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至唐郊祀制度沿革与郊祀歌辞研究.docx

1、汉至唐郊祀制度沿革与郊祀歌辞研究汉至唐郊祀制度沿革与郊祀歌辞研究摘要：郊祀祭天是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的中心，帝王通过“绝地天通”，获得沟通神圣世界与世俗国家的独占权，以之作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和终极来源。汉唐郊祀礼仪经过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汉武帝定郊祀之礼，具有方术和游仙色彩；汉末王莽确定了儒家祭祀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告代祭天”成为改朝换代的标志；隋唐时期大型礼书的编纂标志着郊祀制度的最终完善。郊祀仪式中的巫祭乐舞、游仙乐舞、民间俗乐、胡部新声丰富了郊祀乐歌的表现力和艺术性，郊祀乐章与诗篇是祈祷、祝颂等宗教情感的表现，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关键词：国家祭祀；郊祀制度；郊祀歌辞中国古代的郊庙祭

2、仪是国家祭祀体系的中心，经历了从远古到清代的漫长演变过程。“郊”简言之即南郊祀天，北郊祭地，“五郊”祀五帝，另外还有日月、山川、风雨雷电诸祭仪。“庙”即古代皇帝祭祀列祖列宗的宗庙。“帝”在郊天祭仪中指天帝，在宗庙祭仪中则指部落始祖。“帝”在甲骨文中或做束薪形，辞例有四百余版，为“燔柴祭天”之禋祀；或做花蒂形，古音与帝相近之字多有“根基”、“原始”等义，古帝如黄帝、炎帝、帝喾、帝挚等很可能是从始祖之意而称为“帝”的。当然，单从字形上来判断上帝的神格是困难的。西周时代，对上帝的称谓很多，如大雅云汉吴天上帝，月令皇天上帝，尚书吕刑、师询簋皇帝，大雅文王上帝，周颂思文、大丰簋天，大雅文王、井侯簋帝，召

3、诰、大克鼎皇天，周颂吴天有成命昊天等。对上帝、祖先的祭祀专名为“禘祭”，内容复杂，但大要不出祀天、祭祖两类。前者为“外祀”，实际上即殷周时代的郊社之礼；后者为“内祭”，为宗庙之礼。郊社之祀主要为“禋祀”，即升烟祭天，加牲体与玉帛于柴上焚烧，因烟气上达以致其精诚。尚书虞书：“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周颂维清：“肇禋”，郑笺：“文王受命，始祭天而征伐也。”洛诰：“明禋”，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在祭祀仪式中，周代保存的远古大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漤、大武都得到了应用。殷周祭祀制度对汉唐郊庙仪式具有很大影响。汉唐祭祀礼仪活动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对“天神”(即上

4、帝)、“地示”(即后土)及“人鬼”(即“先妣”、“先祖”)的祭祀是汉唐国家祭祀的主要内容，并且逐步定型为南郊祀天、北郊祭地、宗庙享人祖的仪式活动。郊祀仪式中，皇帝自称“天子”，通过“绝地天通”，祭祀天神与祖先，获得沟通神圣世界的独占权和神圣权威，作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和终极来源。一、武帝定郊祀之礼与郊祀歌西汉时代的郊祀活动以武帝时代为中心，可分为前武帝时代、武帝时代以及后武帝时代。武帝时代的郊祀活动非常频繁，大致经历了雍(今陕西风翔)郊五畴甘泉(陕西淳化)汾阴泰山明堂三个阶段。后武帝时代，雍郊五畴及甘泉汾阴之祀时断时续，经成帝时匡衡、平帝元始年间王莽建言废除，郊祀地点移至长安南北郊，郊祀制度因此

5、最终定型。据汉书郊祀志记载，当周平王东迁(前771)之时，秦始立为诸侯。秦襄公时，立“西畴”(颜师古注云：“名其祭处日畴”)祭祀“白帝”即少吴之神。后来秦宣公于渭南作“密畴”祭青帝，之后250年，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畴”祭黄帝，作“下畴”祭炎帝，“炎帝”即“赤帝”。秦始皇确立了“皇帝”的称号，为了宣示“皇帝”的正统性，巡狩天下，召集方士、儒生，举行封禅告天仪式。汉高祖人关，在秦时白、青、黄、赤四帝基础上加上“黑帝”之祠，称为“雍郊五畴”。高祖时代的祭祀仪式还不能称为国家宗教，具有很强的民间巫术色彩，当时的“祠祀官”大都为巫官担任，如“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之类，“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

6、巫社、巫祠之类；“秦巫”祠杜主、巫保之类，荆巫祠堂下、司命之类，九天巫祠九天，河巫祠河于临晋等等，以上“皆以岁时祠宫中”。天、地、五帝、东君(即日神)之类都是后来国家祭祀体系的重要对象。汉文帝即位，曾“幸雍郊见五畴”。武帝时虽有“郊雍”之举，但其祭祀的重心放在甘泉汾阴、泰山明堂之上。郊祀志记载：“(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畴无牢孰具，芬芳不备。”据此可知，“雍郊五畴”至此已衰落下去了。汉书郊祀志记毫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日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于是，武帝立太一神祠于长安东南。后“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武帝命祠官宽舒等仿照长安太

7、一神祠，在甘泉造太一神坛，“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武帝每三年亲郊祠甘泉太一、汾阴后土。据三辅黄图卷4记载：“甘泉苑，武帝置，沿山谷行，至云阳三百八十一里，西人扶风，凡周回五百四十里。苑中起宫殿台阁百余所，有仙人观，石阙(当为“关”)观、封峦观、鳷鹊观。”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为汉代六大宫殿之一(余为长乐、未央、建章、桂宫、北宫)。汉武帝时，郡国上计、诸侯朝觐、宴享藩夷、郊祀泰畴等皆在甘泉宫。据淳化县文化馆姚生民介绍。汉武帝时代的建筑遗迹如益延寿观、通天台、洪崖宫、迎风馆、昆明池、凌波殿、诸侯邸、紫坛殿等多有发现。郊祀仪式中的乐舞表演应该是最富有艺术性和激动人心的部分

8、。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雅乐舞蹈通常是由“良家子”、羽林孤儿之类的壮健男士组成，而在甘泉郊祀仪式中则由“女乐”充当。汉书郊祀志记载武帝讨平南越后，“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由此起。”三辅黄图卷5记载：“武帝时祭泰乙，上通天台，舞八岁童男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有故祠甘泉乐人，尚共击鼓歌舞，衣服鲜明，见盆子叩头言饥。盆子使中黄门禀之米，人数斗。后盆子去，皆饿死不出。”汉书郊祀志记成帝时丞相匡衡上言：“甘泉泰畴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坛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坛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女乐，石坛、仙人祠，瘗鸾路、骍驹、寓龙马

9、，不能得其象于古。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骍驹、龙马、石坛之属，宜皆勿修。”楚辞九歌：“荪壁兮紫坛。”汉书礼乐志载汉郊祀歌天地八：“爰熙紫坛，思求厥路。”师古注：“紫坛，坛紫色也。思求降神之路也。”可见“紫坛”是祭祀乐舞汇演的场所。史记乐书：“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颢，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论。”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10、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章之歌，昏祠至明。这段话明确传达出武帝时代“郊祀之礼”的内容，即甘泉祠太一，汾阴祭后土。从“采诗夜诵”至“昏祠至明”至少有三层意思：第一，立乐府的目的在于搜集“赵、代、秦、楚之讴”，这些都应属于祭歌。郊祀歌天地八：“千童罗舞成八溢，合好效欢虞泰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赵、代、秦、楚之讴”应该是指楚辞九歌；又有“展诗应律鋗玉鸣，函宫吐角激徵清。发梁扬羽申以商，造兹新音永久长。”说明九歌在当时确属“新音”。第二，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创作的“十九章之歌”，即郊祀歌十九章，保存在汉书礼乐志中。史记乐书：“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

11、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史记佞幸列传：“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郊祀歌十九章是武帝时代的辞赋家、诗人与音乐家共同创作的“新乐”。第三，与易豫彖辞“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即郊祀上帝并以始祖配天的宗教习惯不同，郊祀歌与楚辞九歌一样，描写了众多“灵”的活动，如迎神曲练时日写“灵之旃”、“灵之车”、“灵之下”、“灵之来”、“灵之至”、“灵已坐”、“灵安留”的过程，具有很强的表演性。如天地“璆磬金鼓，灵其有喜”、天门“灵浸鸿”、五神“灵舆位，偃蹇骧”，而在送神曲赤蛟中“灵已醉

12、”、“灵既享”、“灵殷殷”、“灵禗禗”、“灵将归”等神灵活动，同时也表达了美好祈愿，如“赐吉祥”、“延寿命”、“辑万国”、“礼乐成”、“托玄德，长无衰”等，这些都属于祭神仪式上的祝嘏之辞。值得注意的是，“灵”在郊祀仪式中既为神亦为巫，钱钟书称之为“一身二任”。由巫扮神，载歌载舞，如同惟泰元记载“钟鼓竽笙，云舞翔翔”、景星所言：“杂变并会，雅声远姚”，使仪式活动充满了戏剧性。郊祀歌十九章的创作时间，据萧涤非先生所论，以朝陇首为最早，作于元狩元年(前122)，以象载瑜为最晚，作于太始三年(前94)，两者前后相距至28年之久。今汉书所录次第，似不以时代为先后。时间跨度虽然很长，但其内部结构是完整统一

13、的，第一练时日、第十九赤蛟为迎送神曲，相当于大型祭祀乐舞的序曲与终曲；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五首分祀中、东、南、西、北五帝，帝临为中央之帝即黄帝，“帝临中坛，四方承宇”，其余四首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之神；惟泰元、五神祀太一之神；天地、日出入祀天地之神及日神；后皇、华烨烨祀后土，天门记封禅望祠蓬莱，天马、景星、齐房、朝陇首、象载瑜等为颂瑞之作。这些诗篇反映了武帝时代的文治武功，如帝临“海内安宁，兴文偃武”、惟泰元“灭除凶灾九夷宾将”，同时体现了武帝本人追求游仙长生的个人色彩，如日出入以太阳运行、四季无穷而人生有限的强烈对比，表达此岸登仙的强烈愿望。天马两首，一为“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

14、”，一为“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太初四年所作“天马徕”重复六次，希望借助这一“龙之媒”来“逝昆仑”、“游阊阖，观玉台”，昆仑、蓬莱、泰山皆为传说中的仙界。可以说，郊祀歌十九章在整个郊祀乐创作史上也是无可超越的典范之作。二、郊祀制度之定型及其祭歌汉宣帝即位以后，“修武帝故事”，神爵元年(前60)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畴，三月行幸河东(即汾阴，今山西荣河县)祠后土。汉书郊祀志记宣帝“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王褒传：“神爵、五风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诗歌，欲兴协律之事。”保存在宋书乐志卷4“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圣人出、上陵、上之回、远如期4章，据清人陈沆考证，圣人出(宋书乐志列为第

15、十四)述宣帝起自民间而为天子之事。上陵(宋书乐志列第八)多言神仙瑞应之事，如“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汉书宣帝纪：“神爵元年诏曰：逎者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续汉书礼仪志：“正月上丁，祀南郊，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礼毕，以次上陵，太常乐奏食举。”“世祖庙”即武帝庙，立于宣帝。乐府诗集一六：“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按古辞，大略言神仙事，不知与食举曲同否。”此诗盖上世祖陵所作。上之回记甘露三年春，宣帝郊泰畴，于甘泉宫接受单于朝见之事。远如期大略与上之回同时作，“专颂单于来朝”，“明皆宣帝时事”。汉元帝于初元二年(前47)春正月幸甘泉，郊泰畴，后幸河

16、东，祠后土，初元五年幸雍祠五畴。通典卷42记载，成帝建始元年(前32)接受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奏议，“作长安南北郊”，将甘泉泰畴徙置长安，罢甘泉、汾阴祠，同时将汉初以来“雍、鄜、密、上下畴、九天、太一、三一、八神之属，并余淫祀陈宝等祀，所不应礼者四百七十所，皆罢。”但后来匡衡坐事免官，成帝亦以“颇好鬼神”兼“无子”之故，甘泉、汾阴祠及诸淫祠又得以恢复。汉书，郊祀志记载后哀帝即位，“寝疾，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宫，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可见西汉郊祀活动始终伴以求仙长生及张皇鬼神之巫术。而在平帝元始年间，匡衡首倡的郊祀制度得到大司马王莽的推重，史称“元始故

17、事”。据通典卷42记载：莽又颇改祭礼，云：“天地有别有合。其合者，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别者，天地有常住。以冬日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祖配而遥祀群阳，夏日至，使有司祀北郊，高后配而遥祀群阴。”王莽又将“皇天上帝”、“太一”、“后土”合并为“中央黄灵”，实即黄帝。将汉初的“雍郊五畴”即青、赤、白、黑、黄五帝移置在长安，并依据礼记月令之意将天地诸神合并归类，体现了天地神祠的秩序化和规范化：兆天地之别神：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地兆；东方帝太昊青灵勾芒畤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荧惑星、南宿

18、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帝少昊白灵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这一“元始故事”体现了汉代郊祀活动由原始巫术及方术向儒家祭祀体系的回归。尽管王莽的新朝很短暂，但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采“元始故事”，“立郊兆于洛阳城南”。宋书乐志卷1有记载：汉光武平陇、蜀，增广郊祀，高皇帝配食(祭祀志：“位在中坛上”)，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云翘、育命之舞。北郊及祀明堂，并奏乐如南郊。迎时气五郊：春哥青阳，夏哥朱明，并舞云翘之舞；秋哥西皓，冬哥玄冥，并舞育命之舞；季夏哥朱明，兼舞二舞。“青阳、朱明、西皓、玄冥”，汉郊祀歌题为“邹子乐”，“云翘、

19、育命之舞”，据北堂书钞卷107引魏名臣奏卢毓云“出自汉武”，“旧以祀天地”。明帝永平二年，“始迎气于五郊”。具体来说，立春日，迎春东郊，祭青帝句芒；立夏日，迎夏南郊，祭赤帝祝融；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立秋日，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日，迎冬北郊，祭黑帝玄冥。明帝时分汉乐为四品，“大予乐”即太乐，为“郊庙上陵之所用”。后汉书明帝本纪：“(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乐为大予乐。”注引尚书璇玑钤：“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汉官仪：“太予乐令一人，秩六百石。”东汉郊祀歌辞基本采用西汉武帝时的郊祀歌，罕有创造。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郊祀制度及郊祀歌辞魏晋南北朝时代改朝换代频繁，郊祀活

20、动亦频繁举行。自汉末大乱，郊祀“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后曹操平定荆州，获汉雅乐郎杜夔，使创定雅乐。晋书乐志记载：“时又有散骑侍郎邓静、尹商善训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三国志文帝本纪记载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受汉禅位，燎告天地。魏志明帝本纪记载明帝曹睿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自齐王曹芳正始以后，终魏代不复郊祀。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记载蜀汉刘备于章武二年营南郊于成都，孙权初摄尊号于武昌，祭南郊告天。后王嗣位，终吴代不郊祀。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二年(266)诏定郊祀，一是去除明堂、南郊祀仪中的“五帝”神位，同称吴

21、天，以宣皇帝(司马懿)配天，后太康三年(282)重新恢复南郊五帝神位；二是“丘郊不异”，将祀天的“圜丘”与祭地的“方泽”合二为一，于二至(冬至、夏至)合祀。泰始二年，诏郊祀明堂礼乐采用魏仪，使傅玄造郊祀之歌，有祀天地五郊夕牲歌、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飨天地五郊歌、天地郊明堂夕牲歌、天地郊明堂降神歌、天郊飨神歌、地郊飨神歌、明堂飨神歌等。这些诗歌秉承“商周雅颂之体”，内容不外是颂晋代魏之合法性，美先祖之文德武功，希望上天及先祖歆享祭品，保佑子孙，诗体上采用典重古朴的四言体。南朝频繁举行郊祀告天仪式，据金子修一统计，东晋自元帝建武元年(317)到恭帝义熙十四年(416)郊祀10次，刘宋自武帝永初元年

22、(20)至顺帝元徽五年(477)郊祀22次，南齐自高帝建元元年(479)至和帝永元三年(501)郊祀10次，南梁自武帝天监元年(502)至武帝太清三年(547)共20次，陈自武帝永定元年(557)到后主太建十四年(582)11次。南朝对郊祀仪式讲论甚精，概言之，一是天、上帝、五帝之关系及“备乐”问题，二是郊、丘是否一致及郊祀时间。关于天与上帝。易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与天，连文重出。“吴天上帝”与“五帝”在上古礼书中是有区别的。周礼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汉代受纬书影响很深，刘向云：“天神之

23、大者昊天上帝，亦日太乙。其佐日五帝，东方苍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纪，中央黄帝含枢纽。牲帛及玉各依方色。”清黄以周解释说：“祀昊天之大神日昊天上帝，祀五行分王之神日五帝，兼祀五帝于南郊日旅上帝，兼祀六帝于圜丘又日大旅上帝。祀为专祭，旅者，会而祭之也。”南朝时人们不信纬书神话，晋、宋时将“五帝”神位从昊天上帝座前移走，而归属明堂祭祀。南齐书乐志：“明堂祠五帝，汉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谢庄造辞，庄依五行数，木数用三，火数用七，土数用五，金数用九，水数用六。”谢庄所造明堂歌，“歌青帝辞”三言，依木数；“歌赤帝辞”七言，依火数；“歌黄帝辞”，五言，依土数；“歌白帝辞”，九

24、言，依金数；“歌黑帝辞”，六言，依水数。南齐高帝(萧道成)建元二年，黄门郎谢超宗制郊庙明堂乐，多删颜延之、谢庄辞以为新曲。梁武帝天监十七年，“南郊始除五帝祀”，将其归人明堂。二是郊、丘是否一致及时间。西汉诸儒董仲舒、匡衡、张谭等认为周礼圜丘即南郊。而郑玄则说“祭昊天于圜丘，祭上帝于南郊”，晋代将南郊与圜丘合并。南齐武帝永明元年，尚书令王俭引礼记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以及左传“启蛰而郊”，认为“圜丘与郊各自行，不相害也”。帝天监三年，“帝曰：圆丘自是祭天，先农即是祈谷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谷时可依古，必须启蛰，在一郊坛，分为二祭”。南朝郊祀乐歌具有比较突出的复古倾向，如

25、南齐郊祀乐“尽以韶为名”，并规定了具体仪注。“韶”来自于大舜传说“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梁武帝素谙音律，“乃定郊桎宗庙及三朝之乐”，国乐以“雅”为称，“止乎十二，则天数也”。隋书音乐志梁武帝认为“事人礼缛，事神礼简”，郊庙雅乐省并宫悬，“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所谓“典诰大语”即“五经为本，其次尔雅、周易、尚书、大戴礼”及“唐虞诸书，殷颂周雅”，如“皇雅”取诗大雅“皇矣上帝，临下有赫”；“涤雅”取礼记郊特牲“帝牛必在涤三月”；“牲雅”取左传“牲牲肥腯”；“諴雅”取尚书大禹谟“至诚感神”；“献雅”取礼记祭统“尸饮五，君洗玉爵献卿”；“桎雅”取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26、，等等。乐府诗集卷3郊庙歌辞三载皇雅三首、涤雅一首、牲雅一首、牲雅三首、献雅一首、袒雅二首，同书记载梁南郊登歌二首、梁北郊登歌二首及梁明堂登歌五首。史载梁武帝时“礼乐制度，粲然有序”，然自候景之乱后，“乐府不修，风雅成尽”。南朝陈沿袭前朝郊祀仪注，采用梁代乐章。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始定圜丘、明堂及宗庙乐。但陈后主即位，对郊庙乐歌毫无兴趣，隋书音乐志：及后主嗣位，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又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薄。男女唱扣，其音甚哀。代北即代歌、北歌，为北魏拓跋史诗。魏收魏书乐

27、志所称之“真人代歌”，“上述祖宗开基之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隋书经籍志“小学类”有国语真歌10卷，可能即代歌150章。“国语”即鲜卑语，代歌是用汉语写鲜卑语音而成。北魏迁洛以后，对于拓跋旧物都以代、以北为称，所以北歌、代歌同义，两唐乐志都说北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魏书。序纪关于拓跋前史的史料出自代歌，迄今仍可称得上惟一史料。北魏郊祀制度具有许多鲜卑旧习，如“西郊祀天”，魏书礼仪志：“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6)，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天兴元年(398)，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祀天之礼用周典，“

28、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二年正月亲祠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五帝以下天文从食。“天文”包括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乙、北斗等。“天赐二年(405)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在祀天仪式中，“女巫”的活动值得注意，“女巫执鼓，立于陛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坛，摇鼓。帝拜，若肃拜，百官内外尽拜。”北方游牧民族普遍信奉萨满教即巫教，而在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的国家宗教中早已没有了巫教的位置。北朝祀天仪式信从郑玄礼说，“五精帝”如灵威仰、赤熛怒等神名皆来源于纬书。而南朝信奉月令，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等五帝祀奉于明堂。北齐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于

29、圜丘，以高祖神武皇帝(高欢)配。五精帝、天文等从祀。又祀感生帝灵威仰于南郊，以高祖神武皇帝配。北周以正月上辛祀吴天上帝于圜丘，以其先帝神农氏配，五帝、天文等从祀。又祀感生帝灵威仰于南郊，以始祖莫那配。关于北朝郊祀乐章，乐府诗集郊庙歌辞一题解云：“元魏、宇文继有朔漠，宣武以后，雅好胡曲，郊庙之乐，徒有其名梁、陈尽吴楚之音，周、齐杂胡戎之伎。”隋书音乐志上记北齐后主“唯赏胡戎乐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同书记载北周太祖辅魏之时，得高昌乐伎。北周武帝聘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苏祗婆七调”亦于此

30、时传人。而郊庙雅乐不为时人所重，周书卷35崔猷传：“时太庙初成，四时祭祀，犹设俳优角抵之戏，其郊庙祭官，多有假兼。”太庙成了俗乐演出的场所。隋代建立以后，沿袭前朝郊祀故事，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值得注意的是，隋代根据神格不同，划分不同祭祀等级。隋书礼仪志：“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皇地祗、神州社稷、宗庙等为大祀；星辰、五祀、四望等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及诸星、诸山川等为小祀。”文帝热衷天地祭祀，从开皇元年(581)至仁寿元年(601)亲祠南郊、祭感生帝以及方泽共9次，而炀帝除大业元年(605)孟春祀感生帝、孟冬祀神州外，几乎没有郊祀的记录，可以说对这一古老礼仪了无兴趣。综而言之，从魏迄隋

31、改朝换代频繁，正史中记载皇帝“亲郊”与否似乎成了改朝换代的主因。新朝君主为宣布继承之合法性，告代祭天，自称“天子”，宣扬“受命”而得天下的正当性。四、礼书的编纂与唐郊祀仪式的完善历代礼乐之沿革，详于正史之礼志、乐志。由汉迄唐，礼书的编纂可谓史不绝书。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大搜经籍，得周官5篇，士礼17篇。汉书艺文志：“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戴圣删减而成49篇，即今本礼记。隋文帝命太常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130篇。唐太宗诏房玄龄、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撰成贞观礼138篇，分为100卷。唐高宗以贞观礼为不备，诏长孙无忌、杜正伦、李义府、许敬宗等人，于显庆三年(658)改订增删，增之为130卷，为显庆礼。玄宗时，学士张说以“唐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