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宋朝官制宝典.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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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宋朝官制宝典
15宋朝官制[宝典]
15宋朝官制
一、政治概况
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时，随周世宗作战有功，任殿前都检点，统领禁军。
959年，周世宗柴荣死于开封（京城），其7岁幼子柴宗训（恭帝）即位，赵匡胤又兼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防守开封。
显德7年（960年）元旦，赵匡胤以镇（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县）二州名义，谎报军情，说是契丹勾结北汉大举南侵。
宰相范质、王溥不辨虚实，立即派赵匡胤率军出征。
初三早晨，赵匡胤率兵到达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其弟赵匡义、归德军掌书记赵普和军中诸将把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做皇帝。
赵匡胤率领禁军返回守卫空虚的京师，殿前都指挥石守信等在宫中内应，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皇位。
因赵匡胤原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便建号“宋”，仍建都开封（称东京或汴梁），习惯上称北宋。
以后迁都杭州，史称南宋。
北宋政权建立时，在南方和北方还有南唐、吴越、漳泉、南汉、湖南、荆南、后蜀、北汉等割据政权。
在其统治区内，也还有不少节度使割据一方。
在其中央政权中，特别是在军队中，还有一批在后周时同赵匡胤地位相当的禁军将领都手握重兵。
赵匡胤是靠他们的支持才夺取后周政权的，但又担心这些人也以同样的手段推翻自己。
宋太祖、太宗及其主要谋士赵普等人，经常思虑这个问题。
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防止割据势力的再起，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
首先削减州郡（府、州、军、监）长官的权力，不许他们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
州郡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也都收归朝廷。
又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
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划分为15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提举常平四司。
除安抚使用武将外，各司都由文臣担任。
路、州、县的官员都由中央官兼摄，属于临时指派的性质，“三年一替”。
此外，南方各州郡的城墙和护城河，绝大部分被夷为平地。
如西川路的
29个州郡，只留下益州（成都）、梓州（三台）、眉州（眉山）、遂州（遂宁）4座城隘。
这样，地方长官的权力被分散，任期短暂、武力削弱，
就不能与朝廷对抗了。
其次，分割宰相的权力，在宰相之下增设“参知政事”为副职，还把在唐末、五代设置过的枢密使和三司使定为常员。
枢密使分割了宰相的军政权，三司使分割了宰相的财政权，枢密使、三司使的权力和宰相不相上下。
本来是“事无不统”的宰相，经过这番改革，只剩下有限的权力，皇帝便可以总揽大权、操纵自如了。
其三，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废除了殿前都检点、副都检点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且把禁军两司分为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合称“三衙”，互不统属。
建隆2年（961年）赵匡胤削夺了禁军主要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的兵权后，三衙将领则起用一些资历较浅的军官来担任。
但即便如此，对这些人也是严加控制、处处防范，时常加以调动。
这些将领虽统率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则须听命于枢密院。
同时，还实行“更戍法”。
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1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将，将无常师”，以防止军队兵变和武将拥兵自立。
其四，发展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增加录取名额，放宽录取标准，提高被录取者的待遇，广泛吸收各阶层知识分子参加政权。
宋太宗在位21年，通过科举而得官的将近1万人。
宋仁宗在位40年，单由进士一科而得官的就有4517人。
这批知识分子成为了封建国家的忠顺奴仆和统治人民的得力工具。
从宋太祖后期起，举人经礼部考试后，还必须通过殿试才合格。
这样，被录取的人便成为了“天子门生”。
其五，北宋统治者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禁军
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全国各重要地区。
边境上只屯驻少量禁军，对辽、西夏采取被动的守势。
北宋统治者采取了这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这些措施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而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不强的弊端。
所以北宋政府虽征集了百余万军队，但却无法阻挡辽、西夏的侵扰。
由于各级政府权力分散，形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使北宋政府难以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
至仁宗时，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官员人数越来越多，而整个官僚机构却是一派萎靡不振的景象。
朝廷政令“信宿辄改，适行遽止”。
宰相固守成规，“无所建白”。
任何改革建议，都以“先朝旧规，不可轻议改革”为由而打入冷宫。
军队数量也越来越多，到庆历年间，宋朝禁军、厢军总数已达120万9千人，相当于北宋初年的6倍。
军政却越来越腐败，平时不训练，终日饱食嬉戏，遇敌则一触即溃。
维持这支庞大的雇佣军的费用，每年要耗去政府财政收入的十之七八。
巨额的冗官俸禄和赏赐、庞大的军费开支、统治者的大兴土木和挥霍，及因“澶渊之盟”给辽的岁币，北宋统治者都以“量国用而取之民”的方针，大量增加赋税名目和税额。
加以连年灾荒，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斗争不断发生。
王小波、李顺起义失败后，小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仍持续不断，到仁宗庆历年间各地起义更是处处蜂起。
宋仁宗庆历年间的农民起义和士兵哗变被镇压下去，但阶级矛盾却日益激化。
同时，北宋与西夏、辽的关系也很紧张，西夏李元昊正式称帝后，不断派兵向宋进攻，并接连打败驻守陕西各路的宋兵。
辽也乘机要挟，于庆历2年（1042年）陈兵幽燕进行威胁，要宋朝交出
周世宗收复的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南）以南10县之地。
宋只好以不断赔款增币来换取辽放弃对这10县土地的要求。
内忧外患的严重处境，
使北宋统治集团中一些人开始意识到革新的必要。
在当时士大夫的议论中，富弼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在《乞选任转运守令以除盗贼疏》中指出:
“国用殚竭，民力空虚，徭役日繁，率敛日重。
官吏猥滥，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尝省察。
百姓无告，朝廷不与为主，不使叛而为寇，复何为哉。
”他还认为“朝廷自守弊法，不肯更张”将会导致十分危险的后果。
其他名臣如欧阳修、范仲淹等人，也都有相似的议论。
庆历3年（1043年），宋仁宗在变法浪潮的影响下，为了扭转宋朝的衰败局面，也“欲更天下弊事”。
当年8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让他同富弼等人就当世急务提出书面建议。
范仲淹奏称:
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事;建议从这十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宋仁宗接受了范仲淹的大部分建议，从庆历3年（1043年）9月到庆历4年（1044年），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诏令，进行官僚选拔、升迁制度的改革。
其主要内容有:
“臣僚非有勋德善状，不得非时进秩”;“凡有善政异绩，或劝农桑获美利，鞠刑狱雪冤枉，典物务能革大弊、省钱谷数多，准事大小迁官升任”;奖励那些有经国济民之才的官员，淘汰那些“非才、贪浊、老懦”的官吏;进一步限制各级官僚子弟靠“恩荫”做官的特权，规定“自今臣僚毋得以奏荐恩泽及所授命，为亲属乞赐科名，及转官升陟入通判以上差遣”，其亲属尝降官降差遣，“亦毋得乞以恩泽牵复”。
宋仁宗还接受富弼的建议，“选官置局”，把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典故、法令编纂成书，作为模范，参照执行，希图达到“颓纲稍振、敝法渐除”的目的。
史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有利于改善宋朝的专制统治。
但由于触犯了官僚权贵的一些既得利益，遭到了他们强烈反对。
这些人制造了范仲淹等人结成
“朋党”，阴谋废掉宋仁宗的谣言，进行恶意中伤。
“新政”实行仅1年多，范仲淹和富弼就被迫罢相离朝。
已经宣布的改革法令，也相继取消。
1067年，刚满20岁的宋神宗即位，为扭转“积贫积弱”的政局决心变法。
他首先起用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允许他“越次入对”（即可直接向皇帝陈述政见）。
熙宁2年（1069年），神宗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按王安石的建议创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王安石负责，实行变法。
熙宁3年（1070年）12月，又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神宗和王安石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君臣关系。
王安石以天下为己任，协助神宗实行变法。
变法的内容大体分为三大类:
1.财政经济方面（是变法的最主要内容）
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
2.军政方面
包括保甲法、设置军器监、保马法、将兵法。
3.教育方面
包括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学校。
神宗依靠王安石等变法派，在熙宁年间推行这些措施，在统治集团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势力强大的保守派官僚认为“祖宗法制”不能变，坚决反对变法，使得新法的推行遇到重重阻力。
王安石虽被迫罢相，但神宗继续坚持变法立场，直至元丰8年（1085年）病逝，前后进行了近20年之久。
此外，神宗还对官僚制度进行改革。
元丰3年（1080年）8月，正式发布诏令，要仿效“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禄”的原则，“使台、省、守、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把以前用以“寓俸禄”的“官”，一律改为相应的“阶”，按“阶”的高低领取薪俸;史称“元丰改制”。
神宗改革官制的诏令说，“国家受命百年，四海承德。
岂兹官政，尚愧前闻”（指不合“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禄”的制度）;改革官制后，“不惟朝廷可以循名考正万事，且使卿大夫莅官居职，知所责任，而不失宠禄之实”。
由此可见，其改革官制的目的，不仅意在进一步改革“祖宗”弊法，还在于循名责实，以便对职官进行考核，使官僚机器能适应变法的需要，以巩固变法成果。
元丰8年（1085年）3月，神宗病逝，不满10岁的哲宗继位，由神宗之母高氏（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分垂帘听政，执掌朝政。
宣仁太后是宫廷反对新法的主要人物，她执掌朝政后，立即调回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保守派元老回都城，让他们“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提出施政建议。
司马光当时虽重病在身，但他依靠宣仁太后的支持，竟然在1年多的时间内，把熙宁年间颁布的主要变法措施都废除了。
废除熙宁新政是在哲宗元祐年间，史称“元祐更化”。
元符3年（1100年）正月，哲宗死，其弟徽宗继位。
为平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徽宗曾采取对元祐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企图兼用两派人物，以“消释朋党”、调和矛盾，因而改年号为“建中靖国”。
这时曾布又以变法派自居，同韩忠彦争权夺利。
徽宗鉴于两派冲突无法调和，保守派又不得人心，也转而打出了“上述父兄之志”的旗号，改年号为“崇宁”，表示要继续推行熙宁新政，并罢去韩忠彦，起用投机新法的蔡京，曾布与蔡京争权失败，不久即被赶出朝廷。
宋徽宗和蔡京等标榜要“事事绍述熙丰（指熙宁、元丰）”，其实是以推行新政为由打击异己，并从根本上篡改熙宁年间的新法。
徽宗利用道教作为统治工具，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
同时立“道学”，设道官，置道阶。
徽宗平时好玩珍宝，“天下珍异悉归禁中”供其享受。
为搜罗更多的珍宝，从崇宁元年（1102年）起，在苏州、杭州等
地设“造作局”，搜括民间原料，集中各种工匠数千人专门制造各种名贵工艺品。
徽宗还大兴土木，广建宫殿园林，并公然发布诏旨令群臣不得反对。
这些举措使阶级对立更加严重。
从大观2年（1108年）起，河东、河北、京东、江西、广东各路都先后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
宣和年间，农民斗争形成新高潮，爆发了宋江起义及方腊起义。
宋江、方腊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却严重地打击了宋王朝的统治。
宣和7年（1125年），金兵南下;靖康2年（1127年）虏去徽、钦二帝，北宋亡。
赵构在临安建立南宋王朝。
由于军民奋勇抗金，保住了南宋半壁江山。
金统治者一心想灭亡南宋，对宋一贯采取攻势。
南宋统治者一向惧怕金兵，打击主战派，重用投降派，相继与金人签订了“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
用屈辱投降来换取南宋王朝表面的和平。
但是统治集团中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核心。
高宗在位36年，参知政事前后更换了48人，平均不到1年更换1次。
孝宗看到秦桧独相18年的弊病，决心引以为戒，在位27年间任命宰相15人，其中将近半数任期不满1年，最短的仅3个月。
孝宗朝参知政事也多达34人，任期不足1年的有18人，最短的仅2个月。
宰相不但任期短，而且职权也受到限制。
所以这时期一的宰相、参知政事只求无过，不思建树。
除辅政大臣外，其他寺、监、丞、簿、郎、曹、卿等，也往往不到1年就换人。
这样做，不利于政治稳定，也不利于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
但从宋宁宗到宋理宗时期，韩侂胄和史弥远两个权臣几乎掌握朝廷全部大权，前后达40年。
宋代历来削弱相权、增强皇权的情况为之大变。
在这40年里，蒙古军队前后3次向南宋发起全面进攻。
1276年元兵入临安，延续150年的南宋王朝实际上已经灭亡了。
二、中央官制
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基本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据和威胁皇权的种种因素。
为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人专权独裁，宋朝制订了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制度。
中央集权是把地方权力集中到中央;专制主义则是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里，君主主宰一切。
秦汉时代，中央集权制就已经确立，但专制主义还未至登峰造极的程度。
宰相权力的变化就是一个例子。
汉代宰相的权力相当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宋代以后，宰相的权力就越来越小了，权力越来越集中到皇帝手里。
可以说，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是从宋代逐步发展的。
中枢官制是中央集权的轴心，从赵匡胤建立宋朝开始，就对中央官制作了调整。
其特点是以设官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来削弱其权力。
这样，有些官只是空名，“官”的概念只是拿俸禄而已。
至真宗时，便把这些措施加以制度化。
这类官有两种情况:
1.宋太祖、太宗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留用了大批各国旧官员，使他们保持官位、领取俸禄，但不掌握实权（只对其中认为可靠者安排一些实际职务）;2.对宗室、外戚、勋旧，也仅授予高官，优加俸禄，而不给实职。
按照这个制度，一般官员都有“官”和“差遣”两个头衔，有的官还加有“职”的头衔。
“官”只是说明他可以领取俸禄，而职才有实际权力。
各个机关彼此牵制，“任非其官”的情形很普遍。
如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大夫、郎中、员外郎、卿、少卿等，在成为官阶名称后就失去了原有意义，不再担任与官名相应的职务。
这些官名只用作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的根据，因此称正官、本宫，又称阶官、寄禄官;有文资、武阶的区别。
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
差遣名称中常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字，如知
县、参知政事、知制诰、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之类。
也有一些差遣并不带上这些字样，如县令、安抚使等。
官阶按年资升迁，即使不担任差遣也可依阶领取俸禄，而差遣则根据朝廷需要和官员的才能进行调动和升降。
所以决定是否握有实权的不是官阶，而是差遣。
至于“职”，一般指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中的官职，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是授予较高级文臣的清高衔头，并非实有所掌。
神宗元丰3年（1080年）官制改革后，撤销馆职，另设秘书省职事官;自秘书监丞、著作郎以下，都称馆职。
其他文臣兼带馆职，武臣带阁门宣赞舍人，则称“贴职”。
官称和实职的分离，使朝廷内外大批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名义上都有正式官员，但除非皇帝特命，不能管理本部职事。
“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
„„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宋史?
职官志一》）。
这样，各级官府层次重复，机构空前庞大。
但是，却有利于皇帝直接控制用人大权，他可以随时提拔官阶较低而有才能者担任要职，也可随时撤换无能之辈。
历代官制，宋朝大多保留下来。
《宋史?
职官志》载，“宋承唐制，抑又甚焉。
三师（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三公（太尉，正二品;司徒、司空）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
”
自赵匡胤建宋后，三师、三公之制虽承唐制保留下来，但其位次改为太师、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为宰相、亲王、使相的加官，不置官属，且授与大臣者为数并不多。
尤其是太师一官，只有赵普以开国元勋、文彦博以累朝耆德方予特拜;太傅王旦、司徒吕夷
简虽各任宰相20年，只以太尉致仕。
但自蔡京擅政后，拜三公者在宣和年间竟多达18人。
这18人中，除了蔡京父子及童贯、王黼等宠
臣外，其他多为徽宗的儿子（太子除外）。
北宋前期，中书门下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政，三司主管财政，三者鼎足而立，互不相知，而大权集于皇帝一身。
神宗改制后，宰相实际上兼管财政。
南宋时，宰相兼任枢密使，因而又兼管部分军政。
这样，宰相重新握有民政、财政和部分军政权。
宋代中枢机构的行政权、军事权、财政权、监察权分得十分清楚，而集于皇帝。
宋朝统治者的这些集权措施日趋严密，甚至达到“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的程度。
如杨万里《诚斋集》卷69载，宋太祖曾令后苑造一薰笼，数天未成;太祖怒责左右，臣僚答以此事须经尚书省、本部、本寺、本局等机构逐级办齐手续后，覆奏皇帝得到批“依”字，然后方可制造;宋太祖听后大怒，问宰相赵普:
“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即可买一薰笼。
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赵普回答:
“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
”太祖听后转怒为喜说:
“此条贯极妙～”可见，宋代统治者订立各种“法制”的目的有二:
1.使“政出于一”、“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宋史?
刘筠传》），百官不过“奉法遵职”而已;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上下相维，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达到空前集中和统一;2.定为“祖宗之法”，要求子孙“谨守”，以保证皇朝的长治久安。
（一）宰执
中枢机构中真正掌握最高行政权的是“宰执”（宰相与执政的统称）。
宰指宰相，只限于同平章事、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及南宋的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左、
右丞相（正一品）等。
副相包括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与枢密院正副长官，合称“执政”。
宋初沿唐制，宰相称中书门下平章事，副职称参知政事。
中书、门下省长官的编制不固定，大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同时不超过5人，或三相一参，或三相而无一参;宋太宗以后，以三相二参或二相二参居多。
宋代以资历较浅的官员与宰相同议朝政，称“参知政事”（正二品），掌副相之职。
参知政事也称“执政”，是宋太祖乾德2年（964年）为牵制宰相而设的。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载，宋太祖登位后，仍留用后周宰臣范质、王溥等为相，及范质等求退之后，虽以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但未行宰相署敕之事。
当时有大臣认为宰相虚位，应以尚书省长官行宰相署敕之权;但有大臣不同意，说平章事即宰相之任。
当时，加封为平章事者还有多人，但都是在朝外的“使相”（宋制，亲王、枢密使、留守、京尹、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称“使相”，但不预闻政事）。
因此，赵普独擅宰相之权。
宋太祖要给赵普设个副职，但想不出合适的名称，便问翰林学士陶榖，相“下宰一等有何官,”陶榖回答说，唐代曾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之称。
于是便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
当时设置的参知政事地位还很低，“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
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殿廷别设专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伴杂给皆半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
政事堂是宰相议事办公之所，参知政事连政事堂都不能进，可见没有多大权力。
后来，宋太祖见赵普为政专断，为了加强对宰相的牵制，便提高了参知政事的地位和职权。
开宝6年（973年），诏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与赵普同议政事，以分其权。
太宗时，进一步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
至道元年（995年）正月戊子，太宗诏:
“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
其班位先异位，宜合而为一。
遇宰相、使相、亲王得议军国大政，并得升都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7）。
”都堂即政事堂，参知政事原来与宰相在地位和职权上的差别，至此完全消除，形成了对宰相的有力牵制，所以宋代常以“宰执”并
称。
参知政事一名虽沿自唐代，而唐代的参知政事并非常制，凡以他官而居宰相职的，即称为参知政事，也有称为参预朝政、参议朝政。
而宋代的参知政事，则成为宰相副职之定制。
参知政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统治者削弱宰相之权，并使之与宰相互相牵制从而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
宋代宰相制度大体有5次变动。
第一次是北宋初，神宗元丰以前。
如上所述，就是这时期的变化情况。
名义上与唐代没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却有很大区别。
主要在于宋代设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军、财三大务，宰相之权为枢密使、三司使所分割，三者事权不相上下，也不相统摄。
宰相之权既已分削，又设参知政事互为牵制，相权益弱，而皇权却由此加强。
另一方面的变化是，中枢机构中三省制已进入衰落荒废的阶段。
职权的转移，是三省制消亡的先声。
第二次是神宗元丰5年（1082年）开始的官制改革。
元丰改制撤销中书门下，恢复唐初三省制度，置三省长官尚书令、中书令、门下侍中。
不过，这三个官位只是虚设，从不授人。
又仿唐制，用尚书左、右仆射代行尚书省职权;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代行侍中、中书令职权，均为正宰相。
取消了参知政事，而增设4名副宰相（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
第三次是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年），蔡京任宰相，称太师，总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
钦宗靖康年间，又改为尚书左、右仆射。
第四次是南宋高宗建炎3年（1129年），正式以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宰相），将门下侍郎、中书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取消了尚书左、右丞，大体恢复了宋初的制度。
第五次是孝宗乾道8年（1172年），改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照旧。
取消中书令、侍中、尚书令的虚衔。
门下并入中书，称中书门下。
左、右丞相主中书事，兼尚书省长官，六部直属宰相，尚书省之制已废于无形，实为三省合一。
从此，左、右宰相成为全国最高行政长官，尚书省只掌握六部，奉命执行政务。
当时大臣虞允文、梁克家为首任左、右宰相并兼枢密使。
除宰相之外，尚有“平章军国重事”一职，或称“同平章军国事”。
哲宗元祐中，置平章军国重事，以文彦博、吕公著相继担任，其位在宰相之上，专以处高德老臣，以示宠幸，5日或2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宋史?
职官志一》）。
但这一官职只是一种最高荣誉职位，并无多少“军国重事”可管。
南宋时情况有些变化，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所预者广”、“所任者专”，独擅朝政;边境如有战事发生，则命之1日一朝，省印亦归其第，宰相不复知印。
理宗时，贾似道任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位在丞相之上。
于是，“平章军国重事”便独揽军政大权，出现了军政合一的定制，而宰相则屈居副职。
（二）三省六部
宋代三省权力被削弱，与“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有关。
元丰改制前，三省权力旁落，官署冷清，“中书省、门下省者，存其名，列皇城外两庑、官舍各数楹。
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账，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报版、流外、考校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宋会
要辑稿?
职官一》）。
尚书省实际上自唐末五代就已逐渐荒废，至宋代更是名存实亡。
因此，北宋前期经常有大臣建议恢复尚书省的地位。
如宋太宗淳化2年（991年）9月，右谏议大夫王化基上疏言五事，其一便是“复尚书省”。
他建议“废三司，只于尚书省设六尚书分掌其事”。
宋代另设审官院主管官吏选用，“除授者皆出中书，不复由吏部”。
户部则归于三司。
这样，行政权归政事堂，财政权移三司。
设立三司是宋太祖将财政权收归中央的重要措施之一，王化基废“三司以实尚书省”的建议，自然不被采纳。
但是为了搪塞众议，宋太宗对尚书省长官的地位也给予一些提高，淳化3年（992年）升尚书令于三师之上。
然而，这并没有提高尚书令的职权，何况尚书令又很少授人。
因此，到至道、大中、祥符年间（995年-1061年），不断有大臣提出恢复尚书省制的问题，但均无结果。
这个问题至神宗元丰改制以前，一直争论不休。
实际上，尚书省职权的分割，是宋代分散中枢机构权力而强化皇权的反映。
正是这种变化，在其后促成了三省制的消亡而演进为一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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