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引经研究的典范之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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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书引经研究的典范之作
类书引经研究的典范之作
——读《〈初学记〉引经考》
（首发）
张小艳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中国古代的类书始于魏曹丕时编成的《皇览》，此后历代皆有撰述。
六朝以前的类书多已亡佚，现存者以唐代四大类书为最古，其中又以《初学记》的编撰为至精。
该书“叙事虽杂群书，而次第若相连属”，“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六帖》，则出此书下远矣”。
全书引文上万条，辑录保存了大量玄宗朝以前的遗文旧事，在校勘古籍、辑录佚文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功用，备受学者青睐。
经学乃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是影响中国文化的核心因素。
《初学记》中引录《十三经》的经文注疏达一千五百多条，对于探寻儒经古本的原貌和存真辑佚颇具价值。
李玲玲新近出版的《〈初学记〉引经考》（下文简称《引经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首次将《初学记》中所引1566条经注与今本《十三经》进行逐一的比勘，对其中的异文作全面系统的分析考辨，厘清了异文产生的轨迹，订正了今本《十三经》经注的大量讹误，有助于《初学记》的进一步整理和其他类书引文的研究，是一部类书引经研究的力作。
仔细研读《引经考》，发现其中闪烁着许多精彩的亮点。
具体说来，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厘清了张说与《初学记》的关系
关于《初学记》的编者及撰述，文献所载多语焉不详或互有歧异。
如《大唐新语》载唐玄宗敕命张说，让他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书成后取名《初学记》，由张说与徐坚、韦述等进上，说明张说为此书的主要编者。
然《唐会要》却云“集贤学士徐坚等纂经史文章之要，以类相从。
上制名曰《初学记》”，仅说是“集贤学士徐坚等”纂成此书，全未及张说之名。
那么，张说到底参与其书的编纂没有呢？
《引经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文献中相关的记载进行穷尽、系统的梳理后，独辟蹊径，着重从行文用词及句法语意的角度，对《新唐书·艺文志》所载“《玄宗事类》一百三十卷，又《初学记》三十卷，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继良等分撰”这段关键文句作了精到而富有创见的分析：
从《艺文志》的行文体例看，“又”字连接的往往是同一书的相关内容或同一作者的不同书籍，具体到上引文句，其中“又”连接的《玄宗事类》与《初学记》显是相同作者撰述的两部书，即它们都由张说类集要事、徐坚等分撰。
且句法上，“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与“徐坚……等分撰”为联合关系；文意上，“分撰”当有对应的总述，则“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属总述部分，故“张说确实总领了《初学记》的纂作”。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不明《新唐书·艺文志》的行文体例而指斥其书“叙述未明，偶合两书为一”的错误观点，并对《初学记》成书后未题张说之名的真正原因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即其书编成时正值他贬官期间。
作者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切入，通过对《艺文志》行文体例的总结和句法、语意的辨析，考定张说为《初学记》的编者之一，厘清了唐以后文献中相关记载的迷误，证据确凿，令人信服。
二、归纳了《初学记》的编撰体例
《初学记》作为唐人类书中编撰较为精良的一种，其体例汇聚了此前各种类书的优点和长处。
全书以类相从，分24部313个子目，每一子目下依次列叙事、事对、诗文三部分。
《引经考》对《初学记》中成千上万条的引文进行穷尽的梳理后，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地归纳了其书的编纂通例及引经体例。
该书第16-17页分别对叙事、事对、诗文的行文通例作了精当的总结，充分地突显了《初学记》中独具特色及需要注意的地方。
叙事，“它是把各种资料按照内容的不同，以一定的顺序组织起来，统一在每一子部类目之下。
经过整理后的文字，没有拼凑之嫌，语义顺畅，宛若天然”；事对，“首以大字书事对之辞，下以小字夹注出典。
……出典若词句晦涩，则复加注文来释典故。
因出典已为小字夹注，故注文与出典同为小字，引文与案语间并无明显标志，需特别加以分辨”；诗文，“‘兼录初唐，于诸臣附前代后，于太宗御制，则升冠前代之首。
较《玉台新咏》以梁武帝诗杂置诸臣之中者，亦特有体例。
’……诗文下，均先以大字标诗文题，后以小字出诗文具体内容”。
又，古人引书虽“不拘于方”，但经过作者的勾稽、整理后，不难发现其引文实有一定之规。
《引经考》第18-26页从上千条的引经实例中总结出《初学记》中所用意引、合引、选引、注文提示、句末总结、“又曰”提示新的引文、引文补足原书省略成分等方式。
第27-28页还对其中较为特别的引注体例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考辨，指出《初学记》引《礼记》郑玄注或明引或暗引，而引高诱注则每引必注明“高诱注”，这并不是说高诱曾注过《礼记》，而是编者援引《淮南子》、《吕氏春秋》中“高诱注”的内容来解释《礼记》中的疑难字词，类似的还有借《周礼》郑玄注之语来释《礼记》、《左传》之词，由此归纳出“古人作注，遇前人在相关字词已有注者，往往径引其文”的引注特色，藉此匡正个别学者以为高诱曾为《礼记》作注的错误观点。
书中类似精彩的总结和考辨，时有所见。
经过作者细心的爬梳和提纲挈领的提示后，《初学记》中贯穿始终而又隐晦不显的行文通例及引经、引注的体例，便易于把捉了，真正起到了以简驭繁之效。
三、考辨了《初学记》引经中成百上千的异文
据《引经考》统计，《初学记》引文总计有11124条，其中引《十三经》1566条，分别是《礼记》347条、《左传》233条、《周礼》230条、《毛诗》194条、《尚书》191条、《尔雅》128条、《周易》116条、《论语》56条、《仪礼》25条、《孟子》14条、《公羊传》14条、《穀梁传》14条、《孝经》4条。
该书第28-122页将这些引文与现今通行的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的经注逐条进行比勘，从形、音、义三端对其异文产生的原因及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辨析，深入地考察了其致异之由。
书中以200多条典型异文的考辨为实例，分门别类地展示了《初学记》引经异文的纷繁复杂性：
与形相关者有古今字、异体字两类；与音相涉者有通假字、同词异写的专有名词、联绵词三种；与义相关者有同义替换、避讳改字、方言差别、古今异称、双音化、同名异称、历日换算等。
书中对每一例异文的考辨，极尽详赡之能事。
如该书第35-36页“犒—槁”条，《初学记·兽部·牛》叙事引《周官》“军事供犒牛”的“犒”，今本《周礼·地官·牛人》作“槁”，陆德明《经典释文》于“牛人”条下出“犒牛，苦报反”条。
阮元《周礼校勘记》云：
“唐石经、余本同……叶钞本作槁牛，余本及此本载音义同。
是经注皆从木作槁，当据以订正。
”卢文弨《经典释文考证》云：
“古并无犒字也，汉碑亦止有
，宋本《释文》作槁人，此正古字未经后人妄改者。
”段玉裁《周礼汉读考》谓：
“汉人注经之例，经用古字，注用今字……经‘槁’注‘犒’。
”作者据阮、卢、段氏之说认为“犒”字后起，“犒劳”之“犒”古皆作“槁”，后为与枯槁义相区分，遂改木旁作牛旁而造“犒”字。
《引经考》引用清人的考证结论对“犒—槁”这条异文进行辨析，指出《初学记》作“犒”，乃以后起本字代古字，结论原原本本，令人信服。
又如第81页“柄—枋”条，《初学记·文部·史传》叙事引《周官》“内史掌王八柄之法”的“柄”，《周礼·春官·内史》作“枋”。
《校勘记》云：
“‘掌王之八枋之灋’，唐石经、诸本同，《释文》作八柄，云本又作枋。
按，《大宰》作八柄。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枋，叚借为柄。
”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曰：
“此经之义作柄为近。
然古音方声、丙声同部，从方从丙字多通。
”徐养原《仪礼古今文异同疏证》：
“枋，木可为车。
从木，方声，与柄同音，故借枋为柄。
”据此认为《周礼》作“枋”乃假借字。
此亦借助清人的考证而对“柄”之作“枋”的异文由来作出了准确的判断。
书中类似这样精彩的异文考辨，触目皆是。
不难看出，面对《初学记》引经中出现的种种纷繁的异文，《引经考》多能条分缕析地对其是非作出细致的考辨和精准的判断，这主要得力于作者对乾嘉学者经文考订论著的谙熟，因此每能援引其结论以助证自己对异文的辨析，显示出作者在异文考辨方面的深厚功力。
书中对这200多条异文实例的辨析，不仅对探寻古本经文的原貌、校勘今本文字的错讹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而且对其他传世典籍的校勘也颇有借鉴意义，还可为汉语在文字、语音、词汇方面发生的历时演变研究提供丰富鲜活的素材与实证。
四、抉发了《初学记》引经的巨大价值
古籍在漫长的抄写传刻过程中，难免会发生讹误、错乱甚至亡佚等情况。
清代学者俞樾对此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譬犹闻人言笋可食，归而煮其箦也。
”说明今本已远非古籍原貌。
欲探求古本之原貌，古类书的引文即最佳路径之一。
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指出：
“（类书）可考古书佚文异本，其用甚大。
……古类书不特所引佚文足资考证，即见存诸书，亦可订正文字异同。
”
《初学记》所引经文保存了初唐以前经籍的大量片段，而这些片段所据底本皆为唐以前的古写本，因去古未远，其中更多地保存着古书的原貌，以之与今本《十三经》对勘，既可纠正今本之讹谬，亦可辑佚失传的古籍。
《引经考》第123-163页列举大量的实例从纠正谬误、保存古本、考订异文、补正辞书、钩沉辑佚等五方面抉发了《初学记》引经的价值。
书中对每则实例都作了详尽深入的考辨，如第122页“坼—圻”条，《初学记·天部上·雷》事对“出豫作解”引《易》“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坼”之“坼”，今本《周易·解卦》作“圻”，阮元《校勘记》云：
“石经、岳本、钱本圻作坼，是也。
闽、监、毛本作拆，非。
宋本、注疏皆作甲圻，经文坼（圻）字不明，当亦作坼。
”《引经考》据此指出：
“坼”谓裂开，“圻”指边际，用于此处不辞，当从阮校；今本经文作“圻”，乃“坼”字形近之误；《初学记》作“坼”恰可证阮校，今本《周易》当从之校改。
作者详确的辨正，充分地楬橥了《初学记》引经用字对于校改今本经文的价值。
又如第146页“
—萆”条，《初学记·岁时部上·夏》叙事引《礼记·月令》“王瓜生”下注：
“王瓜，
挈也。
”“
”字不见于字书，由今本《礼记·月令》作“萆”，可知“
”即“萆”，“
挈”就是“萆挈”，乃王瓜的别称。
然“萆”怎会写作“
”呢？
《汉语大词典》收有“萆薢”一词，但释义模糊。
作者通过对“薢”与“挈”的语音考察，发现二者古音相近，由此认为“萆挈”即“萆薢”，“萆”因受“薢”的影响发生偏旁类化而写作“
”。
通过异文的比较，作者不仅考明了《初学记》引经中“
”这个疑难怪字，而且还藉此将词典中的“萆薢”与“萆挈”（即王瓜）联系起来，并为“萆薢”提供了准确的释义。
《初学记》引经的巨大价值，在作者详赡的考辨和精当的阐述中，尽显无遗。
五、揭示了《初学记》引经中出现的各种疏误
《引经考》在充分挖掘《初学记》引经在校勘、训诂、辑佚等方面的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注意到其书在编撰时为使文字前后连贯、便于王子学习，常采取改写原文、补充省略字词、换用唐代常用词等方式，加之书成众手、引书繁多，因而其中引文难免存在某些疏误。
该书第164-226页即分别从意引、脱文、衍文、误倒、讹误、杂糅、题识错误等角度，客观地揭示了《初学记》引经中出现的错、讹、衍、脱、倒等问题，以丰富的实例印证了业师张涌泉先生所谓“类书引文不可尽据”的论断。
如第167页《初学记·宝器部（花草附）·萍》事对“共祭祀羞王公”引《毛诗》曰：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
”《引经考》指出：
今本《诗·召南·采蘋》小序的“能循法度”前多“能循法度也”5字，相关的语句在敦煌写经作“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能循法度”，“能循法度”句重文；《初学记》引文作“能循法度”当是编者不识重文符而脱，核之敦煌写本伯2529号，正作“能=循=法=度=”。
作者通过异文的比勘，发现今本及敦煌写经中“能循法度”句皆重文，由是认为《初学记》所引“能循法度”前因编者未谙重文符而抄脱“能循法度”诸字，所言甚允。
书中类似这样精彩的考辨，不胜枚举。
《引经考》通过丰富的典型实例，对《初学记》引经中出现的种种疏误行进详确的辨正，藉此提醒读者使用该书务必注意查考引文出处，检核其他典籍中相关文句的异同，从而对异文作出准确的判断，以免被其中错乱的引文所误导。
还值得一提的是，《引经考》第228-473页所附“《初学记》引经表”，将《初学记》中所引1566条经文按今本《十三经》的顺序，逐条分上下栏列出《初学记》的引文与阮刻本《十三经注疏》对应的文字，并标注其详细的出处。
如此穷尽地将《初学记》的引经文句与今本经文作直观的对照，使其相异之处纤微毕现，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复核，也为后人对其引经作进一步的考探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实可宝贵。
金无足赤，《引经考》在对具体的异文实例进行辨析时偶有疏误，个别论证还需斟酌。
如第37页“埋—貍”条，《初学记·礼部上·祭祀》叙事引《周礼》曰“以沉埋祭山林川泽”的“沉埋”，本书指出今本《周礼·春官·大宗伯》作“貍沈”，“沉埋”当是“埋沉”之倒文。
《释文》出“以貍”条，其下又出“沈”字，说明陆德明所见本亦作“貍沈”。
《说文·豸部》：
“貍，伏兽，似貙。
从豸，里声。
”段注：
“即俗所谓野猫。
”貍生活在野草丛中，以藏伏的方法等候猎物。
根据这一特性，引申为埋伏，又引申为掩埋。
并据以推断“埋”字《说文》无，当是“貍”的后起字。
作者认为“埋”字后起可从，然谓“貍”表“掩埋”乃因貍（野猫）在野草中以藏伏的方法伺候猎物而引申得来则恐非。
其实，表“掩埋”义时，“貍”乃借字，“薶”为本字，“埋”则是其后起俗字，清人对此早有明确的阐述。
《说文·艸部》：
“薶，瘗也。
”段注：
“《周礼》假借貍字为之，今俗作埋。
”《墨子·备城门》：
“转射机，机长六尺，貍一尺。
”孙诒让间诂：
“貍，《道藏》本作‘狸’，下同。
案：
貍，‘薶’之借字。
《说文·艸部》云：
‘薶，瘗也。
’谓机之薶于土者一尺也。
薶，《备梯》篇作‘埋’，俗字；《备穴》篇作‘俚’，叚借字。
”“薶”见于甲骨文，写作“
”、“
”、“
”等形，象埋沉牛、羊于坎及泉。
《周礼》“埋沉”句所用正是其造字本义。
此外，书中校勘虽颇精审，然校书如扫落叶，随校随生，故其中也偶有遗漏。
如第105页倒数第2行“则‘大’、‘室’古通用也”的“室”当为“世”之误；第111页第13-14行“即不避唐玄宗李治讳”的“玄”应是“高”之误。
第228页“说明”第1条第8-9行“伏羲已重卦矣……爻辞周公”当作“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等等，此不赘。
白璧微瑕，我们自不当以一眚而掩其大德。
总的说来，《引经考》全书结构谨严，内容厚实，论证详确。
不论对《初学记》编者的考证，还是对其体例的总结、异文的考辨、价值的抉发、疏误的揭示等，书中所论多可信从，绝大多数异文实例的考辨堪作范例，其结论可以直接“拿来就用”，是一部非常有用的书。
《引经考》对《初学记》所引经注进行的穷尽而系统全面的研究，为今后同类著作的撰写树立了楷模，堪称“类书引经研究的典范之作”。
《初学记》引文繁复，总计达11124条，《引经考》所论1566条引文仅占其十分之一略强，其中蕴含的更为丰富的宝藏尚待进一步挖掘。
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能读到作者有关《初学记》征引史部、子部、集部文献的研究论著，庶几以成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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