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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医张镜人医疗经验

胃学说的中医学家张镜人

石蕴玉张存钧整理

编者按张镜人,上海市人,为饮誉申城的张氏医家第十二代传人,家学渊源,有扎实的诗文功底及医学造诣,行医50余载,积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治热病主张祛邪为先,疗杂病独崇脾胃学说,通过培后天以育先天。

临床强调“宏观以辨证,微观以借鉴”。

其治胃炎倡用调气活血法,有效率达到73.05%,打破了“胃粘膜腺体萎缩不可逆转”的观点,为此获得了部级中医药甲级科研成果。

对慢性肾功能不全采用祛湿化痰、泄利浊邪,配合通腑导泻、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诸法,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治疗病毒性心肌炎后心律失常主张以益气养阴、清热活血为法,佐以宁心安神。

其自拟经验方“复方四参饮”经动物实验证实对心肌细胞有保护及损伤后促进修复的作用。

有关临床经验的学术论文发表了50余篇。

其还主持编写了《辞海·中医学科》、《实用中医内科学》、《中医疑难病症秘要》等学术论著。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

绿遍葫芦瓜与豆,压架凌霄秀,篱落缀牵牛,小圃晴烘,采药香盈袖。

中医宝库称丰富,本草饶研究,愿学李时珍,泽惠神州,亿万人增寿。

———张镜人《词稿·药圃采药》

张镜人,名存鉴,生于1923年,上海市人,主任医师、教授。

出身于中医世家,张氏家族自明末迄今执行医业,代有传人,尤以擅治伤寒热病而称著于江南,其曾叔祖骧云公医名藉甚,饮誉申城,张氏继承家业,为第十二代传人。

幼承庭训,有扎实的文学基础,爱好吟诗读词,在严父的教诲下,深研医学经典,熟记药性方剂,勤奋好学,遍览历代医著,取各家之长,承家传奥秘,治热病主张祛邪为先,熔伤寒与温病于一炉,疗杂病每从脾肾着手,颇崇东垣、景岳之说,临诊治病,讲究实效,半个世纪的医学生涯,理论上不断深造,实践中善于总结,疗效日趋提高,受到病员爱戴。

临床除了对外感热病的治疗有独到之处外,尝以调气活血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健脾益肾法治疗慢性肾炎,泄浊法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益气养阴、清热活血法治疗病毒第四卷47性心肌炎后心律失常,清营泄热法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均获满意的疗效,诊治病人数以万计,上至领导干部,下及广大群众,有求必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张氏对中医事业抱着一颗赤诚之心,50年代初,为振兴中医事业,毅然放弃私人诊所的丰厚收入,进入一所教会医院任副院长,并被推选为上海解放后第一个成立的医务工作者协会主任委员。

1954年进上海市卫生局任中医科副科长、继任中医处副处长,文化大革命后晋升为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

在担任行政工作期间,数十年如一日,他对上海的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开展、中医院校的创建、中医人才的培养等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为上海中医事业立下“开业奠基”之功,而被香港报刊喻为“沪上中医第一人”。

1978年张氏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气血理论研究室主任。

作为一位全国著名的老中医,在医疗业务上精益求精,不断进取,坚持临床与科研相结合,临床与教学相结合。

长期来,他主持的科研项目,多次获国家级、省市级的成果奖,对中医的科研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95年他作为学科带头人,以提高中医治疗萎缩性胃炎疗效为突破点,建立脾胃病学科,被上海市卫生局立为医学领先专业重点学科预备项目。

张氏历来重视中医人才培养,他担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积极培养和造就中青年一代中医事业接班人,桃李满天下。

199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实施名老中医师承制,他作为首批国家级名老中医,带徒二人,言传身教,呕心沥血,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加强科研手段,循循善诱,教学相长,使张氏的学术经验和流派得以继承发扬。

张氏在学术上认真总结与探索,曾撰著《伤寒临证心传》、《发热证治》、《昏迷证治》、《暑温与湿温的证治探讨》、《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辨证论治》、《三焦初探》、《慢性胃炎的证治探讨》等论文50余篇,发表于国内外杂志,并参加《辞海·中医学科》、《中医年鉴·内科》、《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实用中医内科学》、《中医疑难病症秘要》、《中医古籍选读》等书的编写工作。

先后赴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及地区,开展国际性学术交流和应邀为国际友人诊治,载誉而归。

张氏现任上海市卫生局顾问、上海医科大学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研究室主任、中医科顾问、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上海中医药学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94年10月荣获上海市医学荣誉奖、1995年11月被评为上海市名中医。

学术精华

一、治学经验“业精于勤荒于嬉”、“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是张氏的口头禅,他辛勤耕耘杏林半个多世纪,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创建了卓著的业绩,成为当代一流名医。

第四卷48

(一)勤以精研,承继祖业张氏出身于沪上岐黄世家,系第十二代传人,自幼延师课读,传习经史百家,禀赋聪颖,尤喜诵古文及诗词歌赋,十余龄粗解吟咏,能仿六朝体作骈四骊六之辞。

虽酷爱文学,惟张氏素有“长子必承家业”的传统观念,业医就成了他的必由之路,未及弱冠,即遵双亲的意旨,半天学文,半天学医,每周还需随侍椿庭襄理诊务一次,晚间则青灯相伴,接受严父的督课,常待更鼓频催,才能休息。

寒暑五易,度过了困而知之的岁月。

抗日战争胜利,他参加了国家举行的第一届中医师考试,金榜题名,一举中试,这是家学渊源的熏陶,也是勤学精研的结果。

上海张氏的医学生涯,溯自明崇祯末年,绵延迄今,擅治伤寒热病,疗效卓著,且诊金低廉,因而口碑载道。

子孙承继,业务鼎盛,忙于应接求治患者,无暇整理总结,著书立说,以致丰富的经验得不到流传推广。

他有鉴于此,60年代初,曾联系族人,收集资料,集思广益,撰写“上海张氏医学经验”一文,系统地从理论上阐述了张氏治疗伤寒热病的学术观点,强调了“表”与“透”在热病治疗中的意义,并介绍了辨证用药的特色。

此文发表后,第一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著名老中医程门雪先生倍加称赏,裘沛然教授亦赠诗赞扬,有“两字(指“表”与“透”二字)名言客尽惊”之句,引起了中医界良好的反响。

张氏的治学精神十分坚韧,主张读书当厚古而不薄今,融会诸说务明真谛,治病应师法而不拘方,变化在我,惟求实效,临床上立意创新,另辟蹊径。

如治疗发热性疾病、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炎、病毒性心肌炎后心律失常、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匠心独运,出奇制胜。

他教育青年医师必须致力于中医文献理论的钻研,努力地提高基础知识,密切与实践相结合,他并不忽视借助现代科学手段整理研究中医药学的重要性,几年来,主持的中医科研课题,屡获市级及国家级科技进步奖,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体现了张氏踏实的学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二)勤以治学,学以致用张氏诊病之余,手不释卷,学习之勤,老而弥笃,理论所得,必证之于实践。

他的治学经验,可归纳为:

“五勤”。

一曰勤学。

学无止境,不学则知识无以积累,亦无以更新,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与业务水平,他提倡向书学、向人学,相信“三人行必有吾师”,同时,还应带着问题学。

张氏不仅经常诵习历代医学文献,浏览近代医学期刊,并善于带着问题深入钻研古籍,如近年应日本中医学研讨会邀请,主讲三焦和命门学说,他花了很大精力参阅古今论著,开拓了自己的学识领域,从而撰写论文,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当临床遇到疑难病证,往往虚心请教前辈及同道,取长补短,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库,他的座右铭是“学,然后知不足”。

二曰勤读。

勤学是治学的根本要求,而手段则是勤读。

张氏认为对重点的书籍,需要精读,有的篇章必须反复读。

反复读,为的是加深理解,所谓“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有些内容,如药性、成方等还应熟读,背诵如流,在临床上可受到启迪。

曾有一次病房会诊一位中风病人,拟从痰火辨证,随口就对学生诵读《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中的一段话:

“风从外中伤肢体,痰火内发病心官……”,并阐述了痰火立论的指导意义,可见其读书功夫之深。

三曰勤问。

学习难免会碰到困难,释疑解惑最好的办法是发问,他善学又善问,50年代他自告奋勇地为程门雪先生整理校订《伤寒论歌诀》,即利用这一机缘,执弟子礼,就《伤寒论》的第四卷49有关问题虚心讨教,程老娓娓不倦“疑义相与析”,胜读十年书,裨益殊匪浅鲜,张氏在《书种室歌诀二种》一书作序说:

“镜人随侍程丈,筹建中医学院,纂修《辞海》,朝夕相聚,质疑问难,如坐春风……”。

四曰勤写。

勤学、勤读、勤问之外,还要勤写。

就是把学到的知识技术,读到的文献资料,问到的见解经验,及时写好笔记、文摘,或写成总结、论文,扎下坚实的学术根基,锻炼酣畅的写作能力。

他历年来参加了《辞海》中医分册、《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等书的编著,摘录了中草药性能的文摘500余张,发表论文50余篇,每当接受讲课或学术交流任务,都亲自撰写讲稿,一次应邀赴日交流肾病证治,临行前一周,日方提议增加温病学说的演讲内容,他伏案执笔,三天脱稿,写成《暑温与湿温的证治》一文,医理精湛,文采丰茂,观点明确,受到日本医界的好评。

五曰勤实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学和用的关系,学以致用,是张氏的一贯宗旨。

如对慢性胃炎的临床研究,既遵循中医理论,又借助现代科学手段,探索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规律,创立了“调气活血法”,通过10余载坚持不懈的努力,理、法、方、药具备,疗效居国内领先地位,并首先打破了“胃粘膜腺体萎缩及肠腺化生不易逆转”的观点。

他还提供了治疗“心动悸、脉结代”的经验,自拟“复方四参饮”方,组织力量,开展对病毒性心肌炎后心律失常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由于医、教、研的需要,他创建了“中医研究室”,承担多项临床研究工作及培养研究生任务,凡课题设计、理论指导、方药拟订、临床观察、资料总结等,均不厌其烦地参与商讨、安排、落实,带动大家去完成,多年来取得一定成效。

(三)医为仁术,贵在奉献张氏对中医事业和病人倾注了一片赤诚之心。

全国解放不久,毅然结束诊务繁忙的私人诊所,就职上海市卫生局中医科副科长。

当时中医工作荜路蓝缕,惨淡经营,他和医坛硕彦陆渊雷、程门雪、章巨膺、张赞臣、丁济民等筹建了上海市公费医疗中医门诊部、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上海中医学院,以及全市综合性医院的中医科室,打开了中医事业的局面,为中医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术上的造诣,使他从一位普通的中医生成长为主任、教授、专家,工作上的业绩,使他从一个科级干部升为处长、副局长、顾问,艰苦的历程,无声地歌颂了他的奉献精神。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张氏曾负责全市中医带徒工作,又兼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医科大学、上海医专等教职,培养了成批的中医人材,即使在浩劫的十年,他从农村返回,还在上海市六·二六中医门诊部编写教材、带教学生,并每周设立一次教学门诊,他对每个病例的辨证论治、处方用药、加减变化,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分析,因此各医院中青年医生闻讯自愿前来参加听讲者,济济一堂,大家认真学习,形成了良好的学风。

近年来,他不仅积极地培养了研究生,还不顾年高体弱,担任了全国著名老中医药专家带徒班的指导老师,为培养中医高层次人才而出力。

于今,张氏年逾古稀,两鬓霜雪,还是坚持门诊第一线工作,“病人至上”始终不能动摇他的信念,能为病人解除疾苦,也是他最大的乐趣。

第四卷50二、解表与透里———治热病当以祛邪为先张氏的学术思想与其家学一脉相承,尤其对热病的治疗,更为突出,一贯主张“解表与透里,祛邪为要务”。

同时吸收了张仲景、吴又可、叶天士诸家治热病的理论和经验,师古而不泥古,厚古而不薄今。

众所周知,伤寒热病,不外乎新感外邪和伏气内发二端,新感虽有寒温之分,但外邪之侵犯,由表入里,由浅入深,治疗固宜表散;伏气因新感引动,由里出表,由内达外,治疗亦宜透达。

除了里结阳明的腑证可下夺而外,新感与伏气的出路同在肌表,故“表”与“透”实为治疗伤寒热病的要法。

此外,按景岳所言:

“由表而入者,亦必由表而出之”的原则,邪未离表,只应表解,故伤寒邪在三阳,有辛温发散者,温病邪在卫分,有辛平疏解者,诚如戴北山《广温疫论》曰:

“邪热必有着落,方着落在肌表时,非汗则邪无出路。

”若邪已入里,还应尽可能抓住透达的机缘,导邪外出。

故伤寒邪入三阴,有温经发表者,诚如喻西昌《尚论篇·卷下》注伤寒麻黄附子细辛汤证曰:

“三阴之表法与三阳迥异,三阴必以温经之药为表,而少阴尤为紧关,故麻黄与附子合用,俾外邪出而真阳不出,才是少阴表法之正也。

”又如章虚谷在《医门棒喝》中所言:

“阴经在里,故以身热为反,风为阳,寒为阴,阳胜于阴,则发热而浮于表,邪在阴经,故脉沉而不头痛也。

以附子温藏,佐细辛、麻黄,从少阴导邪而出太阳,开腠以泄之也”。

温病邪入气营血分或伏邪内发,有清透达邪者,诚如柳宝诒在《温热逢源》中言:

“凡阳气内动,寒邪化热而发之证,外虽微有形寒,而里热炽盛,不恶风寒,骨节烦疼,渴热少汗,用药宜助阴气以托邪外出。

”由此可见,伤寒与温病的治疗,离不开“解表”与“透里”的两大法门,尝谓:

“外感时气的治疗前提在祛邪,新感非表不解,伏气非透不达,救阴尚易,达邪最难,热退则津回,邪去则正安。

”在治疗上,围绕表与透的原则,如何在热病的各个阶段,选方用药,有机组合,是至关重要的。

三、重视脾胃“人以水谷为本。

”人之始生本乎精血之原,人之既生由乎水谷之养。

非精血无以立形体之基础,非水谷无以成形体之壮实。

而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脾胃被称之为“后天之本”。

李东垣曾说:

“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

”又说:

“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也。

”而元气是健康之本,脾胃之气既与元气关系如此密切,所以李氏又指出:

“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

”张氏在其学术思想及临床实践中都反映出其重视脾胃的特点。

他认为脾胃强则诸脏强,脾胃弱则诸脏弱,所以无论养生或治病都应重视脾胃。

对脾胃生理病理认识中,张氏颇推崇吴鞠通“中焦如衡,非平不安”之说。

盖胃属腑而为阳,脾属脏而为阴;脾气宜升,胃气喜降;脾性喜燥,胃性喜润;二者相反相成,才能较好完成饮食的受纳、消化、吸收功能。

所以其升降、润燥、寒温等均须平衡协调,这就如称物之“衡”。

平则不病,不平则病。

张氏对脾胃的重视,反映在对脾胃生理的推崇。

对脾胃本身病变的重视,在对其它系统的第四卷51一些疾病的诊治上亦予充分的注意,如在认识慢性肾小球疾病时,泌尿系疾病一般都容易联想到肾而过于强调治肾,而张氏论治此病时兼重脾肾。

认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脾土健旺而协调于肺肾之间,则津液精微当升则升,当降则降,敷布周身,资养躯体,反之则清不升,浊不降,精微或随小溲排泄,出现蛋白尿等变化,饮食反成痰湿水浊,症见低蛋白症、高脂血症或氮质潴留,故强调健脾益肾不可偏废。

同样,在论治高脂血症,讨论减肥之时,亦强调饮食不节与脾运不健两方面互为因果所致。

脾胃运化不健,痰湿瘀浊滋生,出现脂质代谢紊乱,于是导致高脂血证或形体肥胖,所以治疗时应先立足于健脾化痰,脾运健旺,痰浊自蠲,脂质代谢从根本上恢复正常。

由于对脾胃的重视,所以张氏在临床遣方用药过程中尤其强调保护胃气,胃气一败,百药难进,而胃气来复,诸脏才得转机。

因此切忌一味追求中病而大剂、重剂妄投,得此失彼,非远见之举。

临床上仔细观察每味药可能对脾胃造成的副作用。

并提出峻药缓投之法,即通过改变给药途径以取其效。

如治疗氮质潴留时,采用大黄煎汤保留灌肠之法。

在处方时又经常配伍谷芽、甘草之味甘和胃安中,并且协调群药。

此外常谆谆告诫患者饮食节制。

诸多病的成因都与饮食不节有密切关系,同时诸多病的康复亦离不开饮食的合理和调养。

四、阴常不足张氏学术思想的又一特点是注重“阴常不足”的认识。

从比较确切地而且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的这一角度来说,“阴常不足”之观点是由元代朱震亨氏提出的,朱氏运用“天人相应”的理论,通过对天地、日月、阴阳状况的观察,并分析人身生命发生发展的过程,从而提出了人体阴阳生理病理的基本观点是“阳有余阴不足”。

“阴不足”是指“阴精”之不足,盖阴精难成而易亏,且“人之情欲无涯”,易受酒色财气所诱惑,所以无论从生理保健,病理论治,重视保护阴精有其一定的意义。

张氏推崇丹溪的这一观点。

张氏注重“阴常不足”的另一原因是张氏家族世居江南,深受温病学派的影响,亦对热病的诊治有较深的研究。

而温病学派认为温邪之致病最易伤阴劫液。

特别在热病后期,由于传统中医缺少输液手段,所以尤多此种现象。

因此温热病的治疗,强调“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

张氏自幼随父临证,耳染目睹热病伤阴之象,影响深刻,这样潜意识地容易重视阴分的亏耗。

张氏注意“阴常不足”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临床实践的体会。

张氏长期行医在申城。

长期的医疗过程中,观察到患者阴虚者较多。

这与丹溪所说的人体阴精难成易亏有关,同时与现今的人类社会发展亦有相当的关系。

秋冬养阴的不足,生活作息的紊乱,声色喧染的诱惑,饮食习惯的影响等等都可加重阴精的亏耗。

我们曾观察一组100例病毒性心肌炎的病人,有阴虚征象者就达80例。

而这一组病例尚是以中青年为主的。

在其它临床科研的观察统计中,同样发现阴虚表现者比例较高,所以加强了张氏对“阴常不足”的重视。

基于上述认识,张氏平素在临床上遣方用药较注意顾护阴分,但张氏并不否认临床上亦常见气虚的一面。

而阳虚者则确实较少见,且以阴损及阳者多,所以即使补气多用清润益气之品,补阳多用温润助阳之品,而对温燥刚烈之品应用较慎重。

对于补阴保液,张氏亦强调切不可过于滋腻以免恋滞病邪或伤及胃气。

第四卷52五、宏观合微观———开拓中医药研究的新途径

(一)借助微观检测手段,为我所用“宏观以辨证,微观以借鉴”是张氏开展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的宗旨,他历来重视传统的中医诊法,不受西医病名的局限。

辨证论治从整体出发,诊病时,细问病情,详察舌苔,除传统的观察舌苔方法外,很重视舌下静脉的观察,体会到舌下静脉瘀紫、曲张、增粗,均对血瘀证的辨证提供了客观依据。

遵循“持脉有道,虚静为保”的教导,三部九候,反复推敲,脉证相合,重脉重舌,各有所主,四诊合参,力图透过现象去探求疾病的本质,为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辨证提供了一定依据,这种宏观辨证的诊病方法,既具有中医传统的特色,也有很大的优越性。

随着医学科学的迅猛发展,现代化、客观化的检测手段不断提高,中西医学相互渗透,张氏善于汲取新的信息和知识,借助于此,从而加深对“病”和“症”的认识,深刻地指出:

“有诸内者,未必尽形诸外,隐匿的、疑似的迹象无法完全依靠宏观辨证洞悉一切,因此,对中医学的研究,尤其是临床研究和科研工作,尚应借鉴微观检测方法,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仪器设备及理化实验手段,这样做,一方面弥补了直观、宏观之不足,同时可不断充实四诊内涵,有助于提高疾病的诊断,也可为临床及科研提供客观指标,对于整理研究、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开拓更广阔的领域。

”因此,他在诊治慢性胃炎时,借助胃镜直观及病理组织活检的微观所见,了解胃粘膜病变情况,参入于中医辨证之中,使中医望诊获得延伸和发展;在研究病毒性心肌炎后遗症,观察心律不齐(结代脉)病例时,借助24小时心电监护,作治疗前后的对照,以更精确地了解心律的变化,评估药物的疗效。

这样,从临床和科研角度看,增强了客观化、科学性及临床疗效的可信性。

(二)重视临床与科研相结合张氏以扎实的中医理论、丰富的临床经验致力于内科临床,不仅对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取得很好的疗效,对疑难病、危重病也有独到见解。

由于医学科研方法和水平不断提高,中医也同样面临着竞争和挑战,他不再满足于个例的临床疗效,决定选择病种,组织力量,设立课题,进行研究,从而探索中医临床科研和开发中药的路子。

80年代以来,在他主持下,分别开展了“胃炎系列成方”对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疗效观察,泄浊法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益气温通法治疗雷诺氏征,复方四参饮治疗病毒性心肌炎后遗症心律失常等课题的研究,通过专用方的系统观察,并经统计学处理,疗效更为确切,这样就增强了中医中药治疗疾病的科学性和可信性,也有助于从“病”和“证”的角度加深认识。

(三)重视脉象客观化研究脉诊是祖国医学诊断疾病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方法,起源久远,早在《周礼》已有“参(切)之以九脏之功”的记载,《素问·脉要精微论》曰:

“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古今医统》明确指出:

“脉为医之关键,医不察脉则无以别证……医唯明脉,则诚良医”。

然而脉道玄秘,脉理深第四卷53奥,所谓“在心易了,指下难明”。

张氏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重视切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脉诊只能意会,缺乏客观指标和物理含义。

在20世纪的科学信息年代,如何使古老的切脉诊断技术发扬光大,显得更为紧迫。

50年代初期,中医脉象客观化的探索已经起步,但进展缓慢。

70年代张氏担任上海市脉象协作组组长,指出脉学现代研究的任务,首先是脉象客观化的研究。

召集医学工程有关专家和中医同道,组织力量,进行深入研究,脉象探头和脉象仪的研制成功,加快了脉学研究的进度,经多年的实践,从脉搏波形态的客观信息中,探索了20余种脉象的脉图变化规律,尤其对弦脉的研究更为深入。

通过了大量的检测数据统计,整理出正常人脉象和病理脉象的典型图谱及脉搏波形态,从中找到了一定的规律性,同时运用线性理论、弹性腔理论及频谱分析等方法从数学、力学等各个角度对脉图进行分析,从而使脉象客观化的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总之,传统的宏观诊法需要继承和发扬,结合微观检测手段,是取他人之长,为我所用。

实践证明,二者结合,才能为中医临床科研的发展开拓新的途径。

临证特色

一、诊治热病经验

(一)熔伤寒与温病于一炉张氏擅治热病,取伤寒、温病学说之长,深研《伤寒论》,重视六经辨证,不仅参阅诸家注释,更强调对原文的理解和析疑,立足于临床,讲究实效。

60年代为程门雪先生整理《伤寒论歌诀》,逐句逐条订正错误,予以复刊,有助于后学。

对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和吴鞠通“三焦辨证”的大纲,以及家传治疗热病的经验,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更有深切的体会。

认为温病学说渊源于《伤寒论》,是对热病辨证施治规律具体运用的发展和补充。

温病学说离不开《伤寒论》的理论指导,《伤寒论》得温病学说的结合,更丰富和完善了热病临床辨证论治的内容。

二者宜合不宜分,关键是如何掌握和应用,决非争论的问题,故一贯主张熔伤寒与温病于一炉,灵活地运用伤寒方和温病方,可谓深得古人之奥秘,领悟家传之要诀,辨证层次分清,用药轻灵见长,既重继承,尤多创新,开阔了热病的证治领域。

(二)暑温与湿温的异同及证治重点暑温与湿温均属温病范畴,一般认为,暑温发病多在小暑与大暑之间;而湿温发病,多在长夏初秋,同为夏令季节的常见热性病。

盖暑为阳邪,湿为阴邪,所苦不同,但二者均属温邪致病,一是温与暑合,一是温与湿合,而暑必夹湿,温必化燥。

若论卫气营血的传变机制,是温病转归的普遍规律,暑温与湿温应无例外,但二者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第四卷541发热发热是温病辨证的重要指征,然而温病范畴的各个病证,热型并不是一致的,这与病因有关。

“暑乃夏月之炎暑,盛热之气火”。

因此暑邪伤人,既骤且厉,常激动少火悉成壮火,引起高热,临床一般主张重用白虎直清阳明气热。

值得注意的是“温邪上受,首先犯肺”。

暑温肇病之端,亦多有短暂的卫分表现,如恶寒脉浮等症,当邪袭卫分阶段,仍需审别偏热偏寒,或仿银翘散去牛蒡子、芥穗加杏仁、石膏、黄芩方,豆豉、薄荷与石膏、黄芩同用,疏中带泄,或宗新加香薷饮,香薷与银花、元参、连翘相合,散而兼清,力求阻断病情的进展,决不应惑于“夏暑发于阳明”之说,勿问脉证若何,早施辛凉重剂,诛伐无过。

再论湿温的证候是湿与热合,盘踞中焦,氤氲气分,热势又与暑温的气分燔热有异,其特点是“午后身热,状若阴虚”。

湿性淹滞,在热受湿遏,邪难化燥之际,传变缓慢,热退不易,较诸暑温的治法尤多顾忌。

对湿温证的辨证论治必须从“湿”与“热”二者着眼,或宣气以化湿,或清温以泄热,湿去热孤,热达湿开,身热才能获得解退。

此外,湿温初起,高热无汗,胸脘痞闷,心烦神乱,行将昏糊,舌苔厚腻或黄白相杂,脉紧数,邪盛体实者,则可投玉雪救苦丹取汗退热,真有“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的灵效。

暑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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