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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多少书
读多少书
读多少书
常常这样对自己说,不读书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不思考不知道自己的浅薄.
在书面前,我常常感到畏惧和空虚.
想读书,可是书海浩瀚,怎么读书,读什么书,
也成了个问题.很多人常常面对一大堆书却如老虎啃天,无从下口.
有个同学在课堂上跟老师说他很想读书,但是不知道读什么书.
南方周末阅读版的秘密书架,也许可以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
虽说读书要读原著,可是原著也是汗牛充栋,那么就读大师们推荐的书吧
读大师读过的书,也是一条捷径,至少是一种不错选择.
对此,笔者收集了部分南方周末"我的秘密书架"栏目文章.
和大家一起分享,不完整的地方希望各位豆友补上.
李强：
西方历史的政治解读
以政治学理论为业有一些特殊的乐趣，其中之一便是读书比较泛，举凡哲学、历史、经济、法律、社会学等都与政治有关，均需有所涉猎。
而且，久而久之，以政治的视角读书，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以历史为例，不同的人读历史会有不同的感受。
一部西方史，在艺术家、哲学家或文学家眼中，会呈现出颇为不同的景象。
哲学家往往会对古希腊文明叹为观止，海德格尔专家陈嘉映曾盛赞“说不尽的希腊文化美”，这在哲学家中颇为典型。
不过，对一个研究政治理论的人来说，西方历史也许会展示出一幅不同的画面。
当然，这里首先涉及一个问题：
什么是政治？
不管人们对政治如何解释，我以为政治的基本关怀就是在一个群体内部维持稳定与秩序，当该群体与其他群体发生冲突时，保障安全与尊严。
如果用这一标准来阅读西方历史，就会得出一些与哲学史专家全然不同的结论。
譬如，希腊被公认为西方文明的滥觞之地。
在哲学家眼中，希腊文明美不胜收，哲学、艺术、悲剧、史诗群星璀璨，构成西方文明的坚实基础，写下了整个人类文化史上至为灿烂辉煌的一页。
但是，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希腊文明的价值恐怕会大打折扣。
当时，在爱琴海与爱奥尼亚海之间这块今天看来并不广阔的土地上，存在着上百个城邦，尽管这些城邦出现了像雅典民主这样伟大的制度，为后人的政治理论探讨提供了很多启迪，但从政治的视角来看，希腊的政治实在难以令人憧憬。
城邦规模较小，少则几万人，多则二三十万人。
而且，城邦之间战争频仍。
最终，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两大军事同盟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整个希腊文明元气大伤。
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细记载了这场战争，可谓第一部伟大的西方政治名著。
希腊衰颓之后，罗马取而代之。
许多人把罗马仅仅看成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认为在哲学、艺术、文学等方面罗马文明比希腊文明大为逊色。
但若从政治的角度视之，罗马乃是西方第一个真正奠定了现代政治基础的民族。
波利比乌斯（Polibius）在其《罗马帝国的崛起》（TheRiseofRomanEmpire）中描述了罗马共和国的崛起，描述了罗马如何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经过短短53年时间，从一个城邦共和国发展为横跨三大洲的帝国。
波利比乌斯将罗马成功的秘密，归因于罗马的共和政体与公民的美德。
对于罗马人的美德，巴洛的《罗马人》有相当敏锐的观察。
巴洛告诉我们，“罗马精神是农夫和士兵的精神；但既非农夫，亦非士兵，而是农夫－士兵（farmer－soldier）的精神”。
罗马人的性格与希腊人迥然不同。
罗马人“质朴”、“严肃”、“虔诚”、“淡泊”、“勤勉”、“严以待己”、“无比坚强”。
罗马人崇尚“行动”，而不是思考。
她蔑视希腊人的文过饰非、夸夸其谈。
借用我国传统儒家“文质彬彬”的提法，希腊人是“文胜质”，而罗马人则有“质胜文”的倾向。
罗马人对美德的追求可以在罗马留给后代的经典著作中得到印证。
在这方面，西塞罗也许是最好的例子。
西塞罗既是古罗马伟大的政治家，又是在西方文明史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
他的《国家篇》与《法律篇》包含了古典共和主义理念的权威阐释。
不过，我更喜欢阅读他的《论老年》、《论友谊》和《论责任》。
尤其是《论责任》，该篇是西塞罗写给在雅典学习的儿子马尔库斯的信，类似于我们的《傅雷家书》或诸葛亮的《诫子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儿辈如何成人的谆谆教诲。
西塞罗告诫儿子要以追求“道德上的善”为目标，履行人生的“道德责任”。
尽管西塞罗的“善”的理念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但仔细阅读他的著作，我们还是可以体察罗马精神和希腊精神的区别。
罗马人的“善”体现了坚毅、质朴，体现了对政治共同体的责任与挚爱，体现了为共同体战斗、牺牲的精神。
西塞罗在信中对希腊精神和罗马精神作了对比，他说，他十分欣赏希腊哲学中对于真、善、美的孜孜追求，以及充满思辨精神的形而上学特征，他嘱咐儿子有机会一定要阅读希腊哲学。
但与此同时，他也非常明确地告诉儿子，要认真阅读父亲的演讲与哲学著作。
“因为，虽然这些演讲显示出一种比较奔放刚健的风格，但我的哲学著作中那种冷静谨慎的风格也是值得培养的。
另外还因为，迄今为止在希腊人中我还未曾见到过一个集这两种风格于一身，既滔滔不绝地演说又能平心静气地讨论哲学的人……”
当我们阅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人》以及西塞罗的“三论”之后，希腊与罗马这两个文明在政治上的差异就非常清晰了。
前者追求真善美，追求自然的正当，后者却以美德、以共同体利益作为至高无上的标准来构建共和国。
在政治上，后者显然是成功者。
一方面，罗马共和国内部秩序井然有条；另一方面，也是西方人常常炫耀的，就是罗马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以短短53年时间，建成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伟大帝国，这个帝国奠定了整个西方后来历史演进的物质地理基础。
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
大约从11世纪开始，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兴起了现代意义的国家。
在欧洲现代国家构建以及现代化进程中，最早肇兴而且后来最成功的，莫过于英国。
包括休谟在内的许多英国史家喜欢将英国人视为“罗马人的后裔”。
有一部在西方极为畅销的、由SimonSchama撰写的多卷本英国历史，在追溯英国的历史渊源时，着力探索罗马与英国的关系。
该书第一卷的书名《在世界边缘》（AttheEdgeoftheWorld？
）会激起读者的无边遐想。
这片相对于当时“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及其“内湖”地中海——而言的蛮荒之地，这个由数代罗马统治者苦心攻略经营的海外殖民省，居然自诩为罗马人的后裔，而且居然在近代成为世界的中心，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开拓者，成为现代世界秩序的构建者！
英国人以罗马后裔自居，并不是在民族或血缘意义上讲的，而是在政治制度与文化层面上讲的。
任何一个描述英国政治制度的人都不会忽略英国宪法的混合政体原则。
这一原则恰恰是罗马共和国政体原则的近代翻版。
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对英国近代宪政的起源与沿革尚缺乏有分量的研究。
2001年，中国法制出版社重印了民国时期翻译出版的英国著名法学家戴雪的《英宪精义》（雷宾南译），是英国宪政难得的优秀读本。
除了政治制度外，英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也与罗马文化有相似之处。
像罗马人一样，英国人质朴、坚毅，不尚浮华。
他们在哲学上不耽迷过于形而上学的思辨，文学艺术上也不崇尚令人目眩的虚华成就。
英国哲学以经验主义为特征，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基于这种哲学之上，英国人在探讨政治问题时注重历史与经验，从不试图根据抽象的形而上学理念推导出现实的政治原则。
英国著名史学家G.M.Trevelyan在其多卷本的《英国历史》（HistoryofEngland）中曾自我解嘲似的写道，英国产生过伟大的政治家，却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政治理论家，英国政治的奥秘是由孟德斯鸠等欧洲大陆学者发现的。
我以为，G.M.Trevelyan在这里并不是恭维大陆理论家，而是为英国人注重实际、不尚浮华的文化自豪。
当然，最能体现罗马精神现当代风貌的首推美国。
西方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精神带有强烈的罗马影响的烙印。
“罗马的荣耀、权力与美德”激起美国制宪之父的无限向往。
“罗马的榜样给了美国人民试图建立一个均衡的大陆共和国的勇气……而罗马堕落为专制主义以及后来英国的堕落为美国提供了令人恐惧的警示。
”无论从美国制宪时期重要人物的笔名，演讲的引文，还是制度的设计，都可以清楚地看出罗马的影响。
最近国内翻译出版了两卷本《辩论：
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对于任何想要了解美国政治和历史的人来讲，这本书都是值得推荐的。
该书详尽记录了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全过程，再现了当时的著名政治家的风貌。
认真阅读过这部文献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美国宪法是在罗马模式、英国宪政模式的基础上构建的。
而且，麦迪逊、汉密尔顿等宪法之父身上所展示的美德，恰恰是我们所熟悉的坚毅、审慎、务实、爱国的罗马精神。
美国人从建国第一天起就有在新大陆构建“新罗马”的梦想，这一梦想持续至今，愈久弥坚。
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阅读西方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西方历史几千年，尽管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方面英才辈出，灿烂多姿，但是在政治方面真正成功的例子，不过罗马人及其后裔，即古罗马、英国和美国。
如果允许我作一种比较简单化的概括的话，西方文明在政治上实际存在两个传统：
一个是上述“罗马－英国－美国”的传统，另一个则是希腊开启的传统。
后者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精神中得到升华，又在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的近现代德国哲学中得到更为完善的展现。
德国哲学家大多崇拜希腊哲学，因此德国人在政治上也追求至善至美，追求永恒的自然正当与绝对的真理。
这一特征既可以从康德哲学中看到，也可以从当代德国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哲学家那里发现。
但是，正如当代英国一位极为出色的政治哲学家彼德?
拉斯莱特（PeterLaslett）所言，政治乃至关重要之大事，绝不应轻易交付哲学家处理。
政治事务的处置需要审慎、务实与坚毅，需要经验和智慧，而哲学家只能提供理性与原则。
哲学指导下的政治很难成为成功的政治。
今年国内有一本颇为畅销的《往事并不如烟》，书中引用张君劢先生的一句话，“学政治（学），要在英国。
学哲学，要在德国”，的确颇富见地。
李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著有《自由主义》（中国社科出版社）。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西方政治哲学，马克斯?
韦伯的社会政治理论，西方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命运。
南方周末2004-06-10
载2004年9月2日《南方周末》
小俗堂选美谱
——我的秘密书架
戈 革
戈革。
科学史家。
1949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石油大学（北京）退休教授，11卷《尼尔斯?
玻尔集》汉译者，著有《宏观电磁场论》、《尼耳斯?
玻尔－－他的生平、学术和思想》等。
2001年7月，获丹麦女王马格丽特二世授予的“丹麦国旗勋章”。
老夫今年八十有二（周岁），视力本很不好，近更屡作阶梯式的下降，现在用美国放大镜读那等字迹又小又灰的书刊，真如在“蚩尤之雾”中看那五里开外之花，故俺已渐渐进入“不读书、不看报”之挨骂境界矣！
乃忽得本报编辑电话，命我写一篇2500字的短文，谈谈平生最爱之书，这真如“打鸭子上架”的一般，奈何，奈何！
伏思小老儿本是书痴，虽然被那混账小辈贬为“既无……，又不……”，但平生所见之书，倒也非“千手观音”之屈指可数，然而老夫岂是那种动不动就写出“自我包装”之肉麻怪文的“著名学者”乎？
这便怎么处？
幸好俺还练得有“救命三招”的功夫。
当年某前辈学者喜欢词曲，所刻之书称为“不登大雅堂丛书”。
俺一生爱读小说，当年拿到某一小说，便作出顾不得学年考试而开夜车读小说的痴事来。
因此现在准备抛开所有的圣经贤传、煌煌巨著，专门在那种“闲书”中讨讨“生活”，开一“花榜”，倒也有趣。
此种花榜，当然不能“教育”别人，更难夸张自己，只能算得一个“无聊之极”。
夫不登“大雅”，便是“小俗”；开列“花榜”，便是现代之“选美”。
以上是“题解”，现在张榜如下。
第一，当然首推《红楼梦》。
当年我读《红楼》，不知几百千遍，直到能知其中每一小人物事迹，能背所有回目及诗词曲，例如宝玉在酒宴上唱的“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和甄士隐为《好了歌》所作的注释“陋室空堂……”等等。
我不知《红楼》对我们这一辈人何以有偌大魅力。
我的晚一辈人已较少读它，再晚一辈人已经绝少读它而改看日本式的漫画书了。
第二，《西游记》。
所谓“奸、盗、邪、淫”四大名著中，我只喜欢《西游记》，可惜此书已被“电视剧”完全糟踏了！
第三，《儿女英雄传》。
尤其是旧有一种评注本。
评者和作者配合得有如两位相声演员。
本书的语言十分流畅动人，但现在青年人已无法欣赏之！
第四，《聊斋志异》。
现代人不能欣赏，便永远失去了一部分生活乐趣。
第五，武侠小说中有一种评书话本，最著名者当推《三侠剑》（作者张杰鑫），现在已绝迹，晚出者都是删节本，不好！
第六，幼时爱读《江湖奇侠传》，五十年前书被禁，后再印出，我已不喜欢了。
第七，几年以前，我买了并读了《还珠楼主小说全集》，其中最负盛名者当然是《蜀山剑侠传》和《青城十九侠》。
另有一书名《云海争奇记》，也颇精彩。
但还珠的小说大多没有写完，令人至感遗憾！
第八、金庸小说的优缺点在此不能评论。
我认为这是所谓“现代武侠小说”中惟一可以反复阅读者，别人的作品大多不堪卒读。
我尤其反对古龙，认为他的书和混帐电视连续剧是一路货色，而金庸的书一改成电视剧便都被破坏了。
金书中我也选《天龙八部》。
我曾作《挑灯看剑话金庸》一书，无人肯予出版。
后来书稿被一台湾人骗去，现其人已死，书稿不知能否追回也。
拙稿中有一章论“谁是理想的情人”，于金著诸女角中我首选王语嫣，并有《鹧鸪天》咏之曰：
生小琅环读秘书，由来国色出姑苏，
分明井底投怀燕，正是心头记事珠。
辞绣阁，走江湖。
幡然一悟辨贤愚。
年年大理茶花好，恩爱深宫锦不如。
第九，外国小说我也读得不少，尤其是所谓的“经典著作”。
我不管专家们怎么说，我自己认为《一千零一夜》真是一部奇书，但它比不上我国的《西游记》。
第十，欧洲小说中确实有许多动人心魄者，但我是一凡人，最喜欢的是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
说也奇怪，此书我在“文革”以前竟未读过。
“文革”中我被诬定为“秃头无字反革命”。
有一次到北京就医（那时学校在山东），因缘际会地借到了该书下册的英文本，我从晚上读起，一直读到次日黎明，直到读完才睡觉。
这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大开“夜车”。
第十一，外国的侦探小说，我也读过不少，成套的，单本的，都有。
其风格和情节虽然十变万化，但仔细想来最佳者仍然应推它们的老祖先《福尔摩斯探案》。
其他如克里斯蒂的那些书，几乎只有一个套路，令人读后便忘，留不下深刻的印象。
第十二，我在丹麦，有一天收到华人企业家范岁久先生（“春卷大王”，已故）寄来的一封“信”，里边是一本小书，叫做AnimalFarm。
我读后大为惊讶，认为这真是文学作品中的精品和绝品！
我因为不是小说专家，当时对此书作者还一无所知。
后来和当时哥本哈根大学的校长（已故，物理学家）奥维?
纳坦教授谈起。
他说该书作者还有一书叫做《1984》。
他写信到英国去给我买了来，同时还买了阿瑟?
库斯特勒的小说DarkattheNoon（《正午的黑暗》）。
但是我读后都不喜欢，觉得大大不如ＡnimalFarm。
从那时起，我和丹麦朋友多次谈起此书，才知他们早就读过，而且在日常谈话中常常引用书中的“掌故”，就如我们当年在清华时常常引用钱钟书《围城》中的“掌故”那样。
回得国来，我也有时和很少的几个晚辈友人谈起那本书，并先后买了好几本（因为书太小，很容易丢失）。
他们告诉我，此书有过中文译本，名叫《动物农庄》。
但我至今没见过那种译本。
考虑到原书的机智灵动，我只怕咱们中国的译者未必能译得很好。
即以书名而论，我就感到译得太平凡，不能传达原作者的那些奇思。
我认为，译作《禽兽农庄》也许会更好一些。
据说外国的某些文学史家认为，此书的作者乔治?
奥威尔可以和历史上的英国作家Swift想媲美，而《禽兽农庄》也可以和Swift的《格列佛游记》相抗衡。
这是对作者的很高评价，但是我却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格》书的冷隽、辛辣和“慈悲”，还有逊于《禽》书，而《格》书的幻灭性则超过《禽》书。
好了，我已从中外小说中选出了十二种我所最有印象者。
古时凡是小说，都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
故我所选之书，也可称为“小俗堂十二金钗”了。
今思老夫一生倒霉，不曾片刻过过“官瘾”，故曾有“自寿词”句云；“一生不戴乌纱帽，半路常逢白眼狼”，实非虚语。
今日托本报编辑者之福，居然当了一回“考官”，于“荣耀”中又感惭愧。
于是俺又想起一则笑话来：
古时读书人在考取“秀才”之前被称为“童生”，谓其学识还是儿童的水平也。
有一八旬老头去应“童子试”（考“秀才”）。
考官见他年老，就送他一副对联来讽刺他。
联曰:
年过八旬尚称“童”，可谓“寿”考，
至今五经犹未熟，不愧书“生”。
现在俺也“年过八旬”，而且也一辈子不曾得过任何“学位”。
这副对联，对俺的情况倒也贴切，
惭愧啊惭愧！
2004年8月12日脱稿于京郊
秘密书架：
史学如何“有用”？
□邱澎生
刚做历史系本科生时，我很喜欢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因为自己当时读书理解能力有限，这两本类似讲演授课的著作，想来应是比较容易亲近钱先生精深学术的利济津梁。
对刚接触现代史学的新生而言，我觉得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很有助益，该书展现一位秀异史家如何精彩结合传统史料与当代欧美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分析综合功力。
大三左右，林毓生带回经他消化诠释的哈耶克、迈克尔?
博兰尼，在台湾掀起些风潮。
我由林先生的《思想与人物》获益不少，对他介绍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如何严格要求研究生细索各种“原典”的教育理念，以及林先生以此经验为基础而提倡的“比慢精神”，很是神往；我至今仍依稀记得，当时夹生夹熟地咀嚼柏拉图《克里同》的乐趣。
大四毕业前夕，原欲改读农业经济学的志愿因故未能贯彻，我终于报考了历史研究所。
当时我抱定决心，就算未录取，至少也要在离别历史系前好好读本中国通史。
大概是考前两个月吧，除了准备西洋通史等应考科目外，我把力气主要花在《国史大纲》上，这项决定使我对中国史自身变迁大势有进一步理解，至今仍觉受益无穷。
进入台湾大学历史所第一个学期，修习古伟瀛老师的“西方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与古老师合译了美国史家柯保安（内地译为柯文）甫出版的新作：
《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回顾与前瞻》（内地译为《在中国发现历史》）。
研读此书至少对我有两个好处：
一是其标举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径”，正好堪与《国史大纲》所论中国历史变迁精义相比较；二是这书介绍的种种中国社会停滞论，正好成为我读书思考时的主要论敌，这些论敌隐约激发我以《国史大纲》所习精义与其辩驳的动力，并勾起我修课与写论文的热情。
当时台大历史所的明清史师资阵容很强大，除了我的指导老师徐泓先生外，刘翠溶、郑培凯、刘石吉、梁其姿、石锦等先生都陆续开课，使我对明清史的兴趣愈来愈广。
除了明清史外，中国上古、中古史的重要海内外学者，也常是当时系主任徐泓教授邀约开课的对象，我十分庆幸，赶上了当年台大历史所办学的盛况。
无论是老师们介绍的明清史重要研究，或是读《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愈知晓这些作品的基本理路，便愈让我感到《国史大纲》传递的中国历史内部变迁动力仍有许多可发挥处，这直接影响了我的硕士论文对“行会”问题的讨论。
写博士论文时，我将研究重心放在明清苏州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间的关系，研究取径则侧重都市史“公共领域”与经济史“制度创新”等议题，这些研究取径的发展，与阅读社会科学著作有较多关连。
在社会科学之外，我自本科生起，即在校外随一位老先生读“四书五经”与几部子书，老先生讲“夏学”、宗主熊十力先生学术，懵懂之间，我在这样一种每周上课一到两个晚上的“夏学”私塾呆了好多年，直到博士班三年级某天，那是个大雨滂沱的周六午后，研究生室一片清肃，我读着熊十力先生《读经示要》，对老先生经常耳提面命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人之彦圣，其心好之”等“群学”要旨，以及“见群龙无首，吉”、“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等传统政治理想，似有会心。
此后，这种经验似也形成一种时隐时显的综摄力量，对自己后来的研究甚至是抉择未来志业，都有一定影响。
我想，若拿《读经示要》配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阅读，未尝不是认识自己所属人群如何想象“理想社会”的好方法。
我主要研究经济史，以目前的有限阅读经验论，我觉得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以及经济人类学，都是很可推介的次学科。
前者以科斯为首，他的《企业、市场与法律》所收多篇论文已是经典之作，我常拿张五常的博雅诠释对照科斯著作阅读；至于制度经济史，我很喜欢道格拉斯?
诺斯说故事的方式，也努力研读其著作（目前已有三部中译：
《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
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刘瑞华，对诺斯著作有较地道说明）。
经济人类学方面，黄应贵先生的授课大纲深具体系与脉络（可在网络上找到）；而对历史系学生而言，卡尔?
博兰尼的《巨变：
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湾出版的中译本导论很精要，既可看到这位与哈耶克针锋相对的学者如何剖析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可引导读者认识“实质论”经济人类学如何看待“市场”与国家间的复杂关系）；另外，选编英国史学家爱德华?
汤普森重要论文的专书《共有的习惯》也极富洞识。
两书都是这方面较易亲近的经典。
近年来，明清经济史也出版了几部很好的专著：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
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彭慕兰《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些书都将明清经济变迁放在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架构下，进行比较与讨论，使得原先肇因于“欧洲中心论”的种种中国经济发展“停滞、困境”论述，益发显得破绽百出。
在我看来，这些发展正和《国史大纲》倡议以“温情的敬意”观看中国历史发展若合符节，而且也和人类学早已视为基本教义的尊重与体察“当地人观点”，彼此实属声气相通。
以“温情的敬意”看待自己或他者人群的历史，不必然是想为既得利益者文过饰非，也并非就是“帮闲”的文人，相反地，以“温情的敬意”看待历史，更有可能区别不同地区历史文化间的相似与相异处，进而平等地对待人类各地不同的历史遗绪。
历史有用吗？
“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观看历史的心态不同，有时即导致对自己与他人文化历史传承的偏见与仇视，难免使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日趋狭隘。
我们的历史自有其值得珍惜的文化遗绪，不需自惭形秽，也毋须自大自慢，如果“见群龙无首，吉”或是“使人人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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