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农《古音学始末》.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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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农《古音学始末》
朱晓农：
《古音学始末》
古音学始末
——关于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史的分期问题*
朱晓农
一、引言
一门学科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结束，这本来是学术史家首先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通行的学术和科学史观认为：
学术或科学是累进的，后人只能在前人成就的大厦上添砖加瓦。
如果用图形来表示其发展，那就是一条连续曲线。
在这条连续曲线上，要确定一门学科的起点和终点是不容易的，如果不是说完全办不到的话。
因此，学术史家们在谈到某一学科的起点时，倾向于尽量往前推（注1）。
至于终点，则趋向于无限远。
新的科学史研究（参看库恩）表明，科学发展的曲线有连续，也有跳跃。
连续曲线表示常态科学，而跳跃表示科学革命。
科学进步不再是永远地逐步累积。
科学革命会引起世界观的改变，科学范式的改变，研究前提的改变，以及所关心的问题的改变。
后人不再是永远地添砖加瓦，而是到了一定时候就会另找地基自建大厦。
我们就是在这种科学史观的启发下重新考察了古音学史，并处理了一些以往没注意或解决得不够理想的问题。
有迹象表明，库恩所谓的“范式的形成和转移”是一种普遍的发展模式（注2），而且在越是成熟的学科中就越是明显。
这就不奇怪了，为什么首先是在古音学而不是在人文学科或社会社学的其他学科中出现“范式的形成和转移”的发展模式。
二、传统的音韵学史观
张世禄先生和王力先生是当代最重要的古音学史专家。
张著《中国古音学》、《中国音韵学史》和王著《中国音韵学》、《中国语言学史》中所论，代表着通行的古音学史观。
本节内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对古音学的起始是如何表述的。
【2.1】“河源唯长”。
前面说过，学术史家在讨论某学科起点时，倾向于尽量上推。
但是，这种“河源唯长”的追溯法，并不能使我们对于古音学的起点有个明确观念。
张世禄先生和王力先生都是在这种观点指引下上穷滥觞，把古音学的根源一直追到汉代。
张世禄（I，8-9）：
“吾国古音之学，发韧于宋明，而大盛于今世。
然推其源，则汉人解经，已明古音与今音有殊……明古今音读之异，实为考求古音之嚆矢。
”
张世禄（II，261-2）：
“我们在上文第四章第二节里说过，郑玄、刘熙诸人已经注意到古今音的异同，在汉魏之间可以说是已具有古音学的根源。
只可惜当时音韵学的基本知识未曾发达，所以对于上古音也未曾加以系统的研究。
”
王力（I，1）：
“在汉朝已经有人谈到古音。
例如刘熙……也注意到古今音的异同。
因此我们可以说古音之学在汉朝已有根源，只不曾作有系统的研究罢了。
”
这就是说，自从汉朝学者意识到周秦典籍中某些字音韵归类和当时的归类有差异时，即“古音”意识刚一露头，古音研究就开始了。
我们本来只要量一下树枝的长短，可现在连树干都量进去了。
【2.2】当然，张先生和王先生也不是干枝叉桠全然不分。
他们也用了些办法来区分。
但是，这些办法看来并不怎么有效。
他们关于古音学起始的讨论是模糊的，使我们无法看清干枝的分节点。
张先生在谈到古音学的起始时，又曾提到好些时代的人名。
他认为唐代陆德明“言古韵宽缓，实吴棫通转之说所自出；其有造于古音学者，又岂浅鲜”（张I，10）。
但又认为“吾国古音学，肇始于宋人”（张I，10），“吾国古音之学，发韧于宋明”（张I，8）。
因此，吴棫的研究“实开后来研究之途经”（张I，22），吴棫作《韵补》，“遂为近代古音学的萌芽”，《韵补》是“考求古韵之书”的“首始”（张II，265），“吴氏为近代古音学之始祖”，“吴氏诚古音学之鼻祖哉”（张II，18）！
而杨慎“为才老（即吴棫）之功臣，即同为古音学之首创者也”（张I，28）。
郑庠是“近世言古韵分部者”之祖。
不过，在陈第以前，古音研究只处于萌芽（张II，266）。
“盖自陈氏，叶音之说，始破除净尽（注3）……数千年古音之弊，乃始昌明焉”（张I，29）。
陈氏提出的“音有转移”的“历史观念，实为古音学成立之基础”（张I，31）。
再往后，他又说“古音学之成立，顾亭林为首功”（张I，34），“古音之学，至亭林犹草创伊始”（张I，40）。
王力先生的说法也大致相同。
他认为宋代已有吴棫﹑程迥﹑郑庠三个“古音学家”（王I，2）。
吴棫在“古音学的路途上”“是一个开路先锋”（王I，3）。
后来他又说古音学是从明朝开始的（王III，1963.3，496）。
“历史观点一天不建立，古音学就一天不能产生。
古音学的建立，首先应该归功于明代的陈第”（王III，1964.1，62）。
“有了时间概念和地点概念，古音的研究才走上了科学的道路”（王II，145）。
“如果说陈第是开路先锋，顾炎武就是古韵学奠基人”（王II，146）。
但是王力先生最近又认为陈第和清儒都还不能算有真正的历史观点（王IV，37）。
王力、张世禄先生的观点实际上也是汉语音韵学三百年来的传统看法。
从江永开始到严式晦，他们的说法都差不多。
例如，江永在《古音标准·例言》里说：
“言韵学者两家[按指吴棫《韵补》和杨慎《转注古音》]为古韵权舆。
”邵子湘（转引自江永）：
“吴才老作《韵补》，古韵始有成书。
”段玉裁（I；III）把古音学开端从郑庠分部开始算起。
《四库提要》：
“言古韵者自吴棫……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按指陈第《毛诗古音考》]实为首功。
”张裕钊：
“吴棫、杨植之徒，稍稍窥见涯涘，颇悟古今音读之殊，然卒未有能深探本源，洞晓其旨趣者。
陈氏季立乃始才辟扃奧，为《毛诗古音考》一书。
于是古音之说炳若日月。
国朝诸大儒，益因其旧，推扩而精求之……实陈氏有以启之……陈氏创始之功顾不伟哉！
”严式晦：
“吴才老、陈季立两家书，言古音者大辂之椎论也。
顾亭林出而音学大明。
”
张先生和王先生和前清学者一样﹐使用了一系列含义不清的词语，尤其是用了许多比喻说法，来描绘古音学的开始。
“发韧”、“始祖”、“首创”是不是一样意思？
“萌芽”跟“基础”有什么区別？
“昌明”和“首功”是什么关系？
“开路先锋”、“首先归功”、“奠基人”又是谁先谁后谁重要？
这些词语所表示的概念，其内涵是不明确的。
通行的学术史观缺乏明确的标准和清晰的术语，因此，它对古音研究史的分期问题便无能为力。
或许可以说，这种分期问题在传统的学术史中还没有成为重要问题。
总之，这样的历史研究，无论从方法论上来说，还是从它所能给予我们的实际知识和新的启发上来说，都需要重新考虑了。
【2.3】通行的学术史观对于一门学科的起点难以确定，对于它的终点就更难确定了（参看后文§3.5）。
后人的理论观点，或多或少总是跟前人有相似之处。
往前的追溯毕竟还有个头，而往后看去就无穷无尽了。
因此，一门学科的终点就要推到无限的未来。
在我们传统的认识论中，曾经适用的，就永远适用；曾经是学问，就永远是学问。
这种认识与科学相悖，也与历史不符。
在“添砖加瓦”的发展观的指导下，史家们便会去搜寻某一观点对于后世语言学的永恒贡献，比如张世禄先生（I，22）和周祖谟先生（217）都指出了吴棫对后世的永恒贡献。
又如张世禄（I，44）把毛奇龄的“两界两合”看成是“开阴阳对转之先河”，而实际上阴阳对转是在一种与毛氏学说截然不同的范式指导下发展出来的理论。
而另一方面，“添砖加瓦”的观点是跟下述研究方法连在一起的，即站在今人的立场上，从对后世的影响和现代科学学术的成就出发来评估前人的工作，说它对还是错，都是从现代角度来定的。
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是用来评价过去的某项工作或某个人在今天的学术活动中所占的地位。
它有许多缺点，其中一个是：
在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某事物会有新的认识、新的理解，事物的各方面的意义会逐渐显示出来，而早先的观点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含义，这就使得学术史家得不断地修改对它打的分数。
既然分数只是时间的函数，那么仅根据某一时刻的分数褒贬某个观点便有了很大的局限性。
我们的研究着重注意某人的观点跟他前后左右有关者的观点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学科兴起和衰亡的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原载上海社会科学院编《学习与探索》，1986。
又载《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58-90，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1）这儿需分清两件不同的事情。
科学和学术，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来说，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甚至劳动。
这就像大树主干上有支干，支干上有分枝，分枝上还有叉桠。
一方面可以说枝杈都发自主干，这只是认识史上的问题，属于哲学范畴。
另一方面，对于个別门类的科学或学术史来说，主要是要找到一个个分节点在哪儿。
史家们爱用“滥觞”一词，这表明他们喜欢尽量上推。
（2）举一个“红学”研究的例子。
根据余英时的分析，红学史上出现过四个相互交替和/或竞争的范式。
最早是以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为代表的“索隐派”，接着是以胡适《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自传说”，以及修补自传说以赵冈为代表的“合传说”，第三个是以李希凡为代表的“阶级斗争说”，第四个便是余英时本人提出的以研究《红楼梦》的创作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为重点的“两个世界说”。
“范式”从科学史搬到学术史中，难免会发生概念移植中常见的变形现象。
（3）其实，到陈第为止，叶音之说并未“破除净尽”。
顾炎武的声调观点“四声一贯说”是叶音说的最后堡垒。
参看朱晓农,I。
三、传统的音韵学史观分析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明确的标准会引出含混的结论。
本节中我们尝试用几个不同的标准来帮助理解传统的古音学史观。
【3.1】方法标准
首先使用“方法”这一标准。
顾炎武及后世清儒都是用归纳法系统地研究上古音韵部。
不过，这方法并非始于顾氏。
顾氏甚至陈第的方法都跟吴棫相同，只不过“格外精密”（周祖谟，217）而已。
顾炎武自己（I）有段话最能说明问题：
“如才老[按即吴棫]可谓信而好古者矣。
后之人如陈季立﹑方子谦之书不过袭其所用，别为次第而已。
今世盛行子谦之书，而不知其出于才老，可叹也。
”（注4）
再往前就没有人这么系统地研究古韵了。
因此，如果以“使用归纳法系统地考察古韵”这一标准来衡量，我们可以把古音学上推到吴棫。
（注5）
不过，假如以“明确划分韵部”这一研究方法作为标准，那么，起点就只能从与吴棫差不多同时而稍晚的郑庠算起了。
段玉裁（I；III）就认为他自己的分部是郑庠、顾炎武、江永分部的继续。
夏炘在他那部有一定影响的《诗古音表二十二部集说》中首先就列出郑庠所分的古韵六部，然后是顾炎武、江永等。
这样看来，由于用作标准的“方法”不同，所确定的古音学的起点也就不一样了。
【3.2】目的标准
如果改用“研究目的”作为标准，则又可定出新的起点。
顾炎武研究古音是出于读经需要，他甚至想恢复古音（注6）。
陈第也差不多，他希望在读古书时能用古音（注7）。
吴棫虽然自己没说，但从其他人写的序言中可以看出是同一目的（注8）。
再往前，陆德明﹑颜之推、沈重，甚至到东汉郑玄等都一样。
他们一般都认为越古越优、越古越对（陈第看法有些不同），后世若有不同是后人搞错了。
因此，像吴棫、顾炎武的韵书一方面是归纳古韵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希望它们能成位后世使用古音的范本。
目的的改变是从江永开始的。
江氏似乎竭力想摆脫实用的桎梏，采用一种“为古音而研究古音”的态度（注9）。
这可称得上一变，因为学术往往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纯粹为了实用→为研究而研究（只求其真而不求其用）→以社会需求为学科动力，以研究本身为个人的推动力（注10）。
后世古音学的目的接近江永而不同于顾炎武、吴棫。
因此，若以“目的”为标准，可以说古音学是从江永开始的。
顾炎武、吴棫等人是在另一目的的指导下进行古韵研究的。
【3.3】音移观标准
再用“音移”（注11）观念作标准来衡量，可以看到顾炎武以后都受陈第影响。
这就是说，古音学是从陈第开始的。
至于陈第又受到谁的影响，早先还有谁提到过“古音无叶”，那是另一个有关“首创权”的问题。
这里只是说明，改用“音移”的观念作标准，则古音学既非始于吴棫、郑庠，亦非始于顾炎武、江永。
【3.4】古今音观标准
“古今音”观念——如果把“音移”观念再扩大一下，凡已察觉到古今音异（不管自觉不自觉，也不管明确不明确）而探讨古音韵，就算他具有“古今音”观念。
用这作标准，就可把古音学上推到汉代。
（注12）
【3.5】讨论
从上述这些不同的标准出发，我们得出了不同的起点。
把这些起点跟§2.2中张世禄先生的描述加以比较，可看到有趣的吻合。
原来张先生所说的古音学的“根源”、“鼻祖”、“萌芽”、“基础”、“昌明”、“首功”等，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得出的结果。
不过，那位“草创伊始”的“奠基人”顾炎武，上面没有谈到。
我们把他放到下一节去详细讨论。
我们虽然使用分析方法澄清了目前描述古音学史的混沌概念和模糊词语，但是对于如何看待这个“起点”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大的满足。
按照不同标准得出的不同起点，使我们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
对于那些爱问“为什么”的人来说，起点到底在哪里，似乎只有一串不能令人满意的相对的标准，而没有一种比较可靠、比较稳定的判断方法。
更为麻烦的是，使用这些标准会使我们难以确定今天的音韵学到底继承的是谁：
从方法上来说像是吴棫或郑庠，从“音移”观念来说像是陈第，从目的上来说又像是江永。
要说谁都是始祖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谁都不是。
还有，今天的研究实际上已跟吴棫、除第等人的研究天差地別，如果要用上述标准来判断，似乎在看得见的未来，也不会改变它的出身和谱牒。
人类或许跟禽兽鱼虫有共同的远祖，但现在只要找到他的直系亲属就够了。
近代一切科学和学术也许有着共同的渊源——宗教和哲学，但现在只要找到经验科学和经院研究之间的分节点。
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出一种新的标准——范式——来帮助确定某一学科的始末。
用这一观点来看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知识是如何一代一代增长、又怎样一批一批更新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4）一般都强调顾氏受陈第影响极大而忽略吴棫。
如王力（III，1964－1，62）：
“清代古音学以顾炎武为首创者，而顾炎武就直接受陈第的影响，顾氏在他着的《音学五书?
音论》一开头就引了陈第《毛诗古音考》和《读诗拙言》的几大段议论，可见顾氏对陈第的推崇。
”王显（34）就更进一步了：
“顾炎武的《音学五书》主要就是在陈第的启示下及其成就上写成的。
”他们的论断也许是这样推出来的：
吴棫的“通转”韵学是不科学的（见王力II，144），陈第的“音有转移”观是科学的；既然顾炎武的研究也是科学的，当然只能受陈第的影响并以陈第为基础，而与吴氏无关。
如果他们是这种“科学只能生自科学”的想法，那么思路的尽头便是死胡同：
最初的科学来自何方？
顾炎武的确曾大量引用陈第，“音移”观的确对他影响很大，但顾氏更是个考据家，更注重实际工作和归纳法。
无论从《音学五书》的体例、方法来说，《韵补正》就更不用说了，还是从正文所引的这段话来看说，他本人似乎更看重吴氏。
顾氏在归纳方法、系统研究上自觉追随吴氏，而在“音移”观点上不自觉地听从陈第。
因此，本文若是只作小修小补的话，那就可把王显的话改成：
“顾氏著作主要是在吴棫和陈第的启发下，并在吴氏的成就基础上写成的。
”但本文是想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评价顾炎武，因此就没必要那么改了。
（5）张世禄和王力都把“古音学家”的称号首先授予吴氏。
（6）顾炎武（II）：
“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嗟夫学者！
读圣人之经与圣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
”顾（III）：
“今韵行而古韵亡……宋韵行而唐韵亡……世曰远而传曰譌﹐此道之亡盜二千有馀岁矣……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証沈氏唐人之失。
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臣责]而不可乱。
乃（作是书）……自是而六经之文乃可读，其他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
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
子曰：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其有望于后之作者焉。
”
（7）陈第：
“夫诗以声教也……又惧子侄之学诗而不知古音也。
于是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无非欲便于歌咏，可长言嗟叹而已矣。
盖为今之诗，古韵可不用也。
读古之诗，古韵可不察乎？
”焦竑：
“韵之于经，所关若浅鲜。
然古韵不明致使诗不可读，诗不可读而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几于废。
此不可谓之细事也……若夫为今之诗，从今韵﹔以古韵读古诗，所谓各得其所耳。
”
（8）徐蒇：
“自《补音》之书成﹐然后三百篇始得为诗，从而考古铭箴诵歌謠谚之类，莫不字顺音叶。
”陈凤梧：
“经生渚子……虽读其书而不知其韵，识者病之。
宋儒吴才老博学好古，乃采辑古经传子史协韵，分为四声，各释其音义，汇成一书，名曰《韵补》。
”
（9）江永：
“顾氏又曰：
‘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
’愚谓此说亦大难。
古人之音，虽或存方音之中，然今因音通行既久，岂能以一隅者概之天下？
譬犹窯器既兴，则不宜于笾豆，壶斟既便，则不宜于尊罍。
今之孜孜考古音者，亦第告之曰：
古人笾豆尊罍之制度本如此，后之摹仿为之者或失其真耳。
若废今日之所日用者，而强易以古人之器，天下其谁从之？
观明初编《洪武正韵》，就今韵书稍有易置，犹不能使之通行，而况欲复古乎？
顾氏《音学五书》与愚之《古韵标准》，皆考古存古之书，非能使之复古也。
”
（10）国内的语言学目前似仍在“为研究而研究”的阶段。
（11）我不愿把“音变”这个词用在陈第身上，因为“音变”所包含的意思比“音移”多得多。
陈第和清儒所谓的“音有转移”观念只是认为古音变化是在一个固定音系内的转移，如甲古读乙，丙古读丁，而甲乙丙丁这些音节在明清各方言音系中都实际存在。
他们还未意识到在音变过程中某些音素、音节会产生或消失。
（12）戴震：
“郑康成笺毛诗云：
‘古声填寘同。
’又注他经，言古音者某某同，某读某为某之类，不一而足。
是古音之说，汉儒明知之，非后人创议也。
”钱大昕（I）：
“古今音之別，汉人已言之。
刘熙《释名》：
‘古者曰车，声如居，所以居人也。
今日车，声近舍。
’韦昭辨之云：
‘古皆音尺奢反，自汉以来，始有居音。
’此古今音殊之证也。
”
四、范式理论中的古音学史
本节内我们用“范式”标准来考察古音学的始末，并讨论一些相关的问题。
【4.1】“范式”是什么？
首先来看什么是“范式”？
凡是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的科学成就，就是“范式”（库恩8）：
a.这种成就“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功中各种形式的竞争”。
b.“这种成就又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
简单地说，“范式”是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套工作方法，它被广泛接受而又留下许多有待证明（证实或证伪）的问题。
范式在科学领域中触处皆是，但在学术领域中就少多了。
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学问中，成就最高的是清代学术。
这跟清儒的求实、疑古精神和使用的归纳方法有关。
清儒研究范围很广，其中成绩最昭着的便是通称为“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
这也许是因为小学是传统学问中最为基础的东西，正如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数学，也是走在最前列（注13）。
而在小学中，又是音韵学，尤其是古音学，理论最完备，体系最精密，成就最显赫。
其原因不外是：
（1）研究对像比较简单明确，因而
（2）归纳法使用得最为成功（注14）。
由此看来，学术领城中的范式首先出现于古音学就是很自然的。
【4.2】吴氏学说的出现和顾氏范式的确立标志着古音学的两个阶段
宋以前的古音研究始终是零碎的，任意的，无固定目标的。
汉唐学者从整体上来说还没有意识到语音系统的演变，对于古音的探求是为读经目的服务的，并以改韵协句为手段的。
实际上，这种古音研究不是客观的考察，而是规定性的理解。
其所以旧有九家《诗经》注音，方言因素固然免不了，但这种有着很强的主观性的规定性理解也是原因之一。
古音研究到了宋代有了第一次飞跃。
吴棫把它发展成为一门有专门的研究对象（虽然还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有系统的学问——通转韵学。
吴棫本人著述甚富，据徐蒇说，有《书裨传》、《诗补音》、《论语指掌》、《考异续解》、《楚辞释音》、《韵补》。
但除了最后一种外，其馀都失传了。
吴棫的古音学说就是通过《韵补》留传下来的。
此书以“通”、“转”来重新分合古音韵部。
关于吴氏韵学，周祖谟、张世禄、王显诸位先生有所评价，其中好些观点我们不敢苟同。
这里只注意他的学说是否定于一尊，成过范式，从而成为作为常态科学的古音学的起点。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吴氏之后的古音学界是一派混战局面。
我们先来看吴氏学说的前提。
吴棫所依据的前提是语音不变。
在这前提限制下，他对不协的古韵文的处理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法：
（1）古人韵缓不烦改字，
（2）改韵协句，（3）两者兼而有之。
张世禄先生（I，21﹔II，265）力主第一种说法，尚欠有力证据。
周祖谟先生（215-7）排斥第二种说法。
这么一来，陆德明的“古人韵缓不烦改字”的观点对于通转韵学的启蒙意义就不下于陈第“古诗无叶”对于顾氏古音学的影响了。
从吴棫《韵补》的体例及通转韵学的发展来看，第三种说法，即两者兼而有之，比较符合实际。
吴氏把整部通押的称为“通”、“转”，把个别字通押的称为“叶”，即所谓“吴棫不知其故，而以音读之异名为叶，部分之殊註为通转”（《四库提要》“韵学”条）。
稍后的朱熹把早先吴棫的“叶音”方法发展为全面的“叶音”说。
朱子注《诗》是否“尽从吴氏”，仍有争议。
很多人认为是的（注15），但也有些人认为并非尽然（注16）。
朱熹肯定大受吴棫影响，否则也不会这么彻底地把叶音说贯彻到《诗经》、《楚辞》中去。
他也一定利用了吴棫的研究成果来为自己的“实用韵学”服务，要不两个押韵系统不会这么接近。
不过，两者毕竟是有区别的。
叶音说仅根据上下文来确定某字的临时读音，只考虑个别字在特定语境中的语音表现（注17），而不考虑整个语音系统，当然也不考虑每个字的统一的语音表现。
说穿了，朱熹所注重的是事理发挥，至于音韵，只是那么个意思。
他（卷八十）说：
“只要音韵相叶，好吟哦讽诵，易见道理，亦无甚要紧。
今且要将七分工夫理会义理，三二分工夫理会这般去处。
若只管留心此处，而于诗之义却见不得，亦何益也！
”
直接继承吴氏学说的郑庠进一步发展了通转韵学，并使它第一次具备了分类学上的特点。
这一派发展到清初毛奇龄、仇廷模臻于登峰造极的地步，并跟叶音说势同冰炭。
不过，毛氏只承认郑庠，他认为吴棫跟朱熹一样是主张叶音说的（注18）。
由此也可看到吴氏“通”、“转”的含义是不太明确的，至少在后人眼中并不仅仅只有“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一义。
不管吴棫、朱熹是一开始就有区别的，还是郑庠、朱熹都是从吴氏学说中发展（或者说分裂）出来的，总之，他们都没能统一天下。
朱熹靠着他的名声和几本通行的集注，在实用上影响较大，普及面较广。
但在学者的研究中，追随朱熹的较少，只有茅凑、张献翼等（注19）﹔而追随吴棫的较多，如龚黃、刘慎、吕维祺、王值、方日昇、柴绍炳、毛先舒等（注20）﹔还有些人如甘雨、杨贞一等想用吴氏《韵补》来修改朱子叶音的（注21）。
到明代中叶，又有一种理论，杨慎的转注说（认为古诗叶音的基础是转注）也加入了竞争行列。
真正使叶音说感觉到威胁的是十五与十六世纪之交出现的陈第的“古诗无叶”观点。
陈氏的“音移”观也大大刺激了通转说。
为了对付陈第，叶音说和通转说都努力修补自身，使其臻于完备。
正是因为如此，才使他们耗尽了最后一点活力，从此无可挽回地走上了衰亡之路（参看§4.5）。
除了上述情况之外，还有一些竞争的学说，如杨庆、杨时伟想杂糅吴棫和陈第﹔而朱简、熊士伯等则自辟一路，与他人不相类同（注23）。
这种有多少古音学家就有多少古音学说的现像一直延续到清初。
跟顾炎武同时的方日昇、邵长衡、黃扶孟、毛先舒、毛奇龄、柴绍炳、熊士怕，一个个固执己见，“南辕北辙，互相攻击”（《四库提要》“声韵源流”条。
又可参看江永、向楚、张世禄I，42、张世禄II，268-9）。
只有李因笃一人服膺顾说，他跟毛奇龄辩论韵学总是不欢而散，有一次甚至拔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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