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春秋战国史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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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春秋战国史学
第二章春秋战国史学
教学时数：
6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掌握春秋战国时期史学的对前代史学的发展，孔子修《春秋》、《左传》等重要史事、史籍对中国史学发展的作用。
教学重点：
《春秋》的内容和作用
教学难点：
“春秋笔法”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课堂讨论
学法指导：
阅读《春秋》等文献的部分原文，提高理解水平
本章主要阅读文献：
1、金毓黼著《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
2、陈其泰著《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3、吴怀祺主编《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黄山书社2002
4、张冠湘《孔子人本思想建树及其现代意义》／《湘南学院学报》，2005年2月。
5、李颖科《论孔子的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
教学过程：
春秋战国是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新旧社会制度激烈碰撞，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新的社会秩序逐渐确立，是一个全新局面形成的过程。
在历史上，这是一个伟大的时期，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化是中国的元典文化。
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史学也不例外，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其基本标志就是孔子修订《春秋》，《春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的产生。
另外，还有历史观念的彰显，人们更多地从历史中获取经验；诸侯国记史制度的发展，众多历史典籍的产生等。
第一节春秋战国史学发展的条件
一、史学发展的时代条件
（一）天、神为本的思想衰弱，人本思想兴盛，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环境。
历史的基本内容是人类社会，对人的重视程度是史学发展的重要前提，只有对人类对人类社会有了重视，才会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成对史学的思考，史学才会表现出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本思想的兴盛，人们思考问题根多地从人事考虑，而不象以前那样把决定权更多地给予神、天等这些非人力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原来高高在上的周天子，威风扫地，诸侯显赫，士异常活跃，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人力的作用。
人们对天的崇拜已经动摇，怀疑否定“天神”的思潮兴起，相应地就是民本思想的壮大。
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看来，对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民众，是人事。
《国语·周语下》记单襄公跟鲁成公谈论“晋将有乱”。
鲁成公问：
“敢问天道乎？
抑人故也？
”单襄公代：
“吾非瞽史，焉知天道。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有晋国史墨的话：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三后之姓，于今为庶。
”此思想代表了当时人对于国家、个人、时代变化的理性认识。
在西周初期形成的“敬德”思想基础上，人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人的思考。
人们对人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
“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年》）充分表明了对人生价值的重视。
作为显学的儒家更是以重视人为自己的最基本特色的。
创始人孔子就人的思考创造出“仁”的学说，孟子继之发展为“仁政”。
（二）周王室衰落，诸侯国竞争激烈，为史学发展提供了用武之地。
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有资于治道，为现实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中央权威的衰落，各个诸侯纷纷兴起，前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
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稍有不慎就有亡国的危险，各国都十分在意如何加强自己的力量，历史经验就是他们非常注意的重要方面。
这方面的内容主要通过为各国国君出谋划策的
“士”的历史知识的运用体现出来。
这在下面诸子的历史观念中将详加论述。
（三）学在官府被打破，学术下移，为史学发展提供了学术条件。
原来所有的社会知识都由贵族垄断，知识只在上层一个很小的范围存在，广大的社会中下层没有学习知识的机会和权力，这极大地限制了学术的发展，限制了史学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局面被打破：
私学兴起，文化典籍流散民间，学者流向民间，著书立说，讲学授徒，知识阶层急剧扩大，为史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条件。
二史学的多方面发展
（一）历史意识强烈。
随着对人的认识的清醒，人们对历史的作用也有了较多的考虑和较深的认识，习惯从历史中寻找帮助。
周灵王时，太子晋畅谈往古胜败兴衰，提出“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
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废者，必有共、鲧之败。
”这明确表达了应当从历史文献记载中寻求兴亡成败教训的观念，不仅是讲历史的鉴戒作用，而且突出了史学记载的作用。
鲁庄公时，夏父展因事进谏称：
“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
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后也，故不敢不告。
”这里的“顺”、“逆”是指符合、不符合礼制，史官纪事，是“顺”、“逆”皆如实记载，夏父展以历史记载流传后世来进谏，已试图利用历史记载对君主的行为予以制约。
晋悼公时叔向“习于春秋”，被认为可以作到“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表达了当时对史学作用的认识。
楚昭王时，其史官倚相被视为国宝，因为他“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
”这已经是史官直接利用历史记载诱导与辅助君主的事例。
不仅如此，据倚相的叙述，早在200多年前的卫国卫武公时，已经“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
史册、史官和记史制度向君主提供鉴戒、行为制约和思想诱导，从而参与了深层的政治机制，其影响之一，就是使史学发展的动因深深地扎根于古代中国的社会肌体之内。
楚庄王时申叔时论教育太子方法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春秋”（编年记事之史）、"世"（世系之书）、"令"（先王之官法、时令）、"语"（以往治国之善语）、“故志”（记前世成败而总结出议论、格言之书）、"训典"（五帝之书），均为史籍。
这段言论，包含以史实施教育、教化，汲取鉴戒，从史学中学习政治经验、提高行政能力和学习治国政策的丰富的思想内容。
很明显，这些史学观念都是首先在官方记史制度、官方政治与史学相结合的机制上形成的。
其时统治阶级普遍养成了一种重视史鉴的深沉意识，史官及其专业职能受到朝廷和社会的相当尊重，处于非他人所能随意罢斥或替代的地位，即使原任的史官被罢斥，继任者一般也只能从巫史官员的系统甚至其家族内选拔，这就为他们不顾当政者的权威，通过“直书”史事曲直而对其言行实行监督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史称春秋时齐卿崔杼杀庄公后，因怒齐大史兄弟相继坚持直书“崔杼弑其君”而连杀三人，仍未能迫使对方屈服，终于不得不放弃了篡改史实的念头；晋灵公被杀后，太史董狐敢于直斥当时掌权的赵盾“弑其君”，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也就是说，先秦诸侯国的一些史官能够做到“仗气直书，不避强御”，不光取决于他们个人作为史官所具备的品德、素养和气节，也是和当时的制度及一般上层社会长期形成的舆论共识制约分不开的。
当然这一时期历史知识运用的水平还比较低，主要停留在就事论事和罗列史实的阶段。
（二）记史制度完备，留下了不少的史籍，形成了一些优良的史学基本原则。
春秋时期，由于诸侯国历史地位的上升，诸侯国内及诸侯国之间的社会内容增多，朝聘、会盟、征伐、城筑。
祀典和王侯贵族的历各种斗争等成为历史记载的主要内容。
历史记载不再是基本上限于王朝而是出现于许多国家，不再是局限于官文书和诗篇的形式而是逐渐发展为按年代先后连续记载的编年的国史形式了。
各诸侯国都以自己的王号纪年。
齐自献公、燕自惠侯、蔡自武侯、晋自靖侯、楚自熊勇。
纪年可能先以历谱的之类的形式表达出来，经过一段时间就以编年史的形式出现。
如秦自秦侯有纪年，过了一百余年，到文公十三年才有了编年史。
白寿彝先生通过对《墨子·明鬼》篇的引证（《墨子·明鬼》历举各书以证己说。
于宗周晚年以后之事，引周、齐、宋、燕之春秋，而以所引宣王杀杜伯一事为最早。
在此以前引《商书》和《大雅》。
）因而判断“编年体国史的出现在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期”，这个见解极其精到，官方记史制度的形成亦当在这个时期。
保存与整编档案文献，只是初始和朦胧的史学意识，特意和自觉地记述历史，进而形成记史的制度，史学意识便得到了明确与巩固。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史官名称与王室类似，如鲁、齐、晋、郑、卫皆有大史，鲁又有外史、齐有南史、晋与楚有左史等等，齐管仲说：
“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圣德也”地处较为偏僻的秦国也于周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53）“初有史以纪事”，可见各诸侯国记载史事已普遍制度化。
曹刿向鲁国君主进谏时曾说：
“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表明记史制度遵循“君举必书”与讲究一定书法的规则，从曹刿语意上看，这已经实行许久了而且是非常严格地执行。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史官董狐于史册书“赵盾弑其君”，同书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史官不顾接连被杀，坚持记录“崔杼弑其君”的事迹，成为古代史官不惧强权、奋笔直书的典范。
在完备的记史制度下，出现了董狐、南史等为代表的著名史官，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史籍。
各国官方记录的史册多以“春秋”为名，也有如晋之“乘”、楚之“梼杌”等别名。
还有《郑志》《秦记》
春秋战国时期国史的形式，至少有三种。
一是只记某时有某事发生。
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太史书：
“崔杼弑其君。
”这一形式可以说是自甲骨文记事的形式发展而来，《春秋经》、《竹书纪年》都属于这一类。
二是写出史事的过程。
如《左传》记王子朝之乱，从昭公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详细地按年月日的顺序一一记录。
这不是《左传》的创造，而是根据周国史。
三是记言，或以记言为主，或记事有记言。
这在《左传》和《国语》的大量材料中都可反映出来。
这跟第二种形式，都对后来编年史体裁起了开创的作用。
它上承《商书》、《周书》，下启《国语》、《战国策》。
国史之外，还有世卿的家史，这在当时也是官史，不同于后来的私家之史。
家史模仿国史的体裁、方法等。
家史没有流传下来的。
（三）私人著史的发展。
春秋时私人著史还较少，到了战国获得了发展。
早期有：
《国语》、《左传》；战国中叶有《铎氏微》；战国晚期有《虞氏春秋》、《竹书纪年》、《世本》等。
《国语》为战国早期作品。
它一开始记载了周穆王、周恭王的材料各一条，以后记周厉王以至智伯被诛，约四百年间的历史。
全书二十一卷，他的编纂安排次序是按周跟鲁齐晋郑的关系、诸夏跟蛮夷的关系来安排的。
这还是孔子一派的尊周思想的体现。
但它突破了春秋时期国史的限制，以周和鲁齐等七国的历史汇合在一起，视野有了扩大。
它的取材有些地方琐碎，但跟重要历史事件有联系的记载占最多。
在记载一条之后，往往指出这一事件发展的结果或历史发展的趋势。
这是一个编纂上的优点。
它也记载有一些鬼神荒诞的故事，但更多的是重视人事的作用，在历史遗迹中寻找得失盛衰的经验和教训。
关于社会矛盾的记载很丰富。
而且这种精神贯穿全书。
《国语》很注意人材在政治上的作用。
《齐语》把齐桓公的霸业归结为
“唯能用管夷吾、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
”《国语》写出了人材在社会上的作用以及人材在政治舞台上的上升过程，同时也表明了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考察。
《国语》的记言，记的是以贤士大夫的言论。
《国语》的内容和形式是时代特点的发映。
它的作者，相传为左丘明，但不可信。
《国语》在编纂形式、思想内容和材料丰富上，都比《春秋》有所发展。
但因不是编年史的体裁，在年月顺序、前后连续上有所欠缺。
同时，《国语》过多地保留了原有材料的形式，还不能熔炼成一部具有完整规模的史书。
《铎氏微》，《史记》说它是楚威王的傅铎椒选择《春秋》的部分内容而成。
《虞氏春秋》是赵孝成王的相虞卿根据《春秋》并结合实际而成。
这两部书都是以历史为参考对象，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治服务的。
《虞氏春秋》采取的是史事类编或是记事本末的形式，它们为政治服务的态度比《国语》更显著。
两书现都亡佚了。
《纪年》，又名《竹书纪年》，上起黄帝，继述夏商周之事，写到周幽王为犬戎所灭。
详记晋国、魏国史事。
编年体，加载短如《春秋》。
《世本》上起黄帝，直到战国末。
有帝系，王侯大夫谱，有氏姓，有居，有作。
是一部综合记载的书。
两书有一个共同点，即综合了远古传说和文字的记载，自黄帝至于作者的时代，写出了通史性质的史书。
战国晚期，整个历史趋势是朝向统一，此时，史家根据以往的历史试图对此作出合理判断，这是历史“知来”作用的体现。
总之，在西周"殷鉴"思想的基础上，春秋时期建立“君举必书”和讲究一定书法的记史制度；提出“良史”的概念，这涉及史家标准的评议，产生了史家的榜样性人物；形成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和从史学中学习治国之策的史学观念，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运行发展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表述得还相当简约，有如格言成语，而唯其简约，更便于传播、更提供了后世展开、发挥与丰富化的空间。
（四）诸子对历史的思考和对历史知识广泛运用。
诸子是春秋战国社会舞台的活跃分子。
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为现实服务，能够以自己的学说为指导，把自己对社会的设计变为现实。
因此，他们对历史有较多的思考，对历史知识有较多的运用。
《礼记·经解》：
“疏通知远，《书》教也。
”实际上，“疏通知远”是先秦人运用历史知识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仅仅限于《书》。
它包含两个意思：
一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观察当前的历史动向，二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提出自己对未来的想法。
如墨子目击当时的战乱，认为对任何国家来说，打仗是没有出路的。
他援引吴国先胜越国，再胜楚、晋而成霸，最后为越所亡的史事指出即便是战胜也会亡国。
面对这样的现实，墨子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兼爱（人人相爱）和上同（就是要求有一个圣王和层层的贤政长来进行治理）。
法家对时局的变化很敏感，肯定时局的变化，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
《商君书·开塞》把历史分为上世、中世和下世。
韩非子在《五蠹》中说：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
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
……”这虽然并不完全是根据历史事实作出的分析，但他肯定古今之变，古不如今，这是进步的。
他又指出“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
今之争斗，非鄙也，财寡也。
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
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
”尽管财多财寡的说不符合历史实际，但他企图从客观条件上说明历史变化的原因，这是珍贵的古代历史观点。
荀子曾到国秦国，根据他的历史知识，建议秦国“节威反文”。
秦国最后的结局跟荀子的观没有太大的距离。
孟子对当时的历史趋向有明确的看法：
战国终归一统。
并且对历史前途进行了设计“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
”也就是封建的小农经济。
诸子通过对历史的批判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取证于历史的素材，为自己的学说服务。
第三节孔子与《春秋》
孔子与《春秋》是中国史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丰碑。
孔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划时代人物，跟他自身的条件是密切相关的。
孔子前是学在官府，他出身于一个原是贵族而久已没落的家庭，这给他受教育提供了保证；他有志于政治（这使他关心关心政治、社会。
他修《春秋》的目的就是服务政治。
也有一定的参政经历。
）但始终不能如意。
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讲学，相传弟子3000，贤人72，其中包含有贵族和非贵族出身的人物。
他突破学在官府的限制，使学术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开放，这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上都具有开创意义。
在史学史上也有很大意义，因为，孔子所修《春秋》就是他的教本，他的史学思想就是他向学生讲授的内容之一。
孔子有浓厚的历史兴趣。
他说：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他用来教授学生的教材《诗》、《书》、《礼》等六艺其中相当多的是历史文献。
一、孔子修《春秋》。
孔子修《春秋》，是史学一公案。
有否定孔子修《春秋》的。
今本《春秋》体例既不统一，褒贬也很随意，错记、漏记也未得到补正，仍是太史原初的样子，很难相信这就是儒家所津津乐道的经过孔子笔削过的《春秋》。
认为孔子根据鲁国史册修成了《春秋》，从汉代以来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没有怀疑的。
孔子曾以己之褒贬标准对《春秋》原文作过一番更动。
旧称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今本《春秋》不显鲁君之弑，即是孔子修改《春秋》的一个明证。
孔子修《春秋》，不仅儒家这么说，《史记》也这么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孔子：
“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
”“论”就是整理、编次，“；论史记旧闻”就是通过整理、编次来表明自己的褒贬是非，“”约其文辞，去其烦重“就是对旧史删繁就简。
与儒家对立之学派（如庄子）也认可（《庄子·天运》》：
“孔子谓老聃曰：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
润饰原文，修改原文，袭用原文的的情况都可以从《春秋》》与若干现在还可见的鲁史旧文相对校中得到证实。
今本《春秋》并不等同于原藏于太史氏之《鲁春秋》，它是从《鲁春秋》中截取下来，并加以某种修订，而成为儒家经典的。
至于《鲁春秋》，则由于秘不传世，和其他各国《春秋》的命运一样，随着其国的灭亡而灭亡，至少未能躲过秦火，只留有部分轶文。
退一步讲，大凡历史公案，鲜有一方全对，另一方全错的，孔子修《春秋》也不例外。
如果说孔子修《春秋》，指的是孔子以自己的“春秋笔法”对《春秋》原文作了更动，使之更合己意，那么，这不是事实。
但若说今本《春秋》与孔子毫不相干，孔子不曾对《春秋》作过任何变动，充其量不过把《春秋》抄录下来作为学生的教本，（杨伯峻）那也同样不是事实。
孔子虽然基本不改《春秋》，但也并非一点改动也没有；小的改动还是有的。
当时真正的史实是怎样，这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它在史学史上的作用，事实是，它在史学史上起到了重大作用，有深远的影响。
（《伪尚书》就是很好的例子。
）
二、孔子的史学思想。
（1）进化论的历史变易观。
政治上，孔子主张恢复周代礼乐制度，经济上，也维护原来的社会经济结构。
但作为历史学家，孔子的史学思想又表现出进化论的历史变易观。
首先他承认历史的不断变化。
《论语·季氏》：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以“礼乐征伐”是否由天子决定把历史划分为“有道”和“无道”两个阶段。
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孔子所描述的“无道”阶段约540年，也就是周穆王、共王时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其所作的划分基本符合历史事实。
孔子的这种划分也说明了孔子承认历史的变化。
不过他认为社会政治在逆行。
希望从“无道”回到“有道”，但不是机械地回归。
其次，孔子承认历史发展的继承性。
者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的认识上。
《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基于这种变易历史观，孔子认为，一历史文化的发展后世往往会超越前人。
他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佾》）二不能割断历史，要批判地继承。
他说：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韶之舞，放郑声。
”（《论语·卫灵公》）孔子的历史变易观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性，虽然没有走在时代的最前面。
他只看到局部的变化，看不到根本的变革，可以说是改良主义的。
他认为周是对夏殷的损益，将来也只是对周的损益。
但他与承认历史变化的时代思潮精神是一致的。
孔子之所以这样看待当代，跟他的家庭出身和生活环境有关，更重要的是他的“信而好古”。
（2）重视人事的历史发展观。
孔子承认历史是变化的，并且认为人是历史变化的主要原因，当然，他所说的人是在某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是英雄史观。
《论语·宪问》：
“子曰：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利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充分肯定了管仲的历史作用。
当然，孔子思想里还有天命、鬼神的存在，但这些是很小的，很淡薄的。
“敬鬼神而远之”是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
他不否认鬼神、天命的存在，这是宗周思想的继续。
孔子不以鬼神和天去说教，而是要在人事上下功夫。
他的实际行动就是很好的说明。
他认真地教育他的学生，讲求教育方法，因材施教，使学生成为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希望他们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他不危艰险，不辞劳苦，长期周游列国，以求一用。
“仁”的学说也是很好的证明。
（3）经世致用的鉴戒史观。
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就是借助历史来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以达到警世和垂训后世的目的。
有很强的现实作用。
因此孔子讲求“春秋笔法，”才会有“乱臣贼子惧”的发生。
这一点可以从正名和批判两个方面分析。
正名。
名指事物的概念、名称，也指人的名分即社会地位和身份。
春秋时期，社会秩序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出现了名实不一。
孔子认为这是由于人们无视名分的道德要求，因此他想通过正名，使各级的人按照名分所涵的道德含义，把自己的纳入到一定的秩序内，以便实现社会的安定。
所以《庄子日·天下》说“《春秋》以道名分”。
正名在《春秋》中就是尊王攘夷。
尤其是尊王。
如春秋时，周天子已无号令天下的权威，但《春秋》仍书“王正月”，因为正月是周王定的。
再如，春秋时，诸侯纷纷称王，但王原为周天子专用，所以，孔子按照原来的宗法规定称吴、楚的国君为“子”。
相应地就是批判。
主要批判那些不合乎宗法规定的现象和行为。
孔子对君不君、臣不臣的现象进行批判，以申明大义。
所以孟子说：
“《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
”因此，孔子对人物的评价也是基于“名教”的。
正名和批判是孔子鉴戒史观的表现方法。
虽然孔子的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回归，但他的这种史观密切了史学和现实政治的关系，加强了史学功能，增强了史学的生命力。
3、《春秋》内容和特点。
《春秋》全书大约17000字，主要内容记载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等；也记载一些自然现象，如日蚀、月蚀、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经济文化方面，记载一些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
它始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
孔子是活到73岁才辞世的，那么，为什么孔子到71岁时就停止写《春秋》呢？
鲁哀公十四年春天，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孙氏的仆从鉏商，在曲阜西（今巨野县一带）打猎（“大野”），捕获一只怪兽归来，叔孙氏看到此怪兽，以为不吉祥，便赐给“虞人”。
孔子看了说：
“这是麟啊！
它为什么来啊！
为什么来啊！
”边说边掩面大哭，涕泪沾襟。
孔子这时正在写《春秋》，他认为麟是“仁兽”，太平盛世才出现，现在不是太平盛世，出非其时而被猎获，因而伤感。
于是写下“西狩获麟”这句话之后，就不写了。
这就是传说中孔子写《春秋》“绝笔于获麟”的故事。
（《春秋·经》：
鲁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东周时，各诸侯国都设置史官撰写本国的编年史，但名称不统一，燕、齐、鲁、宋等国均称《春秋》，因商代和西周时，一年只有春、秋二时，而无冬、夏，因此古人称年为“春秋”。
春秋时期，虽然已有四时划分，但是人们仍然习惯用旧称。
所以各国史书大多以《春秋》命名。
而晋称《乘》，楚称《梼杌》。
《春秋》作为我国史学史上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有其伟大的史学意义。
他的意义和特点主要有：
（1）内容突出人事，强调历史的致用。
a.《春秋》涉及各国之事情，而以鲁国为主。
上起鲁隐公元年，下止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史事。
它所记载的内容都是社会方面的，突出的是人事。
《史记》说它：
“王道备，人事浃。
”（浃，通达意）就是这个意思。
王道就是周礼。
鲁国的始祖是周公的长子伯禽。
鲁国是周初分封的一个东方大国，为周王室所倚重。
保存了大量的周礼。
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后说“周礼尽在鲁矣。
”鲁国的许多现象都与周礼密切相关。
另外，孔子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恢复周礼。
（三日不梦周公，心不安。
“吾从周”）在孔子眼中，周礼是他治国的蓝图，如果恢复了周礼，那么天下也就安定了。
《春秋》跟周礼的联系，一方面说明孔子对旧贵族传统文化的依恋，更是说明《春秋》反映了孔子借助著史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孔子鉴戒史观的体现。
《春秋》体现了孔子的政治抱负。
所以孟子说：
“《春秋》天子之事也。
司马迁说：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已矣。
”（《史记·太史公自序》）
b.《春秋》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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