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运还是海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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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运还是海运

“河运”还是“海运”

　　[摘要]漕运历来被视作中国古代王朝的生命线，通过漕运，将全国粮产完成在全国范围的合理分配，维持王朝发展稳定。

明代的漕运，在继承前代漕运形式的基础上，又包含着新的因素和特点。

本文仅就明代漕运方式的嬗变进行探讨，针对“河运”与“海运”在明代运行的时段分期与交替原因作一个简单阐述，并探究交替背后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河运；海运；嬗变

　　漕运之例，自春秋中期便已有之，此后便一直作为封建王朝统筹国家物资运输的主要手段之一。

漕运大致可分作河运与海运两种，统治者一般采取漕运之策将粮食从粮产富足之地运送至粮产贫乏之地，以达到均衡国内粮产的目的。

此外，由于封建社会的君主独尊特性，漕运还较多承担将地方上供的贡品输送至京城的责任。

就重要性而言，漕运就是封建王朝的生命通道，一旦这一通道出现问题，王朝的运转便会混乱，造成严重的后果。

历代王朝对漕运都十分重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维护。

明代的漕运，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永乐帝迁都北京后，漕运的作用便更加显现，时人有言：

“漕为国家命脉攸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

”[1]那么既然漕运于明代如此重要，它的运输方式又是如何，中间又围绕着运输方式进行过哪些争议与变动？

本文立足于明代的漕运方式，试图阐释明代漕运方式的嬗变过程及其深层原因。

　　一、河海并运

　　明朝初年，具体在洪武年间至永乐十三年（1415），明朝一直沿袭元代旧制，采用河海并运的漕运方式。

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缘于太祖定都于南京。

南京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而太祖定都于南京这一举措使得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重合。

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当时都城所需粮草供奉无需经过长途运送，正是“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道近而易。

”[2]当时的河运路线主要有：

江西、湖广的粟米取道长江；浙西、吴中的粟米经由江南运河；凤阳、泗州的粟米取道淮河；河南、山东的粟米借道黄河。

[3]通过以上几条线路，将各地贡赋输送至都城南京。

　　洪武年间还沿开海运，此时海运主要源于战事的需求。

自太祖推翻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后，元顺帝逃至漠北，但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统治机构，史称北元，对新立的明王朝的北部边疆多有骚扰，时常发生战乱。

尤其在辽东及北平地区，更是战乱不已。

明朝在此地屯驻有大量军队，当地的粮食难以满足需求，故只能仰仗东南的粮草供应。

洪武元年（1368）二月，朱元璋命令汤和“造舟明州，运粮输直沽”[4]，供给北征士卒，这是明代海运之始。

洪武五年（1372）正月，又命靖海侯吴祯率舟师数万，从登州出海，以通辽东。

[5]在吴祯之后，太祖又继续遣人通过海运输送粮饷至辽东，“延安侯唐胜宗、航海侯张赫、舳舻侯朱寿先后转辽饷，以为常。

”[6]

　　值得注意的是，洪武三十年（1397）时太祖便下令罢除过海运，当时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全国的范围内军屯的普遍开展，辽东地区的屯田也逐步扩大。

屯守军士通过屯田自给的方式来缓解粮食不足的困境，正是“俱令屯田自食，以纾海运之劳”[7]。

加之海运的风险性较大，自东南海运至东北，路途遥远，故而运送延期、漕船失事、军士毙命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当时的官员对海运继续实行亦颇有微词。

到洪武三十年，屯田以来辽东地区粮饷首次出现了盈余，太祖便下令辽东屯驻军士“屯种其地，而罢海运。

”[8]但是此次罢除海运并未延续多长时间，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驾崩，建文帝登基不久便爆发靖难之役，永乐帝即位。

永乐帝在靖难之前为燕王，屯守北平，靖难一役，永乐帝所有的军需粮草、人员供给等都仰仗于北平及辽东地区，因而北方粮草短缺，亟需补给。

于是在永乐元年（1403）三月，永乐帝下令重开海运，命令平江伯陈■、都督佥事宣信任总兵官，督理海运，负责向辽东和北京两地运送粮饷。

同年八月，陈■“总督海运粮四十九万二千六百三十七石赴北京、辽东，以备军储[9]，这次海运的成功鼓舞了当时朝廷对海运漕粮的信心。

此后，陈■等人大力经营漕粮海运，永乐二年（1404）于直沽盖芦囤208座，收粮104000石，河西务盖仓囤160间，收粮145000石，然后再转运北京。

两年后，海运漕粮“岁以为常”[10]。

当然，在海运补给北方的同时，永乐朝廷还在不断地开发河运的道路，由于洪武年间较少通过河运将粮饷输送至北方，加上原来的运河堵塞不可用，故而永乐初年的河运仅开发出一条较适宜的路线，即由淮河、黄河将粮饷运送至河南阳武，然后派发山西、河南丁夫，通过陆地运送约170里至卫辉入卫河，最后到达通州，由通州输送至都城乃至辽东。

[11]所以，直至永乐十三年完全罢除海运之前，明朝基本上还是采用所谓“水陆兼挽，参用海运”[12]的河海并运的漕运方式。

　　二、弃海专河

　　河海并运的漕运方式一直持续实行至永乐十三年，是年太宗方下令罢除海运，专事河运。

深究当时太宗的决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致使太宗废弃海运专事河运的原因。

　　其一，原先的漕运满足不了北平及辽东的粮食缺口。

永乐帝对北平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其父与其侄。

自靖难成功，顺利登基后，在永乐元年便下令以北平为陪都，改名为北京。

他以后曾数次北巡至北京，并在北京设立“行在”六部、后军都督府、都察院，将决策和军事、行政、监察系统逐渐北移，故而北京的官员数量以及迁移人口不断增加。

同时，随着北元势力的扰边日盛一日，他于永乐七年（1409）率五十万兵亲征北元鞑靼部、永乐十二年（1414）率兵亲征北元瓦剌部，其后又进行数次亲征。

战争意味着粮草和财富的消耗，永乐帝多次率兵北征，也导致了北方粮饷的急缺。

面对粮饷的缺乏，原先的海运及单一的河运路线已经不足以填补粮饷的缺口，故此时需要寻找更为便捷快速的运输路线。

　　其二，海运风险较大以及原河运路线成本较为高昂。

当时的海运大致是从苏州的太仓将粮饷输送至北平及辽东，沿海航行必然面临的是不期而至的风暴以及偶尔会触及的暗礁，由于当时的船只都是人工木质漕船，抗击风浪及暗礁的能力远远不能与今日相比，正如上文描述洪武三十年暂罢海运的原因一样，会经常发生运送延期、漕船失事、军士毙命的事件。

加上时而出没的海寇对沿海船只的劫掠，所以海运的风险性甚高。

而当时的河运路线，如上文是“由淮河、黄河将粮饷运送至河南阳武，然后派发山西、河南丁夫，通过陆地运送约170里至卫辉入卫河，最后到达通州，由通州输送至都城乃至辽东”的线路，可以见得，这一线路需由江南绕至河南，还需征派无数丁夫脚力运送170里的距离，再辗转由卫河输送至通州。

距离远不说，所耗人力物力也可见一斑。

所以原来的海运和河运路线到达了一种“海运多险，陆挽亦艰”[13]的地步。

此时，明王朝亟需开发一条适宜的漕运路线，以满足北边人口及军事的粮饷需求，这一迫切需求，终于导致了朝廷上下对恢复原先京杭大运河的迫切需求。

　　其三，会通河重新开凿通航，为京杭大运河的再次通航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保证。

京杭大运河是基于隋炀帝所凿的运河，在元朝政府的努力下最终成型。

元朝定都北京，对原大运河进行了逐步的修整，为了方便物资由东南输往北京，元朝整改运河使得运河不再绕道洛阳，先后开挖“洛州河”与“会通河”，把天津至江苏淮安地区的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大大缩短了江南通往北京的路程。

京杭运河的通航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时人有言：

“自世祖屈群策，济万民，疏河渠，引清、济、汉、泗，立闸节水，以通燕蓟、江淮，舟楫万里，振古所无。

后人笃守成规，苟能举其废坠而已，实万世无穷之利也”[14]。

会通河在大运河中地位极重要，相当于人之咽喉。

由于元末战乱及其他因素，政府久未打理，会通河因为壅塞而不得通航。

故只有把会通河疏浚，才能解决大运河的全线通航问题。

面对北京地区粮食缺口的压力与日俱增，朝廷有关官员便开始上疏要求疏浚会通河以恢复京杭大运河的通航。

永乐九年（1411）二月初，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疏主张疏浚会通河，以利河运。

其言：

“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也。

”[15]于是朝廷下令派工部尚XX礼主持疏浚会通河，在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后，会通河终于得以疏通。

　　其四，平江伯陈■对江淮间河道疏浚治理的成功以及大量漕船的建造，促成了京杭大运河的最终通航。

宋礼疏浚会通河，是整个恢复京杭大运河通航的核心，确保了大运河山东段顺利通航，同时陈■也在江淮地带逐步疏通河道。

江淮地区运河有部分的壅塞，但是远没有山东段严重，陈■在逐步恢复江淮地区大运河通航的同时，也着力于对漕运船只的建造。

他在南京、临清、淮安、九江等地设立船厂，制造船只，其中尤以淮安清江的船厂规模为最。

至此，京杭大运河全程贯通，漕运所需的船只也已然准备充足，河运所需的条件已经成熟。

　　基于以上诸多原因的存在，太宗才在永乐十三年最终宣布罢除海运，专事河运。

京杭大运河重新开通，在当时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通过京杭运河，政府可以以低成本、小风险、更为快捷地将江南的粮饷输往北京，满足了北京对粮饷的需求，更为永乐帝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对明朝来说，京杭大运河便是其帝国得以维系的生命线。

　　三、河海之争及思考

　　自永乐十三年朝廷宣布专用河运之后，海运便一直再未作为主要漕运方式之一存在。

虽然在明代中期曾有官员就重开海运进行上疏，朝廷甚至也曾在短时间内允许重开海运，但是海运终究没有再发展成为明代漕运的主流方式。

终明朝而观之，海运自始至终都是作为河运的一种附属而存在，如果河运畅通，则海运定会被罢除。

洪武年间，因辽东作战缺粮饷便用海运输送粮饷，至三十年，辽东粮饷富足之后便罢除海运；永乐年间，因迁都准备加之对北元的频繁征伐需要亦用海运输送粮草，至十三年，京杭大运河重新开通后便罢除海运；隆庆年间，当河运出现困顿之时再用海运，但河运情况好转便又罢除海运。

为何海运始终处于河运的附属地位，为何统治集团大多对海运持怀疑乃至反对态度，海运的罢除对明朝乃至明之后的中国发展又有什么影响？

　　中国自古是一个农耕为主的内陆性国家，与西方的海洋文明有着极为明显的不同之处。

中国的民众习惯于面朝黄土背朝天式的劳作模式，安土重迁，缺乏海洋文明的冒险精神，对海洋充满陌生和未知的恐惧。

放在明朝来看，由于海运的风险性存在，海上的风暴与暗礁让明人胆战心惊，加上明朝海寇的频繁侵扰，更是加剧了明人对海运的抵制，总是在寻求更为安全、快捷的运输方式。

虽然在永乐时期曾派遣郑和七下西洋，探索海洋外的诸国，但是这仅仅是昙花一现，仁宣之际的守成导致明朝再未对海洋有过更多的探索。

至明中叶，尤其在嘉靖年间，随着倭寇在东南沿海横行，统治集团更是对出海一事防微杜渐，历行海禁。

　　无可奈何的是，历史不会因为后人的想象和叹惋而改写，河运与海运之争，终究是河运占据了主导，终明一世再未改变。

　　参考文献：

　　[1][2][明]张廷玉等.明史（卷79食货三）[M].北京：

中华书局，1974.1916，1915.

　　[3][12][13][明]张廷玉等.明史（卷85河渠三）[M].北京：

中华书局，1974.2077，2082，2082.

　　[4][明]张廷玉等.明史（卷126列传第十四）[M].北京：

中华书局，1974.3753.

　　[5][明]解缙等.明太祖实录（卷71）[M].洪武五年春正月甲戌.台北：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322.

　　[6][8][10][11][明]张廷玉等.明史（卷86河渠四）[M].北京：

中华书局，1974.2114.

　　[7][明]解缙等.明太祖实录（卷233）[M].洪武二十七年五月戊寅.台北：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3403.

　　[9][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2）[M].永乐元年八月乙丑.台北：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412.

　　[14][明]张廷玉等.明史（卷64河渠一）[M].北京：

中华书局，1974.1588.

　　[15][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4河漕转运）[M].北京：

中华书局，1977.376.

　　作者简介：

付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