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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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探析

晚清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探析

　　摘要：

1872年在上海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是洋务运动中兴办的第一家官督商办的近代企业，作为洋务派创办近代股份制企业的初创，代表着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先进方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x。

本文试从官督商办经营方式的缘起与背景、经营形式（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历史作用三部分探析晚清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

　　关键词：

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股份制

　　洋务派在兴办军工业和建立新式海陆军的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尤以经济困难为重。

诚如李鸿章所言：

“军兴办以来，凡有设法生财之处，历经搜刮无遗。

商困民穷，势也岌岌。

”两次鸦片战争的巨额赔款、镇压捻军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庞大军费开支及兴办军工业和新建海陆军所需的经费，都需要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撑。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洋务派加深了对“先富而后能强”观念的认同。

70年代，洋务派在继续“求强”的同时，先后兴办了以“求富”为目的的20余个民用企业，其中尤以轮船招商局为著。

　　1872年在上海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的近代企业，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成立，规定采取官督商办形式，招商集股，从而打破了晚清洋务企业完全官办的格局，并首先采用股份制。

此后又在国内各大港口和海外的长崎、新加坡等处设立分局，从事客运和漕运等业务。

作为洋务运动时期规模最大、最有成效的民用企业，其经营体制及经营理念极具代表性。

　　1官督商办经营方式的缘起与背景

　　在研究近代企业时，一般认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经营方式首先出现于洋务运动，但实则在清代经济中已有所体现。

虽然在洋务派兴办近代企业前尚未出现明确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字眼，但清代在采矿业、行盐业、制瓷业等方面已较早体现出官商结合的形式，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企业形式与具体实行方法实则在洋务运动之前已有所运用。

除历史因素的影响外，官督商办企业经营形式的确立及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

　　轮船招商局兴办于与外商争利的时代背景下。

两次鸦片战争中共有14座城市相继对外开埠通商。

据《天津条约》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口岸往来，外国航运势力得以从沿海深入长江以牟取暴利。

自1862年第一家外商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成立，多家外国轮船公司相继在上海、天津等地成立，中国长江外海生意全被洋人轮船夹板占尽，旧式航运业濒临破产。

而清廷穷于应付内忧外患，虽有心全权掌控工商企业，却无经济实力。

对于船运、电报、煤矿等于国家经济至关重要但仅凭官方之力无力兴办经营者，既需借资于民、借资于商，又要以“官督”的形式保证政府的绝对控制。

作为通商口岸制度产物的买办阶级在向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土货中积累了大量资本，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富有的阶层。

买办资金成为近代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

　　在重农抑商的思想下，19世纪70年代清廷内部反对洋务派兴办军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力量依然强大，民族资本的发展受到保守官僚、地方士绅的阻挠破坏，清廷内部对“官”在近代企业中占主导地位仍有坚持。

加之外商在中国的特权和绝对资本、技术优势对中国近代企业的打压，近代工商企业的兴办与发展离不开“官”的支持、扶植和庇护。

对于“官”的因素在商业发展中的作用，中国近代系统提出“商战”思想的第一人郑观应言：

“国家不惜巨资，倍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商务之战，既应借官力为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借官权为振作”、“用官权以助商立所不逮”。

　　要之，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完全官办和完全商办均不现实，而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则可调和二者利弊。

“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

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

必有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股招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

则上下相维，二弊皆去。

”以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为标志，洋务派拉开了兴办官督商办企业的序幕。

　　2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形式――以轮船招商局的经营与演变为例

　　轮船招商局创办章程中指明：

“轮船之有商局，犹外国之有公司也，原系仿照西商贸易章程，集股办理。

”即它是一个由众商集资、实行资本主义经营、资本持有者有一定发言权并借鉴采用资本主义的轮船保险制度的新式企业。

以官督商办为组织形式的轮船招商局是由私人商股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的官股相结合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由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民族资本等多种经济成分组成的混合型经济形态。

在资金筹集、经营管理、盈利分配等方面均体现出近代资本主义股份制的特征。

依据经营体制，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可分为两阶段：

近代买办出身的民族资本家唐廷枢、徐润主持招商局事务的阶段及封建官僚出身的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督办招商局的阶段。

　　2.1“自主”商办――唐廷枢、徐润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

　　由于封建官僚的阻挠，轮船招商局在筹备之初即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在得到李鸿章和郁熙绳的资金补充后，又由于朱其昂经营不利而致亏损。

为此李鸿章任用更加了解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唐廷枢和徐润负责轮船招商局的日常工作。

1873-1883年唐廷枢和徐润主持轮船招商局日常事务时，从资金募集、规章制度、企业制度等多方面扩大“商办”的影响。

　　在筹资方面，轮船招商局采用入股形式，将资本划分为若干股份面向社会公开筹资。

资本一百万两为率，先收五十万两作一千股，每股五百两。

1874年改为每股一百两，投资入股即为股东，拥有股票。

股权可以出让，但企业内原股东享有转买股权的优先权，且“不准让与洋人”，杜绝洋人入股以确保主权。

唐廷枢和徐润主持轮船招商局时在资金筹集方面的特征是注重招收商股、吸收民间资本，一年内即招致商股40余万两。

1881年招足100万两资本后由于营业顺利，股票面值达200万两，升值达200%以上，1882年决定另招新股100万两，在此过程中，老股东享有优惠，持有百两旧股者，每股只需再交银80两，便可领取一张百两的新股票。

至1883年便已招足100万两新股。

此外，招商局还十分注重在华侨、华裔中吸纳民间资本。

　　《轮船招商局规》、《轮船招商章程》等规章的确立提高了商股的地位。

企业经营人员的任命直接与商股挂钩。

每100股推举一名商董，商董中推举一名总董，为“商局主政”。

总局、分局和栈房司事人员由商总、商董挑选任用。

这样不仅使得企业经营者不再?

H仅是投资与领取薪资的关系，而由于切身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而对企业盈亏更加关心，而且反映了近代股份制度的特点。

随着轮船招商局经营规模的扩大，除上海总局和天津分局外，相继在烟台、福州、广州、宁波等沿海各口岸和海外的长崎、新加坡等设立了分局。

这些分局基本由出资比重大的商董经营管理，“商办”特征明显。

　　总之，在唐廷枢和徐润主持日常事务期间，轮船招商局的经营自主权得到了很大保障，呈现出明显的“商办”特征，成为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样本。

　　2.2“官进民退”――盛宣怀督办时期的轮船招商局

　　1885年，盛宣怀借唐廷枢、徐润挪欠官款之机迫使二人交出股份以清偿所欠银两，唐、徐二人先后离开招商局，盛宣怀全面接手招商局的经营管理。

1885-1985年间轮船招商局日常事务由盛宣怀主持。

在此期间官督商办的格局在形式上没有改变，但“商办”色彩大大减弱，“官督”成分明显加强。

　　在资金募集上，1885年后招商局没有再面向社会招股，商股在招商局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官款和外资比重明显上升，企业资本结构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变动。

企业制度也发生较大变化。

根据盛宣怀主持制定的新管理制度，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会办三四人由督办察度商情，秉公保荐；各局司事由各局董事自行选用。

督办权力大大增强，之前每百股推举一名商董、商董中推举一名总董为商局主政的制度被废除。

企业会办也不再依股权所有产生，而由督办秉公保荐。

此外盛宣怀在招商局总局平行设立了揽载、运漕等八股，每股负责人均由盛宣怀任免.由此，督办对招商局的人事任免有很大的干预权，企业结构由股份制转向形成以督办为首的垂直权力网。

官权深入招商局，致使“商办”色彩大大减弱以致近乎完全消失，而官方主导色彩日益浓厚。

　　此外，盛宣怀主持商务期间招商局资金外流现象明显。

其中许多与盛宣怀主持的企业密切相关，但除投资煤矿业外多数与招商局本身业务无关，即不会为招商局本身盈利。

资金的外流一方面缩减了企业内部可供积累的资金，使资本脱离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无法补充新技术和新设备；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企业业绩，打击了股东的积极关注企业盈亏的积极性。

　　2.3“官权”对轮船招商局发展的影响

　　首先，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初举步维艰。

旗昌、太古等外国轮船公司相互勾结，纷纷降低运费进行恶性竞争，企图拖垮刚刚起步的招商局，继续垄断沿海和长江流域的航海权。

清廷内部封建顽固势力对招商局也多有责难。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的大力支持对招商局的维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1877年轮船招商局吞并争跌亏折的最大竞争对手旗昌公司，取得了与外国轮船企业斗争的重大胜利。

但之后招商局又受太古银行的排挤，经李鸿章奏准，清廷给予轮船招商局缓交官帑利息的优待，维持了招商局的经营。

　　其次，官权的扶植是招商局在当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庇护。

以资金支持为例，1873-1890年间清廷共给予招商局200余万贷款，利息率最低7厘，最高8厘，远低于上海钱庄的市场利率，且1889年后所借官款，只还本金，不缴利息。

如果按1877年上海钱庄15%的市场利率计算，1873-1890年间招商局应付的官款借贷利息是25415136两；如果以官款最高利息8厘计算，招商局所付官款借贷利息约786140两，少付利息17553736两。

官款借贷的低息、缓息甚至无息，大大扩充了轮船招商局资本运作的空间，减轻了其压力。

　　再次，轮船招商局在官权庇护下得到了足以减轻其生存压力的特权。

招商局有清廷所赋的漕粮运费的优惠，这使轮船招商局有了丰厚的漕运收入，从而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

此外，轮船招商局还享有垄断沿海各省官物海运轮船装运的特权；凡轮船招商局之轮船向北方运动商品粮均免进出口税的特权及缓交官帑利息的优待。

　　2.4官督商办企业中“官”、“商”的关系及对其评价

　　“官督商办”作为洋务派创办近代股份制企业的尝试，构成了我国近代企业的初创。

但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下，官商很难通力合作，企业内部“官夺商权”的做法使近代企业蒙上了阴影。

轮船招商局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司制企业，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一种特殊企业形式。

在长期封建经济结构的束缚、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及外商的排挤与竞争下，官督商办企业不可能按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获得自由发展和竞争的能力，而注定会经历艰难曲折的过程，这也是洋务运动兴办工商业二十余年，声势浩大但收获不丰的主要原因所在。

　　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官督商办企业不可避免得存在着封建性、垄断性等弊端，如依靠官方背景排斥和打压民族资本；反对公平竞争以维护自身垄断和特权；旧有官僚作风所带来的吏治败坏；官、商界线定位的模糊；以“求利”为主导的经营心态等等。

但近代股份制企业的发展毕竟代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先进方向，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近代企业制度在经济舞台上逐渐发挥主导作用。

洋务派创办官督商办近代股份制的尝试，也从多方面对当今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研究的视角，我们要将其置于时代背景之下审视。

　　3官督商办企业在近代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首先，官督商办企业的兴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分洋商之利以致富”的目的，打破了外国轮船公司对中国沿海及长江流域航运事业的垄断。

在抵御列强侵略、挽回利权方面有民族性的一面。

1874年轮船招商局兴办指出只拥有4艘轮船（总计2435吨）；至1877年吞并旗昌轮船公司时，轮船数量增加至33艘（总计23967吨），成为中国水域最大的航运经营者。

1881年即招商局创办的第九年，李鸿章曾骄傲地说：

“轮船招商局现已占江海生意之大半。

统计九年以来，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两。

”

　　其二，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督商办企业作为我国第一批近代化公司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拓宽了工业化的思维与实践，对中国早期工业化发展具有先导作用。

其在资金筹集、经营管理、企业运作等方面的探索，无论成败，都是对之后近代化企业的借鉴。

尤其是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应用对同类企业起到了示范作用。

　　其三，轮船招商局对清末国防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许多轮船在平时发挥载客、货运等常规功能，遇战事或紧急军务则发挥运送装备、粮饷、人员的功能，在1874年日本入侵泰焕和1879年沙俄挑动伊犁矛盾时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招商局还将部分资本投于国防建设，并积极向清廷提供优秀的航海技术人员，承担了社会责任。

　　其四，轮船招商局还积极投资教育事业，注重新式人才的培养。

盛宣怀不仅是晚清著名买办商人，也是著名的慈善家，致力于教育事业发展，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之父”。

盛宣怀督办招商局时，先后投资兴办了天津北洋大学和上海南洋公学，招商局每年捐白银二万两资助北洋大学，对南洋公学的资助款项更甚。

轮船招商局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关注和经济援助，为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及新式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夏巨富.从轮船招商局看近代中国的经营体制[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1，31

（1）：

36-38.

　　[2]罗苏文.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经营体制形成的原因及影响[J].史林，2008

（2）：

21-35.

　　[3]王开玺.论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形式――以轮船招商局及李鸿章为中心[J].河北学刊，2009（5），p69-76.

　　注释

　　1.郑观应.《盛世危言.开矿上》，夏东元编：

《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p704。

　　2.参见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下册），p771。

　　3.参见申晓勇.《近代轮船招商局企业制度变迁与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边界分析》，《湖北社会科学》，2011（4）：

84-87。

　　作者简介

　　王雪颖（1997―），女，汉族，浙江宁波人，学生，本科，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师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