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收入健康和福利来自盖洛普民调的证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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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收入健康和福利来自盖洛普民调的证据
《Income,Health,andWell-BeingAroundtheWorld:
EvidenceFromtheGallupWorldPoll》ByAngusDeaton,Ph.D.全文译
世界各地的收入、健康和福祉：
基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证据
大多数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调查，都会提供一个直观并容易收集国家和个人福祉的措施，比如经济福祉的各个组成部分：
经济地位、健康、家庭环境、人权或者政治权利。
Layard（2005）坚定的认为这些方法的确达到了目的，即为个人和加总幸福提供了措施，集合加总幸福也被看做是评价政策和进步的唯一标准。
这一立场与更为广泛被接受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Sen（1999）提出人类福祉取决于一系列能使人们过上好日子的功能和能力，每个因素都需要被直接和客观的测量，一般不能汇总到一个单一的总结措施。
生活境况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部分，如果有任何永久的而不是暂时的效果，能成为值得热烈辩论的主题。
经济学家经常假定收入越高代表个人对生活的满意度会提高，收入的作用是非常有趣的。
也有学者讨论说相较于家庭环境、事业和健康，收入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且其作用也常常是暂时性的（比如，Easterlin,2003）.通过对一个国家结果的长期分析，Easterlin（1974,1995）提出了著名的论断：
即使人均收入增加，长期看一个国家的平均幸福感也基本不会增加。
这一发现说明国家收入和其人民生活满意度的平均水平没有，或者说长期看没有太大关系。
比较各国人民的许多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生活环境如就业率或婚姻状况，只有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小（Helliwell,2003;BlanchflowerandOswald,2004）.Kahneman,Krueger,Schkade,Schwarz,andStone（2006）认为即使这些措施也高估收入的影响力。
他们表示收入的增加无益于幸福感的增加，那些生活满意度和收入的相关的观测结果来自于“聚焦幻觉”，受访者总会将自己的收入与其设定的标准对比，可能是自己以前的收入或者别人的收入。
这一结果和DiTella,Haisken-DeNew,andMacCulloch（2007）所领导的德国社会经济专题小组的微观层面的证据是相符的，他们将生活满意度和不同时间的收入状况进行回归，发现生活满意度只在四年内完全依赖于收入。
在这项研究中，收入增长只在短期内刺激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生活境况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部分，如果有任何永久的而不是暂时的效果，能成为值得热烈辩论的主题。
考虑到来自于一个国家的长期观察数据以及不同国家人民的调查，可以合理推测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在生活满意度的水平上应该没有关系。
另一个观点是Veenhoven（1991）提出的，只有当人们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前收入提高会增加幸福度，当超出关键点（即人们不再贫穷，孩童不再死于可抑制的疾病，绝对贫穷被完全消除的时候），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将没什么影响。
这个论断看起来是合理的，但也存在另一个相反的观点即只有当基本需要被满足后，智力和文化才可能被完全开发。
这一思想和Robbins’（1938）对theBrahmin的记录相近，后者认为“那边碰不得的幸福的十倍”。
事实上，虽然美国和日本没有因为其更富有而变得更加快乐，低收入国家，如印度或尼日利亚人民比高收入国家人民更不快乐（比如IngelhartandKlingemann,2000;Graham,2005;Layard,2005;LeighandWolfers,2006,orthecarefulandbalanced
surveybyDienerandOishi,2000）.然而在高收入国家中额外收入能否带来额外的幸福这一问题中，争议是一直存在的。
之前各国生活满意度的经验性证据大都来自WorldValuesSurvey,由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网络整合其工作成果。
问卷调查在80个样本国家的人民中进行，涵盖世界上85%的人口。
包括世界上富裕国家和少数低收入国家，同样包括东欧和前苏联。
WorldValuesSurvey主要经历4个阶段：
1981，1990-19991,1995-1996，以及1999-2001.WorldValuesSurvey的数据来源很广，包括ICPSR时间序列调查数据（可在密歇根大学的网站上找到）。
更多细节请登陆http:
//www.worldvaluessurvey.org.一些基于WorldValuesSurvey数据得出的结论为高收入国家人民比低收入国家人民更幸福，但在高收入国家中，收入与国民幸福并无太大关系：
比如Layard（2005,p.32）写到“在西方工业国家，有钱人没有比穷人更幸福”（同样可以在IngelhartandKlingemann,2000,figure7.2上读到）。
在2006年，盖洛普以132个国家的人民为样本做了民意调查。
除了安哥拉、古巴和缅甸（那里的样本是城市样本），样本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15岁及以上年级的。
问卷包含了福祉的各个方面，包括生活满意度的总体措施，健康的多方面和经济地位。
由于在所有国家都使用同一根问卷，就提供了一个跨国比较的可能性。
之前没有任何一份民调覆盖了这么多国家样本，尤其是贫穷的国家。
更多盖洛普WorldPoll的细节请登陆
在高收入国家中额外收入能否带来额外的幸福这一问题中，争议是一直存在的。
“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是并不是同义的。
有关生活满意度的问题大都是问受访者对其生活的总体评价。
其结果经常被释为获得幸福的措施，但是人们也认为幸福会影响生活满意度，并且能够从经验问题中得到度量，比如，在受访前几天，是微笑很多，很开心还是很失落。
这份民调也包括一些体验幸福调查所依据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与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措施并不完全符合。
盖洛普世界民调负责这份报告的分析师肯定了一些早期的发现，同时也否决了一些新的不一样的结论。
比如，高收入国家比低收入国家拥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当使用对数方式度量收入时，没有证据表明当国家收入提高时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减少或消失。
有条件的国民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负面的有条件的国民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负面的，并不像之前讨论或者基于微观经验数据预测的那么乐观。
不论是生活满意度还是健康满意度对健康的客观度量都反应强烈，比如寿命或者HIV的传播，便于为无论是人类福祉的各个领域甚至是整体健康提供值得信赖的指标。
生活满意度和收入：
来自WorldPoll的证据
人均收入和生活满意度
基于盖洛普世界名雕的数据，平均生活满意度的世界地理分布和收入的世界地理分布式相似的：
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的居民都富足且对其生活很满意，平均生活满意度大约在7.5-8.5之间。
世界上不满意的国家，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海地和哥伦比亚，生活满意度大约在3.1-4.5。
在生活满意度最低的20个国家中只有格鲁尼亚和亚美尼亚收入状况较好，虽然他们的收入水平可能被高估，这个问题稍后我会讨论。
另一边，有两个相对贫穷生活满意度却在前20名的国家：
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
图一总结了生活满意度和国家收入之间的关系。
横坐标是2003年的人均GDP（是PennWorldTable中最近期有完整数据的），是用在2000年物价水平下购买力（ppp）衡量的。
每个圆圈代表一个国家，半径是人口比例，标注每个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和GDP。
重要的国家列示出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大豆在左下方，西欧国家出现在右上方，美国是在右上角的大国。
图一显示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生活满意度会较高。
在最穷的国家里斜率非常陡峭，这些国家里收入的增加将带来生活满意度最大幅度的上涨，但在富裕国家斜率是正且大幅的。
有一点是不准确的，即存在一个GDP的临界点，一旦超过这个点收入对于生活满意度没有后续影响。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用生活满意度对应人均收入对数，如第二幅图，人均收入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接近为线性。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用生活满意度对应人均收入对数，如第二幅图，人均收入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接近为线性。
这点在图2中深色断点线可以看出来，它标出每个水平上的人均GDP和平均生活满意度。
（我下面会返回来介绍另外两条线）。
这条线在图的右边（富裕国家）比较陡；婆罗门理论的确比基本需求理论更好。
图2也更容易看清生活满意度水平最低的国家，除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以外，包括阿富汗、柬埔寨和伊拉克。
表1的第一栏显示的是对123个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和人均PPPGDP（来自PennWorldTable数据）进行的回归结果。
收入为对数，其关系接近与线性，相关性系数为0.838，标准误差很小。
而使用收入对数的二次方程得到正相关的结果，正式了图2中，在富裕国家斜率更高的图示。
另一个研究方法是在$12000处分割富裕国家和贫穷及中等收入国家（见图1、图2）。
第二、三栏显示的是用对数表示的人均收入，斜率在富裕国家更高，但这时的估计标准误差较大。
如果我们把样本设置为人均GDP在$20000以上的25个国家，见第四栏，估计斜率降低到0.384，但有少数国家的标准误差在0.782，这与真正斜率为0以及斜率为0或者高于等于贫穷国家的；图2显示后者是自然结论。
这些结果支持一项发现，即收入对数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为所有国家提供了合理的契合，不管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国家，如果存在任何证据表明有背离，它都是小而且很可能是在高数国家斜率方向方面更明显。
为什么这些结果和之前的一些在富裕国家国家收入和国家幸福满意度之间无关的结论不同呢？
图3是WorldPoll的数据和之前研究所依托的数据（摘自WorldValuesSurveys前三次
调查）的对比。
为了和WorldPoll的数据做对比，我只纳入了来源相同的国家，排除了地区和城市。
空心圆代表WorldPoll的数据，和图1的数据相同；实心圆代表WorldValuesSurvey的数据（是按10分制而非11分制）。
当后者包括对相同国家多个观察值时，我使用的是最近期的数据。
图3显示WorldValuesSurvey的数据和WorldPoll的数据从广义上看很接近，当然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区别。
在这些调查中，人均GDP和生活满意度都成正相关的关系，在贫穷的国家要比富裕的国家这种关系更明显。
然而，图3也显示WorldPoll的数据在收入和生活满意度之间是比较平缓的关系，当我们往富裕国家移动时其斜率是缓慢下降的，WorldValuesSurvey的数据则显示在贫穷国家斜率比较陡峭，接近垂直的形状，在人均超过$10000时生活满意度会有明显小幅上涨。
是什么导致这一模型中的差异呢？
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WorldValuesSurvey几乎没有包括世界上少数极度贫穷的国家，WorldPoll中则包括，可以在图3的底部看到。
如果重新画图3用对数表示收入，像图2那样，大部分构建了图2中左下方底部的直线的国家在WorldValuesSurvey.中将消失。
第二，WorldValuesSurvey中很大数量的贫穷国家来自东欧或原来是前苏联的一部分，包括摩尔多瓦，乌克兰，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俄罗斯，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阿塞拜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罗马尼亚，爱沙尼亚和斯洛伐克。
这些国家的人民对其生活十分不满意，这点在早期的WorldValuesSurvey中比2006年的WorldPoll表现得更明显。
而且由于这些国家并不是世界上最穷的，至少在GDP方面，它们构成在WorldPoll中生活满意度和收入关系的下方的部分。
第三，WorldValuesSurvey，尤其是其早期活动，在如印度、中国、加纳、尼日利亚之类的国家大多以中有文化的城市居民为样本，这些人是被有目的的选取以方便和富裕国家的人们相对比。
在总体生活满意度和收入方面，相较于本国大多数居民而言，他们是对其生活较为满意的，这些人构成了另一部分相对较穷但生活满意度高的国家。
WorldValuesSurvey中贫穷的国家是来自东欧、前苏联的对生活不满意的人们和另一些少部分更贫穷的国家的人们的混合图3中阴影圆圈表明在贫穷国家生活满意度和收入接近无关系，看起来富裕国家及满意度更高的国家形成有上限的垂直关系。
然而当图3使用对数表示重画，即模仿图2，生活满意度和人均GDP之间的正向关系仍非常清晰，甚至在富裕国家,虽然在这条线上更为分散，也是如此。
总而言之，WorldValuesSurvey中的数据并没能够对WorldPoll数据造成质疑，也没有影响全球范围内平均生活满意度和人均GDP接近线性关系。
LeighandWolfers（2006）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
收入增长、平均预期寿命和生活满意度
在观察收入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时，自然肯恩而过考虑收入代表性的问题，如相对收入、收入相对于预期、过去收入（即经济增长），或者其他和收入有关的变量，健康方面也许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全球生活满意度和人均GDP关系模型和平均预期生命预期和收入的关系（Preston（1975）最早提出来）十分相似。
表2调查了经济增长和健康情况。
表1是在2003收入的对数和2000-2003收入平均增长率的基础上对平均生活满意度进行回归。
（注意：
生活满意度在2000和2003收入对数基础上的回归结果和以2000年收入对数及2000-2003其增长率为基础的回归结果在数值上是相等的。
）回归中增长率的增加并不能消除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
第二，更令人惊异的是，在任何既定的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都与较低的生活满意度水平相联系，这一结果似乎一几乎所有书面记载都不相符。
其中一个例外是Diener,Diener,andDiener（1995）,他在对大学生作为一个国际样本研究时，也发现增长对生活满意度的消极影响，虽然这不是以国家为样本，然而，这项发现也是这篇文章中最令人诧异之处。
注意从2000年到2003年的“增长”是这三年收入对数的总变化，这样表1中的回归结果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个回归：
与2003年收入对数是负相关，和2000年收入对数是正相关，其和是0.845.关键的是这些数据不能说明哪一年的收入才是最重要的，这项发现需要增加更多的收入对数才能得到验证。
然而，在所有这些替代性的规范，滞后系数的总和仍基本保持不变，这是与长期的平均收入在生活满意度的永久收入模型，响应的生活满意一致。
第二栏也表明收入增长点的精确期间并不重要，不管是在2000-2003还是从1990-2000或者其他的期间段，这一模型都能很好的反映增长的负效应。
增加早期的增长率并不会提高或者改变这些结果。
增长的相关性，即使这三年被分开比较，在绝对数值上也比基于现实收入水平的相关性大。
这一模式显示，以生活满意度为被解释变量，滞后收入和目前增长为解释变量，回归得到增长的负效应；使用滞后收入的相关性和原来模型中使用现时收入的相关性相同。
这一发现勾勒了这样的可能性，增长的负效应是来自于那些显示收入高于其长期收入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们应该比那些富裕更长时间的国家满意度低。
然而我们计量它时，收入使得国家更满意其生活，收入增长则使得他们变得不满意。
东欧和前苏联的国家是世界上生活满意度最低的，远远低于其收入该有的满意水平。
他们也是使用国际美元计的收入最不可靠的估计。
GDP的国际比较，如在PennWorldTable中都是从国家组开始的，将这些联系在一起的“桥梁”是属于多个组的国家制度。
由于前苏联的国家在全球制度中是作为一个块的，他们对购买力汇率的估计是常见的错误，使他们的收入可能高估或低估。
由于所有这些国家相对其人均收入生活满意度都非常低，不禁热闹个人怀疑PennWorldTable和theWorldBank高估了其收入。
这些国家同时也是在2000年到2003年增长最快的国家，前20位增长国家中有12个都在其中，甚至在前五名中包括三个分别为：
哈萨克斯坦
（1）、亚美尼亚
（2）、乌克兰（4）。
他们低水平的生活满意度
表2中生活满意度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有影响；排除这些国家不能消除这一消极影响，但是能使其不太重要。
第3、4、5栏调查了寿命及其变化的影响。
寿命是分别根据1990和2000年的存活率为基础估计的；以这种方式衡量，生活满意度并不是只会随着流行病和社会环境变化而改变的长期度量。
在这个样本中，21个国家的预期寿命从1990-2005是下降的。
其中十三个国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以双倍速率递减），两个在加勒比，另外六个是原苏联的国家，包括俄罗斯本身。
（在1990年对这些国家的预期寿命的预测是可行的，虽然收入预估还未可行。
）但是预期寿命在解释生活满意度国际变量的中的作用很有限。
预期寿命变量的引入对于收入的预计作用只有小部分影响，所以收入并不是预期寿命的代理变量。
事实上，预期寿命本身并未在回归中占较大比例，虽然预期寿命在1990-2005年的增长对平均生活满意度有正向的影响。
预测相关性是0.044，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预期寿命大幅度递减）将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如博茨瓦纳（-29）、津巴布韦（-21）、南非（-14），但并不能解释前苏联国家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因为这些国家的预期寿命减幅较小，如俄罗斯只有-3岁
我使用婴儿和孩子的死亡率代替预期寿命重新进行生活满意度的回归；这是程度更好的措施，其中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满足。
但是这种计算并没有产生新的见解，主要因为在一个截面的三项措施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互关系。
事实上，在死亡率最高和最低的国家中预期寿命的变化都是最大的，预期寿命经常以婴儿或孩童的死亡率表示，所以数据无法分开他们的影响就并不奇怪了，如果他们是的确存在的。
我同样使用HIV传染率做了实验（从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oftheWorldBank取得的数据）。
由于这个数据在测量时肯定是有误差的，我并没有依赖具体的数据，而是采用模拟变量，确定了13个国家在2003年的HIV传染率大约为5%甚至更多：
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海地、肯尼亚、莫桑比克、马拉维、尼日利亚、卢旺达、南非、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无论是否在回归中加入表2的第1、3栏，无论是名义值还是普遍估计值都会在数值或经济上产生较大的相关性。
令人惊异的是，生活满意度竟然没有受到那场严重性与现代社会不符的瘟疫的影响。
即使人们不知道那是HIV，也很难相信，在他们国家有五分之一的成年人被感染、每天都有人因此死亡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还是没有受到影响。
生活满意度、年龄和GDP
表2表明在对数基础上生活满意度和人均GDP的全球关系。
它也有三条线。
中间那条描述在每个层级的人均GDP上的平均生活满意度，外部两条也表示相同的意思，但是代表两个年龄团体，15-25岁是上面那条线，60岁及以上的是下面那条线表示。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生活满意度随年龄递增而递减的；这在非常高收入的国家是例外，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和年龄的关系式U型的，一开始会下降，中年后又会上升。
比如，美国人说20岁时的平均生活满意度在7.8，30岁后期降到6.8，到60岁时又回升至7.8.
图2中生活满意度随年龄递减是在中等收入的国家最明显，尤其是在东欧和前苏联的国家在满意度随年龄递减上存在同一模式，尤为显著。
比如，在俄罗斯，15-19岁年轻人的生活满意度在5.95左右，而65岁及以上人的生活满意度在4.28；在匈牙利，相应的指标是6.88和4.77.（这些模式是无条件的岁年龄变化的平均生活满意度，没有对齐同伴或协方差进行调整。
）无论经济过渡是的这些国家的居民如何不满意其生活，影响在老年人中更为显著。
也许是由于他们经历过大萧条的严重，对其年老的生活比较满意，他们也不期待能活到足够长寿见证未来更好的发展。
对世界大多数国家而言，生活满意度随年龄增加递减，除了非常高收入的国家
图2还有一个显著特征。
在低收入国家，生活满意度随着年龄的递减是相对较小的；在中等收入国家会变大；但这种递减在富裕国家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出现逆转。
至少在2006年时，在人均GDP超过$5000的国家，居住在高收入的国家使得年龄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减小。
我复制表1和2按年龄分组的收入结果，并合并为所有年龄组的定性有类似的结果。
每个年龄组，国家收入对都是决定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正向变量，收入的增长率则是负向的决定性变量。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当从WorldPoll获得个人收入增加的数据增加时，也许能够运用这些数据观察各个年龄组的收入分布，或者比较在每个国家内部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与国际数据相比较。
健康满意度和医疗体系
下面我将研究方向从总体生活满意度转向对健康的满意度。
GallupWorldPoll询问其被调查者是否对其个人健康满意。
图4显示各地区人们对其健康的满意度、GDP和年龄之间的全球关系。
国家是以圆圈表
示，其半径是人口比例；这些在整体上反映人们对其健康的满意程度。
随着年龄的健康满意度的变化绘制成一系列非参数回归拟合曲线表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7个不同年龄组的平均人均健康满意度;我假定人均GDP数值是适合每个国家所有年龄组的指标。
该图显示高收入国家的人们对其健康状况更为满意，随着年龄增长对其健康的满意度会下降。
按照我们对健康情况的预想，年龄对健康满意度的影响比国家收入大得多。
尤其显著的是，健康满意度随年龄的递减率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比在高收入国家要高，后者的收入似乎是为年龄对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产生某种保护作用。
在图4的右上角，50-59岁的组别比另外两个年龄更大的组别对健康更不满意，这个模型也可以在个别富裕国家得到验证，如美国。
最不可能是将这种逆转归咎于任何客观的健康状况或残疾。
也许在50-59岁这个组别的人会尤其无法忍受任何变老的痕迹。
健康满意度，就像生活满意度，东欧和前苏联的国家都在非常低的水平，事实上，这些国家包括世界上健康满意度最低的20个中的11个都来自这里，包括（从低到高排序）：
乌克兰
（1）、俄罗斯（3）、亚美尼亚（4）、白俄罗斯（5）、摩尔多瓦（6）、格鲁吉亚（8）、匈牙利（9）、拉脱维亚（12）、爱沙尼亚（13）、罗马尼亚（15）、哈萨克斯坦（17）、保加利亚（19）。
更易理解的是，其他健康满意度排名较低的国家包括搞死亡率的国家如海地
（2）、卢旺达（7）、（11）乌干达（10），布隆迪（11），柬埔寨（14），乍得（16），贝宁（18）和喀麦隆（20）（韩国排名21没有显而易见的原因。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一部分报告自己的健康满意度在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二，这值得与一些HIV/AIDS流行病重灾区的国家的状况进行对比：
坦桑尼亚（71％），津巴布韦（75％），博茨瓦纳和南非（78％），肯尼亚（82％）。
事实上，肯尼亚人们满意其健康的比例和英国人一样，远比非洲其他地区的国家高，虽然这至少是和肯尼亚的一些被调查者的平均年级较年轻。
如果我们对整英国人口年龄调整，部分肯尼亚人对其健康的满意度将比英国低10个点，比美国低9个点。
即使如此，预期寿命递减在前苏联那些国家的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比在非洲因那些HIV/AIDS传染严重而预期寿命减幅更大的国家还要大。
前苏联国家预期寿命的递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比那些由于HIV/AIDS预期寿命更低的非洲国家还大
我们也可以研究健康满意度随年龄递减的方式以及在国际范围内湿如何递减的。
在15-19岁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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