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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西游记》与《天路历程》的契合点

 

兰州商学院陇桥学院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论文(设计)题目:

评《西游记》与《天路历程》

的契合点

系别:

专业(方向):

年级、班: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2013年5月1日

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所呈的毕业论文(设计)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取得的成果。

因本毕业论文(设计)引起的法律后果完全由本人承担。

本毕业论文(设计)成果归兰州商学院陇桥学院所有。

 

特此声明

 

毕业论文(设计)作者签名:

年月日

 

评《西游记》与《天路历程》的契合点

摘要

本文比较分析了《天路历程》和《西游记》两部伟大的寓言。

两者都采用了宗教朝圣的叙事模式,描写了寓言人物的赎罪经历,宣扬了精神救赎的宗教教义,揭露了充满罪恶的社会现实。

从这些共同点入手去探求两部作品的主旨,不难看出这两部作品既是两本传经布道、弘扬教义的教科书,又是两则影射社会现实、微言大义的寓言故事,而其根本目的就是向世人展示一条精神救赎之路。

[关键词]《天路历程》;《西游记》;契合点

ABSTRACT

Thispaperisacomparativeanalysisofthetwogreatallegories--ThePilgrim'sProgressandTheJourneytotheWest.Bothadoptedthenarrativemodeofreligiouspilgrimagetodescribetheexperienceofatonementoftheallegoricalfigures,topromotethereligiousteachingsofthespiritualsalvationandto exposethesinfulsocialreality.Staringfromthesesimilaritieswecaneasilyfindoutthegistoftwoworks:

bothofthetwoworksaresermonsandteachingtextbooksofreligiousdoctrines,aswellassublimeandprofoundallegoricalstoriesalludingtosocialrealities.Thefundamentalobjectiveofthetwobooksistodemonstrateawaytospiritualsalvation.

[Keywords]ThePilgrim'sProgress;TheJourneytotheWest;similarities

 

目录

一、引言1

二、作者及作品介绍2

(一)《西游记》简介2

(二)《天路历程》简介2

三、两部作品的相同点3

(一)浓厚的宗教主义色彩3

1、宗教主题探讨4

2、宗教典籍引用4

(二)批判现实主义色彩7

1、两位作者相似的生活经历8

2、人物塑造的现实性8

3、现实罪恶的揭露10

四、结论13

参考文献14

 

评《西游记》与《天路历程》的契合点

一、引言

人类民族之间由于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历史传统、民族信仰、审美思维等方面的差异,便形成了民族文化的鲜明特色。

这种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不同民族在思想、道德、行为等诸方面表现出来的共性,又决定了他们在文化上具有可同约性。

既然各种文化之间是这样,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自然也不例外。

在古代“凡有文化必有宗教”(刘颖,2010)。

由于不同宗教的影响的差异,人们对理想世界的向往总以不同的理念表现出来。

在西方,受《圣经》思想的支配,这种向往通常表现为对天堂的梦想;在东方,则多因佛教的影响表现为对西天极乐世界的追求。

中国16世纪作家吴承恩(1510-1582)的《西游记》和英国17世纪作家约翰班扬(1628-1688)的《天路历程》便是东西方宗教理想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作。

国内外学者也对此课题的研究也不少。

李万钧(1995)在《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中指出:

从结构主义理论来说,《天路历程》和《西游记》一样都属于“路上小说”,整个故事处于一个梦境的游记体小说结构,全景式地展示天地人三界,是“宗教和现实的结合”。

梁工(2007)在《圣经视阈中的东西方文学》中指出:

“深刻的现实性和强烈的批判性是《天路历程》最鲜明的品质”(邬凤鸣,2010)。

林琳(2005)在“《天路历程》与《西游记》的精神共鸣——两部小说宗教特征和批判精神比较”中指出:

两部作品都是宗教寓言小说,都借助游记体小说结构,“百科全书式”地展示了“三界”(天上、人间、地下)色彩斑斓的生活画面(林琳,2005)。

恰如李万钧指出的,两部作品都是宗教和现实的结合。

宗教特征和批判精神如两条红线贯穿于两部作品之中(林雅琴,2009)。

本文从游历题材、天国思想角度切入对两部作品进行了必要的概括,着重分析了两部作品的宗教精神和批判精神等共同因素,并力图探寻与之相关的历史条件、社会状况和文化氛围。

二、作者及作品介绍

(一)《西游记》简介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我国明朝作家吴承恩创作于十六世纪,作品规模宏大结构完整,主要描写了,唐僧孙悟空师徒去西天取经,不畏强暴,一路降妖伏魔,终于取得真经,功德圆满。

作者通过虚幻的世界,对封建统治者的态度颇可玩味。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

在中国,该小说塑造的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物形象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白丁鸿儒均可对其讲出个子丑寅卯来,它所描写的:

“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等故事情节也都家喻户晓。

《西游记》的故事原型取自公元7世纪玄奘法师不畏艰险、为求真经奋力西行的真实题材,它经过历代文人雅士的创作改编,最终在明嘉靖(公元1522~1567年)年间由一民间人士定型(竺洪波,2011)。

(二)《天路历程》简介

约翰·班扬(JohnBunyan,1628-1688)是十八世纪英国著名作家,他出生在伦敦附近贝德福地区一个补锅匠家庭,1653年加入新教组织后被政府当局判非法传教而两次投入监狱。

班扬在漫长的牢狱里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

《天路历程》(ThePilgrim’sProgress)就是其最杰出的作品,共分两部,分别于1678年和1684年出版,讲述的是一个基督徒如何寻求上帝拯救的宗教寓言故事。

此书一问世即受到热烈追捧,并在一年内连续再版两次。

据说从它出版之时到18世纪,英国普通百姓家中必备的两册书里第一册是《圣经》,而第二册就是《天路历程》,它因此可以说是英国百姓家喻户晓的著作(吴文南,2009)。

这是一则宗教寓言故事,分为两卷。

上卷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基督徒的男子从毁灭城出发,历尽重重险阻,最终到达天国圣城获得永生的艰难曲折的历程。

下卷讲述了他的妻子与四个儿子步其后尘历经艰险终于进入天国的故事。

三、两部作品的相同点

(一)浓厚的宗教主义色彩

研读两部作品,可以发现两部小说写的都是信徒们“朝圣”历险的过程。

但往深层内涵里看,两部小说写的是信徒们为追求心灵圣洁而弃恶向善的“心路历程”,心灵虔信程度的加深与情节发展同步推进,在历程的目的地——天国或西天,两条线索叩合,主人公修得圆满,故事结束。

两部小说的创作时间相差近百年,两位作者的个人经历也不尽相同,小说的宗教背景和创作形式也有很大差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作品在故事情节、内在涵义和表现手法上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契合点往往可以使读者在阅读其中一部作品时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另一部作品。

两部小说,时代各异,中西有别,却能够相互辉映、相互印证,这在浩瀚的世界文学宝库里并不多见。

那么,究竟这两部小说有哪些共同之处呢?

现在,本文就从作品的浓厚的宗教主义色彩和现实批判主义色彩方面来考察一下它们的契合点。

1、宗教主题探讨

两部小说都在宗教的框架中展开故事。

《天路历程》按照基督教的:

“原罪——信主——赎罪——得救——沐恩”的思想构思小说(林琳,2005)。

描述基督徒如何背着“原罪”的包袱,走上寻求真理和光明的漫漫历程:

“先受到‘世智先生’等诱惑,直到在‘拯救墙’下抱住了十字架,意味着他虔信了基督,‘包袱’才终于脱落,走上了赎罪的正路,最终进入了天堂”(吴文南,2008)。

《西游记》则主要按照佛教的因果报应、苦行得救、普渡众生、修成正果的思想构思小说。

唐僧师徒都因前世有过罪孽,贬入人间受苦。

而一旦他们认定了西天取经的目标,就得到神佛们无时不在的救助。

师徒们的“八十一难”既是苦修苦行的历程,也是他们驱妖除魔、救济众生的功德。

《天路历程》与《西游记》同以宗教取材,同样塑造了一个作者理想化的主人公,在艰苦卓绝的天路上排除万难,奋勇向前,直到走到理想中的天国为止,表现了不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一往无前、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的精神。

两部小说的主题显然都在宣扬人类宗教所共有的信条因果报应,惩恶扬善、虔信主宰、禁欲宽容,都宣扬了各自宗教的万能至上。

2、宗教典籍引用

班扬的时代,英国皇帝仍是罗马天主教的信徒,而当时基督教会腐化严重,横征暴敛、大肆搜刮、荒淫无度,完全没有《圣经》中所教诲的那般诚信持礼,俭朴爱人的思想(吴文南,2009)。

班扬的工作,便是用他的笔把这种颠倒的世事纠正过来。

作者不用什么大道理,因为作者以为世事之所以堕落,是因为他们把老祖宗的教诲给忘了,用的办法便是强调和重申《圣经》的思想。

基督徒的天路旅行是出于什么原因?

是因为他被身上背负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担心所居住的地方将会被琉璜火毁灭,所以大声地哭泣:

“我怎么才能得救呢?

”(约翰·班扬,赵沛林,陈亚珂译2011.p.3)基督徒知道自己的罪行,却因为怕这个在我背上的重负会把我压得沉到比坟墓更深的地方去,坠到地狱里去。

可见,基督徒明晓自己身上所犯的罪行,有着自我救赎的原罪思想。

为此,宣道师赐予他一本《圣经》告诉了他通往灵魂天门的路。

他去天门干什么呢?

是去要生命!

生命!

永恒的生命!

(约翰·班扬,赵沛林,陈亚珂译2011.p.3)。

是想得到荣耀的冠冕、发亮的衣服等等。

基督徒不是为了众人的救赎而去的,纯粹是为了自我的幸福,自我的解脱。

而且,为了表示他的救赎的决心和坚贞,他主动地迫不及待地与过去一刀两断。

一路上他几乎没有提及自己的家乡没有想念家中的弱妻和幼儿。

他的理由是:

“我羡慕的乃是一个更美的家乡,那就是在天上的”(约翰·班扬,赵沛林,陈亚珂译2011.p.5)。

即使是进了天堂,和许多神仙在一起时也没有一丝一毫衣锦还乡的意思。

然而又不能说基督徒是个无情无欲的人,他对于行的“忠信”和“盼望”的关心,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他们支持他的想法,并甘于和他并肩而行。

可见,班扬心目中的基督徒形象是非常纯粹的。

他一定要有自我救赎的心理,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罪过,并且敢于为了悔过而听从上帝《圣经》的教诲,接受上帝的历练;他的思想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和他思想相通的,便是自己的弟兄,与他思想相左的,即使是妻儿挚友,也尽可一一抛弃。

班扬是借基督徒的出行,表明了他坚持《圣经》思想的决心以及对于反叛《圣经》的罗马教会的不满和批判:

“你们和我没有相通的思想,所以你们不是我的兄弟,不是耶稣的圣徒”(约翰·班扬,赵沛林,陈亚珂译2011.p.45)。

班扬在此含蓄地对罗马教会和其爪牙英国教会进行了口诛笔伐,同时又暗示说:

“只要你们明白身负的罪孽,一样可以回到耶稣门徒的行列中(刘道生,2011)”这又给罗马教会留了条后路。

《西游记》取材于佛教题材,所描写的也是佛教中的人物,但它却不是一部为佛教伸张的作品。

按鲁迅的说法:

“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吴金涛,2007)。

”也就是说《西游记》是一部颠覆之作。

它对于中国古代封建思想文化、对于森严的儒道释思想都是一种酣畅淋漓的讽喻。

所谓的“唐僧取经”的佛家故事以及故事中使用的一系列佛道语素,不过是作者表现自我情感与思想内涵的平台而已(吴文南,2007)。

两部小说写的都是信徒们如何为追求各自宗教的最高境界,基督教的“天国”和佛教的“西天”而历尽劫难,最终都实现最高的宗教理想。

主人公们都是各自宗教最虔诚执着的信徒。

《天路历程》中基督徒历尽恶魔、美色、财富、淫威、自杀、背叛等种种诱惑的考验,向着天国,矢志不移。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一个见恶必除,除恶务尽的普济众生的英雄,唐僧及其师徒也都是面对:

“水水山山灾不脱,妖妖怪怪命难逃”的重重磨难,一心西行的信徒。

小说的主题显然都在宣扬人类宗教所共有的信条,因果报应,惩恶扬善、虔信主宰、禁欲宽容,都宣扬了各自宗教的万能至上。

作为以宗教为主题的小说,它们都把各自宗教的最高经典《圣经》或佛教有关的典籍作为创作的依据。

班扬是一位虔诚的清教徒和传教士,他一生所受的书本教育主要是从《圣经》中来的,被称为:

“读一本书的人”因此,他对《圣经》十分熟悉。

《天路历程》第一、二册分别从《圣经》引用了160个和94个比喻,《圣经》的思想观念在整部小说中无处不在(陈明洁,2006)。

全书充斥着浓厚的向善宽容、一切荣耀归基督的宗教理念和自律道德,理性严谨的清教思想。

吴承恩不是纯粹的佛教徒或道教徒,他带有中国世俗知识分子释、道、儒三教合一的传统思想。

因此,《西游记》诸神中,有佛祖如来,菩萨、也有道教玉帝、天王,他们常常联合起来对付孙悟空这样的叛逆者。

唐僧既是个“普渡众”的佛家弟子,又有儒生的懦弱、迂腐无能的特点;孙行者师从祖师,后皈依佛门。

小说中的佛教故事、儒学经典、道家谶语俯拾皆是。

而师徒四人最后的结局是取得真经(佛教)、长生不老(道教)和继续济世(儒教),带有释、道、儒三者合璧共享荣耀的色彩。

小说努力将忠孝礼义儒家美德,慈悲为怀的佛教教义和纯朴无饰的道教风范融为一体,显然又把佛教奉为最高境界。

因此,小说中直接追索佛教经典的细节比比皆是。

(二)批判现实主义色彩

正如评论家林赛(Linsay)在评论《西游记》时指出:

“在整个故事中,佛经变得形象生动,犹如《圣经》里的话语(林琳,2005)。

”同时,道家的思想和言辞也无处不在,最典型的是小说以《易经》的理念和意象作为开篇和结尾,道家的阴阳交合与故事的虚实相得益彰。

从表层上看,两部小说写的都是信徒们:

“朝圣”历险过程,以时地变换为线索。

但往深层里看,两部小说写的是信徒们为追求心灵圣洁而弃恶向善的“心路历程”,心灵虔信程度的加深与情节发展同步推进。

1、两位作者相似的生活经历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生活在明代中叶,出生在一个由文职小官吏而沦为小商人的家庭。

吴承恩在科举场上很不得志,四十多岁才得了个“岁贡生”,所以境遇凄惨,生活贫困,再加上他性格倔强,不肯阿谀奉承,常常遭到一些势利之徒的笑骂。

科场的失意,官场的腐败,让吴承恩深感世态炎凉,社会黑暗。

纵然他才华横溢,志向高远、最终绝意仕进、拂袖而归,弃官返乡。

《天路历程》的作者约翰·班扬也有相似的经历。

班扬出生于一个补锅匠的家庭,一生穷困潦倒。

因反对王政复辟,竭力宣扬清教徒的信仰,为此被囚禁长达十二年之久。

《天路历程》正是他在狱中写成的。

人间的不平,经历的坎坷令两位作家向往能像孙悟空那样富有斗争精神,闹天宫,闯龙宫、戏神仙、斗妖魔;能像基督徒那样冲破层层阻力,摆脱人世烦恼、远离黑暗邪恶(刘颖,2010)。

因此他们的作品就成了他们情感的宣泄和寄托,作品中对社会的抨击正是作者对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反抗精神的真实写照。

2、人物塑造的现实性

两部小说的表层涵义是不言而喻的。

唐僧师徒历经千辛万苦,为的是取到真经,修成正果;而基督徒一行人的目的是逃离毁灭城,入窄门,进天堂。

然而,抛开作品的表层宗教涵义,两部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作者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不满和批判,《西游记》相当深刻地揭露和斥责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残暴,小说里的妖魔鬼怪往往与天上的神仙菩萨有关系,例如:

“比丘国的国丈原是天上寿星所骑的白鹿,平顶山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是太上老君看金炉和银炉的子、陷空山无底洞中的老鼠精是李天王的义女”(吴承恩1993.p.346)。

他们来到人间为非作歹,每当孙悟空欲将他们置于死地时,他们的主子就会出来“收服”,保护起来。

作者刻意描写的这层神仙与妖怪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上下勾结、肆意欺压百姓的社会状况。

即使是唐僧师徒历尽磨难,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因为“不曾备得人事”,阿傩和伽叶二尊者便作弊(吴承恩1993.p.523),不愿白手传经。

唐僧只得把那只“沿途化斋”的饭碗紫金钵盂献了出来。

天上的神仙如此,人间的帝王更是如此。

他们不是崇信邪教,涂炭生灵,就是沉迷女色,腐败无能。

难怪在小说第四十五回孙悟空安排天神布云、打雷、下雨时,特别命令雷公邓天君说:

“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赃坏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

”(吴承恩1993.p.223)。

而《天路历程》中作者对当时英国社会状况也有类似的愤慨。

例如,在基督徒和忠信赶往天堂的必经之路上,有一个被称为“浮华集”的集市,“集市上卖的是各种各样浮华的东西,并且终年不散。

因此集市上卖的都是此类东西:

房子,地皮、职业、职位、荣誉、升迁、爵位、国家、王国、欲望、快活以及各种享受。

如娼妓,鸨母、妻子、丈夫、儿女、主人、奴仆、生命、献血、肉体、灵魂、金银、珍珠、宝石等”(约翰·班扬,赵沛林,陈亚珂译2011.p.323)。

作者写道,在这个集市上有大大小小的许多街道:

“英国街,法国街、意大利街、西班牙街、地过节”(约翰·班扬,赵沛林,陈亚珂译2011.p.227),均出售各类浮华物品。

读者可以清楚的感觉到这不仅仅是对英国社会而且是对整个欧洲社会的那种追逐名利、浮躁不安、华而不实、虚假伪善的社会风气的影射。

当基督徒和忠信提出“我们买真理”时便遭到众人的嘲弄、侮辱、责骂甚至殴打。

随后两人被捕,并接受了所谓的审判,而整个法庭却是一帮乌合之众,法官的名字叫“仇善”,证人有“嫉妒”,“迷信”和“马屁精”,审判团里有“盲目先生、无用先生、恶意先生、纵欲先生、放荡先生、任性先生、傲慢先生、敌意先生、说谎先生,残暴先生,恨光先生和执拗先生(约翰·班扬,赵沛林,陈亚珂译2011.p.232)。

可怜的忠信被这样的审判团判为有罪被残忍地处死。

这一章节明确无误地表现了作者对当时英国的司法制度的痛恨和谴责。

3、现实罪恶的揭露

两部小说的现实性、批判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塑造了具有鲜明现实性的人物形象。

翻阅两部小说时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个个鲜明生动的寓言或神话人物,他们虽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知觉与能力,或上天入地,或长生不死,但都具有鲜明的现实性,是社会人物的写照。

这些人物大抵分为正义与邪恶两类:

基督徒和孙悟空无疑是两部小说中正义者的代表,基督徒正直真诚、坚忍不拔、笃信正义、敢于抗争,是班扬倾注心力塑造的德行的化身,革命时期清教徒的典范。

孙悟空桀骜不驯、活力无穷、无坚不摧、除恶务尽,是中国人民抗强制暴、机智勇敢、热爱自由、向往清明的象征,早已成为神话文学中妇孺皆知的、最光辉的艺术典型。

两部小说都着力刻画了统治者和社会恶势力的种种丑恶面目。

《天路历程》继承宗教文学传统,以概念化的形象代表社会人物,其反面人物不仅是败行恶德的象征,更是社会罪恶的代表。

如,魔王阿波沦是专制暴君、恃法先生是伪善的教会人物、仇善法官是邪恶法律的代表、贪污先生是贪官污吏、做作太太是虚伪的贵族等等(约翰·班扬,赵沛林,陈亚珂译2011.p.232)。

《西游记》有数不清的妖魔鬼怪,如人所熟知的白骨精、黄狍怪、牛魔王、金毛、风魔、鬼王、青狮、熊精,一个个张牙舞爪,残暴成性、杀人如麻。

它们不仅是害人的自然力的化身,更是封建恶势力的象征,折射出封建时代邪恶当道、鬼怪横行的现实。

二是深刻揭露现实社会的种种罪恶。

两部小说都以人物经历为线,百科全书式地展示社会生活图景,从而广泛地揭露了现实社会的种种罪恶。

正如萧伯纳指出的,《天路历程》整部寓言是对道德和名誉的抨击,是对邪恶和犯罪的声讨(吴金涛,2007)。

例如,主人公遭遇的:

“耻辱谷”、和魔王阿波沦,是斯图亚特王朝专制统治的折射。

小说有一段关于“名利场”的著名描写,在“名利场”里荣誉、官职、肉体、灵魂都是商品,唯独没有“真理”。

无懒、谋杀、欺诈举目皆是,基督徒只因说要买“真理”便遭毒打,甚至被判处死刑(约翰·班扬,赵沛林,陈亚珂译2011.p.66)。

这个情节十分典型地表现了王政复辟时代邪恶当道、民不聊生的现实。

《西游记》对丑恶现实的揭露更为生动有力。

如:

统治者的奢华、腐败和无能。

《西游记》一再描写了天宫盛宴,玉露琼浆、龙肝凤髓、熊胆猩唇、佳肴异品,应有尽有,极尽奢侈豪华之能事;神佛一方面肆意挥霍,另一方面腐化成风,地狱判官“走后门”偷改生死簿,天宫中诸神之间每每徇私情;就连在西天圣地,佛祖身边的两个大弟子阿傩和伽叶竞也公开向唐僧师徒索贿,遭拒绝后两人串通作弊,将无字经交给唐僧,险些使师徒功亏一篑。

统治者都属色厉内荏的软弱无能之辈。

四大龙王对孙悟空强行索要拱手奉送;阎罗王听任孙悟空勾掉生死簿上的名字;位高势大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及各路神也对叛逆的孙悟空无计可施(吴承恩1993.p.227)。

“地方官”山神土地更是听凭孙悟空或妖魔摆布、成了随时差遣的奴仆。

三是嘲讽了法律的不公。

两部小说都以较多的篇幅涉及制度法律的不公,从而对现存社会的合理性提出严厉质疑。

《天路历程》中“名利场”的“审判”是对法律的虚伪和腐败的绝妙讽刺。

基督徒因说要买“真理”而遭拘捕后,交仇善法官司审判,陪审团是“盲目”、“坏蛋”、“好色”,证人是“嫉妒”、“迷信”、“马屁精”。

“判决”结果是,天路客“忠诚”被处死,基督徒被判死刑(约翰·班扬,赵沛林,陈亚珂译2011.p.66)。

这个情节以当时臭名昭著的大法官杰夫雷司的真实审判为原型,十分尖锐地鞭挞了现实。

《西游记》中因果报应是一个主题,但“报应”即惩罚的轻重不是因罪行的大小而是因背景的大小来确定的。

妖魔鬼怪一个个杀人如麻,但只要是佛老菩萨、星君尊神的亲朋故旧,无不从轻处理,“老板们”更不承担什么责任。

老君的青牛下界作乱,被收伏后并未予任何制裁(吴承恩1993.p.432);佛祖的青狮、白象、大鹏下界成妖,生灵涂炭,“骷髅若岭”,骸骨如林,如来亲自收降后,恢复职司,还做原来的事(吴承恩1993.p.552)。

有后台的甚至可以不受处罚,如占据黑水河神府的妖鼍就因为西海龙王是他的母舅,继续在为非作歹(吴承恩1993.p.452);乌鸡国鬼王含冤不敢去告干尽坏事的钟南山道士,就因为他是阎罗异兄弟(吴承恩1993.p.541)。

而那些没有“后台”的小神仙,一旦获罪,绝不轻饶。

沙僧只因为蟠桃会上不慎打碎一只玻璃玉盏,便被推出去要杀了,后经说情被毒打八百杖,贬下界来。

猪八戒本天蓬元帅,因醉后调戏仙女,鞭笞五千杖,贬下界来,转世为猪(吴承恩1993.p.212)。

至于依附于大妖怪的小妖怪们,一旦连同大妖怪被收拾,绝没有大妖怪们“复职”的幸运,只有死路一条了。

小说由此折射出律法的不公。

四、结论

《天路历程》以梦幻的形式设计与描绘了人类在生命的历程中通向天国的道路;《西游记》也以神怪的形式,描绘了唐僧、孙悟空师徒四人历尽艰难到西天取经的历程。

然而,《天路历程》解读的是基督教教义中信仰及灵魂救赎的思想。

《西游记》表现的是“儒释道人心自悟”的观念。

东西方这两部寻求通向天国之路的小说,分别以“灵魂”和“人心”为旨归,体现了基督教文化体系与儒释道文化体系之下对灵与心的不同追求,形象地阐释了东西方两种完全不同的宗教和文化。

两部作品不管是基督徒还是唐僧师徒,他们的旅途其实都象征着一个人一生的心路历程。

综上可见,尽管存在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异,但不论在17世纪的英国或16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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