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和对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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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和对策
改革开放40年：
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和对策
阶级阶层分析，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国旗的五星图案，代表了当时阶级阶层结构的基本格局，即围绕中国共产党这颗大星的人民大团结，由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四颗小星组成。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一些社会阶级阶层逐渐消失，阶级阶层结构呈现简单化趋势。
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提出“两个基本”和“一个主要矛盾”，即“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循序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1956）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都是在那个时期写成的。
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1962年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
这些思想在“文革”浩劫中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实践中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导致经济和人民生活长期停滞不前。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果断地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了大规模的阶级阶层关系调整，如为几百万人摘掉“反革命”“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臭老九”的帽子，为几十万错划的“右派”摘掉帽子，为一大批人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为70万工商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等等，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初期，经过阶级阶层关系的调整，形成“两阶级一阶层”的阶级阶层格局，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本文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现状以及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调整阶级阶层关系的政策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方面发生两个重大转变：
一是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
伴随着这两个巨大转变，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极为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原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构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现在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了，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正在形成。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变迁，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一）工人队伍空前壮大，农民工成为新生力量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在我国4亿多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6900多万人，占17.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近4900万人，占12.2%。
现在近40年过去了，到2016年，在全国7.7亿多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达到2.2亿人，占28.8%，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达到近3.3亿人，占43.5%。
随着工人队伍总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工人队伍的结构也发生三个显著变化：
一是农民工成为工人队伍中庞大的新生力量，2016年全国农民工的总量达到2.82亿人。
在整个非农从业人员中，扣除党政干部、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等之后，约占工人队伍的60%。
虽然农民工的户籍身份还是农民，其文化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也低于工人队伍的平均水平，但他们成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流水线、一般建筑业和日常服务业的骨干支撑。
二是服务业工人的人数超过了工业工人，成为工人队伍中人数最多的部分。
改革开放初期，服务业工人是三次产业中从业人员最少的部分，而到2016年，服务业工人的人数不仅超过了工业工人，也超过了农民。
特别是随着以通讯、金融、物流、电子商务、房地产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一支与新技术、新业态密切联系的、有别于传统体力劳动工人的新型工人队伍迅速成长，人数已达数千万人。
三是工人队伍中的国有企业职工比重较大幅度减少，其经济社会地位分化较大。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工人中大约75%是国有企业工人，25%是集体企业工人，几乎没有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
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几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国有企业的工人和集体企业工人都较大幅度的增加，但1995年是一个拐点，那时国有企业工人达到7000多万人，集体企业工人达到约3000万人。
经过国有企业改革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大发展，国有企业工人的人数大幅度减少，到2015年，全国6200多万国有部门从业人员中，扣除700多万党政机关公务员、3000多万国有事业单位人员等，国有企业工人实际已下降到只有3000多万人，集体企业工人也只剩下400多万人，而私营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各种非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工人，达到近2亿人，其中私营企业工人1亿多人。
这些变化也使得工人队伍的经济社会地位发生分化，现代服务业、效益较好的国有垄断行业、与新技术、新业态相联系的知识经济部门，工人的经济收入情况相对较好，而传统产业部门、去产能国有企业需要安置的工人经济收入次之，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
（二）农民数量大规模减少，并且日趋分化和高龄化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9.6亿人口中，有7.9亿农民（农村居民），占82%，在4亿多从业人员中，有农民（农业从业人员）2.8亿人，占70%，是典型的农民大国。
改革开放后，农民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很多农民转换了职业，变成乡镇企业工人或管理者、进城农民工、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等。
到2000年，农民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下降到44.2%，不过由于从业人员总量增加了，农民的绝对人数增加到3.1亿人（扣除领工资的农业工人）。
经过近40年的发展变迁，到2016年，在全国13.7亿多人口中，有6亿多农民（农村居民）占42.6%，而在全国7.7亿多从业人员中，有2.2亿多农民（农业从业人员），占27.7%。
在近40年改革开放中，尽管人口总量增加了5.8亿人，但农村居民和农业从业人员的绝对数都减少了，比例数更是大幅度地减少。
根据《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5年）》，2015年全国有26744个农户，耕作土地面积在10亩以下的占79.6%，10～30亩的占10.3%，30～50亩的占2.6%，50～100亩的占0.9%，100亩以上的占0.4%，未经营耕地占6.2%。
农民阶级发生了几个大的变化：
一是相当大部分的农业劳动力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劳动力，都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2016年我国持农村户籍、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人，其中以进城务工为主的外出农民工达到近1.7亿人；二是在务农的农民中，出现了一些从事种植、养殖、渔业、牧业、林业等规模经营的农业大户以及量众多的兼业户，纯粹务农的小耕农的数量和比例都大幅度减少，完全靠几亩土地耕作维持生活的小耕农，成为农村的和整个社会的低收入群体；三是留在农村从事农耕的农民，呈现高度高龄化，40岁以下的务农农民已经很少了，如果不改变农村的耕作方式和耕农收入过低的状况，耕农将无以为继；四是务工经商、参军、上大学、嫁入城市等似乎成为农村孩子改变自身命运的主要渠道，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改革开放前仍作为农村阶级分析的“家庭成份”概念，已经成为历史记忆。
（三）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产阶层的主力
专业技术人员是指在企事业单位和各种经济社会组织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是一个以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经济师、科研人员、记者、编辑、演员、作家、艺术家等为主体的职业群体。
这个群体以高学历和脑力劳动为特点，我国习惯称之为“知识分子”，而在西方研究社会分层研究的文献中，他们通常被划为“新中产阶层”或“白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区别于以小资本者为主体的“旧中产阶层”和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体的“蓝领阶层”。
我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分散在各行各业，总的人数还不是很多。
按照国家统计局就业分类来估算，1978年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约1500万人，约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4%；到2015年，这个群体达到5000多万人，约占全部从业人员的12.5%。
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一是他们的政治地位提高了，不仅不再是“被改造”对象或“资产阶级知分子”，也不仅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成为知识创造和科技“创新”的主体。
二是经济地位也显著提高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收入“脑体倒挂”的现象，即所谓“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得到根本扭转，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已高于公务员的平均水平。
三是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还几乎是完全依靠国家财政发工资的群体，现在其所在的单位，已经分化成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差额拨款单位和完全自收自支单位。
如出版行业等一些事业单位，已经转变成企业，全国公立高校的财政拨款大概占总经费支出50%，全国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大概只占医院全部日常支出的近10%。
专业技术人员也面临着一些发展的矛盾。
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教育、医疗、文化的需求大大提高，教育、医疗和文化等事业日益繁荣，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广阔发展空间，知识价值大为提高；另一方面，专业技术人员所在的非营利机构，在“创收”机制的驱动下，也出现某些行为扭曲，如趋利的倾向和所谓的“道德滑坡”。
（四）私营企业主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阶层
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完成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私营企业主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存在了。
改革开放以后，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快速发展。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私营企业1908万户，私营企业主（投资人）3560万人，全国实有私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比重为87.3%；注册资本（金）90.55万亿元，占全国实有企业注册资本（金）的53.8%；全国私营企业从业人员1.64亿人，雇工人数1.28亿人。
总的来看，我国私营企业绝大多数都还属于中小企业，到2015年，户均资本规模为475万元，但在经济新常态条件下，仍呈现快速发展势头，2015年全国新登记私营企业421万户，比上年增长22.0%，新增私营企业注册资本（金）合计22.7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4%。
与此同时，私营企业也加快清理僵尸企业，2015年全国注销私营企业68.25万户，比上年增长65.2%。
我国的私营企业主目前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从产业分布来看，私营企业主绝大多数集中在商业服务业，这一领域私营企业的户数占全国私营企业总户数的74%。
二是从区域分布来看，近60%的私营企业主集中在东部地区。
三是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状况来看，私营企业主平均受教育程度并不高，远低于公务员群体和国有企业负责人群体，约40%只受过高中及以下教育，受过大专教育的占31.8%，但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也占28.7%。
四是从收入情况来看，呈现高度分化，绝大多数小私营企业个人收入并不高，2015年的年收入的中位数是12万元，亿元资产以上大企业的业主年薪中位数为40万元。
但与此同时，根据福布斯的研究报告，2016年全球共有1810位富豪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中国富豪总数世界第二，有300多位富豪净资产超10亿美元，其中251位来自中国大陆。
五是从私营企业主的来源和政治参与看，私营企业主的20%来自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下海”人员，28%是中共党员，4.8%是民主党派，23.9%担任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五）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不断产生
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通常是指那些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不太容易被归类为传统的阶级阶层概念中的新阶层、新群体。
“新社会阶层”实际上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
2001年，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发表了“七一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
”他还强调，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此后，“新社会阶层”的概念就包括了六种人：
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
2015年颁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对“新社会阶层”做了新的概括，在原来六种人基础上归纳出三种人：
一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二是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以及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业人员）；三是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
该文件强调，“他们”是“统战工作新着力点”。
此外，一些不断产生、翻新和扩张的“新社会群体”，也被媒体冠以一些新称号，如“蚁族”“北漂”“海归”“海待”“散户”等。
这些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有的是伴随社会结构的发展趋势不断成长的，有的是经常变动不居的。
2016年，全国新社会阶层约有5000多万人，他们在社会上影响不断增强。
在新社会群体中，应当特别关注被称为“我能行”的年轻一代，他们具有世界视野、创新精神，思想开放、积极进取、个性鲜明，生活方式完全融入移动互联网，推动大众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对我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第一，极大地调动起全国人民和社会各阶级阶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成长，形成我国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第二，加快了我国的社会流动，使各种社会资源实现了更有效率的配置，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第三，基本形成了适合我国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的现代社会结构，为最终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本质上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也有了很大的差异。
正确地分析阶级阶层结构和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我们党确定政治路线和制定实施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的客观依据，关系到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政策取向，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变动产生的新特征新挑战
（一）利益格局多样化发展，社会依然充满活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多种经济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利益差距扩大。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依然巨大，短期内也难以完全解决。
这些情况都造成我国利益格局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同阶级阶层之间产生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也在所难免。
尽管如此，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仍处于快速变化之中，仍具有很大的变动弹性，社会流动较快，具有很多发展机会和较大的发展空间，社会依然充满活力。
（二）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重叠，产生一些两难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跨越式的发展，用几十年走完很多国家需要上百年走完的过程。
所以，往往一个阶段还没有结束，另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开始，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并存，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同在，从而使我们解决一些社会矛盾处于首尾难顾、投鼠忌器的两难境地比如，在一些贫困集中的西部地区，既要大规模减少贫困，又要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在企业劳动成本方面，既要注意依法保护劳动者权益，也要防止企业人工成本上涨过快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丧失竞争力；在社会安全方面，既要防止火灾、矿难、交通事故等传统风险，也要防止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工资待遇、下岗失业、转业安置等方面的不满而产生的社会冲突，还要防止突发传染病、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行为等现代“风险社会”问题。
总之，现在往往会出现解决一种社会矛盾反而导致另外一种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真正做到统筹兼顾很不容易。
（三）工农基础阶级的构成发生深刻变化，实现共同富裕要有一个过程
工人和农民是我国的基础阶级，人数众多，但近几十年来其构成发生深刻变化。
工人阶级的两个最大变化，一个是有2亿多农民工加入到工人阶级，他们在生活待遇的改善和思想意识的转变上，都需要一个过程，另一个是以脑力劳动为特征的“白领”职工超过了以体力劳动为特征的“蓝领”职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对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农民阶级也发生深刻变化，不仅人数大大减少，高龄农民可能会成为我国最后一代“小农”，未来的新型“农业经营者”，将会极大地改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
然而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保护工农基础阶级的利益，特别是防止他们当中的那些弱势群体被现代化的列车抛下。
但中国工农基础阶级的人数众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势必经过一个漫长过程，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耐心。
（四）处理好精英群体与大众群体的关系至关重要，要防止社会分裂
“精英群体”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但通常被用来描述那些在经济、政治和知识等领域中可以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群。
他们往往领风气之先，能够更好地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但也往往抢占先机，成为在变革和发展中的获利者。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精英群体脱离大众群体，从而造成社会认同危机和社会分裂，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我国在近40年的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实事求是地说，随着利益格局的分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出现了精英群体脱离群众的倾向，这是需要特别警惕和防止的一种倾向。
（五）人民内部矛盾演化成对抗性群体性事件的情况将会长期存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完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各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需要长期磨合，通过良性互动和有效协调，不断完善相关制度。
由于各种原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一些群众因利益受损产生强烈不满，采取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静坐、堵塞交通、焚烧汽车甚至冲击党政机关等对抗方式使人民内部矛盾走向激化，都是可能发生的。
在这些事件中，往往是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他们的不合法的行为方式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
如果处置稍有不当，再加上发生在部分政府官员身上的诸如贪污腐败、决策失误、官僚主义等方面的原因，局部问题就有可能扩散到全局，从而把非对抗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所以，必须充分认识到此类矛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断提高依法、依规、靠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我国当前关于阶级阶层的一些争议问题
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验表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是我国在现实中要处理好的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没有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改革和发展的目标都难以实现。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阶层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只不过有时表现为缓和，有时表现为激烈。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快速的发展使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产生“时空压缩”，也使得不同发展时期的社会矛盾集中凸显，甚至产生“发展起来”以后的时期比“欠发展”时期面对的问题还要多、还要难解决，形成发展起来的“苦恼”和“困惑”。
本文尝试着在学理上解释和分析人们普遍关心的、与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相关的若干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怎样理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宪法序言中也强调，“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从这些宪法规定来看，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依靠者。
而在学界的调查研究中，工人在现实阶级阶层结构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并不高。
怎样理解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看起来的不一致呢？
其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讲的，是说工人阶级代表着工业社会大机器生产阶段的先进生产力，就中国的发展阶段来看，这一点并没有改变，而且随着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智力型、专业型、技术型工人的比例大幅度增加，进一步增强了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性；其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了，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当前过剩产能消化的过程中，一部分国企工人下岗失业、一部分去产能企业工人岗位变动，这是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正常变动，不应对此进行不切实际的政治解读；其三，工人、农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改善工人、农民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这项任务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党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二）当前收入差距是在扩大还是在缩小？
根据衡量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差距曾一度缩小，那主要是由于农民的收入最先通过获得经营的自由而较大幅度提高，但随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超过0.4,到2008年达到峰值0.469，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扭转，开始缓慢地缩小，这种缩小的趋势持续到2015年，2016年有轻微的反弹。
这样一个总的趋势，或者说近若干年收入差距开始缓慢缩小的趋势，无论是用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还是学界的调查数据测算，结果是一致的。
但这样一个学界的实证研究结果，却似乎与民众的感受有很大差别。
这主要是因为，影响我国收入差距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差别，其中城乡差别的影响最大，大概可以解释整体收入差别的约40%，近若干年来我国整体收入差距的缩小趋势，最重要的就是来自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和农民工收入持续增长的贡献。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差距也在同步缩小。
而民众的感受，可能更多地来自富豪榜、明星出场费、巨额贪腐等与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比较。
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们所说的收入差别，还不是整体的贫富差别，也就是说并不包括财产的差别。
直到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全民的财产登记制度，而学界的一些关于家庭财产的调查，由于很多人难以真实填报，数据质量受到很大影响，还难以做出符合信度要求的科学分析。
但根据世界各国的研究结果，财产的差距要比收入差距大很多，由于我国还没有开始实施财产税，估计财产的差距会更大一些。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依然过大，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无论从促进共同富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来说，还是从促进大众消费、保障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三）社会阶层真的“固化”了吗？
“社会阶层固化”，是近来媒体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但这还算不上一个规范的学术概念，可以说是一种描述性概念。
它主要是指社会流动性减弱，社会位置变动的难度加大，即产生极而言之的“龙生龙、凤生凤”的社会现象。
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阶层固化”是与“社会流动”相对应的概念。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大调整、大变动的时期过去了，一夜暴富式的“社会流动”机会减少了，社会结构进入转型时期相对稳定的常态；另一方面，社会结构仍在转型变化的过程中，社会流动的频率仍然很高，社会仍然充满活力。
在学术界，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在这个领域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社会地位获得的模型，其主要关注的是，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改变社会位置的机制是什么？
其基本的假设是，影响人们社会位置的，在传统的社会中主要是家庭背景、户籍、性别、宗教等先赋因素（ascribedfactors），而在现代社会中主要应该是教育、业绩、努力程度、机会把握等自致因素（achievedfactors）。
我国社会学的多数经验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自致因素在人们经济社会地位的获得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所以，所谓“社会阶层固化”的判断，无法在科学意义上得到经验研究的实证基础。
（四）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有多大规模？
国际上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还没有一个像国际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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