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庆《我地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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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我地路》
晓庆
30年的时间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不算短了。
可是现在,当我静静地坐在桌前,回想过去走过的道路的时候,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究竟是什么时候我成了“明星”?
哪一天?
哪一时?
——我是“明星”吗?
我怀疑自己。
可是事实摆在面前:
那样多眩目的光环,那样多“污泥浊水”。
我想写出一个真实的我
很久以来,我就想有一天能够写出一个真实的我,为观众,为朋友,为一切爱我的人们,也为我自己。
一个人是很难准确地认识自己的,我尤其如是。
我总认为,艺术家要敢于面对人生。
要有自己独立的个性。
一个在生活中拘泥古板的人,很难设想在艺术上会有什么创新、造诣。
每一个艺术家都用自己独特的手段阐述对人生的理解及看法。
罗丹用线条和造型塑造“大卫”、“思想者”、“老娼妇”。
贝多芬用音符创造第五、第九交响乐。
雨果、巴尔扎克、杰克·伦敦、托尔斯泰用文字剖析社会。
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有隽永的生命力,使人们经久不忘,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个性融汇并表露在他们的艺术之中。
我总是这样想,一个艺术家要比所有的人都更能站在人的角度上观察、体验、感受人生所能给予的一切。
而我,虽然称不上是艺术家,而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人,一个平凡的女人,却也深深地窥视了人生这个大海。
做人难。
做女人难。
做名女人更难。
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
从我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要过动荡而喧嚣的生活。
我的母亲历尽艰辛之后,在她工作的学校办公室里生下了我。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长大成人,在大起大落的生活中,力求找到心灵上的宁静与平衡,冶我的性格,丰富我的艺术,在各种各样无情的敲打锤炼中,我立志由生铁变成钢。
人活着只有一次。
生命失去将永不复来。
要生活得有价值,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准绳。
我只要活得不虚伪。
我希望一生都襟怀坦白,光明磊落。
为此我曾付出许多昂贵的代价,但我从不后悔。
人总要有所追求,有所寄托。
精神上是事业,生活上是爱情。
二者同样重要,二者又很难同时得兼。
它们互相依存,又容易互相扼杀。
人生是那样光怪陆离,就像是一个万花筒。
每个人在里面生活、搏斗,成为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里一点小小色素。
在这丰富的人生里,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
我对自己的选择至今不悔。
在这里,我想写写它。
写写我这条一步一个脚印走来的,曲折坎坷、布满荆棘的路——
我小时候实在是一只“丑小鸭”
我相信并承认天赋。
我从来就认为演员是先天形成。
真正的演员是学不会的,技巧只是指那些人人都可以掌握的东西。
当我呱呱坠地的时候,嗓门就很大,具有歌唱家的气魄。
母亲在十月怀胎及生我的时候尝够了辛苦。
大起大落的生活在我出生以后就已经开始,而我逢凶化吉的本领在那时便已显露出来。
在幼儿园的时候,新楼房倒塌,许多孩子死于非命,而我因在外玩耍得以幸免。
我在上小学走过山路,一跤跌下悬崖时,恰巧手又抓住了石头。
还有一次,一只疯狗以要咬死我的气势拼命追我,当咬破了我的鞋后跟以后又突然改变了主意。
诸如此类的事,孩提时期及长大以后,还有许多。
我出生在。
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后来移居,至今家还在此地。
无论何时想起,总是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
那是我生命的摇篮,也是我艺术的摇篮。
我幼小的时候,实实在在是一只“丑小鸭”。
如果拿出我童年时候的照片,不加一番注释,谁也不会相信那就是我。
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吧,我从来不把我过去的照片给别人看。
小时候,我又黑又瘦,头发又黄又少。
每次我缠着外婆给我讲故事,外婆总是摸着我的头给我讲“黄毛女”。
许多好心的阿姨总给妈妈叨咕:
“还不给你女儿剃头啊,将来她长大了要怪你!
”母亲听从同事的劝告,给我剃了好几次光头。
也许是母亲真的怕我长大了会怪她,给我剃光头时从不手软。
每次剃头时我都像是赴刑场,拼命地捂着脑袋,又哭又闹,任何恐吓、威胁、利诱都无法使我屈服。
外婆和颜悦色地说:
“剃了头好,剃了头才能当花木兰!
你不是说要当花木兰吗?
”一提到能当花木兰,我的哭声便戛然而止,我乖乖地坐在椅子上,勇敢地挺着脖子,一直坚持到最后成了个小秃。
成了小秃的我,并没有当上花木兰,却为此吃了不少亏。
光着头丝毫没有影响我的爱好,也没有妨碍我成为幼儿园的文娱骨干。
当我们给家长演出前化妆的时候,按照不成文的规定,男孩子要抹红脸蛋,女孩子抹了红脸蛋之后还要抹上红嘴唇。
当光着头穿着裙子的我站在阿姨的面前时,阿姨感到为难。
她不知道究竟应该给我抹红脸蛋还是红嘴唇,于是决定什么也不给我抹,让我保持本来面目。
忿忿不平的我不服气,在演出时分外卖力。
我使足了劲扯着嗓门,在台上又唱又跳:
“红太阳,从天山,慢慢地爬上,风吹,绿草,草低见牛羊。
”结果是喧宾夺主,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身上,而那些看过我们演出的叔叔阿姨们都这样说:
“就那个小秃子跳得不赖!
”
我入学以前,早已能歌善舞。
每次去亲戚家玩,茶余饭后,便是我的晚会开始。
我一人又踢又打,连跳带蹦,满头大汗也不罢休,以致舅舅称我是“来的艺术家”。
我喜爱戏剧、电影、歌唱、舞蹈。
爱好广泛,五花八门。
看完演出回家便学给父母看,时常听见夸奖。
只是一直认为舞台上、银幕上人物的死都是演员真死,崇敬的同时又感到十分悲惨壮烈。
一次,看川剧《望娘滩》,戏中的儿子为了救母亲,变成了一条龙。
当演儿子的演员头朝里往台上扑通一死,我拼命地哇哇大哭,伤心之至,震动整个剧场。
无论是邻座投来的责备目光,还是母亲严厉的呵斥,都不管用。
无可奈何,母亲只得把我抱了出去,而我则从剧场一直哭到家里。
从小我就十分倔。
越是禁止我做的事情我偏要试一试。
母亲告诉我在床上玩玩具的时候不要把玩具掉到地上,等母亲一转脸我便把所有的玩具往地上一扌忽掳。
父亲告诉我蓖麻子不能吃,我非去摘了几个尝尝,结果是又吐又拉,险些中毒。
我们家旁边有一个菜园,种了许多萝卜,外婆叫我不要随便到园里去玩,等她一背身我便钻了进去,挖了好几个大萝卜,让别人像抓小偷一样的连同赃物一起送到母亲面前。
唉,那时候的我,真不知道给父亲母亲添了多少烦恼。
母亲生气的时候常这样说:
“早知道你这样淘气,真不该把你生下来!
”我的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对我管教甚严。
他们望子成龙,又恨铁不成钢,加上我的倔强,不服管教,时常挨打。
我真是个屡教不改的“坏孩子”。
我吃软不吃硬,父母亲打我的时候从来不哭,疼我的外婆总是护着我,时常为此呵斥母亲。
当我挨打后一个人和外婆在一起,我就扑在她怀里伤伤心心地哭,而每次都边哭边跟外婆说:
“打倒妈妈!
”
父母的爱,当时的我是体会不到的,反而产生一种反抗的心理。
所有的课文,父母都要求我倒背如流。
有一次我背一篇课文叫《灌木》,既单调又枯燥,我站在桌子面前背呀背呀背呀,上下眼皮直打架,怎么也背不下来,可是母亲一点也不可怜我。
直到半夜了,好歹总算把它背下来了,母亲才准许我去睡觉。
朦胧之中我听见父母亲在商量,如果我不听话用什么东西打我,既不伤皮肉又觉得疼。
我气坏了,睡意全消,一翻身爬起来,抓过母亲的枕头,先在心里喊了一句:
“打倒妈妈!
”然后狠狠地朝枕头上唾了好几下口水。
我不是个听话的乖孩子,但我很聪明。
入学之前,我就会背好些唐诗。
我每天练习毛笔字,由母亲在写得好的字上面画圈。
我家的隔壁是“武侯词”,往西去是“杜甫草堂”。
当冬季来临,寒梅怒放,我喜欢和大人一样背着手在幽香静寂的园子里散步,受着酷爱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的父亲的熏。
我从小就十分好强,不甘落后,“人所具有,我都具有”——这是我小学时代的座右铭。
别人会的,我都要会;别人不会的,我也要会。
认定了“即便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个钟也要撞响”。
就连体重不如别人,我也发了好几次狠,强迫自己每顿饭多吃一碗。
拿我的家乡话来说,我是“吃屎都要吃尖”。
我酷爱读书。
小学三年级我开始读长篇小说。
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草原烽火》。
每逢寒暑假,母亲总要抱好多书回来,让我读完。
而我每次都贪婪地读。
喜欢的书便爱不释书,时常读到天亮。
由于我在入学以前就认识好些字,有一定“文化”,所以坐在课堂上听讲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难受的事情。
尤其是看到我一目了然的算术题和老师讲我早已知道的课文的时候,我感到是那样的乏味。
我两分钟做完了作业,看看周围聚精会神的同学,望望天花板,无所事事,只听见“知了”单调的叫声。
这个时候要是在游泳池里多好!
第二天,我逃学了。
我把书包藏在水泥管子里,用砖头堵好,然后就去游泳,捉迷藏,爬树,踢毽子,到天黑才回家。
从此以后,我经常逃学。
但我不是每天逃学,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逃一天学、上两天课,再逃一天学、再上两天课,我每次都能跟上功课,并且硕果累累,收获甚大。
我学会了游泳,爬树也爬得快,猴皮筋也跳得好,在我拿给父母亲的成绩册上,还尽是五分。
这一天,我又逃学了。
当我回到家里,第一眼就看见了老师,我预感到大事不好。
果然不出我所料,母亲在送走老师之后便开始找打我的尺子,我赶紧夺门而逃,以飞快的速度爬上了树,坐在树权上直到天黑,任凭母亲喊破了喉咙,也不吭声。
从第二天开始,我多了一件事:
每天上学时必须拿着妈妈给我的“登记表”,离家时由母亲填写“离家时间”,到校后由老师填写“到校时间”,离校时由老师填写“离校时间”,回家里再由母亲填写“到家时间”。
我还是没有老师和妈妈聪明。
从此以后,我老实多了。
我经常获得“三好学生”的奖状,我是少先队大队的文娱委员,我参加市少年宫的合唱队,又是校舞蹈队的成员,诗歌朗诵获得一等奖,各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在那个时候,我的志向就十分明确。
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
我在上面写道: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演员,当我演出结束的时候,获得雷鸣般的掌声和鲜花。
”作文讲评时,我的作文像常有的那样,挑出来放在一边。
不过这一次不是夸奖,而是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目的不正确,好高骛远,等等,等等。
老师叫我重新写过。
我重新写过了。
虽然我十分沮丧,但我心里不服,这件事丝毫没有动摇我当演员的想法和决心。
考进音乐学院附中
时机终于到来。
我十一岁的时候,音乐学院附中招收小学毕业生。
我抱着必胜的信心走进考场,以同样的心情领到了入学通知书。
我毫不怯懦地站在一排老师面前,唱了我喜爱的两首歌。
我唱得十分动情,唱到中间时眼泪夺眶而出。
文科考试我获得最好成绩,在口试时口若悬河。
当我真正作为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坐在阶梯教室的时候,那是我的神圣的时刻。
我神圣的时刻很多,这便是其中之一。
在音乐学院附中就学期间,我的文学爱好从“线装书”改为“洋装书”,由中国古典文学转到外国文学。
我喜爱小动物,尤其喜欢童话小说。
由于我的手条件不好,班主任宣布我的专业主修扬琴。
想到我再不能在舞台上唱歌跳舞,要终生与这个大家伙作伴,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失望,伤心地哭了一场。
我不喜欢它,不愿意练琴,成天看书。
入学一年之,我几乎读完了校图书馆里的全部童话神话小说,它们给我以无数美好的想像,教给我纯真的感情。
在我练琴室的门上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主科老师时常从小窗口里监视我们练琴。
一听见脚步声,我就赶快将书藏在琴下面,装模作样地敲打几下功课,直到一次看书入了迷,终于露馅。
一年快完毕了,我刚十二岁。
所有的专业都要在台上实习。
作为扬琴专业年纪最小的学生,我也要第一次单独在台上给大家演奏。
实习分大、中、小三组。
在专业演奏,是小组实习;成绩好,选出来参加民乐系的演奏,是中组实习。
再从中选拔优秀者出来给全院演奏的,是大组实习。
早在好长时间以前,我的老师就谆谆告诫我一定要勤学苦练,争取参加大组实习,从而成为学校尖子试验田的一颗种子。
可是对于我,念念不忘地想着的,只是如何能过老师这一关。
我扔下一切书,临时抱佛脚地使劲练琴。
实习的晚上。
从早晨起我就不停地想着我的曲子,头昏脑胀。
我瞅着老师的威严的目光,更加感到今天的责任重大。
当报幕员叫到我名字的时候,如雷贯耳。
戴着红领巾,穿着裙子的我,胆怯地走上演奏厅的舞台,眼前一片漆黑。
在练习时我就有几个音节不顺利,每次到那里就“卡壳”。
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错。
我不停地叨念着。
我拼命想定神,可脑子里一团乱麻。
手忙脚乱地,我开始了一生中第一次单独演奏。
我懵懵懂懂地弹奏我的曲子,感觉它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越害怕越出事,不出我所料,果然,在那几个音节上卡住了。
我停下来,看看老师,什么也看不见。
我重来。
第二次又卡住了。
台上台下没有声音。
我咬咬牙,又重来。
反正今天是豁出去了。
我卡住,重来;再卡住,再重来。
一连重来了七遍,七遍都卡住了。
我创了全院最坏纪录。
台上台下一片静寂。
我不知所措地坐在那里,只听见老师厉声喊:
“下来!
”我站起来,从台中走到台口,放声大哭。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刻,以至于到现在都历历在目。
我这个总要“拔尖儿”的人今天落在了所有学生的后面,成了倒数第一名。
我感觉到羞耻。
我感觉到平时对老师的欺骗,感觉到一种深深的对老师的歉疚之情。
不行,绝对不行!
我开始奋发,开始了真正的学业。
我玩命练琴,成天泡在琴上,最多一天长达八个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切都事在人为。
终于,当我学满三年的时候,我已是学校尖子试验田的一颗最年轻的种子了。
拿着成绩册飞跑回家,我呼的一下推开了门,然后,愁眉苦脸地跟母亲说:
“妈,你看,我的主科扬琴只得了85分。
”看见母亲生气的面孔,我马上嬉皮笑脸地说:
“告诉你吧,妈,全附中只有一个比我多学三年的同学得了86分,比我多一分,我是第二名!
”
在音乐学院附中的几年里,我学了很多东西。
我总认为,“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落实到我们身上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就不做,要做就一定做好,而且要最好。
除专业外,舞蹈、歌唱,我也同样努力。
只是,我从没有机会在演戏上展示自己的才华。
没有人认为我会演戏。
每次班里组织排戏,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我,我总是靠边站。
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理所当然,从未感到过委屈。
相反,我认为演戏不务正业。
我珍惜时间,自视清高,孤芳自赏,有同学叫我是“骄傲的公鸡”。
我雄心勃勃,坚信自己只要不断努力,一定会成为祖国的栋梁。
那是我的黄金时代!
单纯,向上,勤奋,朝气蓬勃。
我每年以优异的成绩屹立在全班同学之中,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灿烂的。
我也成了“狗崽子”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荡涤一切污泥浊水”。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也在被荡涤之列。
所有的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我的父亲、舅舅等都是中共川东地下党的党员,一下子全成了“叛徒”。
我的父亲是我的继父。
我的生父从我一出生开始,就没有见到过。
由于政治观点不同,我的生父离开了我的母亲,使母亲在怀我、生我的时候备尝痛苦。
我在母亲的办公室里出生,一岁的时候便得了肺结核,这个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病险些夺去了我的生命。
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得到生父一分钱,没有得到他的只言片语,哪怕是一句问候,一个字。
母亲四处奔波,节衣缩食给我买药。
现在只值几毛钱的“雷米封”在当时要几十块钱,母亲下决心:
“不管吃多大的苦,也要把孩子救活。
”外婆24小时不分昼夜地守着我,把扇子吊在我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拽着系着扇子的绳子,从夜晚一直到天明。
没有辜负母亲和外婆的爱,我活过来了。
对于我的生父,我和母亲都十分恨他。
我不要见他。
永不要见。
他也许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母亲的孩子。
就是他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不认识他。
当然,我不知道他真的站在我的面前我会怎么样,起码我现在是这样想。
他在欢乐的时候有了我,留给母亲重重艰辛。
他对我没有履行过父亲的责任,没有任何养育之恩。
当母亲送我到拍电影的时候,也许她预感到我以后的发展,她要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母亲及父亲的名字。
她要求我如果生父来找我,不要认他。
我答应了。
在8年后的今天,我已今非昔比,在所有介绍我生平的报刊杂志的文章里,从没有出现过母亲和父亲的名字,我在履行着对母亲的诺言。
就在今天,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母亲又来信要求我,不要提她及继父的名字,我同意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永远站在母亲一边。
我的继父在我三岁时来到我家。
我们朝夕相处,我对他怀有深挚的敬爱之情。
小的时候,他经常领着我去散步,给我讲《东周列国志》、《水浒》、《三国演义》,给我讲解唐诗、宋词,讲中国历史,讲《红楼梦》……他每年带着我种南瓜,我们天天挖地,天天浇水,天天施肥,可是在我记忆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亲手种下的瓜秧上结出过果实。
我的心里,有着许许多多同他在一起的美好记忆,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善良、最温和的人。
他品质高尚,我热爱他。
就连他和母亲发生矛盾,我也总是站在他的一边。
父亲成了“叛徒”之后,挨打挨斗像吃饭一样经常。
由于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造反派”几乎每天找我谈话,叫我同他划清界限,反戈一击。
我决不相信他是什么“叛徒”,我也决不同他划清界限。
他关进“牛棚”之后,我也总去给他送饭,看见他挂着黑牌子站在队伍里,我隔老远就大声喊:
“爸爸!
……”我的犟脾气并没有给父亲带来什么好处,反而使他为我吃了许多苦。
一次“造反派”抄我们家,把我的箱子也翻遍了,我的少女的一切秘密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恼羞成怒,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凭什么翻我的东西?
我冲出去,和他们吵了一架。
无论母亲多么严厉地阻止我,我也不顾一切地尽情地发泄着我的愤怒。
第二天,大字报栏上醒目地倒写着父亲的名字,说他指使他家的“狗崽子”,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猖狂反扑。
那天中午,我去给他送饭。
他没有在“黑帮”队伍里,而是躺在“牛棚”的“床”上,脸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纱布。
后来,父亲的腿被打断了。
不许治疗,还要批斗。
我和妈妈轮流背他,我背到楼下,妈妈再背到会场。
不能养伤,也没有药,一次次的批斗使父亲的腿完全成了残废,他已永远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现在,只能坐手摇车出门上街。
为了给父亲买点吃的,我骑着自行车,冒着满街的枪炮声跑遍全城,只买来了一瓶广柑汁。
父亲十分有骨气,在拷打之中他从没有诬陷过别人,我深深地敬爱他。
我从来没有认为他不是我的父亲。
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最好的人。
我不容许任何对父亲的污辱和亵渎。
在我成了“狗崽子”以后,每天回家,总有一群孩子跟在我的后面向我扔石头,叫着父亲的名字,喊:
“打倒×××!
”我怀恨在心,敢怒不敢言。
有一天,我回家很晚,没有一群孩子,只有一个小男孩跟在我后面跳着叫着:
“打倒×××!
”开始我忍着,后来看看四周没人,我猛地转过身扑过去,一把抓住他,咬牙切齿地低声吼道:
“你打倒谁?
你还喊不喊?
”我把他使劲地往地上一推,飞跑回家。
我施行了“阶级报复”,心惊肉跳地过了好多天。
好学生一下子成了“狗崽子”,这场“灵魂革命”给我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而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我的演戏事业,这是什么时刻?
开始我教“忠字舞”,后来我宣传《公报》,然后演“对口词”,最后在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宣传队里演各种角色。
那个时候,我的演技相当拙劣,可以说谈不上什么演技。
一个宣传队长曾给我下过定义:
“你打扬琴还行,绝对不能演戏!
”可是僧少粥多,不演不行。
不仅要演,还要五花八门。
先是尽演“红卫兵”,以后小姑娘、小男孩、老太婆、媒婆、地主婆、媳妇,工人、农民、解放军,形形色色,什么都演。
没有什么创作,全是以模仿为主。
不过我学得惟妙惟肖,还能在别人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发明创造,常常比原版更好。
这时候,别人时常说我演得好了,但我不以为然。
我并不打算演戏,我早已迷恋上了音乐,扬琴。
到农场“接受再教育”
这时候,我们全部附中的剩余同学都将要离开学校,走向工作岗位了。
由于我们是“文革”前最后一批毕业生,省市歌舞团及各个文艺团体都到学校来要人。
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几年的动乱,我对“文化革命”已厌烦之极。
我渴望着安定的秩序,渴望着在舞台上展示我学到的本领。
美好的未来在向我招手,我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分配文件的下达。
文件来了。
工宣队队长给我们宣布:
“医药专业的毕业生,应下放到农村去当赤脚医生。
”我们全体都面面相觑。
当队长接着念到“文艺专业的毕业生,一律分配到农村当普通农民”的时候,大家都傻了。
我们全体同学都分配到了农村。
而且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分配到甘孜、阿坝、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
我被分配到了专区宣汉县农场,这在当时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
我对父母亲说:
“我不下乡。
我要留在。
我去考文艺团体,我能考上。
”父母亲不同意。
上山下乡是党中央的精神,怎么能不去呢?
况且,作为“狗崽子”的我,能够和大家一样,享受“到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的光荣,已经是对我的恩赐了。
在父母心目中,只有上山下乡才是我这个“黑帮子女”有希望变成红色接班人的唯一光明大道。
父母亲非常慎重地同我谈话,他们对我说:
“你要是不下乡,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
就这样,我登上了离开的火车。
全家人都来送我,谁也没有哭。
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人,这一点我很像她。
谁也不知道等着我的究竟是什么,大家都一片茫然。
我所在的大队离县城很远,在河的那边。
一到这里我就时常想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这句唐诗。
这一带是川北地区,是《红岩》中双枪老太婆出没的地方。
我们大队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全是清一色的小伙子,只有美术学院附中毕业的一个女学生和我,两个小姑娘。
没有电灯,没有广播,一到晚上整个世界是一片漆黑。
每晚睡觉都害怕有蛇,用棍子对着床噼啪乱打一气。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开始了第一天的劳动。
这一天的工作就是挖地。
我从来没有干过农活,那些小伙子挖一下,我就得挖十下。
但是我不服输,我不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
好在小伙子们经常停下来给锄头“号脉”,挖几下便用锄把支着下巴谈天,一谈就是十分钟、二十分钟。
我就趁这个时候拼命地挖。
要赶上他们,谈何容易!
赤日炎炎,汗水流到眼睛里,嘴里,流到身上,像无数小虫子在爬。
锄头在我手里越来越重,我头昏眼花,看看这块地的边缘,就像是大洋彼岸那样遥远,我面前一黑,扑通一下倒在地里,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把我拉下得更远了。
我爬起来,继续挖,不是说要“接受再教育”吗?
我和小伙子干一样的活。
在这个以体力鉴定好坏的地方,我要取得合格证。
我把劳动当成是学业那样来攻,决不屈服。
我不请假,不愿意看见队长不高兴的面孔。
当时我正在发育时期,即使身体不舒服,我也不吭声。
我和小伙子一样扛麻袋,装船,那一次整整病了一个多月。
我不哭泣。
因为哭泣没有用。
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
可是这个小伙子一直没有出现过。
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我逐渐地适应了环境,虽然不知道前途如何,但我雄心未混。
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人。
一颗珍珠,在深山大壑里也是珍珠;一块顽石,即使在皇宫御院也是块顽石。
我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颗珍珠,或是同珍珠相近的东西,总之决不做顽石。
我不停止翅膀的扇动。
我读能找到的一切书。
我学习针灸,照着书本给周围的农民治病,农民们都叫我“医生”。
我借了一架扬琴,每天6时出工,4时起来练琴。
劳动之后全身酸疼,胳膊肿得拿不住敲琴的竹杆子,但是迷迷沌沌的我还是要练。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练琴不可能有什么长进,但我锻炼了毅力。
可是,有一件事情却使我救死扶伤的针灸事业宣告结束。
一天早晨,我从睡梦中被叫醒,赶到很远的地方,去给我熟悉的小姑娘五妹治病。
她告诉我腰疼,肚子疼,我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翻开《农村医疗手册》,立竿见影地给她进行了我认为的最有效的治疗。
第二天,有人告诉我,昨晚五妹被送到医院,早产了一个男孩。
我目瞪口呆。
赶快翻开书,看到“孕妇禁忌”几个字,就在这几个穴位上我给五妹进行了强刺激。
可是我不知道啊。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五妹会有孩子。
在农村,如果我问一个未婚的小姑娘怀孕与否,除非我想挨拳头或是被唾口水。
这件事虽然我没有什么责任,却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