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苕溪文物考古行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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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苕溪文物考古行记
东苕溪文物考古行记
东苕溪文物考古行记
来源:
蒋卫东的博客
鲁道雅尔徳?
基普林的诗《探索者》曰:
"一些事物隐埋了/快去寻觅它们吧/到丛山深处去探索吧/一些事物就消逝在群山之中/它们销声匿迹/但却静静地恭候着你/快去吧。
"对于任何一名考古工作者来说，野外调查永远是获取对古文化遗址感性认识的第一步。
1992年5月，余杭良渚茅庵里遗址考古发掘后，我在瓶窑吴家埠工作站休整，面对着库房文物架上马家浜、崧泽、良渚等各个时代的古文化遗物，心中常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这些古代文物的拥有者，他们是怎样生活的?
一天傍晚，我信步踏上了瓶窑的窑山，暮色中，东苕溪如白色的长练静静地躺在山脚下，而在它东北方的不远处，那兀然凸立的高大土山便是被公认为良渚文化第一遗址的莫角山--一处人工堆筑完成的大型良渚文化建筑遗迹。
望着暮色中隐隐约约的村舍与农田，一些念头闪掠而过:
这五千年来人们的生活到底有了多大的改变?
难道我现在面对的环境就是五千年前那些创造了绚丽文化的先民们所要面临的?
就在这一刻，我决定沿着东苕溪作一次文物考古调查。
接下来，在1992年6月1日至5日的几天中，我从瓶窑出发，以东苕溪为中轴，一直走到了太湖边。
虽然这次沿东苕溪的文物考古调查，类似一次沿溪的旅游，并且已经过去了八年多，但重翻当年的调查日记，觉得整理出来，不仅对自己在学术上的提高有益，而且对他人或许也并无坏处，毕竟沿东苕溪从瓶窑一直走到太湖边的考古人并不多。
不过，时隔八年再来写这篇调查行记，旧瓶子装新酒是难免的，对良渚遗址的许多认识完全已是我目前的水平，跟1992年已难同日而语。
因此，在时间上，文中发生的事也就并不局限于1992年6月的这几天了。
一关于东苕溪和一段未走的路程
苕溪在浙江省北部，属太湖水系，《太平寰宇记》卷九四:
"以其两岸多生芦苇，故名苕溪。
"苕溪古名苕水，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文献。
《山海经?
南山经》有"又东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区，东望诸。
…苕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具区，其中多鮆鱼。
"的记载，《山海经》中各经的成书年代有早晚，《南山经》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
不过，根据"苕水出于其阴"的状况分析，《南山经》记载中的苕水应就是今日的西苕溪。
苕溪实际上包括了东苕溪、西苕溪两条源流完全不同的河流。
《山海经》中明确记载苕水是西苕溪，另据《元和郡县志》卷二五:
"霅溪水，一名大溪水，一名苕溪水，西南自长城、安吉两县北流，至（湖）州南与余不溪、苎溪水合，又流入太湖"，则知苕水最初只指西苕溪一条河流。
但《方舆纪要》卷八九中就以东苕溪为"苕溪之东派"，西苕溪为"苕溪之支派"。
后世文献多以此为据，将东苕溪作为苕溪干流，而西苕溪仅为苕溪支脉。
清代的《浙西水利备考》曰:
"苕溪源于天目之阳，自临安县分为二道入余杭县界，益以北苕水为三道至瓶窑镇入钱塘县境合而为一，历安溪奉口直注德清县，名余不溪。
自县城分流，一经由归安县境至钱山漾，一会武康沙村水至归安县之衡山门大会于湖郡之碧浪湖，一名霅溪，又分为二支，一会孝丰来水由毘山漾、大钱港归太湖。
一会乌程郭西湾水由东塘出南浔达平望，是为苕溪之干流。
又由余杭县城部伍桥及南湖滚坝分流，为余杭塘河出卖鱼桥入杭州运河，是为苕溪之支流。
"则完全不提西苕溪的存在了。
源于天目之阴的苕水竟然被源自天目之阳的东苕溪僭替，应有其历史文化的深刻背景。
今日的东苕溪源出浙江临安东天目山北部平顶山南麓的马尖岗（海拔1217米），流经临安、余杭、德清、湖州等县市。
不过，据浙江省自然博物馆吴维棠先生研究，东苕溪现行的流路，是古苕溪经过两次改道而成的。
古苕溪原出余杭镇后，顺势东流，经杭州城西的古荡，注入钱塘江。
第一次改道是自然力的作用，径流受钱塘江高潮的影响，产生分流，终致分流河道对古苕溪进行劫夺，苕溪上游来水经分流河床转折北上而入太湖。
上限可能早于春秋，基本完成于东汉的前期。
《水经注》上说:
"浙江迳县左合大溪"，表明在北魏时期，东苕溪（大溪）仍偶尔流入钱塘江（吴维棠《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看杭州湾两岸的全新世古地理》，《地理学报》1983年第38卷2期）。
由于东苕溪入余杭县境后呈西南-东北流向，经瓶窑、安溪，横穿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的北部，将遗址群分隔为苕溪西北与东南两片，然后又在獐山镇的西侧北折，迳流入太湖。
因而
它与浙北杭州、湖州地区史前文化的关系很早就引起了重视。
东苕溪的改道开始于何时?
它为什么会选择现在这样沿山的路线?
它对良渚遗址群有没有产生过影响?
对这些问题，现在还很难明确回答。
不过，从现在东苕溪的流程路线中，我们不难看出人类活动的影响，甚至，我们说现在东苕溪的流程路线完全是受人力束缚的缘故，恐怕也不为过。
若非两岸高塘大堤的拱卫，东苕溪恐怕不会如此驯服，而沿山蜿蜒的走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牢固最经济的。
因为这样的走势，靠山的一边范围局促，即便决堤，有山体阻挡，也不会造成大的损失，所以在碰到大的洪涝灾害时，大可将靠山一边的堤塘掘开泄洪，而将主要人力都投入到抢修靠城镇一边的堤塘（西险大塘）中去。
东苕溪从临安至瓶窑镇的干流，习惯上称南苕溪。
其间最有名的良渚文化遗物出土点为余杭镇的南湖。
余杭市文管会收藏的刻纹陶罐、椭圆形盘的豆等都出于南湖取沙。
南湖是东苕溪上著名的水利设施，早在东汉熹平年间（172-178年），余杭县令陈浑辟上下南湖滞洪;唐宝历年间（825-827年），县令归珧又重修南湖，都见于史志。
1991年时，我曾跟随牟永抗先生对南湖进行过实地调查。
现在的南湖已辟为农场，稻田菜畦，地势高阜。
我们去时，正是盛夏，酷日当空，但田地中央仍有民工在挖沙。
从他们挖沙的剖面观察，此处的地层由数个沙层与淤土层组成，如同夹心饼干，总厚度约2-3米，出土良渚文化遗物的地层在最下面。
这样的器物出土情况跟位居北苕溪一侧的余杭潘板乡小古城相似。
区别是小古城周围有明确的遗址，而南湖周围地势低平，没能找到明显的史前遗址。
南湖这些出于沙层中的器物，一般认为是水流冲击史前文化遗址，将遗物卷入河道二次堆积而成。
东苕溪自临安至余杭镇一段运行于山谷之间，水流湍急，清嘉庆《余杭县志》云"汇万山之水于一溪"，"自天目乘高而下，县地平衍，首当其冲"（余杭县老县治在余杭镇），因而南湖周围在东苕溪改道时受到的冲击比它处为甚也是不难理解的。
史前人类的定居与生活离不开水，因而史前遗址大多近水而设，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特别在洪水季节，水带来的更多是破坏。
南湖周围遗址、小古城遗址在远古都曾经遭受了洪水的侵袭。
有的学者甚至以洪灾来解释良渚文化的衰亡，足见水对史前文化发展所具有双重影响。
从余杭到瓶窑，东苕溪沿途还接纳了中苕溪、北苕溪、骑坑溪等支流。
其中，中苕溪源出临安、安吉两县交界的和尚山，至长命乡汤湾渡入南苕溪。
骑坑溪源出白鹤山北麓，流经彭公、北湖两乡至瓶窑镇入东苕溪。
而北苕溪规模
较大，上游有太平溪、鸬鸟溪、百丈溪三条支流，经双溪、潘板、北湖三个乡镇，在龙舌嘴入东苕溪。
北苕溪的流程与流域面积在东苕溪的这几条支流中显得非常突出，而且沿岸还发现了诸如小古城这样的史前遗址。
近年来，北湖乡农民在北苕溪与中苕溪入干流处的北湖草荡取沙，陆续发现了玉璧、石器等古物，表明这两条溪沿岸在古代可能曾经有人丁兴旺的古村落。
但是，对于东苕溪这几条支流的考古工作几乎还是空白。
如果东苕溪现在的走势在良渚时期尚未确立，那么这三条东苕溪的支流在当时很可能就是独立的河流，从地理位置与环境分析，它们无疑也应该是良渚遗址群内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的发轫之地。
所以，这些支流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当然，在1992年的夏天，我毫无这样的认识。
加之出发点选在瓶窑，很难兼顾上下，因而，我选择了自瓶窑往下游湖州方向行进的方案。
二莫角山-姚家墩-黄泥口
6月1日早晨，阳光灿烂，空气中漂浮着缕缕初夏的暑热。
我从吴家埠工作站出发，选择的起点是瓶窑老洋桥，这是一座建于解放后的砖石混凝土跨溪大桥。
站在桥上，往西南看是上游，正是枯水期，水面平静。
阳光落在水面上，银光鳞鳞。
微风过处，暗绿色的水面泛出一层层细碎的波褶，仿佛绸一样平滑柔软。
往东北方看是苕溪的下游，北岸一座村落清晰可见，高高低低的屋宇，隐匿在茂盛的树丛间。
对于这个村子，我并不陌生。
1990年参加卢村遗址发掘，有时为了购买发掘用品，往来于瓶窑与发掘点之间，途中便要经过这座名叫甪窦湾的村子。
村子紧靠苕溪北岸，是一处高出田面约3米的高墩，据余杭文管会费国平介绍，甪窦湾曾经出土过良渚文化的玉璧，因而可能是一处含有良渚墓葬的遗址。
1991年汇观山遗址发掘后，我与刘斌一起去临平看过余杭文管会收藏的一些良渚文化玉器，其中就有甪窦湾出土的玉璧。
甪窦湾村北是一片低洼的农田，再往北就是天目山余脉的向阳坡地。
这些横亘连绵，地理上称大遮山丘陵的天目山余脉，与南边的大雄山丘陵构成了一个喇叭形山间谷地，良渚文化遗址群便位居此间。
大遮山丘陵的向阳南坡上，有不少的古代墓葬与遗址，其中自中溪至羊尾巴山一带，以连绵排列的良渚文化遗址最引人注目。
而瓶窑至安溪一段，苕溪北岸山前地势低平，历代以来在洪汛期为保证省府杭州的安全，常掘堤泄洪，加之取土筑堤，所以留下的良渚
遗址似乎不如南岸完整。
由于苕溪自瓶窑至安溪，中间没有贯通两岸的桥梁，步行不能兼顾此彼，考虑到北岸我做过几次考古发掘与调查，情况相对比较熟悉，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南岸作为前行的目标。
出瓶窑几百米，有一小村叫费家头，苕溪在此作了一个圆弧形的拐弯，因此，河道中竟有了一片淤土，村民虽然知道在雨季这片淤土有被水淹没的危险，但寸土必争，仍在此垦荒种上了作物。
虽是早晨，在近岸的水边却已有二、三稚子游泳戏耍，快活无比。
古人说: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虽不敢自负仁、智，但总认为构成自然美景，山、水缺一不可。
我国南北方自然美景的最大区别，便是南方水清山秀，以秀取胜;北方水急山峻，以雄夺势。
不同的自然环境孕育不同的文化与心智，中国文化文物的多样性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费家头东面，有著名的良渚文化遗址反山和莫角山。
反山是1986年发掘的，发掘区位于遗址的西部，发现了良渚文化墓葬11座，其规格之高，不仅令人瞠目结舌，而且也引出了良渚文化是否已经进入文明（国家）的学界大讨论。
这一讨论至今依然是良渚文化研究中最引人瞩目的课题。
莫角山遗址的发现无疑更为这一讨论的深入推波助澜。
莫角山现在已成为良渚文化研究者心目中的圣地，凡致力于此项研究的学者无不以亲临此地考察为要务。
1990年代初，牟永抗先生和王明达先生曾多次带我们这些刚刚从事良渚文化考古工作的年轻人去莫角山踏勘，反复强调这儿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遗址。
江西新干大墓发掘后，牟先生他们对莫角山顶部发现的沙层很感兴趣，一直在问自己和我们:
"为什么这么高的土墩上面会有这么大量的沙?
它是派什么用场的?
"。
1992年的春季，位于莫角山遗址上的长命印刷厂想扩大规模，打了扩建厂房的申请报告送到省文物局，千载难逢的解迷机会终于等来了。
5月对莫角山的试掘开始实行，由刘斌主持。
我跟刘斌是搭挡，本该参加这次试掘，但当时由杨楠主持的茅庵里遗址发掘正在紧要关头，作为主要看方人的我，根本没有离开的可能。
不过，在莫角山的试掘过程中，我们也曾多次到现场观摩。
试掘发现表土层下有堆积很厚的沙层，出于慎重，试掘停止，所里向省文物局汇报，邀请国家文物局专家来现场指导。
当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严文明、张忠培两位先生专程赶到现场，会同牟永抗、王明达与参予良渚遗址发掘的浙江省考古所研究人员，一起对遗址的性质作出了初步判断，并对下一步的发掘工作作出了规划。
严文明先生对莫角山和良渚遗址群的初步认识，概括在他的《良渚随笔》一文中。
莫角山隶属杭州市民政局管辖的大观山果园，是一个独立的大土墩，墩上还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三个小土丘。
莫角山遗址的命名就缘于大、小莫角山两个土丘的名字。
爬上大莫角山，这儿有几个足球场大，也较平坦，大观山果园在这里种植着桃、李等果树。
6月初，春桃已谢，夏梨已经结果，郁郁葱葱，但视野仍旧很宽广，站在大莫角山上，一直可以望到大遮山丘陵主峰大遮山及山下的康门水库。
对于那一带的遗址情况，由于参加了芦村的发掘，我还算了解。
在芦村发掘时，刘斌经常带我和周建初爬上康门水库东南角的小山包，去看那一带的地理环境状况。
芦村、金村、葛家村、王家庄四处遗址围绕着姚家墩遗址，呈对称布局。
芦村遗址在1988、1990年进行过两次发掘，起因是芦村村民章祖根在建房时出土了玉器。
我参加了第二次的发掘。
经揭示，芦村遗址是一处良渚文化早期就开始筑建使用的"祭坛"。
"祭坛"为纯净的黄土夯筑而成，每边长约四米，西南角被章家新建的二层楼房覆盖。
虽然我们没有在发掘中发现墓葬，但参加发掘的民工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们，在章祖根建房时，西南角（现为晒场）曾经出土过玉饼（璧）、玉塔（琮）、石斧（钺）等玉器，件数不少，被识货的帮工抢光了。
根据祭坛的情况，我们觉得民工的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反山、瑶山、汇观山的墓葬都集中在"祭坛"的西南角，而芦村的西南角已被农民房子的晒场覆盖，现在无法发掘。
我们原想拆掉章祖根的房屋和晒场，但章家提出赔偿八千元人民币的要求未被所里同意，所以房屋下面的情况到现在还是无法认识。
芦村第一次发掘时，刘斌等人对姚家墩遗址也进行了试掘，发现有良渚文化的大型建筑遗迹。
姚家墩居中的地理位置似乎又表明它在这一片相对独立的良渚文化遗址群落中的中心地位。
不过，我们原先以为这一片遗址与莫角山是一片遗址。
现在站在大莫角山山顶，明显可以看出姚家墩偏东，与莫角山不在同一轴线上，因而它们的关系仍旧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
姚家墩周围的四个遗址，除芦村外，金村作过试掘，可能为居住址;葛家村1991年作过发掘，有良渚文化小墓，材料没有发表，可能是良渚时期的低等级居址;王家庄，据当地老农反映，在民国初年曾出土过大量玉器，良渚文化遗址管理所的费国平陪我去看过遗址，破坏较严重。
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型聚落，假设各遗址堆积的年限有重迭关系，那么似乎可以确定，一个良渚聚落的基本构成，包括一个或几个居住址，一个小型"祭坛"（聚落的礼仪中心），一处或几处聚落墓地等高土台类型的遗迹，以及环绕它们的农田等提供食物、生活用具的生产场所。
良
渚文化的研究虽然已经达到很高的层次，但聚落形态的研究相对滞后。
对良渚文化聚落形态的研究，我想，大概需要如下从微观到宏观的步骤:
首先，我们需要对每个已发掘过遗址的每个遗迹单元做认真地研究，这些遗迹单元可以是一个墓葬、灰坑、房屋基址、井、窖藏或土台等，目的是确立每个遗迹单元的个体特征及依托地层关系建立的相对年代。
第二步的研究则扩展到同一遗址各遗迹单元之间的横向比较，这种比较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恢复单个遗址中各种遗迹单元间的组合关系，从而建立起这一遗址纵向以依托地层关系确立的年代序列为纵坐标、横向以各遗迹单元间的平面组合为横坐标的双向坐标系统。
在这一坐标系统的各个时代中，应有比较明确的遗迹单元组合关系、代表性的器物与器物组合关系。
如果已发掘的每个遗址都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双向坐标系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第三步研究依托于第二步研究的成果，它将一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区域内的每个遗址的双向坐标系统纳入一个更大的坐标系统，排列出处于同一时空关系下的各种遗迹的跨遗址组合关系，从而掌握一个区域性聚落的发展历程及文化属性。
当然，这并不是聚落研究的终点，下一步的研究更为复杂。
我们将全面研究多个聚落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个地区间的相互关系，惟有这样我们才能解决良渚文化是一个中心下的多个次中心还是多个中心的问题。
不过，无论如何，以姚家墩遗址为中心的这一聚落是良渚遗址群内保存最完好的，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或许，这是良渚遗址群中范围界限最清楚的聚落之一。
另外，它与以莫角山为中心的良渚文化大型聚落遗址之间的比较，也有利于我们把握聚落间由各个细节差异而体现出来的整体等级区别。
不过，1992年时我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认识，当时站在大莫角山上，望着苕溪对岸的一切，最吸引我的还是大遮山的主峰，它由三个弧形山峰组成，弧曲如张陵山四号墓的良渚"冠状饰"之顶。
对比《山海经》中的记载，凡大山之中都隐有神兽，如与良渚遗址群有密切关系的天目山，古称"浮玉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是食人"，这种牛虎合体的动物，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良渚玉器上的兽面纹。
而浮玉之山又产玉，这看似巧合的种种相契，不由得让我对《山海经》的记载联想翩翩。
而那神秘的大遮山顶会不会也有什么正在等待着我们去揭密呢?
下了莫角山，沿着一条机耕路往北走一里多，来到了黄泥口村。
1975年，黄泥口村出土了一批玉器，因而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
从地理位置看，黄
泥口与苕溪对岸的甪窦湾隔溪相望，高程相似，原先似乎为同一高地。
而东苕溪也在此作了近九十度的大拐弯，笔直地朝东流去。
堤塘两边在微风中摆舞的细小野芦苇，大约就是苕溪赖以得名的"苕"。
走出村子，岸边一个正在打鱼的男子引起了我的兴趣。
他用的是一张大网，这种大网在我家乡（海盐）的海塘边经常可以见到。
网方形，四角用竹子绑紧，四根竹子会于顶部，呈方锥体，然后横向绑一根大竹子，系上粗绳，用于提拉。
使用时在傍水的岸边，立起两根交叉的大毛竹，顶部绑紧，将网放上，人便可在岸边采用提拉网上下的方法捕鱼。
由于这种网体积大，在有航运的内陆河道中很少见到，因此引起了我的好奇，便走下堤塘，与那捕鱼的男子交谈，才知道这种叫"盘井"的捕鱼法在东苕溪余杭--安溪段中较为普遍。
苕溪由于水流湍急，才适用这种捕法。
这样，为什么杭州湾与钱塘江边多用"盘井"的原因恐怕也与水流湍急、常可把远处的鱼群不断推来相关。
不过苕溪是内陆航运的通道，所以设盘井只能在河道较宽的地段。
在良渚时代，鱼类也是先民获取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只是先民们捕鱼时是否也如此的优哉游哉?
三安溪
安溪距黄泥口不远，曾是京杭古道的要津，很早时便形成了集市，繁荣超过瓶窑与良渚。
与北岸原有一座五孔石拱桥相通。
石桥名广济，始建年代不详，大明弘治年间重修。
据《余杭县志》载，宋末元军兵困临安，逼降南宋;太平天国两攻杭州，均取道此桥。
可惜在1986年因重新修了一座跨溪水泥大桥而被拆去。
当地民谚说:
"大桥拆掉，十八窖玉器翻出来"，凑巧的是，自1986年大桥拆掉起，安溪乡地界确实连年出土玉器，成为良渚遗址群中出土玉器最多的区域，当然也就成为盗挖良渚遗址最严重的地区。
不过，安溪出土良渚玉器的年代可以远溯到清末民初，当时照山、王家庄等地曾出土大量玉器，从而为良渚玉器赢得了"安溪土"的名称。
安溪一带老人口传的另一句民谚:
"见到尖头铲，玉器还远着;见到平头铲，玉器就在旁"，倒是老早就言出了玉器与良渚遗物间的共存关系。
本世纪三十年代，施昕更先生在良渚和瓶窑地区发掘，虽在他的发掘中没有发现玉器，但在发掘报告中也提到了良渚玉器与史前遗物间的关系。
真正确定玉器与良渚遗物间的共存关系，是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的发掘，在典型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以前认为是周秦时代遗物的玉琮等玉器，从而第一次用考古学方法确定了玉器的年代和文化
归属。
然而，据牟永抗先生回忆，在草鞋山发掘之前十余年，安溪苏家村的发掘本来就有机会改写历史。
1958年，浙江省博物馆为配合农村水利建设工程，对位于安溪镇西约300米的苏家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黑陶器与石器。
在当时的良渚地层中，发现了一件残破呈半爿的暗褐色玉琮，不过由于发掘者对自己划分的地层信心不足，所以一直没有发表这一资料。
牟先生在回忆往事时，也常引此事为憾。
进入安溪镇，已是中午，在靠近堤塘的一家小面馆坐下，要了一碗汤面。
面馆里有不少人，我肩背双肩包，胸前挂着照相机的城里人打扮显然引起了吃饭的乡民们的兴趣，不断有人朝我投来好奇的眼光。
对于这些乡民，我有一种发于内心的亲近感，芦村发掘以外，我在安溪镇南搞过试掘，又来安溪钵衣山遗址作过调查，或许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我竭尽心智想了解的良渚先民的后裔呢。
吃过面，自安溪大桥越过苕溪，踏上了苕溪北岸。
自安溪大桥往北，有一条石砂路，在安溪村村边分为东西北三条岔道，西往芦村、瓶窑;北去南山林
就是现在的东明山森林公园）;东经照山、钵衣山、瑶山、小竹园山去往德场（
清县三合乡等地。
岔路的北面有一处遗址，就是清末民初以出土良渚玉器著名的照山。
照山是一处低矮的小山丘，现在山上造有乡镇企业的厂房，打着围墙，轻易不让人入内。
遗址北面为裸露的山基，一条溪流在山基下打弯，留下一汪清池。
岔路南的高地被称为梅园里，安溪村已规划在此建造新村，刘斌和我受考古室主任王明达先生的指派来作过实地踏勘，已确定92年9月进行发掘。
但92年6月当我又一次来到梅园里东张西望、寻寻觅觅时，也料想不到我会因这个遗址而停留安溪村一年半。
9月的发掘最初带有试掘的性质，我们起先只是布了两条2×10平方米的探沟，结果西边的一条内就发现了两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其中一座属良渚文化，一座属马家浜文化。
那座马家浜墓葬中出土了四件玉器，均为玦，两件个体较小的处于墓主头部，应是耳饰;另两件径较大，处于墓主手腕部，应是手镯。
马家浜文化手镯制成玦状，除梅园里外，嘉兴吴家浜也有出土，似有深意，但迄今尚无人研究这一问题。
梅园里遗址发掘历92、93两年共进行了三期，除了发现马家浜文化的地层堆积与四座墓葬外，在良渚文化方面也有很大的收获。
在前后16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了一批良渚文化遗迹，包括22座墓葬和一些灰坑。
墓葬中的随
葬品大多属良渚早期特征，如夹砂红陶缸的个体很小，鱼鳍形鼎足中间稍厚、两侧扁薄，玉器形制不规范等。
有几座墓还有明确的埋设弧形独木棺的痕迹，这些有明显葬具痕迹的墓葬在随葬品的数量以及精美程度上都超出其余无明显葬具的墓葬。
梅园里是良渚遗址群内为数不多的良渚早期墓地材料之一，对把握良渚遗址群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梅园里发掘的收获，就我个人来说，远不止学术上的，在梅园里，我结识了姚今霆老人。
92年他76岁，但仍很矍铄，每日清晨锻炼身体，风雨无阻。
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早起跑步时，经常在乡道上碰到他。
我没料到在这寂静的乡野小村，竟还有坚持早锻炼的老人。
有一次，我们停下脚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我才知道老人是余杭县文管会的业余文保员，于是在雨天和晚上，我几次登门拜访，老人对安溪乡文物典故的熟捻使我佩服不已，从老人那儿，我知道了许多与安溪相关的故事和民俗民风，也对老人自己的经历有了初步的了解。
据老人自己说，他在中学毕业后，到安溪小学做教员，与良渚文化的发现者施昕更有过交往，因而对文物古迹一直抱有兴趣。
抗战事发，他投笔从戎，参加了当时国民党领导的杭县抗日军队，任政治教导员。
抗战胜利后，他重回学校执教，但49年解放后，他仍受抗战时期这段经历的牵累，幸好在军队时没有什么劣迹，在群众中口碑也还好，所以只是被学校解除公职，下放回老家安溪村放牛。
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虽屡遭打击，但生命无虞。
"而且"，老人笑着对我说，"放牛的生活也蛮有收获，我赶着牛在村子周围转悠，结果发现了不少文物古迹。
太平山上的沈括墓就是那时发现的"。
--这使我想起了余华《活着》主人公富贵的经历，虽屡屡遭受生活的打击，却依然是坚韧不拔。
在生活中，你会接触到不少人，有的如过眼烟云，虽终生往来却对你影响甚微;而有的虽相处日短，却会影响你一辈子的生活态度。
姚今霆老人对我来说就属后一类。
老人虽已仙逝，但他坚韧、宽容和乐天的生活态度，将使我终生受益。
天下雨，野外发掘无法开展，姚今霆老人便带我们去看附近的古迹。
我们去安溪村北东明山上的东明寺，寺院内土坯茅舍，杂草丛生，一副破败景象。
名为寺院，却并无塑像香火，一排旧屋也已是护林工人的住所。
但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正开满了黄、白的花，香气溢人。
加之附近小溪竹林，风景倒也幽静怡人。
--难怪现在要辟为东明山森林公园。
老人告诉了我们建文帝在东明寺避难的传说，想想一代帝王能在这般幽静的环境中青灯梵呗、了渡余生，也未尝不是幸事。
另据姚老讲，东明寺在抗战前仍有很大的规模。
日本人入侵后，
在瓶窑设了据点，以控制现在的瓶窑、良渚、安溪等地。
而杭县的抗日游击队则在大遮山丘陵一带活动。
有一次，游击队夜宿东明寺，不料有汉奸向鬼子告密，鬼子来偷袭，睡梦中的游击队虽仓促迎战，却利用东明山复杂的地理环境安然撤退，恼羞成怒的鬼子就纵火烧了东明寺。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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