworkingwayandlifestyleareverydifferentfromthoseintheruralareas.Thefemalemigrantworkershavetoadapttothenewchangesfromtheoutwardtotheconnotationinordertointegrateintothecityasthe“newcitizens”.After“citizenization”,someofthemreturnedhomewhiletheybringabreathoffreshairtoaclosedcountryaftertheycomeback;someofthemareabsorbedbythecityandturnedintothetrue“citizens”.Theeffortofthecitizenshipofthefemalemigrantworkershadaprofoundimpactonurbanandruralsocial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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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子华，等：
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的“市民化”倾向
“市民化”，从狭义上讲，不仅是居住地由乡居到城居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完成由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从广义上讲，还包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向市民“看齐”。
所谓“市民化倾向”，是指打工妹群体主动或被动适应城市生活的态度、行为，这是她们融入城市的基本条件，同样也是实现“市民化”的基本条件。
全面研究近代中国打工妹“市民化”倾向，非本文所能蒇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面较广的大课题。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中心，截取几个侧面，对此进行一些考察，以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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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众所周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是近代中国的工商业中心。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近代化的推进，长三角地区的聚集效应不断增强，吸引着八方来客。
其中打工妹就是一支庞大的群体。
长三角地区是全国轻纺工业基地，打工妹最为集中，乃至形成“阴盛阳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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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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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难想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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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长三角地区的打工妹，来自于长三角本区以及苏北、安徽、山东、河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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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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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她们通过什么方式进城打工，抑或从事何种职业，其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迥然不同于农村的新变化。
要适应这种新变化，打工妹必须调适自我，改变自我；通过改变，适应、融入城市生活，向市民接近，才能立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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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自我包括“内”与“外”两方面。
“内”即内心、内涵，主要是思想观念、个人修养方面的改变；“外”即外表，主要是外貌、生活习惯及方式的改变；市民则是改变的倾向性“参照”。
改变自我，先要掸去身上的“土气”，在外表上使自己“洋气”“时髦”起来。
苏州有首《骚大姐新山歌》唱道：
“乡下姐儿年纪轻，面孔生来蛮端正。
弗长弗短真有样，一双俏眼勾郎魂。
只为家中无饭吃，出外帮工做佣人。
托仔荐头寻生意，一荐荐到大墙门。
太太老爷看见都欢喜，小姐爱俚煞干净。
会拍马屁会讨好，少爷少奶叫弗停。
乡下来仔弗长久，时髦样式学得呒啕成。
夏丝葛衫啥人送，少爷当俚意中人。
空来无事常在门房里，还要搭仔车夫寻开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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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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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姐儿”进城不久，便在穿着打扮等方面追赶“时髦样式”。
在上海为人佣工的“乡下姐儿”当然更是洋气十足，“妆风雅，爱打扮……回思昔日在乡之情事，竟有判若两人者”
《论男女无耻》，《申报》1879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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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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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乡间常态有不留分毫者”
《书乐陈氏愿归原夫事》,《申报》1883年8月7日。
。
“扮靓”自己，这是一般打工妹“市民化”必做的“功课”。
家政服务领域打工妹如此，在工厂做工的打工妹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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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国际性大都会，不仅是工商业的中心，也是时尚的中心。
自清末以来，服饰花样翻新，“男女乃皆趋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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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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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流所向，势不可挡，士农工商均被“席卷”其中。
打工妹要适应城市生活而“市民化”，不能不“沾染都市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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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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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顺应时代的要求。
有位家住“女工荟萃之处”的虹口兆丰路，因而“对于那一带的女工情形有深切的考察和研究”的君立说:
“虹口一带的女工十六岁至廿四岁的占大多数，但十三四岁的小女工亦不少。
”她们年纪轻，爱美，尤其进账较多的打工妹，有条件“时髦”，所以“衣服也趋时化”。
她们“白的脸披着一头的青丝长发，穿着拖到脚面的长旗袍（工作时当然是脱掉的），平底黑皮鞋，如果你不仔细看出她略呆板的身躯，一定要认为是在学校里读书的女学生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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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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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入时，“俨然是一副城市市井女子的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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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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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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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装流行，打工妹赶潮流亦步亦趋，被人称为“学生派”。
这种情况十分普遍。
如在上海棉纺织工业中，“有些女工们的服装，比较考究点的尤其比较有知识点的女工，很多的被人叫做‘学生派’，因为她们大都是长旗袍、皮鞋，到冬天外面加上一件绒线外套，插上一支自来水笔，完全象读书的学生一样。
特别是江南各县如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女工欢喜这样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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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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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工厂生活学校化”的企业如无锡华新制丝养成所，打工妹穿着更像学生了，有一篇《参观华新丝厂记》描述说:
“年龄20岁以内之青年截发旗袍，貌亦楚楚，见之几令人以为女校学生，疑非工人。
”
转引自茅家琦、李祖法主编：
《无锡近代经济发展史论》，企业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7页。
这种“学生派”的装束，正是打工妹极力改变“土包子”的外表而朝向“市民化”迈进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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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追逐时尚，更是包括打工妹在内的青年女性的“天性”。
而身处时尚中心上海的打工妹，虽然不能引领潮流，但内心深处也不希望落人之后，即如“1938年夏天，正当日寇围攻徐州，抗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海年轻的纺织工人中大大的盛行穿大红袜子白跑鞋，尤其是在女工当中，更是风靡一时的争相仿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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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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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她们成为时尚潮流的推波助澜者，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外形外貌，以适应“市民化”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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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海打工妹如此，“小上海”无锡打工妹也是一样。
曾经流行一时的时新小调《无锡景》唱道：
“西门面粉厂呀，纱厂连丝厂，厂里格工人乡下大姑娘呀，一做末丝厂学洋腔，身上那格衣衫末触鼻又喷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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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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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不仅有衣衫的时髦，连语言也迥异于“乡下大姑娘”了。
有观察者发现，许多丝厂打工妹上工放工时，“瞧她们谁不打扮得花枝招展？
”工作之时，花絮飞扬（俗称“飞花”），落满全身，弄得“人人白头”，好似“老婆婆”。
但是“在放工时前的一刻钟，第一次回声狂叫的时节，她们就手忙脚乱的梳洗起来，小镜子香粉是随身带的，化装好了，姗姗的走出厂门，比较时髦的，连那白铁小饭桶也交给同淘的小女工拿着，好像显出她是一个小姐身份”
《丝厂职工生活素描》，《锡报》1932年10月24日。
！
更有细心的人发现，“女工们的内衣比外衣来得考究些，这因为她们在高温的工场里工作，非脱剩内衣不可，朝夕相对着男管理员，一件比较的美丽内衣，实在是不可缺少的。
我这样想，她们或许也这样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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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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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细心人的猜测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女工们的标致和她的职业地位待遇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女工‘摩登’了，才可以博得工厂职员的怜爱，所以，女工们是常有做职员夫人的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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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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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看来，打工妹外表的“摩登化”，不仅仅是爱美的天性使然，“市民化”的需要，还表达了招人怜爱收获爱情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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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时髦，向“市民”看齐，当然需要财力支撑。
打工妹收入低，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衣服、脂粉以及一切的装饰品，在女工们每年的支出账上占了一个大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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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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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为了融入城市社会，不能不要“面子”，不能不降低生活标准，以致生活压力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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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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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不少打工妹尤其是已成家的打工妹，因生活所迫，也会有衣衫不整、寒酸的窘态。
尽管如此，与“乡下姐儿”“乡下大姑娘”的装扮相较，已不能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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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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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涵方面说，打工妹也努力塑造完美的自我。
改变自我，仅仅掸去身上的“土气”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内涵”上努力塑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市井女子的新形象”。
有时论指出，打工妹服饰虽然摩登化，但“无论一件很好的衣料，一穿到她们身上，便觉得有些‘土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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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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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也？
关键在于气质、涵养与“市民”的要求相去较远，竟至于原本洋气的衣料穿到她们身上反而给人“土化”的感觉。
因此，要实现“市民化”诉求，提高自身素质是一条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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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是多种指标构成的综合体，除了身高、相貌、健康状况、技能等等之外，受教育程度也是不可小视的重要指标之一。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曾于无锡黄巷工人教育实验区举行文盲调查，将该区工友分为文盲、半文盲、非文盲三种，调查结果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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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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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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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无锡工人教育实验区文盲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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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文盲
半文盲
非文盲
男
女
总计
男
女
总计
男
女
总计
7―11岁
19
77
96
22
4
26
2
1
3
11―16岁
12
169
181
19
9
28
8
5
13
16―21岁
17
249
266
―
17
17
18
21
39
21―26岁
28
126
154
―
4
4
39
10
49
26―31岁
48
112
160
―
―
―
49
5
54
31―36岁
23
62
85
―
―
―
41
1
42
36―41岁
29
55
84
―
―
―
28
―
28
41―46岁
15
39
54
―
―
―
15
―
15
46―51岁
13
25
38
―
―
―
6
―
6
51―56岁
4
20
24
―
―
―
5
―
5
56―61岁
3
34
37
―
―
―
4
―
4
61―66岁
―
9
9
―
―
―
1
―
1
66―71岁
1
10
11
―
―
―
1
―
1
71―76岁
―
1
1
―
―
―
―
―
―
总计
212
988
1200
41
34
75
217
43
260
百分比
78.18%
4.89%
16.93%
从表1可以发现，民工中文盲半文盲竟达
83.07%
！
而打工妹文盲率，更是大大超过了男性。
有资料记载，在上海棉纺织业中，85%以上的女工是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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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8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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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内外棉第七厂中，“女工3000多人，能认字的只有五六十人，其中只有极少数能够看报的，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便算是括括叫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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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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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造成打工妹文盲率高的原因是家庭贫困，还是重男轻女，抑或其他因素，但“市民化”的客观要求是人的“现代性”
英格尔斯认为：
现代性“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状态’”，“个人的现代性，应该而且也能够在很多不同的形式与内容中表现出来。
换言之，我们认为‘现代性’是很多性质的综合体，而非某一种单独的特质”。
他认为，“现代人”应该具备12个方面的品质，即准备和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求效率；计划；知识；可依赖性和信任感；重视专门技术，有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乐于让自己和他的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敬的职业，对于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敢于挑战；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了解生产及过程。
（［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
思想?
态度?
行为》，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3页）根据近代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现代性”是一种能够适应工商业发展和城市化所要求的基本素养，是人的现代化（近代化）的基本条件，也是人之成为“现代人”的基本条件。
（池子华《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
打工妹要适应城市现代生活，必须提高自身素质。
况且，“城市生活的需要促使某些现代化特征得到发展，例如城市人口的识字率提高了，因为人们要在城市里自由来去或上下班，都需要阅读时刻表、街上的路标等等，所以他们必须识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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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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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打工妹自己也清楚地“知道穿女学生服饰，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是一件笑话事情”，因而利用可能的机会学文化，用知识涵养自己。
“所以民众夜校，如兆丰路底麦伦中学所设的民众夜校（目前才改的民众学校）和天宝路临平路的屋顶花园夜校，都有她们的芳踪。
因为她们用功的缘故，日子长了，知识也有了，所以习惯也跟着良善起来。
信也不要求教（叫）人写了，自己喜欢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尤其家里或朋友们，甚至情书也不要：
东‘先生请你给我看一看信。
’西‘先生请你给我看一看信。
’自己的内容还没有知道，秘密却叫人家先知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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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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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改变，更具有实质性意义，才更符合城市社会的“现代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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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资本家为满足企业发展对“现代人”的需求，也对打工妹开展文化、技术方面的培训，如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际丝市兴旺，无锡缫丝行业进入历史上发展的全盛时期，出现了一片添车、开厂的情景。
为在短期内迅速造就一批生产技术工人和专业管理人员，永泰丝厂率先开办“练习班”“制丝指导员训练班”，招收制丝养成工，采取半工半读形式，组织养成工学习国文、数学、制丝等，以适应缫丝行业生产发展需要。
据记载，短短五六年间，永泰系丝厂对5000余名青年女工（内含数百名练习生）进行了文化、技术培训。
无锡其他丝厂如乾?
`、泰丰、民丰等厂也竞相仿效设立女工养成所，培训了一批女工，提高了丝厂女工的文化、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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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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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强化”训练，有助于打工妹整体素质的提高，客观上有利于打工妹的“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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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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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自我，走“市民化”之路，融入城市生活，还要求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
毕竟“现代人的文化以都市文化为其特征，它有别于乡村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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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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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妹要树立“市井女子的新形象”，必须更新观念，塑造“有别于乡村文化”的具有“都市文化”特征的“市井女子的新形象”。
事实上，不管打工妹主动的接纳抑或被动的适应，在都市文化的熏陶之下，她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却必然会起重要的变化，足够使他自己觉得已异于乡下人，而无法再和充满着土气的人为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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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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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由于观念的不同，极易引发代际冲突。
就社交公开来说，打工妹认为男女交往在城市社会中是普遍而寻常之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老一辈却极力反对。
陈达的调查资料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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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
她是一个打工妹，在乡下时，没有机会读书，进厂后经朋友介绍，在青年会夜校读过三年书，由于她的努力，很有长进，可以阅读《文汇报》。
眼界开阔了，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她说：
“她的母亲和她是处在两个不同的时代观念中，常常要彼此发生冲突，特别是在男女社交方面，她的母亲非常看不惯她的行为。
”她是一个活跃的女孩子，外面结交的朋友很多，她的母亲是反对的。
母亲认为一个23岁的大姑娘，怎么能随便在外面和男子来往？
每天她要是晚10时回家，母亲总要骂她的。
有时候，母亲故意把大门关上，好久不开门，让女儿在门外等得发急。
母亲说：
“你这样迟回来，何必还要回家呢？
”可是姑娘的意见是“只要自己人格好，男女的来往有什么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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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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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
这个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类似的冲突客观存在，而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新旧观念的碰撞。
透过外在的冲突，我们也可以看出打工妹群体观念变迁以及努力改变自我朝向“市民化”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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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自我，向“市民”看齐，对打工妹群体而言，无论在观念上，还是行动上，都有一个绕不开的“焦点”问题，那就是婚姻问题。
在近代，婚姻自由固然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晚婚现象的凸显，更成为打工妹群体“市民化”过程中突出的新问题。
众所周知，早婚早育，多子多福，是农业社会“大家庭时代”的基本特征和主流意识。
这种“生育文化”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西方文化的“东渐”而不断受到冲击，“中国视为早婚多产的理想社会，一变而为独身、晚婚、避妊及堕胎等风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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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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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在先发达地区的长三角各城市浸淫蔓延，不能不对身处其中的打工妹产生影响并为其所逐渐接受，根据1930年拉姆森对70名上海棉纺厂女工的调查，15-19岁已婚者占11.54%
，20-24岁已婚者占
5.14，25-29岁已婚者占81.82%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88页。
另据［法］让?
谢诺《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的记载，1930年上海棉纺厂女工中，20岁以下的多数未婚（转引自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87页）
。
另据沪东几个工厂不完全统计，21300名女工中，有7000多成年女工尚未结婚，就拿颐中烟厂来说，有40%尚未结婚，她们的年龄都在23岁以上。
而沪西情形并不次于沪东。
据一般估计，全市至少有4万产业妇女尚未结婚
华：
《四万女工为啥不结婚》，《生活知识》1946年第32期。
。
这在农村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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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中晚婚观念、晚婚现象盛行，打工妹“入乡随俗”，做出“适应性”响应，也是自然的。
一则与她们婚姻价值观是一致的。
调查资料显示，“她们选择丈夫的标准也很高，不马虎随便，这由于两方面原因所造成，有一些妇女，因为工人中一时很难找到有知识学问而且志趣相同的对象；有一些妇女，在等待嫁一个可以作为依靠解决自己出路的丈夫，但是这种丈夫，在工人中也不容易找到。
因之，她们结婚大都是很迟的，普通廿五六岁的年纪，很多是没有结过婚，而且有些甚至到了三十多岁，情愿死守着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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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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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出现“剩女”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则工作不稳定，生活负担沉重。
“因为大部分女工有着家庭重担，她们考虑到：
要是结了婚，那么另外开了门头，娘家的开销，谁来负责呢？
这是各地乡下来的女工占着主要成分。
也有一部分本地女工，虽然家里门头主要的不一定靠她，现在一个人做做用用还可以，要是结了婚，生了小囡，就呒没介写意，这年头单靠男人不一定撑得住门头。
许多绸厂女工坦白地说，害怕丝织业危机，影响男女共同失业，生活呒没办法，因而不愿意和绸厂男工结婚。
”
华：
《四万女工为啥不结婚》，《生活知识》1946年第32期。
三则许多工厂企业雇用女工“以未婚为雇用条件之一，故结婚即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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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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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雇用条件”下，打工妹也只能“选择晚婚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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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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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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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打工妹晚婚的价值取向，不仅顺应了“市民化”的大趋势，而且逐渐得到了家长的认可，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法国学者谢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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