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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历程
（伟大历程）与时俱进谱新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新华网北京６月２３日电（记者孔博、隋笑飞）随着党的９０华诞临近，广东省高州市“三个代表”红色之旅越发火爆，游人纷至沓来。
高州根子荔枝文化旅游区的“红荔阁”旁，江泽民同志亲手种下的“中华红”荔枝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２０００年２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
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一次被完整地提出。
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面对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
根据党的十五大确定的任务，从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开始，全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认真总结经验，检查和改进工作中的不足，深入思考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些重大战略问题，推动“三讲”教育扎实有序开展，并分别到７个县（市）进行调研，指导工作。
在“三讲”教育过程中，江泽民对于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紧密联系起来，深化了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既符合规律探寻的逻辑，又符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国情。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马星光说。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江泽民发表七一讲话，全面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世纪的伟大宣言——
《讲话》指出，“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是：
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讲话》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变化，对如何坚持党的性质和保持党的先进性所作的新阐述。
“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这一论断是对中国共产党性质所作的新的科学概括。
《讲话》指出，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从而不断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执政为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表后，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全国上下很快形成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
全党积极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力解决不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不符合群众意愿的突出问题，使党的作风和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了明显改善。
在高州市根子镇元坝村村民吴礼明家，墙上挂着江泽民和他全家的合影照。
吴礼明的儿子吴辉告诉记者：
“近年来国家的政策真正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多方面帮扶和补贴农业，农民受益很多。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全党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２１世纪更加坚定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实现历史和时代赋予党的庄严使命，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为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体现了党的科学理论在实践中的巨大作用。
”广东省人大代表、深圳市坪山新区家德马峦工业园联合党支部书记张志亚说。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
明确提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
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写入党章，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成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伟大历程）百舸争流千帆竞——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新华网北京６月２１日电（记者黄玫、郑晓奕）“奔月”大半年的嫦娥二号卫星６月９日从月球“逃逸”，一路奔向离地球更远的深空。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兴瑞看来，这次让嫦娥二号“超期服役”进行拓展性探测试验，将为探月工程后续任务嫦娥三号、嫦娥四号乃至深空探测奠定坚实的基础。
想到今后一系列的航天任务，他深感中央企业肩上担子不轻。
“作为国有企业的骨干，我们的事业事关国家安全、大国地位、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倘若倒退３０年，马兴瑞绝对想不到，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能够焕发如此巨大的生机活力，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在１９７８年中国经济改革号角吹响之前，国有企业统一由国家直接经营，集体经济按“政企合一”的办法管理，个体和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几乎全部消失。
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首先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制开始变革：
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以“放权让利”为中心，扩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国企改革迈开步伐。
“摸着石头过河”的国企改革，最初的一块石头是“放权让利”。
为冲破“大锅饭”的分配制度，１９７９年７月，国务院印发文件对扩权内容予以明确，在利润分配上，给企业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在权力分配上，给企业一定的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运用、干部任免、职工录用等方面的权力。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搞活企业，特别是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突破口，首先是将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地分开，同时实施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国家机构和劳动工资制度的配套改革。
基层劲吹民主风——探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新途径
2011年06月19日0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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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北京市前罗圈胡同的81岁选民余子昌在选举站认真写选票（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网北京６月１９日电（记者李亚彪、齐海山、卫敏丽）“什么官，九品下；小如芝麻，大过爹妈？
”在中国农村的一些地方流传着这样一个谜语。
它的谜底是——村委会主任。
上缴提留款、下达计划生育指标、发放救济粮、批准房基地……别看这小小的“芝麻官”，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却执掌着“钱粮命、房田林”。
围绕着这个最基层的小小职位，一幅充满蓬勃活力、创新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画卷徐徐展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农村，到２００８年底，中国６０多万个建制村中绝大多数进行了７次以上的村委会换届选举，９８％以上的村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广泛开展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自治活动；在城市，自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后，全国大部分地方都陆续规范性地开展了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
在吉林省梨树县梨树镇北老壕村，６２岁的村民孙国清老人回忆起２５年前的一次村干部会议。
１９８６年，身为大队会计的孙国清同许多村干部一样进行述职。
在会上，村里几位老党员提出，能否让村民自己选村委会干部，改变以前上级选定、村民举手的情况。
“没想到县里同意了这个提议！
”孙国清说，“这为后来在全国推行的村委会换届‘海选’的方式打下了基础。
”
孙国清记得，村里每十户选一名村民代表，全村选出４６个代表，上级组织不定调子、不划框子、不提名候选人，在全村１８周岁以上的村民里直接选出候选人。
村民们把候选人选上来后，按照得票多少，公开唱票排名，选出前几名为村委会组成人员。
就在第一届村委会选举中，孙国清当选村委会副主任。
在中国南方广西三县交界的合寨村，同样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出现了由农民自己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组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副院长唐鸣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统一经营体制逐步瓦解。
“土地承包下去了，新的课题出来了。
修路、水利、办学等公益性的事情谁来办？
”唐鸣说，“而用新的民主途径选举出来的村委会的出现，无疑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基层群众的又一创造。
”
“用煤炉取暖的屋子里，秘密填好的选票被投进红色纸箱；脸膛黝黑的工作人员大声唱票、认真计票；好多村民熬到深夜，就为亲眼看看选举结果；每到选举揭晓时总是欢声雷动，小山村热闹得像过大年似的。
”时任梨树县民政局局长的徐谦说，“只要看看这一切，就知道我国的基层民主路没有走歪，它符合国情，是大势所趋！
”。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城市和农村按居住地分别设立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由群众自己管理本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１９８７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后，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村委会选举和村级组织建设问题。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进一步强调了直接选举村委会的重要性；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为村民自治确定了历史地位，并把全面推进村民自治，作为农村跨世纪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和任务。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４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同日，江泽民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将这部法律公布施行。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城乡户籍制度、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加之对各地多年来探索出的一些能够切实保障村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经验和做法需要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化、深化，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村委会组织法再次进行修订。
修改后的村委会组织法着眼于规范程序、完善制度，主要从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和罢免程序、民主议事制度、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细化完善，突出了法律的时代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基层民主之花要浇灌才能越开越盛，而党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源源不断地为基层民主的每一步健康发展输送着血液。
”长期研究基层民主自治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晓娟说。
换届选举只是村级基层民主的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在中国６万多个村委会也同样形成燎原之势。
在吉林省许多农村，村民都有本被称作“小宪法”的村民自治章程，这本由当地印制的上符国家法律、下合社情民意的小册子在农村知名度很高，有的内容还被挂在村委会里。
“村民对‘小宪法’比对国家大法更加心中有数，不少人能背出其中的条款。
”孙国清说，“为了不让章程流于形式，一些地方不断对它进行修改。
时代在变，国家还要修宪，村里‘小宪法’哪能一成不变呢！
比如过去有的村规定村财务每季度公开一次，后来‘修订’的章程规定，只要村民有需求，随时可以公布。
”
“其实我的权力是很小的，如果有哪一笔钱花得不清楚、不规范，‘清账’时被查出来的话，要自己掏腰包的。
”浙江省淳安县棠高村党支部书记欧阳顺说。
有一年，由于工作的失误，欧阳顺自己的工资被扣掉三分之一。
除了实行村民自治外，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６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这部法律于１９９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在过去，城里的保长、甲长都是上面指定的，从来没有老百姓自己公开选举。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这些人才有出头之日。
”曾在新中国成立前捡过煤渣、当过人力车夫的新中国首个居委会主任陈福林说。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３日，杭州上羊市街２００多位居民代表选举出了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当时在浙江省实业厅棉种保管委员会下属的杭州棉种翻晒组担任组长的陈福林被选为居委会主任。
两个月后，杭州市政府正式发出《关于取消保甲制度建立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指示》。
从那时到上世纪８０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出台前，中国越来越多的行政街改为街道办事处，并建立居民委员会。
现在，“中国社区建设史料展示中心”也建在陈福林家附近的金钗袋巷口，他每天都会到这里转一转，许多故事对他来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民主，从旧中国百姓的梦想，到花开大江南北的现实，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理论运用于中国民主建设的具体实践，１３亿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气度，挺直腰板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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