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至唐郊祀制度沿革与郊祀歌辞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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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至唐郊祀制度沿革与郊祀歌辞研究
汉至唐郊祀制度沿革与郊祀歌辞研究
摘要：
郊祀祭天是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的中心，帝王通过“绝地天通”，获得沟通神圣世界与世俗国家的独占权，以之作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和终极来源。
汉唐郊祀礼仪经过了复杂的演变过程。
汉武帝定郊祀之礼，具有方术和游仙色彩；汉末王莽确定了儒家祭祀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告代祭天”成为改朝换代的标志；隋唐时期大型礼书的编纂标志着郊祀制度的最终完善。
郊祀仪式中的巫祭乐舞、游仙乐舞、民间俗乐、胡部新声丰富了郊祀乐歌的表现力和艺术性，郊祀乐章与诗篇是祈祷、祝颂等宗教情感的表现，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
关键词：
国家祭祀；郊祀制度；郊祀歌辞
中国古代的郊庙祭仪是国家祭祀体系的中心，经历了从远古到清代的漫长演变过程。
“郊”简言之即南郊祀天，北郊祭地，“五郊”祀五帝，另外还有日月、山川、风雨雷电诸祭仪。
“庙”即古代皇帝祭祀列祖列宗的宗庙。
“帝”在郊天祭仪中指天帝，在宗庙祭仪中则指部落始祖。
“帝”在甲骨文中或做束薪形，辞例有四百余版，为“燔柴祭天”之禋祀；或做花蒂形，古音与帝相近之字多有“根基”、“原始”等义，古帝如黄帝、炎帝、帝喾、帝挚等很可能是从始祖之意而称为“帝”的。
当然，单从字形上来判断上帝的神格是困难的。
西周时代，对上帝的称谓很多，如《大雅·云汉》吴天上帝，《月令》皇天上帝，《尚书·吕刑》、《师询簋》皇帝，《大雅·文王》上帝，《周颂·思文》、《大丰簋》天，《大雅·文王》、《井侯簋》帝，《召诰》、《大克鼎》皇天，《周颂·吴天有成命》昊天等。
对上帝、祖先的祭祀专名为“禘祭”，内容复杂，但大要不出祀天、祭祖两类。
前者为“外祀”，实际上即殷周时代的郊社之礼；后者为“内祭”，为宗庙之礼。
郊社之祀主要为“禋祀”，即升烟祭天，加牲体与玉帛于柴上焚烧，因烟气上达以致其精诚。
《尚书·虞书》：
“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
”《周颂·维清》：
“肇禋”，郑笺：
“文王受命，始祭天而征伐也。
”《洛诰》：
“明禋”，《周礼·大宗伯》：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在祭祀仪式中，周代保存的远古大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漤》、《大武》都得到了应用。
殷周祭祀制度对汉唐郊庙仪式具有很大影响。
汉唐祭祀礼仪活动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对“天神”（即上帝）、“地示”（即后土）及“人鬼”（即“先妣”、“先祖”）的祭祀是汉唐国家祭祀的主要内容，并且逐步定型为南郊祀天、北郊祭地、宗庙享人祖的仪式活动。
郊祀仪式中，皇帝自称“天子”，通过“绝地天通”，祭祀天神与祖先，获得沟通神圣世界的独占权和神圣权威，作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和终极来源。
一、武帝定郊祀之礼与《郊祀歌》
西汉时代的郊祀活动以武帝时代为中心，可分为前武帝时代、武帝时代以及后武帝时代。
武帝时代的郊祀活动非常频繁，大致经历了雍（今陕西风翔）郊五畴——甘泉（陕西淳化）汾阴——泰山明堂三个阶段。
后武帝时代，雍郊五畴及甘泉汾阴之祀时断时续，经成帝时匡衡、平帝元始年间王莽建言废除，郊祀地点移至长安南北郊，郊祀制度因此最终定型。
据《汉书·郊祀志》记载，当周平王东迁（前771）之时，秦始立为诸侯。
秦襄公时，立“西畴”（颜师古注云：
“名其祭处日畴”）祭祀“白帝”即少吴之神。
后来秦宣公于渭南作“密畴”祭青帝，之后250年，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畴”祭黄帝，作“下畴”祭炎帝，“炎帝”即“赤帝”。
秦始皇确立了“皇帝”的称号，为了宣示“皇帝”的正统性，巡狩天下，召集方士、儒生，举行封禅告天仪式。
汉高祖人关，在秦时白、青、黄、赤四帝基础上加上“黑帝”之祠，称为“雍郊五畴”。
高祖时代的祭祀仪式还不能称为国家宗教，具有很强的民间巫术色彩，当时的“祠祀官”大都为巫官担任，如“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之类，“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巫社、巫祠之类；“秦巫”祠杜主、巫保之类，荆巫祠堂下、司命之类，九天巫祠九天，河巫祠河于临晋等等，以上“皆以岁时祠宫中”。
天、地、五帝、东君（即日神）之类都是后来国家祭祀体系的重要对象。
汉文帝即位，曾“幸雍郊见五畴”。
武帝时虽有“郊雍”之举，但其祭祀的重心放在甘泉汾阴、泰山明堂之上。
《郊祀志》记载：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畴无牢孰具，芬芳不备。
”据此可知，“雍郊五畴”至此已衰落下去了。
《汉书·郊祀志》记毫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
“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日五帝。
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
”于是，武帝立太一神祠于长安东南。
后“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
武帝命祠官宽舒等仿照长安太一神祠，在甘泉造太一神坛，“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
”武帝每三年亲郊祠甘泉太一、汾阴后土。
据《三辅黄图》卷4记载：
“甘泉苑，武帝置，沿山谷行，至云阳三百八十一里，西人扶风，凡周回五百四十里。
苑中起宫殿台阁百余所，有仙人观，石阙（当为“关”）观、封峦观、鳷鹊观。
”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为汉代六大宫殿之一（余为长乐、未央、建章、桂宫、北宫）。
汉武帝时，郡国上计、诸侯朝觐、宴享藩夷、郊祀泰畴等皆在甘泉宫。
据淳化县文化馆姚生民介绍。
汉武帝时代的建筑遗迹如益延寿观、通天台、洪崖宫、迎风馆、昆明池、凌波殿、诸侯邸、紫坛殿等多有发现。
郊祀仪式中的乐舞表演应该是最富有艺术性和激动人心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雅乐舞蹈通常是由“良家子”、羽林孤儿之类的壮健男士组成，而在甘泉郊祀仪式中则由“女乐”充当。
《汉书·郊祀志》记载武帝讨平南越后，“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由此起。
”《三辅黄图》卷5记载：
“武帝时祭泰乙，上通天台，舞八岁童男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
”《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
“有故祠甘泉乐人，尚共击鼓歌舞，衣服鲜明，见盆子叩头言饥。
盆子使中黄门禀之米，人数斗。
后盆子去，皆饿死不出。
”
《汉书·郊祀志》记成帝时丞相匡衡上言：
“甘泉泰畴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
五帝坛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坛……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女乐，石坛、仙人祠，瘗鸾路、骍驹、寓龙马，不能得其象于古。
……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骍驹、龙马、石坛之属，宜皆勿修。
”《楚辞·九歌》：
“荪壁兮紫坛。
”《汉书·礼乐志》载《汉郊祀歌·天地八》：
“爰熙紫坛，思求厥路。
”师古注：
“紫坛，坛紫色也。
思求降神之路也。
”可见“紫坛”是祭祀乐舞汇演的场所。
《史记·乐书》：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
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
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
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颢，冬歌玄冥。
世多有，故不论。
”《汉书‘礼乐志》：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
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
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章之歌，昏祠至明。
这段话明确传达出武帝时代“郊祀之礼”的内容，即甘泉祠太一，汾阴祭后土。
从“采诗夜诵”至“昏祠至明”至少有三层意思：
第一，立乐府的目的在于搜集“赵、代、秦、楚之讴”，这些都应属于祭歌。
《郊祀歌·天地八》：
“千童罗舞成八溢，合好效欢虞泰一。
《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
”“赵、代、秦、楚之讴”应该是指《楚辞·九歌》；又有“展诗应律鋗玉鸣，函宫吐角激徵清。
发梁扬羽申以商，造兹新音永久长。
”说明《九歌》在当时确属“新音”。
第二，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创作的“十九章之歌”，即《郊祀歌》十九章，保存在《汉书·礼乐志》中。
《史记·乐书》：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
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
”《史记·佞幸列传》：
“延年善歌。
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
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
”《郊祀歌》十九章是武帝时代的辞赋家、诗人与音乐家共同创作的“新乐”。
第三，与《易·豫》彖辞“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即郊祀上帝并以始祖配天的宗教习惯不同，《郊祀歌》与《楚辞·九歌》一样，描写了众多“灵”的活动，如迎神曲《练时日》写“灵之旃”、“灵之车”、“灵之下”、“灵之来”、“灵之至”、“灵已坐”、“灵安留”的过程，具有很强的表演性。
如《天地》“璆磬金鼓，灵其有喜”、《天门》“灵浸鸿”、《五神》“灵舆位，偃蹇骧”，而在送神曲《赤蛟》中“灵已醉”、“灵既享”、“灵殷殷”、“灵禗禗”、“灵将归”等神灵活动，同时也表达了美好祈愿，如“赐吉祥”、“延寿命”、“辑万国”、“礼乐成”、“托玄德，长无衰”等，这些都属于祭神仪式上的祝嘏之辞。
值得注意的是，“灵”在郊祀仪式中既为神亦为巫，钱钟书称之为“一身二任”。
由巫扮神，载歌载舞，如同《惟泰元》记载“钟鼓竽笙，云舞翔翔”、《景星》所言：
“杂变并会，雅声远姚”，使仪式活动充满了戏剧性。
《郊祀歌》十九章的创作时间，据萧涤非先生所论，以《朝陇首》为最早，作于元狩元年（前122），以《象载瑜》为最晚，作于太始三年（前94），两者前后相距至28年之久。
今《汉书》所录次第，似不以时代为先后。
时间跨度虽然很长，但其内部结构是完整统一的，第一《练时日》、第十九《赤蛟》为迎送神曲，相当于大型祭祀乐舞的序曲与终曲；《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五首分祀中、东、南、西、北五帝，《帝临》为中央之帝即黄帝，“帝临中坛，四方承宇”，其余四首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之神；《惟泰元》、《五神》祀太一之神；《天地》、《日出入》祀天地之神及日神；《后皇》、《华烨烨》祀后土，《天门》记封禅望祠蓬莱，《天马》、《景星》、《齐房》、《朝陇首》、《象载瑜》等为颂瑞之作。
这些诗篇反映了武帝时代的文治武功，如《帝临》“海内安宁，兴文偃武”、《惟泰元》“灭除凶灾……九夷宾将”，同时体现了武帝本人追求游仙长生的个人色彩，如《日出入》以太阳运行、四季无穷而人生有限的强烈对比，表达此岸登仙的强烈愿望。
《天马》两首，一为“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一为“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太初四年所作“天马徕”重复六次，希望借助这一“龙之媒”来“逝昆仑”、“游阊阖，观玉台”，昆仑、蓬莱、泰山皆为传说中的仙界。
可以说，《郊祀歌》十九章在整个郊祀乐创作史上也是无可超越的典范之作。
二、郊祀制度之定型及其祭歌
汉宣帝即位以后，“修武帝故事”，神爵元年（前60）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畴，三月行幸河东（即汾阴，今山西荣河县）祠后土。
《汉书·郊祀志》记宣帝“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
《王褒传》：
“神爵、五风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诗歌，欲兴协律之事。
”保存在《宋书·乐志》卷4“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圣人出》、《上陵》、《上之回》、《远如期》4章，据清人陈沆考证，《圣人出》（《宋书·乐志》列为第十四）述宣帝起自民间而为天子之事。
《上陵》（《宋书·乐志》列第八）多言神仙瑞应之事，如“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汉书·宣帝纪》：
“神爵元年诏曰：
逎者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
”《续汉书·礼仪志》：
“正月上丁，祀南郊，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礼毕，以次上陵，太常乐奏食举。
”“世祖庙”即武帝庙，立于宣帝。
《乐府诗集》一六：
“西都旧有上陵。
东都之仪，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
按古辞，大略言神仙事，不知与食举曲同否。
”此诗盖上世祖陵所作。
《上之回》记甘露三年春，宣帝郊泰畴，于甘泉宫接受单于朝见之事。
《远如期》大略与《上之回》同时作，“专颂单于来朝”，“明皆宣帝时事”。
汉元帝于初元二年（前47）春正月幸甘泉，郊泰畴，后幸河东，祠后土，初元五年幸雍祠五畴。
《通典》卷42记载，成帝建始元年（前32）接受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奏议，“作长安南北郊”，将甘泉泰畴徙置长安，罢甘泉、汾阴祠，同时将汉初以来“雍、鄜、密、上下畴、九天、太一、三一、八神之属，并余淫祀陈宝等祀，所不应礼者四百七十所，皆罢。
”但后来匡衡坐事免官，成帝亦以“颇好鬼神”兼“无子”之故，甘泉、汾阴祠及诸淫祠又得以恢复。
《汉书，郊祀志》记载后哀帝即位，“寝疾，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宫，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
”可见西汉郊祀活动始终伴以求仙长生及张皇鬼神之巫术。
而在平帝元始年间，匡衡首倡的郊祀制度得到大司马王莽的推重，史称“元始故事”。
据《通典》卷42记载：
莽又颇改祭礼，云：
“天地有别有合。
其合者，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先祖配天。
先妣配地……其别者，天地有常住。
以冬日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祖配而遥祀群阳，夏日至，使有司
祀北郊，高后配而遥祀群阴。
”
王莽又将“皇天上帝”、“太一”、“后土”合并为“中央黄灵”，实即黄帝。
将汉初的“雍郊五畴”即青、赤、白、黑、黄五帝移置在长安，并依据《礼记·月令》之意将天地诸神合并归类，体现了天地神祠的秩序化和规范化：
兆天地之别神：
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地兆；东方帝太昊青灵勾芒畤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
西方帝少昊白灵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
这一“元始故事”体现了汉代郊祀活动由原始巫术及方术向儒家祭祀体系的回归。
尽管王莽的新朝很短暂，但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采“元始故事”，“立郊兆于洛阳城南”。
《宋书·乐志》卷1有记载：
汉光武平陇、蜀，增广郊祀，高皇帝配食（《祭祀志》：
“位在中坛上”），乐奏《青阳》、《朱明》、《西皓》、
《玄冥》、《云翘》、《育命》之舞。
北郊及祀明堂，并奏乐如南郊。
迎时气五郊：
春哥《青阳》，夏哥《朱明》，并
舞《云翘》之舞；秋哥《西皓》，冬哥《玄冥》，并舞《育命》之舞；季夏哥《朱明》，兼舞二舞。
“《青阳》、《朱明》、《西皓》、《玄冥》”，汉《郊祀歌》题为“邹子乐”，“《云翘》、《育命》之舞”，据《北堂书钞》卷107引《魏名臣奏》卢毓云“出自汉武”，“旧以祀天地”。
明帝永平二年，“始迎气于五郊”。
具体来说，立春日，迎春东郊，祭青帝句芒；立夏日，迎夏南郊，祭赤帝祝融；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立秋日，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日，迎冬北郊，祭黑帝玄冥。
明帝时分汉乐为四品，“大予乐”即太乐，为“郊庙上陵之所用”。
《后汉书·明帝本纪》：
“（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乐为大予乐。
”注引《尚书‘璇玑钤》：
“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
”《汉官仪》：
“太予乐令一人，秩六百石。
”东汉郊祀歌辞基本采用西汉武帝时的《郊祀歌》，罕有创造。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郊祀制度及郊祀歌辞
魏晋南北朝时代改朝换代频繁，郊祀活动亦频繁举行。
自汉末大乱，郊祀“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
”后曹操平定荆州，获汉雅乐郎杜夔，使创定雅乐。
《晋书·乐志》记载：
“时又有散骑侍郎邓静、尹商善训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
”《三国志‘文帝本纪》记载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受汉禅位，燎告天地。
《魏志·明帝本纪》记载明帝曹睿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自齐王曹芳正始以后，终魏代不复郊祀。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记载蜀汉刘备于章武二年营南郊于成都，孙权初摄尊号于武昌，祭南郊告天。
后王嗣位，终吴代不郊祀。
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二年（266）诏定郊祀，一是去除明堂、南郊祀仪中的“五帝”神位，同称吴天，以宣皇帝（司马懿）配天，后太康三年（282）重新恢复南郊五帝神位；二是“丘郊不异”，将祀天的“圜丘”与祭地的“方泽”合二为一，于二至（冬至、夏至）合祀。
泰始二年，诏郊祀明堂礼乐采用魏仪，使傅玄造郊祀之歌，有《祀天地五郊夕牲歌》、《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飨天地五郊歌》、《天地郊明堂夕牲歌》、《天地郊明堂降神歌》、《天郊飨神歌》、《地郊飨神歌》、《明堂飨神歌》等。
这些诗歌秉承“商周雅颂之体”，内容不外是颂晋代魏之合法性，美先祖之文德武功，希望上天及先祖歆享祭品，保佑子孙，诗体上采用典重古朴的四言体。
南朝频繁举行郊祀告天仪式，据金子修一统计，东晋自元帝建武元年（317）到恭帝义熙十四年（416）郊祀10次，刘宋自武帝永初元年（20）至顺帝元徽五年（477）郊祀22次，南齐自高帝建元元年（479）至和帝永元三年（501）郊祀10次，南梁自武帝天监元年（502）至武帝太清三年（547）共20次，陈自武帝永定元年（557）到后主太建十四年（582）11次。
南朝对郊祀仪式讲论甚精，概言之，一是天、上帝、五帝之关系及“备乐”问题，二是郊、丘是否一致及郊祀时间。
关于天与上帝。
《易·豫》：
“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孝经》：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上帝与天，连文重出。
“吴天上帝”与“五帝”在上古礼书中是有区别的。
《周礼·司服》：
“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
”汉代受纬书影响很深，刘向云：
“天神之大者昊天上帝，亦日太乙。
其佐日五帝，东方苍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纪，中央黄帝含枢纽。
牲帛及玉各依方色。
”清黄以周解释说：
“祀昊天之大神日昊天上帝，祀五行分王之神日五帝，兼祀五帝于南郊日旅上帝，兼祀六帝于圜丘又日大旅上帝。
祀为专祭，旅者，会而祭之也。
”南朝时人们不信纬书神话，晋、宋时将“五帝”神位从昊天上帝座前移走，而归属明堂祭祀。
《南齐书·乐志》：
“明堂祠五帝，汉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谢庄造辞，庄依五行数，木数用三，火数用七，土数用五，金数用九，水数用六。
”谢庄所造《明堂歌》，“歌青帝辞”三言，依木数；“歌赤帝辞”七言，依火数；“歌黄帝辞”，五言，依土数；“歌白帝辞”，九言，依金数；“歌黑帝辞”，六言，依水数。
南齐高帝（萧道成）建元二年，黄门郎谢超宗制郊庙明堂乐，多删颜延之、谢庄辞以为新曲。
梁武帝天监十七年，“南郊始除五帝祀”，将其归人明堂。
二是郊、丘是否一致及时间。
西汉诸儒董仲舒、匡衡、张谭等认为《周礼》圜丘即南郊。
而郑玄则说“祭昊天于圜丘，祭上帝于南郊”，晋代将南郊与圜丘合并。
南齐武帝永明元年，尚书令王俭引《礼记·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以及《左传》“启蛰而郊”，认为“圜丘与郊各自行，不相害也”。
帝天监三年，“帝曰：
圆丘自是祭天，先农即是祈谷……既祭昊天，宜在冬至。
祈谷时可依古，必须启蛰，在一郊坛，分为二祭”。
南朝郊祀乐歌具有比较突出的复古倾向，如南齐郊祀乐“尽以韶为名”，并规定了具体仪注。
“韶”来自于大舜传说“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梁武帝素谙音律，“乃定郊桎宗庙及三朝之乐”，国乐以“雅”为称，“止乎十二，则天数也”。
《隋书·音乐志》梁武帝认为“事人礼缛，事神礼简”，郊庙雅乐省并宫悬，“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
所谓“典诰大语”即“《五经》为本，其次《尔雅》、《周易》、《尚书》、《大戴礼》”及“唐虞诸书，殷颂周雅”，如“皇雅”取《诗·大雅》“皇矣上帝，临下有赫”；“涤雅”取《礼记·郊特牲》“帝牛必在涤三月”；“牲雅”取《左传》“牲牲肥腯”；“諴雅”取《尚书·大禹谟》“至诚感神”；“献雅”取《礼记·祭统》“尸饮五，君洗玉爵献卿”；“桎雅”取《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等等。
《乐府诗集》卷3《郊庙歌辞三》载《皇雅》三首、《涤雅》一首、《牲雅》一首、《牲雅》三首、《献雅》一首、《袒雅》二首，同书记载《梁南郊登歌》二首、《梁北郊登歌》二首及《梁明堂登歌五首》。
史载梁武帝时“礼乐制度，粲然有序”，然自候景之乱后，“乐府不修，风雅成尽”。
南朝陈沿袭前朝郊祀仪注，采用梁代乐章。
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始定圜丘、明堂及宗庙乐。
但陈后主即位，对郊庙乐歌毫无兴趣，《隋书·音乐志》：
及后主嗣位，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
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
又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薄。
男女唱扣，其音甚哀。
《代北》即代歌、北歌，为北魏拓跋史诗。
魏收《魏书·乐志》所称之“真人代歌”，“上述祖宗开基之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
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
”《隋书·经籍志》“小学类”有《国语真歌》10卷，可能即代歌150章。
“国语”即鲜卑语，代歌是用汉语写鲜卑语音而成。
北魏迁洛以后，对于拓跋旧物都以代、以北为称，所以北歌、代歌同义，两唐《乐志》都说北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
《魏书。
序纪》关于拓跋前史的史料出自《代歌》，迄今仍可称得上惟一史料。
北魏郊祀制度具有许多鲜卑旧习，如“西郊祀天”，《魏书·礼仪志》：
“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6），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
”“天兴元年（398），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
”祀天之礼用周典，“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
二年正月亲祠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五帝以下天文从食。
“天文”包括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乙、北斗等。
“天赐二年（405）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
”在祀天仪式中，“女巫”的活动值得注意，“女巫执鼓，立于陛之东、西面。
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
女巫升坛，摇鼓。
帝拜，若肃拜，百官内外尽拜。
”北方游牧民族普遍信奉萨满教即巫教，而在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的国家宗教中早已没有了巫教的位置。
北朝祀天仪式信从郑玄礼说，“五精帝”如灵威仰、赤熛怒等神名皆来源于纬书。
而南朝信奉《月令》，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等五帝祀奉于明堂。
北齐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高祖神武皇帝（高欢）配。
五精帝、天文等从祀。
又祀感生帝灵威仰于南郊，以高祖神武皇帝配。
北周以正月上辛祀吴天上帝于圜丘，以其先帝神农氏配，五帝、天文等从祀。
又祀感生帝灵威仰于南郊，以始祖莫那配。
关于北朝郊祀乐章，《乐府诗集·郊庙歌辞一》题解云：
“元魏、宇文继有朔漠，宣武以后，雅好胡曲，郊庙之乐，徒有其名……梁、陈尽吴楚之音，周、齐杂胡戎之伎。
”《隋书·音乐志上》记北齐后主“唯赏胡戎乐……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
同书记载北周太祖辅魏之时，得高昌乐伎。
北周武帝聘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
采用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
”“苏祗婆七调”亦于此时传人。
而郊庙雅乐不为时人所重，《周书》卷35《崔猷传》：
“时太庙初成，四时祭祀，犹设俳优角抵之戏，其郊庙祭官，多有假兼。
”太庙成了俗乐演出的场所。
隋代建立以后，沿袭前朝郊祀故事，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值得注意的是，隋代根据神格不同，划分不同祭祀等级。
《隋书·礼仪志》：
“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皇地祗、神州社稷、宗庙等为大祀；星辰、五祀、四望等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及诸星、诸山川等为小祀。
”文帝热衷天地祭祀，从开皇元年（581）至仁寿元年（601）亲祠南郊、祭感生帝以及方泽共9次，而炀帝除大业元年（605）孟春祀感生帝、孟冬祀神州外，几乎没有郊祀的记录，可以说对这一古老礼仪了无兴趣。
综而言之，从魏迄隋改朝换代频繁，正史中记载皇帝“亲郊”与否似乎成了改朝换代的主因。
新朝君主为宣布继承之合法性，告代祭天，自称“天子”，宣扬“受命”而得天下的正当性。
四、礼书的编纂与唐郊祀仪式的完善
历代礼乐之沿革，详于正史之《礼志》、《乐志》。
由汉迄唐，礼书的编纂可谓史不绝书。
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大搜经籍，得《周官》5篇，《士礼》17篇。
《汉书·艺文志》：
“《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戴圣删减而成49篇，即今本《礼记》。
隋文帝命太常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130篇。
唐太宗诏房玄龄、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撰成《贞观礼》138篇，分为100卷。
唐高宗以《贞观礼》为不备，诏长孙无忌、杜正伦、李义府、许敬宗等人，于显庆三年（658）改订增删，增之为130卷，为《显庆礼》。
玄宗时，学士张说以“唐《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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