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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学
而儒家的正统思想统治，则在东汉末年的战火纷纭中轰然倒塌。
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在社会无序、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于是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观念，突破了儒家思想道德观念的束缚，纷纷应时而出。
儒家思想不但已经失去了权威，而且不再成为人们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
当时的社会，一切都处于失范状态之下。
人们纵情任性，特立独行，突出自我意识，又追求个人的精神和享受。
在这样无意识的社会条件下，传统文化在建安时期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改变，从而呈现出多种文化争奇斗艳，齐头并行的状态。
无论是从文化的进化还是演变的角度来看，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都是一件值得我们给予其充分赞扬和肯定的事情。
正是有了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才使得各种文化思想能够纷纷登场以及流行。
建安时期政治局势的动荡，儒家思想的坍塌，以及各种应运而生的思想观念的碰撞，各种社会文化行为不仅极大的改变了人民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社会、思考问题的层面，而且极大的促进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再一次认识，激发了人们的进取精神，提升了人们的个性意识，刺激了文士的创作欲望。
建安时期的文学，就是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迅速崛起的。
不得不说的是，在建安时期，尤其是汉献帝迁都，曹操平定冀州后，文学的发展获得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学士人在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同时，“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一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创作出许许多多表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生活，展现时代风貌的文学作品，使得建安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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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背景：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
汉沛国谯（今亳州）人曹操组建青州兵，挟持汉献帝，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
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
在当时建都的邺城（故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
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
尤其是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情词并茂，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们的思想情操。
因发生在汉献帝建安时期，故后人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而以三曹为核心。
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主将和开创者，今存其乐府诗20余首，代表作《蒿里行》描写了军阀混战时期的惨景，《短歌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诗歌委婉悱恻，多以爱情、伤感为题材。
两首《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
其所著《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
曹植是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流传下来的诗赋文章共有100多篇，如描绘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写爱情的《美女篇》，《洛神赋》等，曹植写《七步诗》的原委，更流传为尽人皆知的佳话。
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之句，可知建安文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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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1、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杰出的诗人曹操。
他诗歌创作代表作品有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蒿里行》中的名句。
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
《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现了作者对贤才的渴慕，《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曹操积极进取精神。
2、曹操是建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
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诗也不少优秀之作，他学习汉乐府，但又有自己的风格。
3、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他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了文学专论，他提倡文学，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了推动作用。
4、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线，
5、曹植诗歌创作的代表作有描写游侠少年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的《白马篇》，其中“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集中表现了少年的爱国精神；鼓励朋友建功立业的《赠徐干》；在思妇身上寄托自己的失意和苦闷的《七哀》；描写一个少年斩断罗网，拯救一只黄雀的故事的《野田黄雀行》；描写海边人民贫困生活的《泰山梁甫吟》；以美女盛年未嫁的苦恼寄托自己怀才不遇之感慨的《美女篇》等。
钟嵘称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6、建安时期重要的作家有“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
“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七子”之称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成就最高的是王粲。
7、“七子”的诗歌创作中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的代表作有王粲的《七哀诗》其一，其中“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表现了战乱给人民带不的苦难。
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抒写个人的抱负和遭遇的代表作是刘桢的《赠从弟》三首等。
8、现存题为蔡琰的作品有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
最可信的是蔡琰所作的是五言《悲愤诗》。
一
毫无疑问，"建安风骨"已经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文学史命题，它大致是指"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所具有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
"
（1）虽然有学者指出今人与古人所讲建安风骨大有不同，
（2）但刘勰《文心雕龙》既专论"风骨"，似乎更有理由享有对风骨的解释权。
奇怪的是，《文心雕龙》非但未许建安文学以"风骨"之名，相反在刘勰的一些批评话语中，建安文学风貌似乎更应被视为"风骨"的反面：
《明诗》篇云：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趋；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
"（3）
案：
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云：
"若其述欢宴，愍乱离，敦友朋，笃匹偶，虽篇题杂沓，而同以苏、李诗为源，文采缤纷，而不能离闾里歌谣之质，固其称景物则不尚雕镂，叙胸情则唯求诚恳，而又缘以雅词，振其美响，斯所以兼笼前美，作范后来者也。
"（4）我观《文心》效春秋一字褒贬，遣辞极精。
"腾踊"、"争趋"、"怜"、"狎"、"述"、"叙"、"任气"、"使才"，绝非褒词，且前已云古诗乃"五言之冠冕"，亦不得云建安"兼笼前美，作范后世"。
刘勰论诗曰：
"诗者，持也，持人性情。
"建安诸子之"任气"、"使才"，显然不合诗之古意，故此段应有微讥建安之意。
《乐府》篇云：
"至于魏氏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
……志不出于〔淫〕滔荡，词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
案：
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本译"气爽"句云：
"他们的气质高朗，才华美妙，用古题乐府写时事，音节也美妙而和平（5）。
"显然不合彦和原意。
"宰割辞调"，范注云：
"《宋书乐志》三：
'《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
执节者歌，本一部。
魏明帝分为二。
'彦和所讥'宰割辞调'，或即指此。
"这里显然有批评他们擅改古乐体制之意。
又注云"彦和云三祖所为郑曲者，盖讥其辞之不雅耳。
"（6）周振甫注"音靡节平"为：
"音律浮靡，节奏平庸。
"（7）范、周注解甚确。
《通变》篇云：
"魏之〔策〕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
……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
"
不可否认，《文心雕龙》亦有多处褒赞三曹、七子，但大多是偏重才气的、个别的评价，少有对建安文学整体的认同。
或谓《时序》篇中所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一段为"建安风骨"之注脚。
我以为这不过重复《明诗》篇的评价，殊不合与刘勰"风骨"之意。
二
刘勰所谓"风骨"，歧说纷纭。
学界大致有五种意见：
第一种看法，认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
"以黄侃先生为代表。
（8）
第二种看法，认为风骨是概括艺术风格的概念。
风骨篇是风格专论，专门论述"风清骨峻"这种风格特点。
（9）
第三种看法认为，认为风骨是对一种美学标准，它的具体内容是"传神"、"自然"等等。
（10）
第四种看法，认为风骨是对作品提出的一种美学标准、美学要求。
它包括两个方面：
"风"是对文章情志方面的美学要求，"骨"是对文章言辞方面的美学要求。
（11）
第五种看法认为：
风骨是对文意的进一步分析，它一方面有情的因素（表现为风），另一方面有理的因素（表现为骨）。
（12）
我认为以宗白华先生为代表的第五种观点较为的当。
他说：
"我认为骨和辞是有关系的。
但词是有概念内容的，词清楚了，他所表现的现实形象或对于形象的思理也清楚了。
'结言端直'就是一句话要明白正确，不是歪曲，不是诡辩，这种正确的表达就产生了文骨。
但光有骨还不够，还必须从逻辑性走到艺术性，才能感动人，所以骨之外，还要有风，风可以动人，风是从情感中来的中国古典美学理论。
既重视思想-表现为骨，又重视情感-表现为风。
"（13）
为了避免将风骨简单地等同于情感与思想，张海明先生又继续申说其意：
"所谓风是文气的一种特殊表现，用现代术语来说，它大致相当于作者的情感倾向。
""骨，理当指作品中的思想倾向。
"（14）辨析渐趋精密。
但我觉得若从刘勰作此篇意图立说，更惬人意。
"风骨"一词，本是当时品藻人物的流行话语。
如《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论》云：
"其器识高爽，风骨魁奇。
"《宋书·武帝纪》云：
"身长七尺六寸，风骨奇特。
"本义大致指人的内在风神。
刘勰将之用于诗文评，用流行的新词来申说旧意，是典型的"以复古为通变"的做法。
他首先把"风"的意义加以深化：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
"
诗能感化人心，首在起情，所谓"诗可以兴"是也。
能起情者谓之风，所以也可谓风是情之基。
那么骨又作何解释?
《说文》云：
"骨者，肉之核也。
"风之核曰骨。
骨是理之基。
若稍作引申，实际上刘勰认为"风"和"骨"都根源于人心对于"道"的两种领会：
直观（化感）的领会叫做风；理智的领会叫做骨。
两者本是主体修养的两个方面，落实为文字内容就叫做情感和思想，而就二者在文章中所产生的效果而言又叫做"风力"（感发的力量）和"骨鲠"（逻辑的力量）。
刘勰并不停留于枯燥的概念辨析，而是直接切入到具体的为文之道：
"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
"作者的情感通于化感之本源，自然情思宛转，动人心魄；思想通乎大道，体物无遗，必能立意昭然，遣词精确。
《神思》篇云：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无非情深；"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都是练骨。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刘勰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
"有人认为潘勖《册魏公九锡文》不宜作为"骨髓峻"的范例，其实刘勰之所以挑选此文，是因为它立意明确、条理显豁、论证充分、语言精约，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致使群臣为之搁笔，这是理胜于情的例子。
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被用作风力遒的范例，是因为对大人那种游行天地的神仙生活流露出情感上的向往，因而这篇文章非但没有打消汉武帝好神仙的念头，反而让他"飘飘有凌云之志"，这是情胜于理的例子。
刘勰举这两个例子旨在凸显风骨之别，而不是说这两篇作品是"风骨"典范。
立"风骨"之义，是针对齐梁文风之"采乏风骨"的倾向：
"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
""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
"（《论语·雍也》）刘勰显然以"风骨"为"质"的方面的要求，以"采"为"文"的方面的要求，二者相较，质为本，文为末。
刘勰作《风骨》篇与《情采》篇对举，然偏重风骨，以矫时弊。
刘勰对"风清骨峻"陈义极高，《宗经》篇中"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或可为之注脚。
作家只有"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才能"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其辞。
""风骨"所具刚健意味，主要是指文章在"经典"大义支持下"事信"、"义直"，进而"结言端直"而产生的强大逻辑力量。
刘勰作《风骨》篇本意是在"宗经"背景下对"质"的方面进一步的要求，是在论"情采"之前先立"情采"之本。
《风骨》中所含诗教内容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建安文学能否与刘勰所谓"风骨"相合呢?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
其一，建安文人的人格弊病与刘勰风骨论的"宗经"背景不合。
东汉士风的转变滥觞于曹魏，"曹氏集团众人不再追求什么奇节异行的高名，而是重视那
种世俗的享乐生活了；他们不再峨冠博带规行矩步，而是洒脱不拘行为放荡；他们不再重视那些烦琐无用的经学儒术，而是竞相写作抒写胸怀的文学作品了。
"（15）在刘勰看来，这种叛逆和放纵带来诸多人格上的弊病。
《程器》篇中说：
"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脆而躁竞，孔璋偬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食甫啜而无耻。
"后来颜之推应和此说，批评范围更广，语词更尖锐。
（详见本文第三节）刘、颜的批评可看作正统儒家对建安文人品格的代表性评价。
不能想象刘勰会把具有浓厚"宗经"色彩的风骨桂冠加诸人品不足为训的建安诸子。
其二，在刘勰看来，建安文学文胜于质，是齐梁绮丽文风形成的渊薮。
刘师培先生概括建安文学四个特点为"清峻、通脱、骋辞、华靡"。
（16）"骋辞"、"华靡"均就文采而言。
刘勰论三曹、七子，首重其在辞采方面的才华：
"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
"（《指瑕》）"魏文之才，洋洋清绮。
"（《才略》）"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
"（《神思》）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只是都偏重"文"（语言才华）的方面，而风骨强调的是内在的"质"的方面，以文害质的倾向正是刘勰所要反对的。
其三，建安文学从根本上是抒情的、感伤的文学，缺乏"骨力"，也不以刚健为主要特色。
建安文学的特色是"怊怅切情"的五言诗，而所抒之情是非常个人化的、任意放纵的情感，几乎不用理性加以节制。
但刘勰云"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
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
"（《情采》）重情乏理，显然不合风骨之义。
建安诗人的情感内容大多是"忧生之嗟"（17），其格调是感伤和彷徨的，如同他们笔下的"惊风"和"惊鸿"一样，绝少有凌云壮志的抒发，他们偶尔的慷慨悲歌，骨子里也是迷茫和绝望，绝非什么刚健之风。
张师伯伟先生说：
"建安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变。
文人诗歌创作开始成为主角，这时的诗人可以说是'感伤诗人'，出现的诗也是'感伤的诗'。
……所以在理论上，魏晋以前注重的是'言志'，对外界的感动就包容于直接的言志之中；而魏晋以下注重的是'感物'，由'感物'才进而言志，……"（18）的为确论。
但我疑心有些建安诗人甚至无"志"可言--如果把"志"看作一种有坚实信仰支撑的"怀抱"的话，他们大多毕生走在探索"志"的路上。
建安文人把旧的准则破坏之后，对未来应如何是没有底的。
他们敢于歌哭笑骂，无所不为（所谓"通脱"），却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足以安身立命的"志"。
所以，即便他们挟着两汉的大气来唱悲歌，多少有些慷慨之气，看起来近于刚健，但在古人，尤其是刘勰这样的正统儒者看来，诗不言"志"，还谈什么刚健和风骨呢?
三
不但刘勰不称许建安风骨，整个魏晋南北朝直至中唐，建安诸子的人品和文品就不断遭到批评，而其中很多批评内容正是认为他们的为人或为文缺乏"风骨"。
曹丕《典论·论文》云：
"应日易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致乎杂以嘲戏。
"《与吴质书》云：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
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复。
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
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
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曹丕的批评褒贬互见，但从"和而不壮"、"理不胜词"、"未遒"、"体弱"等批评话语的运用上看，所评文人是不足当风骨之体的。
沈约《宋书·臧焘传论》云：
"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
"《谢灵运传论》又云：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
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
"沈约认为建安文胜于质，把文学引上"雕虫"一路。
正与刘勰见解类同。
颜之推：
"然而古今文人，多陷轻薄，……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扇动取毙。
"（《颜氏家训·文章》）这是对建安诸子最为苛酷的评价，但在当时似乎并不显得过于极端。
李白：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古风》其一）
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
"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意矣。
虽扬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子不为也。
"（《全唐文》卷五二七）
案：
此处"骨气"非"风骨"。
解说见后。
韩愈《送孟东野序》：
"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
其下魏晋时，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
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词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
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十九）
李汉《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
"秦汉以前，其气浑然，殆乎司马迁、相如、董生、扬雄、刘向之徒，尤所谓杰然者也。
至后汉曹魏，气象萎，司马氏以来，规模荡尽。
"（《全唐文》卷七四四）
虽然有些批评未免苛刻，也不尽合乎事实。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建安文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从建安到中唐）并没有受到广泛的认同，而且经常被主流批评家当作浮文靡词的典型加以批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风骨含义的反面。
有些学者也许会举出钟嵘《诗品》来证明"建安风骨"的说法古已有之。
不错，《诗品》是给予建安文学以较高的评价：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
"
"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
"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建安风力尽矣。
"
"（曹植）其源出于国风。
骨气奇高，辞采华茂。
"
但《诗品》对建安文学的态度究竟如何，尚可作细致分析。
我以为有三点应该注意：
第一，钟嵘对建安文学的评价不能被过高估计，钟嵘也不认为建安文学具有"刚健"或"壮美"的风格。
从《诗品》品第看，魏一代诗人处上品者三人：
曹植、刘桢、王粲；处中品者三人：
曹丕、何晏、应璩；处下品者七人：
曹操、曹睿又、曹彪、徐干、阮王、应日易、缪袭。
"七子"中孔融、陈琳不入品第。
似乎在钟嵘看来，建安诸子的地位并不特殊。
尤可注意的是，经常被视作雄浑风格代表的曹操在《诗品》中位列下品，而"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的王粲反列上品。
第二，"建安风力"不等于"建安风骨"。
曹旭《诗品集注》（以下简称《集注》）注云：
"建安风力：
亦称'建安风骨'。
指建安时代特有的诗歌精神，即诗歌内容丰富充实、基调慷慨悲凉、语言俊爽刚健相统一的时代风格。
"（19）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以下简称《校释》）注云：
"风力即风骨。
"（20）我以为二者不能等同。
刘勰《风骨》篇"风力"一词凡两见：
一是评司马相如《大人赋》"乃其风力遒也"；二是篇末赞中"蔚彼风力，严此骨鲠。
""风力"偏重于"风"，也就是情感方面，将"风力"等同于"风骨"并没有根据。
钟嵘是将"风力"作为"理过其词，淡乎寡味"的对立面，玄言诗之所以没有"风力"，是因为这些诗"皆平典似道德论"，缺少情感内容，如"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
"风力"在这里意义甚明，即"由诗歌的抒情内容所产生的感染力"（21），它是构成钟嵘"滋味说"的要素之一，而与刘勰"风骨"之意不能吻合。
第三，"骨气"亦非"风骨"。
曹旭《集注》云：
"骨气为汉魏以来品评人物用语。
……后用为画论、诗论之术语，与风力、风骨义同。
"〖ZW（DY〗曹旭：
《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2页。
〖ZW）〗吕德申《校释》云：
"骨气：
即风骨。
"（22）我以为将"骨气"等同于"风骨，则难与"奇高"二字对应。
"骨气"一词在中古书画论中更常见。
梁武帝《书评》：
"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
"（《说郛》卷第八十七）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古之画或遗其形似，而尚其骨气。
"审"骨气"之意，应指作者才性、器识熔铸于作品中而产生的内在风神。
钟嵘言曹植"骨气奇高"，应是着眼于曹植独特的个性、卓越的天才在诗文中的体现，与刘勰"风骨"之意迥异，也与"风力"一词不同。
钟嵘以"风力"、"骨气""辞采"称许建安，而不用风骨一词，只能说明钟嵘与刘勰对风骨以及建安文学的理解上没有根本差异。
四
真正的改变始于陈子昂，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
……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
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一昨于解三处见名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
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陈伯玉文集》卷一）
自陈子昂以后，建安文学才开始真正与"风骨"相联系，建安乃至魏晋文学才得享大名，成为作家模拟的典范。
如李白：
"蓬莱文章建安骨。
"（《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案：
恒仁《月山诗话》云：
"太白诗：
'从自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太白五言，未必突过建安，此特一时夸诩之言耳。
……太白又云：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此语得之。
"
范温：
"建安诗辨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其言直至而少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者也。
"（《潜溪诗眼·诗宗建安》）
严羽：
"夫学诗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沧浪诗话·诗辨》）
"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
"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
"
"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
"
"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
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
是以不及建安也。
"（《沧浪诗话·诗评》）
元好问：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
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论诗三十首》其一）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朔建安中。
"（《论诗三十首》其二）
陈子昂的评论对建安文学意义甚大，那么他的评论究竟与前代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呢?
我认为他是在一种新的批评构架下，来改变旧的批评术语（主要是"风骨"和"兴寄"）的含义，从而提升了建安文学的价值，进而为唐以后文人寻找了新的文学典范。
首先，陈子昂通过调整批评的参照系，来改变"风骨"的意味。
在刘勰那里，批评的价值标准预设是《诗经》，在钟嵘则是《国风》、《楚辞》和《小雅》，对于他们来说，建安还属于近代甚至当代，他们在批评中的"取法"只能是《诗经》、《楚辞》这样被公认的经典。
在古老经典的法则规范下，建安文学不仅难以成为新的典范，反而显出了它的流弊。
那么"风骨"这个明显具有典范意味的批评范畴，就难以与非典范的建安文学相联系。
而陈子昂的这篇小序只是针对晋宋文学的"彩丽竞繁"而发议论，这样，在较低的价值参照系下，汉魏文学的价值就有了被提升的可能性，而"风骨"一词也就随之降下了"神坛"，成为大约与"气象"含义相近的范畴（后来严羽提"建安风骨"，正是着眼于气象）。
陈子昂所高扬的是汉魏诗歌个性中必有时代感觉、华采中又含浑茫古风的文学风貌，既适应了初唐用诗教来反浮靡的时代趋势，又满足了文人喜爱个性鲜明、情致婉转的汉魏风格的审美趣味，所以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风骨"一词才渐渐与诗教相脱离。
（23）
其次，陈子昂视汉魏为一体，改变以往将魏、晋等量齐观的批评传统。
曹魏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
在刘勰看来，建安开了新风，士子们安身立命处与古迥异，从而结束了经学时代，这是为刘勰所不满的。
而在四百年后的陈子昂看来，建安却是继承了古义。
建安诸子所言之志虽于古人有异，其文章因失去经学背景支持而产生的逻辑力量，但毕竟"音情顿挫"，"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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