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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快乐感创造力与对美的感受力
培养快乐感、创造力与对美的感受力
2020年的高考日，比往常来得晚了一个月。
我已经很多年不关注高考了，也从不发那些名义上是在祝学弟学妹们高考成功，实际上是在找机会炫耀自己当年考得很好的励志贴。
只是前两天又看见朋友圈里冒出了那样的帖子，才意识到今年的高考还没有开始。
很快，又有一批十八岁的少年要走进考场，去打他们准备了十几年的一场仗。
很快，又有一批十八岁的少年要从考场里走出来，面对自己一无所知的未来，茫茫然手足无措。
我是在2011年6月7日第一次参加的高考，成绩落在清华分数线下两分。
2012年6月7日，我在复读一年后再次参加北京高考，考进了清华经管。
在很大程度上，我是因为想再有个机会考清华经管才决定的复读。
听在那里读书的学长讲起那里对于通识教育的强调，个性发展的鼓励，讲起那里对思维的磨练和视野的开拓，我觉得那是最接近我心目中一个理想的大学的地方。
我的父母非常不赞同那个决定。
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自主做出一个决定。
也是我的父母第一次在我做出他们不赞同的决定之时容忍我按照我自己的意愿行事。
我很庆幸这件事在我十八岁那年就发生了。
前两天读到我在清华经管结识的好朋友琳佳的文章《离开经管的四年：
再看学生时代》。
她的文章里说能够在高考标准下脱颖而出的人往往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1）自身聪明勤奋2）一路优秀很少失败3）给定优化目标能迅速优化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我很庆幸自己在进入清华经管之时就是经历过失败的，就是曾经按照自己给自己确定的优化目标努力过的。
这让我比大部分清华学生具有更强的抗挫折能力，也更经常地反思当前的“目标函数”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
但今天我想就着琳佳讨论的那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最能在高考标准下脱颖而出？
”，写一写这道大题的第二小问：
“这样的高考体系到底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我同样会从三个方面来写：
快乐感的缺失、创造力的缺失、对美的感受力的缺失。
对于这个问题的反思是从我在经管的四年间开始的。
在从经管毕业后的四年间，我在加州艺术学院戏剧系读了三年的艺术硕士，然后又在洛杉矶工作了一年，如今正准备回国发展。
回顾离开经管后的这四年，我发现自己的确比从前更快乐、更有创造力、更能感受到美了。
想来反思的确还是能带来成长的。
时值庚子大疫之中，时局变化之间，许多人都在重新思考人生。
我遂决定把自己这点思考拿出来分享交流。
哪怕只能给一个人带来一点点的启发，也聊胜于无。
1.快乐感的缺失
在我大一那年的第一节《经济学原理》课后，当我和几个朋友凑过去找钱颖一老师聊天的时候，钱老师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可是为什么中国人活得不快乐？
虽然这个问题放到现在问好像问题本身就会惹来质疑。
但每当我和老同学聚会聊天听大家吐槽各自的不快乐，我都会想起这个问题来，觉得它很有思考价值。
在经管学生的知识体系里，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
从前大家都穷，所以还可以一起穷乐呵一下。
现在虽然大家都富起来了，但是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富得更多。
有了比较就有了心里不平衡，有了焦虑，有了怨恨，有了不幸福——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嘛。
但在离开经管的这四年里，我在过去已知的那个世界之外，找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答案。
我找到的第一个答案来自我在迪士尼参加的员工培训。
从CalArts的MFA项目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迪士尼的主题乐园设计部门WaltDisneyImagineering。
上班第一周的时候，公司把所有新员工带去Disneyland参加员工培训（那其实是我第一次走进Disneyland！
）。
众所周知，迪士尼乐园是“TheHappiestPlaceonEarth”。
整个迪士尼乐园部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Mission：
创造快乐。
我当时一听就开始CTMR[i]：
哇这个Mission实在是过于《美丽新世界》了！
然而更为《美丽新世界》的是，这个员工培训紧接着就给我们讲了一个实操性相当强的“创造快乐指南”。
而这个“创造快乐指南”里面最有启发性的一点叫做：
想要创造快乐，你需要让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是特殊的。
快乐是分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
最基础的快乐来自于直接的感官满足：
一顿好饭，一杯好酒，一个舒服的床，一个不漏雨的屋顶。
这个层面的快乐随着经济增长一定是上升的。
但是这个层面的快乐是即时的，短暂的，也是容易被其他负面情绪影响的。
心情不好的时候再好的饭菜也会味同嚼蜡。
而“感觉到自己是特殊的”这种快乐，我觉得它是一种更高级的快乐。
仔细回想，确实，记忆中每一个能让我在多年之后回想起来还依然感觉到快乐的宝贵瞬间，都是因为在那个瞬间我感觉到了自己是特殊的。
比如2012年我第二次参加高考之后，当我从考场出来走到人大附中校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们高中12班当时还在北京的几乎是所有的同学，全部都站在那里等着我和我们班另外一个复读的学生走出来。
那个瞬间直到今天再回忆起来，依然可以让我隔着八年的时光快乐到流泪。
因为在那个瞬间我感觉得到自己对于站在那里的30多个高中同学而言是如此的特殊。
他们在乎我——这种在乎是单纯的、无条件的，与我能考多高的分数无关，与我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无关。
想要创造快乐，你需要让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是特殊的——这句话打开了我思考那个从大一开始就卡在我脑海里的问题的一个新的维度。
为什么很多人在工作中感觉不到快乐呢？
因为太多人在做的工作都是非常可替代的。
这个工作没有能让你感觉自己是特殊的，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
为什么很多人在亲密关系中感觉不到幸福呢？
因为太多人是在按照某一个单一的评价体系的标准去寻找亲密关系的合伙人——说白了就是：
你想要和我建立亲密关系是因为我能满足你的某种需求，我的“综合评分”超过了你的评价体系里的某条“分数线”。
在这样的关系中，“我”本身并没有任何特殊性——如果另一个人同样能达到这个标准，那她同样可以和你建立这种关系。
之所以是我而不是她，完全是偶然的。
在这样的亲密关系里，一个人是很难感受到那种由“我很特殊”而带来的高级快乐的。
可是如果再往深处问：
为什么我们不善于把每一个人当作一个特殊的个体看待呢？
答案就变得清晰而可怕了起来。
因为我们是被一条精心设计的流水线制造出来的具有高度可替代性的零件。
而高考则是这条流水线最重要的质量把控环节。
仔细回想一下，你在准备高考的那些年间参加的考试里，有多少扣掉的分数是因为你的答案“没有踩到给分点”或“没有理解出题人意图”呢？
在高考标准下最成功的人，其实既不是最聪明的人，也不是最勤奋的人，而是最符合标准答案的人，最善于修剪自我以符合某个单一评价标准的人。
这样的人也最习惯于用某一个公认的单一评价标准去Judge别人。
而清华经管，由于高考录取分数很高的缘故，就成了这样的人的聚集之地。
在这样的地方生活的四年里，我所经历的“感觉到自己是特殊的”的快乐是非常少的。
那四年间，非常坦诚地说，在我所看到的世界里，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友情甚至爱情，是建立在利益交换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你达到了某条‘分数线’，我也达到了某条‘分数线’，所以我们之间可以进行某种互惠互利的利益交换”这样的逻辑上的。
在这样的人际关系里，你是感受不到自己因自己的某种特殊性而被珍惜的。
而在离开经管的四年里，我开始逐渐调整自己的与人相处之道。
我不再像从前在经管时那样强迫自己去出现在很多Social的场合，也逐渐不再去给任何人贴标签，努力看到每一个人的独特之处。
我不再试图扮演一个“好学生”，一个“精英”，一个在某种既有评价标准下能够“拿到高分”的人。
而是尽可能以自己最自然，最本真的面目示人——我就是很Ambitious很喜欢思考大的问题，我就是不安分喜欢冒险向往远方，我就是自带一种很Dark的能量，就是迷恋不精致的，残破的，被遗弃的，与死亡相关的意象，我就是装了一脑子过度浪漫过度疯狂的奇想……我发现当我敢于以我的本真面目示人了，这大千世界中总会有那么一些和我臭味相投的人因为我的独特之处而与我建立连结——这种连结是特殊的，是不可替代的。
这样的友情，这样的爱情，这样的ArtisticPartnership，都是能让我感受到那种“高级快乐”的。
至于从前在经管建立的人际关系，在我跑到加州学艺术的这些年间，我的“潜在可进行利益交换的资本”大概大幅降低了吧，有些基于这个而建立的人际关系自然就断了。
而剩下的那些，是真的基于Appreciate彼此的特殊性而建立的友谊——这样的感情在四年过去之后，反而变得越来越深厚。
比如我和琳佳，其实我们在经管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关系特别好。
但是毕业这四年间在美国反而越来越发现我们在思考的问题特别相关，一起聊天特别有收获。
虽然不在同一座城市，但还是会偶尔打电话聊天，一聊就聊上很久。
这样的朋友关系是彼此都能让对方感觉到“我很独特”的。
而遇上这样的老朋友来访的时候，我会花时间在家里精心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饭，开一瓶酒，边吃边喝，谈天说地。
在我旅居加州的四年间，那些短暂的相聚时刻，是最快乐的记忆。
[i]CTMR:
CriticalThinkingandMoralReasoning:
清华经管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是经管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
我曾在大二那年选修这门课，并在大四那年担任这门课的小课助教。
2.创造力的缺失
我在经管的时候，非常热衷于参加一个叫“院长下午茶”的活动。
这个活动大概就是一些经管学生围坐在一个小屋子里和钱院长唠嗑。
（显然，我热衷于参加这个活动是因为它让我感觉到自己是独特的！
）在某次的院长下午茶活动上，我们和钱老师唠起了关于“创造力”的问题。
我们由“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钱学森之问”聊起，聊到了“为什么清华学生写不出《蒋公的面子》这样的戏？
”（那个时候蒋公正好来清华演出，而同一时期清华话剧的代表作还是《马兰花开》……）
那天谈话的核心问题其实是：
为什么“高考标准”筛选出来的精英分子，在创造力上比不过别人？
我找到的第二个答案来自CalArts地下一层的涂鸦墙。
我为此特地翻出了我四年前第一次去CalArts地下一层时拍的一张照片：
alArts地下一层有一整层的墙是可以随意涂鸦的。
那一层的楼梯入口处挂着一块写有涂鸦规则的板子，结果那块板子本身就被涂鸦给盖住了。
涂掉规则的人在那里写上了“THEREARENORULESHERE”。
同样的一句话，我在四年之后又在DisneyCaliforniaAdventures乐园里的WaltDisneyImagineeringBlueSkyCellar的门口看到了：
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在美国以“先锋”“实验”而闻名的艺术学院，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主题乐园设计公司。
两者虽然非常不同，但是对于“不要让规则限制住创意”的强调是一致的。
再去看当年在经管的院长下午茶里讨论的那个问题，其实激发创造力的原理非常简单：
一个环境里的规则越少，这个环境中的人创造力越强。
而在“高考标准”中胜出的精英分子，之所以在创造力上比不过别人，是因为他们在一个精心设计的由重重规则搭建的体系里太久了，他们太善于遵守规则，并从中获得好处了——我下意识地用了“他们”，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真的不愿意面对“自己曾经是一个十分善于遵守规则的，时刻准备着向规则妥协自我的人”——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
然而我的确曾经是这样的人。
从初三开始，语文作文重心开始由记叙文向议论文转变。
每逢大考几乎不会有人写记叙文。
而高考语文的议论文，更是有一个非常固定的结构和写作思路的。
我从小喜欢读小说，写故事。
“成为一个作家”是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的梦想。
记得初二时我痴迷《悲惨世界》，在自己读了不下五遍后，有段时间我每天放学拉着闺蜜绕着操场边散步边用类似说评书的方式，讲完了五本《悲惨世界》。
现在想来觉着那会儿其实挺NB的。
在高考压力还不太近的高一，老师会留一些开放性的写作作业。
那个时候写作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我还记得我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厚本子，把所有这些作业都留在里面。
那个本子我至今还留着。
有时候翻开来读，会被自己当年写的文字感动到——那些文字虽然幼稚，但却是真诚的，不受束缚的。
然而自从高二我们开始为高考议论文做准备，写作对我而言就变成了一种折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语文考试之后我拿着分数不高的作文找老师批改，老师给出的反馈意见永远是：
立意有问题，论点提得不对，结构不规范……前些日子看到小学五年级女生因作文不够“正能量”被老师批评而跳楼的事情，恍惚间觉得仿佛看见了自己的过去。
现在想来，这些得低分的原因其实根本不是文章写得不好，而是文章写得不符合高考语文作文的规则。
可是那个时候我傻，我看不清楚这两者间的区别，作文不断拿低分让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
我开始一点点修改自我，直到有一天，大概是在高三上学期靠后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能够按照“规则”想要看到的思维方式写作文了。
从那以后，作文拿高分对我开说开始变得轻而易举。
我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年级范文里，我也曾因此而十分骄傲。
直到第一年高考后，我才意识到高考作文训练对我的创造力产生的严重摧残——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用不是高考高分作文的方式写作了。
写作不再是真诚的，自然的，快乐的，而是虚假的，做作的，谄媚的。
在我提笔想要写任何东西的时候，落在纸上的永远是那些过度华丽的词藻，过度煽情的修辞，那些为了论述一个毫无意义的论点而堆砌的毫无逻辑的论据……我开始厌恶自己写的文字。
为了缓解自己写的话给自己带来的恶心感，我开始在午休时间溜到复读学校旁边的图书大厦看小说，整个午自习都不回来，甚至第一节课迟到被老师骂我也不在意。
我就是在那样的情境下读完的《追忆似水年华》，《悉达多》，《微暗的火》，《万灵节》，《审判》……是那些书拯救了我，让我的创造力没有被“高考规则”杀死得太彻底。
我们生活在一个精心设计的，扼杀创造力的体系里。
从这个体系中存活下来，创造力还没有死的人，那都是幸存者。
那场考试在2012年6月8号下午4:
40收卷铃声响起的那一刻就结束了。
但那种为了某种利益修改自我向规则的妥协，影响却是非常持久的。
第二年高考交卷后，我曾经天真地发誓再也不为了一个分数写迎合某种标准的违心文章。
然而在清华的四年间，这样的事我依旧在干。
高考规则失效了，还会有新的规则出现。
大一那年我上了一门名叫《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3学分必修大课。
那门课除了签到以外的成绩几乎全部取决于期末时需要交的一篇作文。
作文内容大概是上这门课的收获之类的。
从学长学姐们的经验来看，这门课的老师帅某人会打高分的文章具有非常明确的标准：
你需要论证帅老师的课改变了你的人生观世界观，拯救你于水火之中，而且词藻越华丽，情感越强烈，引经据典越多分数越高。
其实那门课我自从听到帅老师说“梵高和毕加索是资本主义社会孕育的艺术毒瘤”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过了。
然而期末的时候我一想：
这种集华丽辞藻，强烈情感，掉书袋癖好于一身的拍马屁文章，我们这种高考语文高分作文写手真是最擅长了！
遂拿起笔，洋洋洒洒三千字，最后那门课我在翘过好几次课的前提下还拿了95分——现在想来那简直是一种耻辱。
清华成绩单上那个思修课95分将会跟着我一辈子，提醒我自己曾经如何又一次出色地为了一个分数背叛了自己对文字的信仰。
（而且更可怕的是，据说这个丧心病狂的帅先生还把学生给他写过的马屁文儿出了一本集子……要是我哪天真的实现了我小学四年级时的梦想成为了一个作家，那这本集子要是被翻出来，我的一世英名岂不是要毁于一旦……）
从某种意义上讲，高考结束后的8年里，我一直都在努力对抗那个规则体系给我留下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当我看到每年高考后竟然都有清华学生跳出来洋洋志得意满地再写一篇能得高分的高考作文，以向学弟学妹们展示自己的文采，我觉得这非常可怕。
心理学告诉我们，既得利益者会自然而然地Justify甚至Glorify给自己带来利益的那个体系。
如果说高考标准的负面影响是一种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必须存在的恶”，那么经历过那个体系之后不去反思，反而满足于小小的胜利沾沾自喜，就真的是我们的错了。
这种对抗一直到我来到CalArts之后才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CalArts的三年里，我虽然读的是CreativeProducing专业，但是在制作管理方面的专业课之外，我要求自己每个学期至少上一门创作相关的课程。
三年间，我上过Adaptation，即兴，独幕剧写作课，沉浸式体验创作，剧本写作Workshop，长篇小说写作Workshop……这些课程对我来说是非常Liberating的。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创意写作方面的课程并不是在教我应该如何去写作，而是在教我要如何打破规则，拓展自己写作的可能性，发现什么是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什么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
比如我发现自己的写作擅长用文字构建一个世界，创造一种感觉和体验，而不是制造具有戏剧冲突的事件和人物对白。
当我放开“戏剧文本一定要以人物对白为核心”这样一个“规则”，我突然发现我的写作方式非常适合以肢体表演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沉浸式剧场。
从CalArts毕业之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开始于沉浸式剧场制作方面，但是因为我有写作方面的背景，而中间我正好遇到另一个上海主题乐园的项目需要一个中国的ShowWriter去做一些故事的localization，所以我就很幸运地接触到了主题乐园的写作，意外地发现我给沉浸式剧场写故事的写作思路非常适合给乐园写故事——因为它需要你去构建一个世界，创造一种感觉和体验。
当我逐渐突破曾经限制我的规则的时候，我也越来越能发现自己的独特之处。
当我能发挥自己的独特之处去工作的时候，工作本身也变成了能给我带来快乐的事。
而时隔多年，我也重新开始尝试写小说。
也许在不久之后的将来，我还是有机会实现我小学四年级时的梦想的。
3.对美的感受力的缺失
我大二那年，在CTMR（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的第一节大课上，杨斌老师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回顾你之前的人生，哪一个瞬间对于你来说是一个CriticalMoment。
有很多同学分享的moment和报志愿、高考有关。
但我当时举起手，站起来，跟在场的所有同学分享了一个听起来一点也不Critical的瞬间。
那是在我高考复读那年的一天傍晚。
我骑着车经过中关村四环路口，发现那天的落日特别美。
就好像云的岛屿浮在一片金红的海上。
我于是站在路口呆呆地看了很久，一直看到那片金红色消失。
在看落日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
从我身边经过的那么多人里，没有一个人停下脚步，甚至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望向天边。
那个瞬间向我提出了一个我直到今天还在思考的问题：
那天的落日那么美，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停下脚步抬头去看？
思考了这么多年之后再回过头看那个瞬间，我觉得答案是很简单的：
因为它没用。
在加州的有一段日子里，我突然很喜欢读《庄子》。
《庄子·逍遥游》里有一个故事，说姑射山上有一个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一个叫肩吾的人听说了这个神人，就觉得这不是扯淡吗？
你不吃饭，飞到云里去，有什么用呢？
肩吾的朋友连叔就嘲笑他，说眼盲的人即使是最漂亮的文章摆在眼前也看不到，耳聋的人即使是最好听的音乐他也听不到，而“岂唯形骸有聋盲哉？
夫知亦有之。
”——你不是眼盲耳聋，你是心盲智聋啊。
现在想来，那些人看不到日落，是因为他们的心是盲的啊——他们只能看到围绕在他们身边那个小的，由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的事情构成的Bubble里面的东西，看不到这个bubble之外更大的世界。
然而这也不能怪他们。
我又何尝不曾陷入过那种状态中呢？
想要在高考标准中胜出，你是没有做无用之事的时间的。
想要在给定标准下寻求最优解，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一切和给定标准无关的，“无用”的东西排出掉，不让它们占用时间资源。
在这样的环境里，无用之事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几乎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我从小喜欢读书，最早是读小说，后来开始读哲学、历史之类。
不过从初三开始，与考试无关的书就一律被我的父母认定为“闲书”，读起来是浪费时间而百无一用的。
因为害怕被父母发现，我是高二那年一个人半夜躲在被窝里把台灯蒙在被子里读完的《西方哲学史》（因为我的屋门上有一个透光的玻璃，不用被子蒙住光的话会被爸妈发现……）。
尽管如此，我深知自己在北京长大，已经是生活在了相对宽松的环境里。
我在高一历史课上躲在课桌下面偷偷读《新全球史》的时候，我的历史老师看见了不但没有骂我，反而在下课后悄悄对我说那本书很好，你可以拿到课桌上面看。
在大城市之外的地方，情况要糟糕很多。
本科毕业后那个暑假，我跟着“会饮沙龙”项目到某县城重点高中做了一个相当于高中版的CTMR课的公益教育项目——当时有一个特别聪明有想法的学生，她告诉我她非常喜欢读书，但是学校老师是根本不让带课外书来的，老师见一本撕一本。
我听了觉得非常心疼——想想看，当“读书”在一个名叫“学校”的地方被认定为需要惩罚的“非法行为”，我们的学校体系难道不应该自我反思吗？
我在清华经管所接触到的教育理念，是对前高考时代生存环境的反思。
我们二字班经管学生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听钱院长讲“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即求知之时不要短期功利主义，而应该跟着自己的好奇心去学那些也许在短期内看起来无用的重要知识，并相信这些知识总有一天会在你的某一个人生阶段变成“有用”的。
这个教育理念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让我认真对待经管的通识教育课，追随自己的好奇心选修了法学双学位，去读书，去接触戏剧和艺术，并一步步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不过，毕业四年后再看“无用知识的有用性”这句话，我觉得它依然是有局限性的。
拿这个理念做一个经管学院的教育也许够用了，但如果想要培养出能创造出美，创作出好的故事的艺术家，这个理念是不够的——因为它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一个“有用性”上。
即：
即便“求知”是由着好奇心的，也只有当这些知识有朝一日变成了“有用的”，它们才有价值。
而我想提一个听起来有点Radical的观点，艺术创作需要寻求“有用知识的无用性”。
即：
任何一个门类的艺术创作都是会用到一些知识/技能的，这些知识和技能本身是“有用”的，但决定作品艺术性的是创作者如何将这些有用的知识放在一个不以“有用”为目的的情境之下。
当然，这并不是说艺术就不可以有用，也并不是说搞艺术就要拒绝商业价值。
实际上，我下一个人生阶段很重要的职业目标就是想办法为有才华的创作者们找到能够把他们的创作转化为商业价值的方式。
但是我认为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一定需要把作品本身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是当作实现某种其他目的手段——不管这种其他目的是什么。
唯有这样，艺术作品才能够破除那些被“有用之事”框定的Bubble，让观者/读者在短暂的瞬间走出那种心智上的“聋盲”状态，感受到美，与和自己无关之人的感受产生共情……Attheendoftheday,对美的感知也许是对抗暴力、矛盾与压迫最后的庇护所。
尾声：
以上是我对在经管四年里未能找到答案的三个遗留问题的思考和对“高考标准的后续影响”的反思。
但找到了答案不意味着找到了解决方案。
寻找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还需要未来很多很多年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很多人一起努力。
也许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做出某种体系性的改变，但至少可以从反思开始，从解放自身开始。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庚子年新冠疫情之中。
国内疫情已在中国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基本被控制住，美国的疫情还在一个不靠谱的总统的无领导之下逐渐恶化。
而我正准备离开生活了四年的洛杉矶，回国开始下一段的人生。
在这个时候写这篇文章，算是对过去四年思考感悟的一个总结，算是对经管四年的一个回答，也算是对未来的人生，未来的世界的一点希冀。
与诸君分享，希望各位不管在哪，不管在做什么，生活中都能多一点快乐，多一点创意，多一点美。
也希望疫情之后的世界，能少一些冲突，多一些和平。
少一些焦虑，多一些内省。
少一些排斥异己，多一些包容理解。
少一些压迫，多一些公平。
少一些限制，多一些自由。
最后，在这个对于所有与艺术、创意相关的行业从业者来说都格外艰难的夏天，也愿所有可以搞艺术的人相信，我们在做的事情非常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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