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学博士考试复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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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学博士考试复习
1、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公平是伦理学概念，效率是经济学概念。
公平，体现了平等、公正、人权等理念，是人类社会最高理想信念，效率体现现实利益，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的价值追求是公平，通过效率的不断提高可以实现公平。
如果不提高效率，只追求绝对的公平，只能是低层次的公平。
公平与效率是矛盾统一的概念，应该尽量协调二者，相得益彰。
相关的高等教育问题有：
高校面对市场办学、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大学收费、招生与高考改革、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民办教育发展等问题。
比如：
东中西部高等教育是优先发展还是平均发展，面对市场办学，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效率，还是为避免不公平竞争封闭办学；重点大学承担大众化教育以实现公平，还是效率至上，以精英教育为主；一律不收学费以体现公平，还是大学收学费来进行成本分担；高等教育发展速度适度超前以提高办学效率；大学招生计划分省录取以兼顾公平等。
在实践中都要进行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寻求平衡点和最佳区域，做到适度、恰到好处。
不同历史时期，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是不同的。
当前，以前者为准。
公平和效率是没有硬性标准的，以发展为旨归，在发展中不断调整，实现动态平衡。
2、中外合作办学的好处
首先，可以使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成建制、成系统地引进国外先进名校、名学科、名专业，不出国门而得到留学的效果。
其次，引进国际化的课程经验、管理经验、教学经验，促使我国高校在管理体制、学科专业设置、教学以及科研等方面更好与国际接轨。
再次，引进更多国际人才和专业人才，提供更多参与国际交流的机会，培养更多国际化人才。
中外合资办学发展规划建议：
第一,在合作国家的甄选上,除了满足求学者未来职业需要,还应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局出发,考虑其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借鉴优势。
第二,从国家对于高等教育地域均衡发展的目标出发,适度地将合作办学推向教育欠发达地区,以补充当地教育资源的不足。
第三,在引进学科的选择上,应该积极举办国内急需和新兴的学科专业,对于一些国内就业市场已经饱和的学科,要适当减少国外资源的引入。
第四,考虑到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提高合作办学的档次。
第五,在积极主动地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同时,需要加强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管理。
3、如何认识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教育主权与产权问题
教育主权是一国自主处理本国教育事务和独立处理与别国教育合作事务的权力，包括教育立法权、教育投资权、学校审批权、教育监察权。
中外合作办学的过程中，允许外国对高校控股51%以上，而高等教育作为公益性事业，很多外国主导的办学事务会干涉教育主权。
针对这一问题，首先，外国在中国合作办学要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遵照我国的办学方针和大政方针，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其次，在此基础上，有必要明确界定教育产权与教育主权，这样，很多问题就是产权问题而不是主权问题。
4、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真假之辨
1999年扩招以来，很多人以为扩招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
但是一概而论并不准确，高等教育质量应该是有下降也有提高。
所谓真下降，指扩招导致教育资源人均占有量下降，平均师资不足，教师负担过重，管理力量分散等而导致的教学质量下降；其次是研究性大学承担大众教育任务，而导致精英教育质量下降。
针对这一问题，应该大力引进海外和社会人才，补充师资，延长老教师退休年龄；履行财政性经费增长承诺，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比例；开展高等教育领域的招商引资，进行中外合作办学、鼓励留学，开展高教和科研领域的学术与人才交流；放宽民办高校的审批，承担大众化的任务，高效合理利用不同类型高校的优势资源，减少精英教育机构所承担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任务。
此外，在大众化规模上，应遵循“适度超前发展”的原则，以减轻大学在资金、办学资源、就业方面的压力；在增长方式上。
变“内涵发展”为“内涵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外延式发展为主”。
所谓假下降，是因为囿于习惯性思维，很多人以原来精英教育的质量标准衡量现在大众化教育的质量，精英教育的质量观是培养专业精英人才和研究性人才，大众化教育的质量观是培养面向市场、适销对路的多样化实用人才，是多元化、多样化的质量观；同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以及科学素质等成为质量观的核心。
因此，首先要转变教育质量观，尤其是转变唯知识的质量观，树立知识、能力并重的质量观；其次，要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制定不同的质量评估标准体系，避免用精英教育的质量观衡量大众教育的不同层次；再次，采取不同的命题和考试方法进行招生。
5、高等教育地方化问题
从美国（赠地学院、社区学院）、英国（新大学运动、城市大学）、日本（短期大学）这些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经验看，高等教育地方化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确立了中央、省市、中心城市三级高等教育办学体制，但是高等教育的地方化步伐依然缓慢。
高等教育地方化有两层含义：
首先，高等教育要适应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发展服务，成为地方文化科学的中心；其次，高等教育管理权要归属地方，以地方为财政拨款办学的资金来源。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国家发展区域经济和地方经济的政策基础，高等教育地方化成为大势所趋。
其意义在于，它可以通过地方集资办学减轻国家高等教育的财政负担，可以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承担力量，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实现去行政化，有利于高等教育服务地方经济。
但是，高等教育地方化也可能存在以下隐患：
首先，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方向偏离国家整体利益，缺乏大局意识，可能出现专业重复设置、资金利用率低、人力资源浪费等；其次，可能弱化理论学科的研究，对需要大量投资、集中国家力量兴办的高精尖学科和大型科研项目不利，可能导致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益，偏离大学的本质；地方管理权的扩大可能出现大学封闭办学，地方保护，固步自封，违背教育规律办学等现象。
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定位不明,同质化的倾向严重，不少地方高校朝着研究型、培养学术型人才方向发展,不能适应地方经济的需求。
必须改革现有的评估制度,建立分类评估的体系
（二）发展方向不明,为地方服务的意识不强,力度不够（三）行业特色的淡化与消失，（四）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了地区高校发展不平衡（五）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师资队伍水平偏低,结构不合理,“学术型”较多而“技术型”较少,是提高教育质量的瓶颈。
针对这些问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从国家利益和科学发展的高度统筹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加强宏观指导，给予帮扶、指导等。
实现高等教育地方化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第一,中央宏观指导与地方自主办学的关系。
第二,要搞好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与教学、科研的关系。
地方化高校的任务（史秋衡）：
第一,地方高校的发展将为当地社会经济建设培养各类建设人才,直接推动地级城市的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第二,地方高校的发展也将直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地级城市高等院校的发展将有利于高校和当地的生产部门建立生产-科技联合体,直接为当地的生产部门的科技转化和科研开发提供便利;第三,地级城市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当地的人文素养,促进当地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的实质性发展。
通过地级城市高等教育的发展使优秀文化得以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从根本上提高地级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层次;第四,地方高校的发展推动地级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全国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缩小东、中、西部区域间的差距,减少城市间、城乡间的差异。
6、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问题
可持续发展观针对以往发展观出现的不可持续性问题，提出注重发展的持续性、整体性、协调性以及公平性。
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高等教育如何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其次，高等教育自身如何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观念进行改革。
就前者而言，高校首先要培养大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观，摈除以往急功近利和追求短期效益的思想，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知识、能力，使其即具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责任和意识，又有可持续发展的本领，培养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其次高校作为地区的文化中心，应该承担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宣传和普及，做好模范带头作用；此外，还应积极开展科学发展理论研究工作以及注重各学科科研发展的科学性、可持续性。
就后者而言，首先，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应遵循适度超前原则；其次，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沟通高校与社会、市场、资本市场的联系，实现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再次，高校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优化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不合理专业，设置新专业，以长远发展的眼光保护“冷门专业”。
7、如何认识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
早期大学只是结构简单的学术和教学机构，管理简便，这赋予了大学自治、独立、学术自由的品质。
但是随着大学的发展和国家力量向大学的渗透，大学逐渐变得机构庞大、成分复杂，同时也越来越难以自治和独立。
近代以来，大学的科层化和行政化在法国、中国、苏联这类中央集权国家非常明显，发挥集约效应的同时也妨害了大学的自治与学术自由，不利于科学研究和大学教学。
现代大学的学术事务是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力形式进行管理的，学术管理中即有学术权力又有行政权力。
行政化在字面上一般是指一个组织中行政权力以及行政管理部门不适当的膨胀,以致影响组织的正常运转,大致相当于“科层化”或“过度科层化”，但当前我国大学的行政化含义绝不仅限于此,而是包含了行政权力化、行政级别化以及行政文化主导三层含义，也就是官僚化或官本位。
在中国，大学办学主体的国家化与大学职能的复杂化，导致大学内部管理复杂的科层体制行政化，这种科层体制是模仿行政组织建立起来的，行政管理人员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以垂直等级管理方式运用于管理大学学术事务，有严密的上下级关系，行政权力成为大学的核心权力，学术权力无法与之相抗衡。
大学制度应当为保障学术的核心地位、实现大学核心价值服务，但过度行政化体制下，我国大学制度似乎主要不是为了保障学术的核心地位和学术价值的实现，因为学术在我国大学被边缘化了，学术价值不仅不是行政党务人员所维护追求的核心价值，甚至连很多教师，包括知名教授都不以学术价值为自身的目的。
行政权力泛化于整个大学组织，单纯与行政手段和科层化的管理方式规范整个大学组织的运作，大学管理往往以行政化的命令方式和习惯处理学术性事务，学术功能受阻，教授无话语权。
尽管逐渐设置了学术委员会、学科评议会、学位委员会、教授会等组织，但真正学术管理的过程还是行政化的，这些委员会只能在行政权力制定的范围内行事；而且在行政化的环境下，所有人都关心权术而不是学术，以加官进爵为最终追求，执掌学术机构的教授行事风格也会变得“官场化”，学术机构潜移默化为另一重行政机构。
针对这种现状，《规划纲要》提出要“去行政化”，但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归还学术权力，改变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学术事务的现状，将学术事务交由教授会、学术委员会，做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另一方面，通过取消校长及管理人员行政级别改变官本位的观念，变行政化管理为专业化管理。
无论是教师和学生的心理期待还是他们的自我感觉,我国大学里那些中层以上的行政管理者都颇有“官员”的味道。
正是在这种自我感觉和群体期待的支配下,加之行政权力的催化和行政级别的强化,官场的逻辑就成为了大学的逻辑,大学的行政化也就真正地走向官僚化。
但是，那种认为一旦取消行政级别,我国大学就会浴火重生、凤凰涅磐,乃至走向世界一流的想法毫无疑问过于天真。
我国大学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绝不是由行政级别或行政化这一因素导致的,当然也不会因为行政级别的取消或去行政化改革的成功就自动地解决。
8、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更加明显，学者国际流动，特别是学生国际流动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主要浪潮。
接轨说认为，要建设一流大学就必须采用世界通用规则，不能搞“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另一种意见认为国际化的实质是民族化，“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民族化首先意味着本土化，即把国际先进的东西引进时要与本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结合起来，反对照搬照抄，食“洋”不化。
事实上，无论是“本土化”主张还是“国际化”主张，他们都面临的是如何处理大学发展中的共性和个性关系问题，“接轨派”观点强调的是共性一面，而“本土化”观点则强调的是个性的一面。
可以说，各国大学在引进国外高等教育制度时都增加了本民族的创造，几乎都没有完全照搬照抄他国高等教育经验，都尽力与本国的政治制度相适应，与具体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照顾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等。
在全球化视阈下，中国大学模式成为了一个真正难题。
中国目前探索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就是解答该难题的一种尝试。
不过目前主导倾向仍然是移植国外大学模式特别是美国大学模式，其理由是美国大学模式是最先进的，这仍然是直线型现代化思维方式的反映。
目前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思维模式的僵化，但突破这一思维模式非常困难。
尝试突破这一思维模式也是本土化的努力方向，答案也许就在于把中华民族内在的创造性智慧激发出来。
9、中外合作办学（林金辉）
规律：
（一）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适应和服务于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大局。
（二）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适应和服务于学生的发展和成长。
中外合作办学六条基本原则：
即目的性原则、公益性原则、以生为本原则、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原则、满足教育多样化需求原则和“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原则。
引领合作办学的理念：
1、教育国际化理念，《教育规划纲要》首次把教育国际化写进了国家文件，明确指出:
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出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划、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2、可持续发展的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观与质量观：
规范，依法，质量，创新。
中外合作办学的机制创新:
中外合作办学的法律框架与政策体系创新;中外合作办学的监管体制与内部治理结构创新;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保障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创新;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体系创新与教学改革。
中外合作办学的机制创新，最主要体现在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和执法处罚机制。
10、现代大学制度
当我们完整地表述现代大学制度结构性特征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回避它的四个基本点：
面向未来的敞开性，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适应性，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民族性和向先进国家学习的国际性。
现代大学制度核心特征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就是它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适应性。
这一点保证了大学本身不保守，保证大学对社会的开放，保证了它与民族文化的结合，也保证了它能够与别国大学制度之间进行比较和借鉴。
传统上政府包办了社会需求，从而使大学对社会需求的感受建立在不真实的基础上。
大学要产生主动反映社会需求的机制的根本途径就是直接面对市场，建立与社会需要联系的直接机制。
社会对大学的参与的途径基本有三：
一是通过建立实体性的董事会制度增加社会对大学的管理；二是建立专业的社会中介组织来评价大学的学术质量；三是政府通过发布大学运行信息吸引社会监督大学的运行。
历史上看，英国、德国的大学模式都一度成为世界大学的榜样，但从现实角度，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可以更多借鉴的还是美国的大学经验，美国大学的制度设计使其更容易专注学术研究和知识创造，这符合大学制度建设以学术研究为本的价值追求。
同时，其大学的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需要，与社会紧密联系，使得大学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的中心。
人们对大学制度认识或设计是从四个方位进行的：
大学对民族国家发展的意义、大学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意义、大学对个体发展的意义和大学对知识创新的意义。
这四点恰好构成考察大学发展的四个维度。
从这四个维度出发，大学制度建设表现出四个方面的基本价值追求，它们是大学与周围世界建立和谐关系的宣称，这四个基本价值是：
问责性、适切性、适应性和创造性。
大学的适应性价值，是大学的基本价值之一，它既是对大学的适切性价值的具体执行，也是一个独立的价值。
创造性价值是大学本体存在的价值，是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
首先大学应该证明自己是一个能动的存在，即在工作中是有效率的。
其次大学必须建立一个有效服务于社会需求的机制，这个机制自然就是它的基本工作机制，即教学、科研组织。
往往与社会需要结合得越紧密越容易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而不能反映社会需要的闭门造车往往会被人们束之高阁。
也就是说，没有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就难以表达出来。
在学术发展中不能单强调某一价值是绝对的，必须建立价值的平衡，有了价值平衡，才能出现一种生态现象，学术价值才可能出现繁荣的景象。
现代大学制度就是对这种均衡价值观的保护，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精神。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本质上是一次系统的文化创新，它以现代大学精神确立为起点，以现代大学办学模式的形成为归宿。
现代大学精神只能从大学文化传统中寻找。
大学办学模式虽历经变化，但大学内在精神始终未变，它一直坚守“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原则。
我国大学制度建设必须约束政府对大学的干预，引入社会参与大学治理加以平衡，从而重新确立大学的内外部关系模式，实现大学治理。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应当着眼于消除我国现行的大学制度的弊端，破解大学制度与高等教育水平和质量之间的深层矛盾，使大学制度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最可靠保障。
为此，应当紧紧抓住制约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制度问题，积极大胆地进改革探索，开拓高等教育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的新道路。
应当赋予大学学术组织的使命，剥离其他社会使命，使大学回归其学术本质。
应当改革以知识为中心的人才培养体制，建立以养成素质和发展智慧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新体制。
应当革除行政化体制，确立学术的核心地位，营造敬畏学术、献身学术的环境和条件。
应当对所要建设的代大学制度进行整体设计，制定分阶段改革探索的目标、任务和重要举措，有计划分阶段地全面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别敦荣观点：
一般范畴论：
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完成其使命的需要，大学制度包括组织机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工作机制（包括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的运作模式）和制度创新机制。
大学制度不仅包括大学外部各种社会关系的制度架构，而且还包括大学内部各种职能活动及其他各种相关活动的制度性规范。
如果说理念或精神范畴论主要关注的是现代大学制度理念或精神层面，中国现实范畴论所关注的主要是我国大学实际的管理制度，那么，一般范畴论则更多地关注了大学运行过程的规范要求和主要办学关系的协调与平衡。
我国大学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
第一,大学的主体地位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第二,大学依然是一个官本位体系;第三,大学的办学仍然按计划体制运行;第四,大学的定位趋于模糊,大学功能的泛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第五,大学依然没有形成自身成熟的独特的精神和文化传统。
因此,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应当包括四大内容:
第一,独立的法人制度;第二,服务性的行政组织制度;第三,人性化的教育制度;第四,自由的精神。
而国际性与本土化结合则是建设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由之路。
大学制度的政治化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最大障碍，它对我国大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学功能的工具化,大学使命的政治化,政治原则和标准成为大学办学的最高准则。
邬大光观点：
大学制度一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界定。
宏观的大学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系统,包括大学的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和办学体制等;微观的大学制度是指一所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包括组织结构的分层、内部权力体系的构成等。
大学走出象牙塔过程中，当外部压力促使大学制度发生变化时,往往忽略大学的特性和本质,往往以损害和牺牲大学制度的根基——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为代价。
但大学的本质和特性是建立大学制度的基础,无论是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大学制度的构建都应该是对大学本质和特性的关照。
人们今天对大学制度赋予现代的含义和诉求，其实是对新的大学理念的追问。
今天的大学在迅速分化，影响和制约大学制度的内外部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例如，市场因素对大学的渗透和影响、网络技术对大学的冲击、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引发的就业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对大学制度的挑战。
所以，越是面对纷繁复杂的观念变化和社会需求，越应该从大学理念的视角把握大学制度。
只有这样，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才有方向，大学制度的改革才有现代的根基。
当我们无法对现代大学理念作出清晰解读的时候，遑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现在的大学与过去的大学相比，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增加。
大学利益相关者有无话语权或话语权的大小，决定了什么样的大学理念占居时代主流，并决定了那个时代的大学制度。
例如，沿袭下来的大学制度基本上是学者的大学理念诉求，而今天的大学，学生的诉求在不断提升，以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提出“21世纪的大学要形成以学生为核心的办学思路”。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缺失,在本质上是大学理念的缺失;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迷茫,其实是大学理念的迷茫。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面临着双重构建,即无论是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大学制度都表现出与社会转型的不适应,都面临着重新构建的问题。
在宏观层面,目前暴露出来的主要是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的制度建设,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引发了教育教学资源的严重不足,单纯依靠原有的投资和办学体制已经无法满足规模扩张的要求。
在办学体制上,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初步为多元化的办学格局奠定了基础。
但是,伴随着公办大学举办独立学院,国外资本进人民办高等教育领域,投资办学与捐资办学的界限混淆,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制度建设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微观层面的一所大学制度也面临着双重构建。
一般说来一所大学的制度构建,大体应该沿着两条路径:
一是保护学术自由—即基于教学与科研顺利进行的学术制度,一是适应社会和市场挑战的制度。
前者是大学制度的根基,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发挥作用。
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出于“赶超”的目的,往往在建立新的制度的同时,又丢掉了某些传统。
因此,也可以说,现代大学制度既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也是一个“回归”的过程,二者同等重要。
在重建当中包含着回归,甚至也包含粉弥补历史的缺憾。
11、民办教育困境与出路
把民办高校划分为非营利和营利性两类的二分法，不符合现阶段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实际。
投资办学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民办教育的基本特征。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表明，以投资的方式通过滚动发展举办民办高等教育，是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一种新探索，既具有时代的特征，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这不同于西方捐资办学，也不同于西方90年代的非营利性私立大学。
这些举办者投资民办高等教育，其办学目的既包括了公益，也包括了获取回报；从办学效果来看，既达到了公益的目的，也达到营利目的。
然而，直到今天，国家并没有出台有关适应营利性高校的相关政策。
即便选择了非营利性，政府对民办高校也是缺少政策保障的。
这就使民办高校在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左右为难。
面对政府推行的分类管理，民办高校举办者显得无所适从，大致存在两种心态。
第一种，可以申请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可以不要求取得回报，但政府应当保留举办者的产权，并给予民办高校必要的财政支持，乃至一种与公办高校“平等的身份”；第二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但又不想成为营利性民办高校。
显然，这两种心态直接导致了目前实施二分法的困境。
正是基于这种困境，我们提出了民办高校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即将捐资举办的民办高校称作第一条道路，将营利性民办高校称作第二条道路，将投资举办但不要求取得回报的民办高校和要求取得合理回报但又不是营利性的民办高校称为第三条道路。
而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水平和经济体制最适合第三条道路。
其本质在于：
它是一种将教育的公益性与投资的营利性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既为公益性的教育事业争取到了必要的经费投入，又为资本投资营利找到了合适的事业领域。
不论公办高校还是民办高校，都是国家高等教育事业。
尽管举办者不同，出发点也不尽相同，但其归宿却是相同的，即为国民提供接受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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