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箴文化的思想体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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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箴文化的思想体系
古代官箴文化的思想体系
中国古代官箴文化具有广博的思想意蕴和深刻的思想内容,为传统社会的防腐倡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构建了完整的体系,即是为政之道,为政之德,为政之术的三者有机结合。
1·为政之道方面的内容。
为政之道是官箴文化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准则,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大致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以“公”御私。
“公”是为政之道的重要构成,指的是为国以“公”、为政以“公”,以“公”御私方能秉公处理政务。
这是为政者必须具备的思想与准则。
《礼记·礼运篇》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把“为公”视为大道的内容与指导,强调其对为政的重要作用。
此外,战国后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指出: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又说:
“人臣有私心,有公义。
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
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
”为此,“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
”即认为“为公”是建设清明吏治的关键与首要原则,惟有遵行“为公”的道义与原则,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
(2)以“忠”御奸。
“忠”同样是为政之道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准则,其强调的是尽忠于国家,尽忠于民族,绝不变节。
与奸势不两立,成为御奸的重要思想武器。
若君王顺乎民心,代表国家,忠君就体现为忠于国家。
反之,昏君残民误国,就应起而率民反抗,绝不能实行“愚忠”。
孟子曾对齐宣王解释“汤放桀,武王伐纣”的天然合理性。
即所谓: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在孟子看来,忠于国家与民族是绝对的,忠君则是相对的。
倘若独夫民贼执掌国柄,败坏国政,摧残民众,对他的放遂与征伐是救民于水火,是忠于国家与民族的具体表现。
大周天子武则天在《臣轨》中做了进一步阐释:
即所谓:
“夫事君者,以忠正为基。
忠正者,以慈惠为本。
故为臣不能慈惠于百姓,而曰忠正于其君者,斯非至忠正者也。
”下注云:
“至忠之臣,则先慈惠百姓,而后忠正于其君也。
”很显然,在惠民与忠君的取舍上,武则天更倾向于惠民的重要性。
凡忠君者必先惠民,惠民才能获得民心,而民心的向背又往往决定国家的存废。
(3)以“信”御诈。
“信”指诚信,也是为政之道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准则。
主政惟有诚信,方能有效地抵御狡诈。
即如古人所解释说:
“诚为无虚操,信为不愆期,言能忠诚信实者,则人皆爱矣。
”把诚信作为当政者的重要原则与为政品格,认为惟有讲诚信方能赢得天下人的拥戴。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强调为政诚信的极端重要性。
即所谓: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为政诚信者:
“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也指出为政诚信的必要性。
即:
“信之为功大矣,”注云:
“故君臣不信,则国政不安,有倾危也;父子不信,则家道不睦,失慈孝也;兄弟不信,则其情不亲,无恭友也;朋友不信,则其交易绝,不能久矣。
”把诚信与否,看作是关乎国家安危,家庭和睦,朋友交往的重要准则,不可或缺。
同时也将诚信作为为政者抵御奸诈的有效手段与方法。
(4)以“和”御离。
“和”指的是合和,或者和睦,也是为政之道的重要准则。
“和”与“离”相对,是抵御分裂动乱的有效思想武器。
正如孔子所说:
“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
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孔子把“和”视为推行礼义道德的最高目标,凡事都应以“和”为标准,“和”成为治世的准则,也是当权者追求的理想境界。
但实现“和”必须以礼义道德相约束,追求形式上的“和谐”,只做表面文章,是不能实现“和”的真实境界的。
2·为政之德方面的内容
(1)以“清”御贪。
“清”指清廉,是为政者必具的官德,也是防御贪腐发生的重要思想武器。
正如武则天所说:
“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恭廉守节,期地与之财”;“君子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伤廉。
知为吏者,奉法以利人;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人;”两相比较,可以得出:
“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
廉平之德,吏之宝也”;因为:
“吏能廉平,则患难远己,故为宝也。
”所以为政者必须懂得:
“非其路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越分故也;知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知其不可故也”;惟其如此,“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贵不如义多,高位不如德尊。
”武则天全面阐释了清廉之德于国于吏的重要指导意义,这不仅是她对以往官德建设的高度概括与总结,而且也是对贞观之治经验的抽象与升华,对后世的廉政建设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2)以“慎”御懈。
“慎”指审慎或慎重,是为政者必须具备的官德之一。
“慎”与“懈”相对,成为抵御荒嬉的有力思想武器。
孔子阅尽春秋时期的历史沧桑,对为政以“慎”具有独到的见解。
他曾说:
为政慎者“终日言,不遗己之忧;终日行,不遗己之患。
”曾子作为孔子的门徒,非常重视“慎”在为政中的作用,他认为: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并主张认真贯彻“慎”的思想原则: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曾子每日三次反省,反复追问自己的行为是否尽责,是否慎重。
这种审慎为人为事的精神,为后人所效仿,成为后世修炼思想品德的楷模。
武则天在此前的思想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挥,她说:
“夫口者,关也;舌者,机也。
出言不当,驷马不能追也”;而“言出于己,不可止于人;行发于迩,不可止于远;虽欲复止,其可得乎,故君子慎之也。
”并指出为政荒嬉,言行不慎的危害:
“忧患生于所忽,祸害兴于细微”;“故言易洩者,召祸之媒;事不慎者,取败之道也”。
她认为为政当谨慎,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谋者谋于未起”;“慎者慎于未成,不困在于早虑,不穷在于早豫”。
惟有“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为勿为,以避其危”。
反之,“为所非为,必致倾危。
”武则天通过深入细致的剖析,论证了为政审慎的极端重要性,以及遵行审慎原则的必要性。
(3)以“勤”御怠。
“勤”指勤勉不懈的为政精神与道德操守。
“勤”的应用,早在西周时期已有记载,周成王发布《蔡仲之命》时曾要求他发挥这种精神,即“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
又如《尚书·周书·《吕刑》所载: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衹德。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即把发挥勤政精神作为推行德政的思想动力,不仅拓展了“勤”的意境,也扩大了应用范围,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胡太初在《昼帘绪论》中有进一步发展,他说:
“勤政之要,莫若清心,心既清则鸡鸣听政,所谓一日之事在寅也。
家务尽摒,所谓公而忘私也”。
惟有如此,才能“今日有某事当决,某牒当报,财赋某色当办,禁系其人当释,时时察之,汲汲行之。
”反之,“衔杯嗜酒,吹竹弹丝,宦游之乐,遂至狱讼经年不决,是非易位而知词讼愈多。
事机愈伙,不免司败之见诘。
”即是说清心寡欲才能勤于政务,公而忘私才能勤政不怠。
懈怠政务必将贻误国事,遭受追究受到惩治。
对于坚守为政之德,践行“清”、“慎”、“勤”三字精神,南宋吕本中在《官箴》一书中做过精辟的分析: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
曰清;曰慎;曰勤。
知此三事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他认为:
“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力简而见功多”,但此三者,又是极难做到的。
因为“世之仕者,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会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所以应当“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
”吕本中鞭辟入里的深刻剖析,使为政之德的三字箴言得以广泛流传,这对于当时端正官德官风,防腐防贪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至今也不乏重要的借鉴价值。
3·为政之术方面的内容。
为政之术指的是为政的艺术。
它是为政经验的高度概括,体现了中国古代为政的艺术化。
其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刚柔相济”。
古人对为政刚柔相济的艺术,多有阐释,而以清代名幕汪辉祖讲述的最为精彩,即:
“刚则易折,柔则易暗,应刚柔相济。
”他认为,当政不仅应有为政之道,为政之德,还应具备为政之术。
因为为政之术是保障上述二者贯彻的重要思路与方法,不可或缺。
因为为政过于刚强易受挫折,过于柔弱则被人埋没,而刚柔相济,才能达成治理的目标。
(2)“方圆相协”。
汪辉祖在总结以往的基础上,又提出“方圆相协”的为政之术。
即所谓:
“方则显愚,圆则嫌猾,须方则方,须圆则圆,为有方有圆。
方圆乃立身之本。
”在他看来为政是一门艺术,也是官的根本。
在坚持原则性(方)的同时,也要具备一定灵活性(圆),使为政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有效地达成施政的目标。
(3)“文武并用”。
“文武并用”指的是文武二手的结合使用,也是为政之术的重要构成。
他最早出现在《尚书·虞书》·《大禹谟》舜颂尧德时所说:
“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孔颖达注云:
“广谓所附者大,运谓所及者远;圣无所不通,神妙无方,文经天地,武定祸害”。
这是对尧文武并用治国艺术的充分肯定。
而这种为政之术深刻影响后世,把教化与法律镇压相结合,形成了后世治世的传统。
以致出现了西周的“明德慎罚”,唐朝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明朝的“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的指导思想。
究其原委,无不源于此。
由上可见,为政之道部分的内容,反映出官箴文化的最高原则,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政之德部分的内容,反映出官箴文化对官吏道德操守方面的要求,具有实际约束的作用;为政之术部分的内容,反映出官箴文化对官吏施政协调平衡的要求,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三者合一,即将指导原则与道德操守及实际运作相结合,从而建构了官箴文化的完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