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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中医学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认识生命、维护健康、战胜疾病的宝贵经验总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

中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疾病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

一、中医学的学科属性

中医学，是发祥于中国古代的研究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的科学。

它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体、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相交融的科学知识体系。

中医学传播到世界各地，对当地民族医学的诞生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因而在世界传统医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医学的某些理论和认识，如整体思想、体质理论等，正在影响着现代医学的发展。

中医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但亦具有浓厚的社会科学的特点，同时还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是一门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多学科知识相交融的医学科学。

（一）中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或本质的学科。

中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主要探讨人体的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规律，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防治规律等，因而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

（二）中医学具有社会科学特性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的学科。

人不仅具有自然物质（生物）的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

人生活在社会中，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由此引起一系列有关健康和疾病的医学问题。

社会环境的变更，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的变化，对人体的身心健康常产生较大影响。

因而中医学具有明显的社会科学属性。

（三）中医学受到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

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中最一般的共同规律的科学。

任何一门自然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的作用。

中医学发祥于中国古代，受当时的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中医学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了当时的哲学成就，用当时盛行的哲学思想如精气、阴阳、五行等，阐述关于生命、健康、疾病等一系列医学问题，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四）中医学是多学科交互渗透的产物

除古代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起到过重要作用外，古代的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物候学、农学、生物学、矿物学、植物学、军事学、数学以及酿酒技术、冶炼技术等，都曾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促进作用。

如气象学知识促进了六淫病因学说的产生，兵法知识奠基了治病原则与方法的形成，对四时物候变化的认识促成了“天人相应”思想的建立等等。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整体，是关于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科学知识体系。

它是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和思维方法，以脏腑经络及精气血津液为生理病理学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治特点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两汉时期。

《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专著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1．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与方法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战国以降，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学术的百家争鸣，为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文化氛围。

此时，古代医家也加速了对人体自身奥秘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力图将医学的经验上升为理论。

他们在医学实践与解剖学成就的基础上，以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作为思维方法，创立了藏象、经络、精气血津液神等学说，并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创立了六淫致病学说，以阐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防治，逐步建立起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1）有利的社会文化背景：

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

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生产水平的提高，因而使西周时期形成的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在战国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与农业相关的科学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天文、历算、物候、农学、植物学、矿物学以及冶炼、酿造技术也有诸多创新。

这些都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战国时期，在哲学思想方面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道、儒、法、兵、阴阳等诸家。

这一有利的文化氛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中道家关于世界本原与生命起始的探讨，对中医学的生命理论有着深刻的影响；儒家提倡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进取精神和道德观念，对医生的修身及医德的形成有较大影响；兵家的用兵之道，对中医学治疗原则和方法的建立具有一定影响。

（2）医药知识的积累：

从原始社会医药的起源，到战国时期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我国古代医药学家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学知识，并将此总结、升华，建立起一些医学理论雏形，为战国以后医药学的发展及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殷商时期，药物已相当丰富，不但发明了酒及汤液，而且在医疗实践中应用了治病的“毒药”。

西周时期，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较深刻，并能为疾病确立专门的病名。

春秋时期，治疗技术更有所扩展。

如《左传》记载，秦国名医医缓曾说：

“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

”说明当时攻（灸疗）、达（针刺）、药（药物治疗）已是医生常用的治疗方法。

专业医生的出现，为医学理论的初步形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如《左传》记载秦国名医医和给晋侯诊病时提出“六气病源说”，用以解释疾病发生的原因，已勾画出中医病因病机理论的雏形。

此时可谓医学理论的萌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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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由于专业医生如扁鹊等的大量出现，医学知识有了快速的积累，对疾病已有了一定的诊断方法，《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诊病已能“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说明“四诊”方法，这时已基本形成。

治病方法也有很大进步，除发展了药物、针灸、导引等丰富多彩的治病方法外，还产生了利用情绪变化治病的精神疗法，《吕氏春秋》就记载了文贽用激怒的方法治愈了齐闵王的忧思病。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医学资料中，有一卷帛书《五十二病方》，记载了103个病名，涉及到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并记载了药名247个，药方283个，说明战国时期的医药水平已有很大提高。

医学知识的大量积累，客观上需要整理、总结，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加之社会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古代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思维方法，因而在众多医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撰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

（3）对人体生命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观察：

古人为了探求人体生命的奥秘及生命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先后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观察方法，即直接观察法和整体观察法。

直接观察法，就是采用解剖方法直接观察人体。

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以及治疗疾病的需要，人们对人体内脏的观察逐渐变为比较自觉的认识活动，把解剖尸体作为认识人体的一条重要途径。

如《灵枢·经水》就有“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的记载。

通过尸体解剖，人们不但了解了某些脏器的形态，而且还认识了它们的某些功能。

如通过对整个消化道的解剖观察，不但了解了整个消化道的长度、容量——食道与肠道的长度比为1:

35（现代解剖为1:

37），胃容纳水谷“三斗五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胃肠道的消化功能及其对机体生命活动的意义。

在解剖方法的帮助下，《内经》提出了“心主身之血脉”的见解。

另外，通过解剖还发现了肺、脾、肝、肾、膀胱、胆、脑、女子胞等脏器及其各自所处的位置、相互连接的情况和与外在器官的联系，如认识到肺主呼吸，外通于喉、鼻等。

尽管我国当时的解剖知识居世界领先地位，但只靠直观的解剖方法得到的知识，显然远不能解释当时医疗实践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也不可能对更为复杂的生命现象如思维、情绪等作出明确的说明，更不可能将经验上升为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

人们只得寻找另外的方法认识人体，这就是整体观察法。

整体观察法，是把活着的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通过分析人体对不同的环境条件和外界刺激的不同反应，结合已有的解剖知识，并运用精气、阴阳、五行学说进行类比推理，从而认识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一种方法。

人体是一个内外统一的整体，体内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可反映于外，即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下》），而观察人体外在的生理病理征象，则可推知体内脏腑的变化，即所谓“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灵枢·本藏》）。

古人经过长期的临床观察，逐渐认识到每一类疾病发作时，总有大致相同的一组症状同时出现，而这一组症状与人体外表的一定部位和器官相联系，又与人体内脏的一定生理功能被破坏有关。

在治疗时，又观察到某类药物或某组穴位对某一组症状有较特异的疗效，逐渐摸索出其规律所在。

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实验，便得出了“五脏分证”的规律。

所谓“五脏分证”，实际上就是把某一组在某一定部位和器官出现的特定症状，归结为五脏中某一脏的功能失调，把活的机体外部呈现的生理病理征象与内部的脏器统一起来。

在治疗时，调理这一脏的生理失常，就能治愈疾病或使病情缓解。

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在研究外部征象与内在脏器统一关系的同时，又研究了各脏器之间的关系，对各个脏器之间的联系又有了更多的认识。

经过无数次的观察和反复验证，到了《内经》时代，逐渐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的藏象理论。

通过对人体生命现象的整体观察，古人逐渐建立了人体中精、气、血、津液等概念。

如对生殖之精的观察和体悟，产生了人体之精的概念；对呼吸之气和人体活动时散发之热气的观察和推理，形成了人体之气的概念等。

在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和阴阳学说的渗透和影响下，又逐渐认识了人体之精、气、血、津液各自的生理功能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以它们的不同作用和代谢过程解说脏腑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阐释脏腑之间的生理病理联系，于是构建了以功能联系为主导的藏象理论。

古人在砭刺治病过程中，逐渐发现了针感传导路线。

这是建立经络学说的主要依据。

随着古人对针感方向和循行路线的总体观察及藏象理论的确立，人们便认为脏腑之间、脏腑与体表及官窍之间必有一定的联系通道，于是把已发现的砭刺感传路线与内在脏腑—一联系，构成了十二经脉的循行。

其后，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关于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十五别络的认识也先后产生，经络学说便逐渐形成。

经络学说的形成，对认识脏腑之间、脏腑与体表及官窍之间的联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加深了对人体自身整体性的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四时气候变化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在采用以人为中心的整体观察的基础上，人们认识到四时气候的变化，不但对自然界万物的生长变化有影响，而且对人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也有一定影响。

自然界气候变化剧烈，超过了人体的适应能力，则成为致病因素。

人们还认识到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有时可成为某些疾病发生的原因。

于是便产生了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及人与社会环境相统一的观点。

由此加深了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使人们从宏观上把握了人体的生命活动规律和疾病的发生及变化规律。

（4）古代哲学思想对医学的渗透：

先秦时期出现的精气、阴阳、五行各学说，作为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精气学说作为古代哲学中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对中医学的唯物主义生命观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古代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推动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也促进了中医学方法学体系的建立。

2．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

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确立。

（l）理论框架的建立：

《内经》的问世，是先秦至西汉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此书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东汉至隋唐仍有修订和补充。

《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是先秦至西汉医学经验和理论的总结，内容十分丰富。

该书全面论述了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体的生理、病理及疾病的诊断、防治等，不但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中医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继续发展的基石。

《内经》注重整体观念，既强调人体自身是一个有机整体，又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内经》认为，人体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的，这种联系表现在生理与病理、脏腑与经络等各个方面。

《内经》将体内的脏腑与体表的形体官窍作了对应联系，并认为局部的病变，可以影响到全身或其他脏器，因而在治疗上重视局部与整体的联系。

《内经》又提出了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相统一的观点，人体的健康与疾病，直接受到四时气候、地理环境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影响，因而强调在医疗实践中，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内经》系统地将反映当时文化进步的古代哲学思想如精气、阴阳、五行学说等引入医学领域，作为思维方法以解释人体生命的产生、生命过程的维系、疾病发生的原因机理及诊断防治等。

《内经》认为精（气）是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的共同构成本原，人类与宇宙万物存在着同源性，因而具有密切的联系。

人体的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也皆由精化生，因而也是同源而相互联系的。

《内经》把阴阳的对立统一看成是世界万物的普遍规律，人体内阴阳双方也是平衡协凋的。

一旦这种平衡遭到破坏，人体就会生病。

诊断时应辨明病证的阴阳属性，治疗时则要调整阴阳，使之恢复平衡协凋。

《内经》运用五行学说，解释人体的生命活动及其与自然界的关系，将世间各种事物和现象，包括四季气候变化、人体生理病理乃至精神状态，都分归于五行之中，并认为人体内的脏腑之间存在着“生克制化”的自我调节，脏腑与自然界之间也存在着相互通应的联系。

《内经》构建了藏象经络理论，较详细地描述了脏腑的生理功能。

这是总结秦汉以前的整体观察结果，并与当时的解剖知识相结合而得出的结论。

《内经》在提倡人体解剖的基础上，更重视用整体观察的方法来认识脏腑的生理功能，将观察得出的人体生理机能如呼吸、循环、消化、排泄、生殖、精神心理等分属于五脏，建立起以五脏为中心的五大生理系统，并以精、气、血、津液、神的作用维系和调节着脏腑形体官窍的生理功能，从而初步构建了藏象理论。

《内经》对经络学说尤有精辟的论述，不但对十二经脉的循行走向，络属脏腑及其所主病证均有明确记载，而且对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五别络、十二经筋、十二皮部的走向、分布、功能亦有记叙。

《内经》总结了秦汉以前人们对经络的认识，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创立了经络理论。

《难经》是一部可与《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相传系秦越人（扁鹊）所作。

该书内容简要，辨析精微。

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涉及生理、病理、诊断、病证、治疗等各个方面，尤其对脉学有较详悉而精当的论述和创见，对经络学说以及藏象学说中命门、三焦的论述，则在《内经》的基础上有所阐扬和发展，与《内经》同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重要理论性著作。

《伤寒杂病论》的成书，创立了辨证论治的诊治理论。

该书为东汉张机（字仲景）所著，后经王叔和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分：

前者以六经辨伤寒，后者以脏腑论杂病。

该书提出了“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原则，使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这三部医学巨著的问世，标志着医学发展的飞跃，即由原先零散的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上升为系统理论，并建立起独特的医学理论框架。

（2）治疗技术的发展：

随着中医学理论框架的建立，治疗技术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在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理论的指导下，中医学确立了一整套治疗思想和原则，如治病求本、三因制宜、正治反治、标本缓急、扶正祛邪及调整阴阳等。

在诸多治疗技术中，药物与针灸疗法发展最快，取得的成就也最大。

药物疗法的发展：

由于辨证论治这一临床治疗体系的确立，药物疗法从单一的“对症治疗”发展为有规律的用药，并多采用按一定法度组成的复方，从而提高了治疗效果，也推动了对药物的深入研究。

药物研究方面的重大进展，主要表现为《神农本草经》的成书。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或《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

书中载药365种，并根据药物毒性的大小分为上、中、下三品：

上品药无毒，主益气；中品药或有毒或无毒，主治病、补虚；下品药有毒，主除病邪、破积聚。

该书不但记载了每种药物的性能、主治，为临床用药提供了方便，而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四气五味”的药性理论，明确了“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的用药原则，使药理学与病理学密切结合，使中医学理论体系更加充实。

同时，该书提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等“七情和合”的药物配伍理论，为组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药物理论的提高，促进了方剂的发展。

虽《内经》仅载13方，而先于《内经》的《五十二病方》约载方280余首。

这些方剂是古代医学家治病经验的总结，反映了汉代以前的方剂学成就。

然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理论组方疗病者，当推张机的《伤寒杂病论》。

该书载方269首（扣除《伤寒论》112方与《金匮要略》262方中的重复者），君臣佐使，配伍严谨，疗效确凿，故被奉为“经方”。

针灸技术的发展：

中医的针灸疗法早于药物疗法。

针灸疗法约产生于新石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较快的发展。

当时的许多著名医生都用针灸治疗疾病，如战国时期的扁鹊就善于针灸。

他用针刺急救了虢太子的尸厥病，用砭石割除了秦武王面部之疾，等等。

《内经》所载治病方法，也多为针灸。

该书对针灸理论及穴位的论述颇为详细，记载了365个腧穴（但实际计算与之不符），提出了五输穴及十二原穴的概念，并特别强调补泻手法，记载了逢时补泻、迎随补泻、疾徐补泻、深浅补泻、呼吸补泻、开阖补泻、提插补泻等多种操作方法。

中医学系统理论的形成促进了治疗技术的发展，而治疗技术的进步和药物方剂学的发展，又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理论，使中医学理论能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从战国至秦汉时期问世的《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所载的内容来看，此时的医学家们不但已构筑起中医学的理论框架，而且已卓有成效地运用了药物、针灸等治病技术，并善于理论联系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更新理论，终于形成了中医学的理、法、方、药为一体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医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医学理论不断创新，治疗技术不断提高。

中医学在汉代以后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

1．魏晋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历隋唐至五代，前后七百余年。

医学理论与技术，随着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有新的提高，出现了众多名医名著，推动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晋·王叔和编撰的《脉经》，是我国第一部脉学专著。

该书首次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对中医脉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提倡“寸口诊法”，明确了左寸主心与小肠，关主肝胆，右寸主肺与大肠，关主脾胃，两尺主肾与膀胱的三部脉位；描绘了浮、芤、洪、滑、数、促、弦、紧等24种病脉的脉象形态及其所主病证，推动了寸口脉诊法的普遍应用。

晋·皇甫谧编撰的《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

该书叙述了藏象、经络、腧穴、标本、九针、刺法、诊法、病证、治法等内容，是集魏晋以前针灸经络理论之大成，对后世针灸的发展贡献很大。

隋·巢元方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

该书以1729论分述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诸科病证的病因、病机和症状，尤重于病源的研究，如指出疥疮是由疥虫所致，寸白虫（绦虫）病是吃不熟的牛肉造成，“漆疮”的发生与体质有关，某些传染病是由自然界的“乖戾之气”引起，并有“转相染易”的特点等。

唐·孙思邈编撰《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可称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

两书详述了唐以前的医学理论、方剂、诊法、治法、食养等，代表了盛唐的医学发展水平。

他提出的医生在医德方面的要求和所要达到的境界，可谓开中国医学伦理学之先河。

2．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较快、成果较多的时期。

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医学也有长足的进步。

宋代及金元时期，医学发展迅速，且流派纷呈，建树较多，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南宋陈言（字无择）据张仲景“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的论点，进一步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与《内经》有关论述，著成《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简称《三因方》。

全书共18卷，将病因归纳为三大类：

外感六淫为外因，七情内伤为内因，而饮食所伤、叫呼伤气、虫兽所伤、跌打损伤、中毒、金疮等为不内外因。

该书以病因与病证相结合的方法，系统阐述了三因理论。

陈言的病因三分法，是对宋代以前病因理论的总结，对其后病因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人，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人尊称为“金元四大家”。

刘完素（字守真），创河间学派（后人尊称刘河间），倡导火热论。

他认为“六气皆从火化”，化火化热是外感病的主要病机，而内伤病中“五志过极皆为热甚”。

百病皆因火热，故在治疗中力主以寒凉清热，后人称其为“寒凉派”。

代表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等。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师从刘完素，提出邪非人身所有，“邪去正自安”，不可滥用补药的新见解，治病以汗、吐、下三法攻邪为主，后人称其为“攻邪派”。

代表作为《儒门事亲》。

李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后人尊称李东垣），师从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字洁古），强调胃气对发病的决定性作用，倡言“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善用温补脾胃之法，后人称其为“补土派”。

代表作为《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等。

朱震亨（字彦修，号丹溪翁，后人尊称朱丹溪），传河间之学，创造性地阐明了相火的常变规律，认为相火有“生生不息”功能，“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而相火妄动，即属邪火，能煎熬真阴，从而得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结论。

治疗上倡导“滋阴降火”，后人称其为“滋阴派”。

代表作为《格致余论》。

金元四大家之论，各有创见，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

3．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的综合汇通和深化发展阶段，既有许多新的发明和创见，又有对医学理论和经验的综合整理，编撰了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和类书。

明代命门学说的产生，为中医学的藏象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张介宾（字景岳）、赵献可（字养葵）等医家，对刘完素、朱震亨的学术观点持不同见解，反对以寒凉药物攻伐人体阳气，强调温补肾阳和滋养肾阴在养生康复与防治疾病中的重要性。

张介宾提出了“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见解，主张补养肾阳与肾阴。

赵献可认为命门为人身之主，特著《医贯》一书强调“命门之火”在养生、防病中的重要意义。

命门学说对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对养生防病以及慢性疾病和老年病的康复治疗，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医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温病是多种急性热病的统称，多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

温病学说源于《内经》、《难经》及《伤寒杂病论》，后经历代医家的不断补充和发展，至明清臻于成熟。

在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明代的吴有性及清代的叶桂、薛雪、吴瑭等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有性（字又可）著《温疫论》，创“戾气”说，对温疫病的病因有卓越之见。

他指出，温疫病的病因为“戾气”，而非一般的六淫病邪；戾气多“从口鼻而入’，往往递相传染，形成地域性大流行，症状、病程多类似；不同的疫病，有不同的发病季节；人与禽畜皆有疫病，但多各不相同。

在细菌和其他微生物被人类发现之前200余年，吴有性对传染病的病因有如此深刻的见解，确是难能可贵的。

叶桂（字天土，号香岩）著《温热论》，阐明了温热病发生发展的规律：

“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创建了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理论，对清代温病学说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薛雪（字生白）著《湿热条辨》，对湿热病（温病中之一类）的病因、症状、传变规律、治则治法等，作了简要阐述，对温病学说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吴瑭（字鞠通）著《温病条辨》，创立了温热病的三焦辨证理论，指出：

“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肯也”。

使温病学说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渐走向系统与完善。

另外，清·王清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