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下作业答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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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下作业答案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下）作业解答

形成性考核册作业1、3参考答案提示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

（2）第一、三次作业辅导第一、三次作业为讨论题，所谓讨论，就是各抒己见，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因此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下列内容仅仅是关于题目的一些相关材料，供大家讨论时参考。

1、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赵树理的遭遇和得到的评价为什么会明显不同？

赵树理小说在解放区文艺界受到重视，最初是1943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

这篇小说发表后受到杨献珍、彭德怀的重视，也受到群众的欢迎。

紧接着，在同年10月，他又完成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赵树理在解放区文艺界的影响和地位。

1945年底，赵树理又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

这些作品由于反映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的巨大变化，采用民间语言和民族形式，表现了农民的立场和革命的功利主义。

被誉为“赵树理方向”。

但从1948年底发表的《邪不压正》开始，赵树理受到了批评，1950年他在主编《说说唱唱》时因发表《金锁》也一再检讨，这些都曾使赵树理意识到了自己与时代的差距，但这些事件都没有使他对自己的创作思想作出真正的改变。

其原因不是因为他曾被树为“方向”，而是他虽然也在努力地改变，但他努力的方向与时代的要求是不同的。

时代要求他写出农村中“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和两个阶级的斗争，但他在实际生活中认识到“两条道路”和“两个阶级”的斗争并不是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如《三里湾》。

批评者认为《三里湾》对于农村“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展示，“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作者对于农民的革命力量“看得比较少”，没有把农民的革命力量充分地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赵树理也努力地想加入“时代的大合唱”，也想写歌颂农村新生事物的作品，但他又不肯违背生活的真实，实际上将歌颂也写成了揭露和批判，特别是对农村中的坏干部的批判，如《“锻炼锻炼”》。

作品的本意是站在青年干部杨小四的立场上，“批评中农和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维护农村中的新生事物。

但实际上却揭露了农村生活的贫困和农村干部作风的粗暴，被认为是“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妇女和社干部”。

可以说，1949年后，赵树理发表的小说基本上都受到批评或批判（除《登记》外）。

特别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使得他总是"右倾"，总是受批判。

这说明时代在变，而赵树理的创作思想几乎没有变化，仍然是站在农民有立场上，为农民说话，始终与主流意识保持一定的距离。

赵树理的小说较少受当时流行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更多地站在乡土社会的自身的生活秩序内部来考察农村的情况，叙述农村社会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变化与发展。

阐明农村的社会变革主要是依靠乡土社会的自身力量来完成的。

写完《三里湾》之后的赵树理实际上已经陷入写作的困境，作品数量越来越少，受到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赵树理是我国当代第一位明确坚持乡土社会立场、坚持真实言说的文学作家。

从李家庄的龙王庙到三理湾的旗杆院，赵树理用他一贯坚持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样式为我们解释了20世纪乡土社会的现代变迁，并思考了传统崩塌之后乡村生活秩序重构的问题。

在《三里湾》中已经没有了铁琐式的阶级仇和民族恨，即使是对扩社开渠百般阻挠的马多寿，作者也未把他写成十足的坏人，而只是作出辛辣的善意的嘲讽。

赵树理的写作内容与写作方式在解放前与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在解放后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的共生和对抗关系，无疑是文学史上值得重视的艺术经验。

2、样板戏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样板戏的产生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样板戏的产生与1958年开始的京剧现代戏有直接的联系。

京剧现代戏产生的“时代”，主要指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个阶段“十七年时期”中的后半段，即从1958年到1964年。

这个时期，刚刚进行了对中国文坛的一系列批判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并还在继续开展反右倾运动。

社会上，又出现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大规模运动。

1962年后，“阶级斗争”学说的提出，两个阶级的斗争成为了全党全国“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话题，而1964年刚刚开始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剧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气氛。

另一方面京剧现代戏产生也有着特定的“文化语境”，即当时的文化背景。

传统文化作为文艺的“旧基地”遭到全面清除，在此之前的几乎所有文学创作都遭到否定和质疑，“二革”创作方法（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成为了创造“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指导原则。

文艺问题作为“上层建筑”中一个重要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而戏剧，作为一种影响面大，涉及人广的特殊文艺形式，更是得到了比其他文艺形式更多的关注。

“样板戏”是在“京剧现代戏”和其他文艺形式（包括小说、电影和话剧）的基础上产生的。

“样板戏”中的京剧，主要是在“沪剧”、“淮剧”和“话剧”等现代戏剧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连“交响音乐”《沙家浜》实际上也是在京剧的基础上出现的“京剧音乐、交响乐、合唱和表演”的大杂烩。

而“现代芭蕾”《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也不例外。

虽然《奇袭白虎团》常常被人们看作是“原创”，实际上也仅仅是一种“京剧”形式的原创，而不是从其他文艺形式改编的。

在内容上，“样板戏”与京剧现代戏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也就是说，“样板戏”的许多原则和特征，如教材中讲到的“强调阶级斗争，强调道德教化，从理想化出发，设计情节和戏剧冲突，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等，都是在京剧现代戏的创作过程中就已经形成的，江青将其改造为“样板戏”，只是将这些原则和倾向极端化、具体化。

因此说，在样板戏产生之前，就已形成了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为特征的社会政治背景和以“二革”创作方法为特征的文化背景，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江青插手样板戏时，将这种激进的文艺思潮进一步极端化，形成了强调阶级斗争，强调道德教化，从理想化出发，设计情节和戏剧冲突，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的艺术创作原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样板戏的出现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

这是建国以后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以来党内生活严重缺乏民主，激进主义的社会政治和文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这种文艺思想将建国以来居于主流地位的政治性――真实性――艺术性的创作结构中的“真实性”拆除，代之以政治性――艺术性结构。

生活的真实性、创作者的艺术个性、对生活的独特的艺术体验和表达方式成了微不足道的东西，“三结合”（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的写作方法盛极一时，样板戏也成了江青等阴谋家手中的政治工具，成为江青提高自己的政治身价，打击政敌，推行其激进主义的文艺观念，实行文化“一体化”的工具。

 3、在朦胧诗运动出现前，中国当代诗坛是一种什么状况？

朦胧诗出现后为什么被称为“朦胧诗”？

在朦胧诗出现前的新中国诗坛，主要有颂歌、战歌和地下诗歌三种情况。

颂歌开始于建国初期，1949年底胡风发表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是颂歌的先河。

此后，一大批知名诗人如艾青、臧克家、冯至、何其芳等也加入了颂歌创作的行列。

1951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成为颂歌的表现对象。

如未央、张永枚、胡昭、韩笑等50年代冷藏活跃在诗坛的青年诗人，就是以表现朝鲜战争题材而引起人们注意的。

1953年开始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给新诗带来了全新的题材和主题。

无论是从农村来的民歌手，还是从战场归来的战士诗人，全都加入了劳动和建设的大合唱。

曾以“信天游”形式闻名解放区的李季，举家迁往玉门油田。

成为“石油诗人”；以太行山民歌出名的诗人阮章竞，来到蒙古草原上的钢铁基地，写出了《白云鄂博交响诗》；此外，雁翼、梁上泉、傅仇、高缨、流沙河、魏钢焰、严阵、苗得雨、李学鳌等一大批青年诗人成长起来，成为歌颂经济建设的歌手。

50年代中后期，在各种艺术风格和思想倾向的诗人退出诗坛后，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以闻捷为代表的叙事性抒情诗和以李瑛为代表的军旅生活抒情诗成为颂歌的主要形式。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再一次掀起了颂歌的狂潮。

“新民歌运动”以空前的规模席卷全国，并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由此形成长期弥漫于文坛的浮夸风。

1962年底“千万还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的提出，特别是随后开展的“四清”运动，使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诗歌也由对劳动和建设的歌唱变为对阶级斗争的宣扬，政治抒情诗成为诗坛占主要地位的潮流，其总体风格由颂歌变为战歌。

颂歌和战歌之外，是地下诗歌的创作。

如九叶诗人穆旦的诗歌、牛汉的诗歌以及以“白洋淀诗派”为代表的青年诗人的诗歌，均以地下创作的状态、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

1976年4月5日前后出现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是地下创作的总爆发，也是文革十年最为激动人心的辉煌乐章。

朦胧诗的兴起于70年代末的“新诗潮”，繁荣于80年代初、中期，代表诗人是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

把这种“新诗潮”称为“朦胧诗”，最初只是一种误解。

1980年，章明发表了《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对“新诗潮”进行批评，从此，朦胧诗成为这股“新诗潮”的正式称号。

 4、江青在《沙家浜》等样板戏样板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有多大？

江青在插手样板戏后，把50年代末60年代初激进的文艺思潮更为绝对化，使文艺成为她抬高自己身价、打击政敌的政治工具，江青对样板戏的样板化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反映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生活作品必须突出毛泽东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军事路线。

例如将《芦荡火种》改为《沙家浜》，将第一主角阿庆嫂退居二号人物，而将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升为一号人物，突出他所进行的武装斗争的戏。

第二、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生活的戏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组织戏剧冲突，推动剧情发展。

例如《海港》突出表现方海珍为代表的革命者与钱守仁为代表的阶级敌人的斗争。

《龙江颂》中突出了支部书记江水英与暗藏地主阶级分子黄国光的斗争，并以此构成戏剧冲突的纽结，展开矛盾。

第三、从观念出发,把英雄人物塑造成“高大全”式的人物。

《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也好，《红灯记》中的李玉和，还有《沙家浜》中的郭建光，《海港》中的方海珍，《龙江颂》中的江水英，《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以及后来的《杜鹃山》中的柯湘等等，他们都是充满了革命的智慧，充满革命斗志和勇气，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最终必然胜利的革命英雄。

他们充满革命理想，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没有任何缺点和高大无比，光照人间的完人。

第四,依照“三突出”模式安排人物关系,以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三突出”是于会泳于1968年5月23日《文汇报》上发表的《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即：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

”因此，在《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占据舞台中心，将匪首座山雕赶到角落，并且牵引着匪徒绕着舞台转圈圈。

《红的娘子军》中，洪常青就义时在舞台上纵横起舞，而南霸天瑟缩在舞台一角，等等。

第五,从反对所谓“人性论”出发，砍掉表现人情、人性的情节，为了强化阶级对立，砍掉了某些正面人物所谓的“软弱”情节。

在样板戏中，凡是涉及到爱情的戏都被删掉。

那些英雄人物都是没有爱情、不食人间烟火、只知革命与斗争、整天与阶级敌人斗智斗勇的“超人”，难怪群众说，他们不是光棍就是寡妇，有丈夫（或妻子）不是被杀死就是支使到异地。

样板戏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载体，江青的作用在于把它更加观念化、纯粹化，自然也渗透着她个人的美学倾向，这就是喜爱夸张、强烈，强调色彩鲜明。

表演上程式化，服饰艳丽、和谐，音乐华丽、明亮。

总的来说，江青对样板戏的影响和作用主要在戏外，即把样板戏变成政治工具，为她提高身价，打击政敌，推行激进主义的文艺观念，实行文化一体化服务。

 5、在王安忆的创作生涯中，《长恨歌》是成功之作还是失败之作？

如果认为是成功的，可以参照教材299～303页。

如果认为是不成功的，可以参照形成性考核作业3参考资料。

 6、当代中国的先锋小说是怎样出现的？

参照形成性考核作业3参考资料。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下）形成性考核册作业2

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1、三仙姑

2、红灯记

3、江河

4、1962

5、杨子荣

6、汪曾祺7、周立波

8、海港

9、章明

10、锻炼锻炼

11、红色娘子军12、岗上的世纪

13、邪不压正

14、现实主义

15、赵振开16、陈思和

17、1958

18、于坚

19、金锁

20、杨炼

二、单项选择题

1、C

2、B

3、B

4、C

5、C6、A

7、B

8、A

9、A

10、A

三、多项选择题

1、AC

2、AB

3、BCD

4、ABCD

5、BCD

四、简答题

1、1959年，《文艺报》组织的“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中对《锻炼锻炼》的讨论，最终导致了对赵树理的否定性意见，认为这篇作品是对农村现实的歪曲，丑化了正在进入共产主义的农民形象。

这些意见是否符合作品实际？

产生这种意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959年，《文艺报》以“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组织了对《锻炼锻炼》的讨论，有署名武养的读者指责这部作品不真实，“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

虽然编辑部支持赵树理，以王西彦的《〈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作为这次讨论的总结，肯定这篇小说“按照生活实际去刻画有个性的活人”。

后来老舍和茅盾也分别撰文对赵树理的创作进行了肯定的评价。

但是，当时文坛弥漫的激进主义文艺思潮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最终导致了对赵树理的否定性意见，认为这篇作品是对农村现实的歪曲，丑化了正在进入共产主义的农民形象。

这些意见从现在来看显然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

赵树理是努力地想加入“时代的大合唱”、想写歌颂农村新生事物的作品的。

但长期的创作定势使他不能违背生活的真实，实际上将歌颂也写成了揭露和批判。

《“锻炼锻炼”》创作的本意是站在青年干部杨小四的立场上，维护农村中的新生事物，让自私落后的人出点丑，意在“批评中农和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

但实际上却揭露了农村生活的贫困和农村干部作风的粗暴，客观上却表现了当时农村中日益激化的“干群矛盾”。

因此，一经发表，就受到了批判。

赵树理是一位站在农民立场上为农民说话的作家，特别是他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使他在五、六十年代总是显得“右倾”，显得不合时宜。

可以说，时代在变，而他的创作思想几乎没变，因此，他总是受到批判。

事实上，自从《邪不压正》、《金锁》等作品受到批评以后，赵树理也意识到自己与时代的差距，也努力改变自己的创作来加入“时代的大合唱”，但他又不肯违背生活的真实，就像《锻炼锻炼》一样，实际上将颂歌也写成了揭露和批判，这样，他努力的方向总是与时代的要求恰恰相反。

时代要求他写出农村中“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和两个阶级的斗争，但他在实际生活中认识到“两条道路”和“两个阶级”的斗争并不是农村中的主要矛盾。

人们对赵树理的指责和批判，实际上是当时文艺界越来越高涨的激进主义文艺思潮和越来越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反映。

也说明赵树理的创作思想始终与当时的主流意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因此，尽管老舍、茅盾、王西彦等作家一再为赵树理辩护，也并不能改变赵树理作品“不合时宜”的命运，也就无法改变赵树理最终在劫难逃的命运。

2、阿庆嫂与胡传魁、刁德一之间的“智斗”，主要内容是什么？

精彩之处是什么？

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并经久不蓑？

《智斗》是《沙家浜》中最精彩的一场戏，所谓“智斗”是指阿庆嫂在与胡传魁、刁德一周旋的过程斗智斗勇的故事。

在“智斗”这场戏中，充分展示了阿庆嫂的风采，她不但具有一个地下工作者所应有的机智和敏锐的斗争经验，同时也具有开茶馆的老板娘所应有的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处事作风。

正如剧中人刁德一所说：

“这位阿庆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当她一听说胡传魁的部队就要到来，立即通过“日本鬼子前脚走，他后脚就到了”的判断，从而确定了自己的斗争策略。

在与胡传魁和刁德一的周旋中，巧妙地利用胡传魁的愚蠢，面对刁德一的步步紧逼，察言观色，滴水不漏。

作品的精彩和巧妙之处在于，不但突出了阿庆嫂的智慧和沉着，而且也渲染了刁德一的狡猾和凶狠，他先是从以前没见过阿庆嫂而产生怀疑，再从阿庆嫂曾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救过胡传魁而加重了疑心，继而从单刀直入问新四军的行踪，引阿庆嫂上钩，最后甚至想出了化装成老百姓下湖捕鱼，让藏身在芦苇荡里的新四军自己走出来的诡计，给阿庆嫂配上了一个真正的对手。

而胡传魁虽蠢，却每每事出有因，完全符合他的性格和特征，是这场戏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阿庆嫂的性格特征正是在与这两个人物性格的冲突中凸现出来的。

“智斗”是《沙家浜》精华所在，受到观众的欢迎而经久不蓑的原因主要是有“戏”，即戏剧冲突更能符合观众的审美要求。

一方面“智斗”是敌我斗争最直接、最复杂、最巧妙、最紧张、戏剧矛盾最汇集的一场戏，也是最能迸出火花的一场戏，整个“智斗”充满着戏剧矛盾，是《沙家浜》最为精彩的部分。

另一方面《沙家浜》的角色原型，直接来自民间文学中非常广泛的“一女三男”的角色模型，在“智斗”中，观众真正欣赏的是阿庆嫂滴水不漏带点江湖习气的对话，是她如何周旋于胡传魁、刁德一两个男人之间，也就是说，“智斗”适应了观众具有民间趣味的审美要求，观众更愿意、更喜欢带有传奇色彩的“地下斗争”。

3、将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新诗潮”称为“朦胧诗”是不是一种误解？

为什么？

将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新诗潮”称为“朦胧诗”，源于一个误解，但这一称呼形象地概括了“新诗潮”的特点，受到北岛、舒婷们的认同。

朦胧诗关于“朦胧”问题的论争，直接缘于老诗人公刘对顾城几首小诗中流露出来的悲观消沉人生观的担心，公刘一方面觉得顾城很有诗才，坦率地承认自己写不出像《生命幻想曲》那样的诗句；一方面对顾城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悲观的人生观感到“颤栗”，对顾城无所顾及地在诗中袒露消沉的思想状态和精神状态感到“惊异”。

因此，公刘怕顾城等年轻诗人误入歧途，呼吁“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同样，顾城的父亲顾工在读了顾城的《生命幻想曲》后，虽然在心中暗自为自己孩子能写出这样的诗而骄傲，却不能不为孩子的政治前途而担心。

因为在那个年代，“朦胧”就意味着现代，“现代”意味着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就意味着颓废，颓废也就意味着反动。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如果说章明发表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还只是就艺术上对朦胧诗提出批评的话，臧克家、丁力等人的批评挥动的却是政治的大棒。

臧克家在《关于“朦胧诗”》中说：

“现在出现的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一股逆流。

”丁力更认为，章明把这些诗称为朦胧诗不准确，把问题提轻了，不应该叫“朦胧诗”，而应该叫“古怪诗”，因为朦胧还是艺术问题，而古怪就是政治问题了。

“古怪诗的出现是受国内和国外的影响。

在国内，有些人对过去的新诗重新评价，为过去不受群众欢迎的流派，如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反动派翻案，这是不好的。

”（丁力《新诗的发展和古怪诗》）因此，我们说，把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新诗潮”称为“朦胧诗”，源于对他们诗歌创作的批评，实际上，初期朦胧诗在艺术上并不很“朦胧”，较少运用整体象征，艺术上是明白的，朦胧诗论争的意义主要表现在诗歌的内容上，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就有张冠李戴之嫌，是一种误解。

然而这一误解最后却成了正解，后来虽然有许多学者为朦胧诗正名，给这个新兴的诗派一个科学的命名，并正式提出将它称为“新诗潮”。

但是，无论是朦胧诗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似乎都更钟情于“朦胧诗”这一称号，于是，一个贬义词成了当时流行一时的时髦。

事实上，“朦胧”一词也确实概括了这一诗派的美学特征，经过论争，运用整体象征成为朦胧诗人的一种自觉追求。

五、分析题

1、《“锻炼锻炼”》“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但客观上却表现了当时农村中日趋激化的“干群矛盾”而受到了批判。

你认为，赵树理是否有可能逃脱这场批判？

为什么？

在五、六十年代特殊的文化语境中，赵树理受到批判，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从赵树理的创作情况和创作风格来看，赵树理不能与新的国家意志构成了新的时代共名，不能不陷入创作的困境，与当时的文化语境产生矛盾，必然引起批判。

赵树理是一个自觉而本色地代表农民立场的作家，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争环境下，为了有别于知识分子视角下的新文学叙事立场，他的创作受到了高度的推崇，一度被誉为“赵树理方向”。

但随着战争的胜利，新的国家意志构成了新的时代共名，对农民也有了进一步的要求，农民的本来立场及其文化形态并不总是与时代共名相一致的。

这时候，本色的赵树理不能不陷入创作困境。

描写土改时期农民故事的《邪不压正》已经与别的土改题材的作品在宣传政策文件上显出了差异；《三里湾》虽然是第一部描写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但故事情节发展很勉强，远不及后来的《山乡巨变》和《创业史》那样理直气壮地宣传国家的农业合作化政策；连歌颂新婚姻法的《登记》，也不能像当年的《小二黑结婚》那样深刻地展示民间文化状态和揭露农村基层的坏人坏事。

1958年农村“大跃进”运动，由于指导思想违背了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各级领导盲目地夸大农业产量，以迎合好大喜功的国家意志，结果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生死攸关的严重破坏。

但是，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当时真实的生活是不允许被反映被揭露的，相反，文艺界一方面积极提倡所谓“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另一方面也相应发起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运动，真实描写现实生活的创作非但不可能发表，而且还会给作家带来祸害，所以，当时许多歌颂“大跃进”的文学创作和所谓“民歌”，不能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歪曲性的描写。

赵树理就在这时候发表了短篇小说《锻炼锻炼》。

作为一个自觉的农民的代言人，他目睹了“大跃进”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不可能没有反应，与农民血肉相连的赵树理不会不敏锐地发现中国农村正处于“天聋地哑”的时期。

《锻炼锻炼》虽然也利用了当时一般文学创作惯用的歪曲生活真实的方法，但仍然曲折地反映出作家的民间立场。

因此，这篇小说受到批判也就不可避免。

其次，尽管以赵树理的主观创作意图而言，《锻炼锻炼》是“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但作品的内容显然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对文学工具论的要求存在着差距。

这篇作品即使在今天读来，仍然真实得让人读了感到心酸，作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曲折地写出了农村出现的真实情况。

干部就是这样横行霸道地欺侮农民，农民就是这样消极怠工和自私自利，农业社“大跃进”并没有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只能用强制性的手段对付农民……艺术的真实，就这样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真实性。

尽管赵树理的主观创作意图还不至于达到这样的深度，他只是想反映农村现状是怎样的一幅图景而已，而且从当时可能表达的方式来说，他也只能站在杨小四等所谓新生力量的一边，但从赵树理的艺术画廊里看，这篇作品分明是与描写农村“基层干部混入了党内坏人”的艺术精神一脉相承的。

因此，与赵树理解放后创作的其它作品一样，《锻炼锻炼》不可逃脱地受到了批判。

2、在1964年前后，江青开始插手“京剧现代戏”，并将《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几部有良好基础的剧作培养成自己手中的“样板”，在“文革”中作为无产阶级文艺方向的标志，成了当时惟一可以公开演出的剧目。

那么是否可以说，“京剧现代戏”的样板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高压下以革命的名义强奸艺术的过程？

京剧现代戏是解放区戏剧改革的继续的发展，也是新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之一。

在京剧现代戏的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虽然始终坚持着艺术创作的原则和规律，在作品的不断修改中也发挥了艺术家独特的作用。

但是，京剧现代戏本身，就是当时高压政治的产物。

京剧现代戏开始于1958年至1964年间，这个时期，中国文坛刚刚经历了反右等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大跃进后，1962年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理论，1964年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可以说，这时期中国社会都处于高压政治的笼罩之下。

在文学创作领域，一方面传统文化遭到全面清除，以前的所有文学创作几乎都遭到否定和质疑；另一方面，“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