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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高考语文一轮复习专题十二作文第三编语言好思辨深优美文笔动人心悦读板块二思辨深借鉴时评文
悦读板块二
近几年的高考作文特别强调对社会生活中某些现象、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认识评价，要求能具体、深入、辩证地分析问题，提出见解，而不是老生常谈、泛泛而论。
要想使作文分析周密、说理透彻，就要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思维，尤其是审辨性思维。
本部分内容推出针对同一新闻事件的不同时评，展示出时评文的独特魅力，意在引导大家对思辨能力的培养。
新闻焦点
（一） “刻章救妻”暴露了什么？
[事件回放] 十年前，廖丹的妻子被查出尿毒症，因没钱给妻子治病，廖丹找人私刻了医院的收费章，以免去高额透析费。
多年未被发现。
事发时涉案金额高达17.2万余元。
廖丹以涉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今年5月16日，廖丹的妻子杜金领去世了。
廖丹表示感谢大家帮助：
“不要像我一样做违法的事”。
[时文1] “刻章救妻”暴露的医疗短板补齐没有？
叶祝颐
“刻章救妻”的廖丹曾让无数人动容。
我们也看到，廖丹最后收到了50万元捐款，解决了妻子治理的医疗费用难题。
尽管身患尿毒症的妻子杜金领最终离他而去，但是捐助者的爱心令人感动，“刻章救妻”的悲壮之举留给我们太多思考。
值得追问的是，廖丹“刻章救妻”暴露出的医疗短板、救助短板补齐没有？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仅廖丹付不起尿毒症妻子的医疗费用，像农妇剖腹自救、农民自锯病腿这样的悲壮案例也不鲜见。
与“刻章救妻”一样，媒体报道这些患者的遭遇以后，相关部门与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帮助，也有一些不幸的家庭慢慢走出了困境。
但是，个案救助只能解决个案问题，如果没有完善的救助机制作支撑，即使刻章救妻、自锯病腿的患者个体得到了救助，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面对更多因病致贫的家庭，更多无钱治病的患者，又该怎么办呢？
因此，贫困患者付不起医疗费，实际上扯出了救助机制不完善，普通群众无钱看病的沉重话题。
面对居高不下的医疗费用，面对身患重症的现实，困难群众力不从心。
重大疾病患者需要好心人奉献爱心，更需要完善的救助制度与医疗保障制度兜底。
众所周知，现有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与新农合医保是一种低水平、广覆盖的互助救急模式，很难解决患者治疗重症的问题。
正如一位基层医院院长所言“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
司空见惯的生活困境背后，隐伏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危机，在我看来，无论是廖丹刻章救妻，还是农民自锯病腿，实际上羞辱了不完善的医疗体制、救助制度，说明大多数百姓家庭经济能力十分脆弱，根本没有抵御意外事件和疾病折腾的能力。
对此，不仅社会应该伸出爱心之手，政府拿出诚意与行动，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完善相关政策措施，降低医疗费用，给公众提供低价优质的公共医疗产品，实现医疗保障全覆盖，补齐大病救助的医疗短板，显得十分重要。
来自国家卫计委的消息说：
我国将逐步减少个人承担看病费用的比例，将个人承担看病费用的比例逐步降至30%以下，力争达到国际水平。
但是我认为，像农民刻章救妻，慈母跪爬为眼癌女儿筹药费，农妇剖腹自救，农民自锯病腿，外来工裸身下跪求助这样的案例就是一条条深刻的医改建言。
国家卫计委等相关部门完善医改政策，地方政府对弱势群体医疗问题体现责任担当，给予更多财力支持，民众拭目以待。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早已生效。
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按照法规的要求，前移社会救助窗口，提高社会救助水平，让遇到特殊困难的低收入群众依法享有救助服务，帮助更多重病患者、苦难家庭渡过难关。
让弱势群体真正感受到病有所医、难有所帮，检验着政府的责任担当与民生温度。
事实上，政府压缩形象工程与“三公”消费支出，国企拿出部分利润充实社会救助基金与医保基金，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针对“刻章救妻”事件，作者没有停留在对人间大爱歌颂上，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廖丹做法的评判上，而是透过现象找出问题的症结，指出完善医疗体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
文章结构严谨，论证缜密，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逻辑顺序进行写作，层层深入，找出解决问题的良方。
本文立意精准，构思巧妙，选材新颖且极具时代感，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可读性。
[时文2] “刻章救妻”案中情与法的谦抑
邓海建
为救尿毒症妻子，廖丹私刻医院收费章，蒙混过关，四年间涉嫌骗取医院17万余元。
12月7日，廖丹终于等来了法院的一纸判决。
北京东城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廖丹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这样的判决，让廖丹和妻子杜金领都长吁了一口气。
此前，检方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建议法庭在3年到10年间对其量刑。
用法官的话说，廖丹没有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无法对其做出过轻的判决；但廖丹退赃属于从轻处罚的情节，可以在基准的3到10年的量刑区间内，最多减少30%以下的刑期。
今日看来，“判3缓4”的结果，可谓皆大欢喜：
既周全了司法的威严，又彰显了人性的悲悯，情与法在对立统一中达成价值最大化的谐和。
一方面，法律是底线的规则，所谓“法不容情”，是强调司法的严肃与稳定。
廖丹涉嫌诈骗犯罪，无疑应进入司法程序，接受法律的制裁；何况，此案涉案金额已高达17万余元，在刑事司法中已属“数额巨大”。
尽管其有悔罪、退赃等情节，但违法已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情感可以战胜社会的底线规则，那么，法制的刚性就难免会在各色“不得已”或“特殊情况”的考量中而成为“绕指柔”。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外开恩”的冲动，看似拯救了廖丹一家，戕害的却是整个社会的秩序与公平。
另一方面，“法不外乎情”，再严厉的律法也是人的意志的产物。
即便是最为严肃的刑法，也有温和的本色，譬如“微罪不入刑”“微罪免刑罚”，以及关于缓刑、减刑、假释等规定。
正如专家所言，“刑法是一个完整的理性体系，它在出台前就已经预见了千姿百态的社会现实并为其做了弹性设计——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权就是此弹性设计的结果。
”换句话说，即便廖丹没有能力退赔赃款，法律也得特别注意到其“救妻”的特殊情节。
再说，刑法第63条第二款还有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判3缓4”的结局，彰显了“刻章救妻”案中情与法的温情与谦抑。
当被问到情与法哪个更重要时，廖丹称，“当然是法律重要，但是没办法，总不能看着她死”。
是的，一个以契约和规则打底的公民社会，没有什么比恪守并敬畏法令更重要。
心理学家丹尼尔巴特森（DanielBatson）的研究发现，“当共情与公正原则或者集体利益相冲突时，人们不自觉地会选择偏心于共情的对象而违背公正的原则或者忽略公共利益”。
难得的是，公众在“刻章救妻”案中，理性表达了人性良善的情感诉求，更不至于动辄就以践踏司法尊严为代价。
当然，“刻章救妻”案更大的价值，也许并不仅仅在于情与法的有序交融，更体现在另外两个层面：
一是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刻章救妻”事件经过媒体广泛报道后，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广东珠海市政协常委陈利浩以及微博名人薛蛮子等发起了捐助，其中用于廖丹妻子透析用的善款金额达到50万元，可维持其透析10年；而在警方调查取证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当事医院还是继续为廖丹的妻子进行治疗，并且这三个月的费用最后也没有计算到廖丹诈骗的金额当中；二是此案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推动了我国大病医保制度的全面施行。
最近，大病医保政策落地——城乡居民因患大病产生高额医疗费用，可在基本医保报销的基础上，再次报销50%。
这一政策的社会价值在于，最大限度避免城乡居民发生“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减少下一个“廖丹”出现的可能。
当情、法、制度在“刻章救妻”事件中寻求到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悲剧才有了柳暗花明的转身。
祝福廖丹一家，更盼望“穷人”的基本社会保障能再少一些悲怆，再多一些温暖。
这是一篇典范的议论文。
文章从引用材料入手，简明扼要地提出观点，接着从两个角度分析了“情与法”之间的关系，继而探讨“刻章救妻”案背后的价值，收尾处呼吁尽快建立并施行更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让老百姓能够“再多一些温暖”。
作者行文从容，思维缜密，纡徐有度。
文中多用长句，逻辑性较强，易于理性思维的表达，特别是对“情与法”辩证关系的分析，毫无偏颇之嫌，彰显出作者高超的行文驾驭能力。
新闻焦点
（二） “网络打赏”打了谁的脸？
[事件回放] 两个月内，熊孩子通过支付平台偷偷把父母缝了十年牛仔裤赚来的16万多元存款统统打赏给了直播平台女主播。
处在“打赏门”事件漩涡中的彭家，就租住在新塘镇上的一处出租房内。
事情发生后，彭师傅用儿子的账号登录了触手TV，去看儿子到底在玩什么看什么。
越看他越想不通，怎么会有这样的游戏，这样的游戏直播有什么好看，为什么要花真金白银去送给一个连面都见不到的女主播。
在直播间里，各种弹幕都是在讥讽小彭，讥讽大人没有管好孩子，女主播还在主页上公布了小彭的个人信息，彭师傅大怒：
“你骗了他的钱，还把这些信息发上去干嘛？
”
[时文1] “男孩打赏女主播”，拯救孩子别迷失
陈孝斌
有句话说得好，偶然背后总存着诸多必然。
“男孩打赏主播16万”事件亦是如此。
熊孩子小彭之所以能够“过五关斩六将”，将父母缝了十年牛仔裤赚来的16万多元积蓄，一笔一笔打赏给女主播绝非偶然。
归根结底，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对孩子管理教育迷失了方向。
首先，是家庭教育缺失开了第一道“门”。
为了让小彭不当留守儿童，小彭父母将其接到了自己身边，但却双双忙于生计，经常半夜才能回家，让小彭基本成为了事实留守儿童。
这让小彭长期缺乏基本认知教育，而难以明辨是非、欠缺自制能力，以致深陷网络世界的虚幻诱惑难以自拔。
其次，是学校管教不力开了第二道“门”。
小彭使用手机沉迷网络游戏，学校是知情的，也进行了管教，但总体看力度还不够，特别是没有和家庭形成合力，让小彭迷途知返、悬崖勒马。
再次，是社会监管不完善开了第三道“门”。
正如小彭父亲给记者发短信所说，“我衷心恳请各大直播平台完善视频实名登记，人脸识别，不能用QQ、微信直接登录直播等游戏平台，以免伤害到其他未成年人”。
这说明社会在监管未成年人上网的制度不够完善、存在漏洞，导致了此类问题的发生。
无独有偶，不只是小彭，光今年以来就出现过多起未成年人“巨额”打赏主播事件。
比如，内蒙古16岁男孩沉迷网络打赏主播，两个月花掉家里29万；12岁男孩疯狂打赏游戏主播5秒钟甩出去6万元……毫无疑问，要防止此类令社会、家庭痛心的事件再次上演，就必须要紧紧关好家庭教育、学校管教和社会监管三道大门。
但孩子是铸错者，却也是受害者。
纵观事件，最该反思的除了孩子之外，更在家庭、学校和社会。
常说，知错能改依然是好孩子。
事已至此，接下来最要做的，不仅是通过合法途径挽回16万多元的损失，更在于拯救这个走入迷途、处境艰难的孩子。
显然，小彭父母在处理这一事件上是理智的，也是充满温度的。
舆论洪水滔滔而来，但小彭父亲却对小彭讲道，“这十几万块钱就当买个教训，不管能不能拿回来，爸爸都不会怪你。
是爸爸的责任，没有教你懂得更多的法律法规，没有在你青春期时帮你疏导……但是你要相信，只要爸爸妈妈在，只要爸爸还有一双手，我都会尽全力培养你，你只要好好读书”。
错误，有的时候会打垮一个人，但有的时候也能重铸一个人。
舆论已经形成，重压就在头顶。
如此境况下，小彭父亲这段话胜过了千句责骂，必然会给小彭带来心灵的洗礼。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不该像此前一样，在管教孩子上继续迷失、失守大门。
而是要理性地做好后续工作，既要努力为孩子减压、施以保护，也要让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教育感化孩子的合力，鼓励孩子在跌倒处爬起、从迷途中返回，走上为自己美好明天刻苦努力、放手拼搏的光明正道。
同时，相关部门也要加快研究论证步伐，出台未成年人上网的相关细则，为他们网上成长撑起“保护伞”，构筑坚固的社会防线。
如此，才会在处置好这一事件、拯救出年轻心灵的同时，将此类事件的痛点改写成一个真正的句点。
本文开篇由材料引出观点，揭示出问题的根源，简要分析后，作者将文章重点转入如何拯救类似于小彭这类走入迷途、处境艰难的孩子，指出理性做好后续工作的重要性。
整篇文章，作者安排了清晰的论证条理，表现出详略得当的剪裁效果，并能够以恰当的过渡性语句，使全文形成统一的整体。
虽然篇幅短小，但针对性强，避免空洞地说教，接地气，有说服力，言简意赅，可读性较强。
[时文2] 网络打赏不能“变味”
陈 一
近年来，“网络打赏”成为网民之间表示支持与表达情感的新手段：
网游玩家之间、原创作者和读者之间、网络红人与粉丝之间，往往靠“打赏”的方式互动。
曾有报道说，某知名游戏主播凭玩家“打赏”，一个小时能挣到数千元；也有自媒体人仅靠网友“打赏”，月入十多万元。
从互联网发展的角度说，“打赏”是一种支持原创、鼓励作者的好方法；然而，最近连续出现“网络打赏”引发的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也折射出不少社会问题，“打赏乱象”的情况时有发生。
青少年因为“打赏”而引发的违法犯罪行为主要有如下几类：
一是发布虚假信息，博得网友同情，以接受“打赏”的方式获取不义之财；二是为了给别人“打赏”，相互比拼“烧钱”，从线上骂战到线下人身伤害；三是为了筹钱“打赏”，侵占他人财产，或是用网络借贷平台参与不法借贷。
“打赏乱象”反映出青少年沉溺网络以及背后的虚荣心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层出不穷的玩法对青少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从最早的网络冲浪，到后来的网络交友、网络游戏，互联网以青少年为“生产力”，制造出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也不断把青少年的日常活动网络化。
在这两年流行的网络直播中，最流行的莫过于给主播送虚拟的礼物，博得对方的好感，很多青少年因此欲罢不能。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通过“打赏”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是虚无缥缈的，更不会意识到“打赏”意味着正常的人际交往被降格为金钱关系。
当代青少年中，独生子女的比例非常高，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网络上存在某些行为和心理上的偏向。
独生子女大多在家庭的百般呵护下长大，一方面，他们上网的费用有一定的保证，这直接导致他们在“打赏”的时候有一种“花钱无所谓”的心态；另一方面，由于独生子女渴望有人陪伴，一旦有人和他说话，陪他唱歌，甚至表演节目给他看，他们会产生本能的亲近感。
基于虚拟交往模式之上的“打赏”，让青少年“一掷千金”之后获得了满足感，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
“打赏乱象”反映出青少年缺乏现代法律意识，但是网络舆论监督和网络管理的缺位也是问题的一个诱因。
青少年喜欢参与“打赏”活动，但是板子不能都打在青少年身上，网络平台和某些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推手”“诱饵”和“教唆”的角色。
某些网络媒体上充斥着“某富二代一次给网络主播打赏7万”“某流行音乐组合一小时直播获得30万”等新闻，直接给“打赏”风潮推波助澜。
浏览各种网上直播平台，各种虚拟的“礼物和道具”明码标价：
从几分钱的“一朵小花”到数千元人民币的“跑车”“邮轮”，先让你养成“打赏”的习惯，当“打赏”的额度不断加码，“力比多”与“荷尔蒙”的冲动战胜了平日的理智，网络平台圈钱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今年6月有媒体报道，浙江一个32岁公司职员，挪用公司30万元资金去“打赏”网络女主播，每次出手都是几千元，惨痛的案例让人扼腕。
美国的一些网站上也有类似的小额支付和送礼物功能，但是用的人并不多，中国网上“打赏”的兴盛，有其背后的文化和社会原因。
从几元的“小意思”到几千元的“送大礼”，参与“打赏”的人数之多，金额也有很大悬殊，这与国人长期形成的“围观”“看客”的文化心态有关。
我们既习惯于聚拢围观，又喜欢看到有人“玩票”“捧角”，各种网络上的评论、“打赏”，与当年北京天桥耍把式的艺人高喊的“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不也有些类似？
时代不同了，当年那些乱哄哄的场面，怎该再出现在今天的网络环境中？
“打赏乱象”反映出青少年缺乏现代法律意识，但是网络舆论监督和网络管理的缺位也是问题的一个诱因。
“打赏乱象”也折射出新媒体金融领域风险防控等“题外话”。
变味的“打赏”与近两年一哄而上的互联网金融也有一定关系，是互联网金融乱象在青少年领域的表现。
为了追捧某个网红，赢得他的青睐，有人铤而走险，用违法的手段去获取金钱，也有人经不住诱惑，借助于各种风险极大的网络信贷产品。
由于没有稳定的劳动收入，青少年以前很少成为金融产品的营销对象，今年以来多地大学却曝出了大学生参与的民间借贷危机。
大学生借款的目的多种多样，其中不乏用借款去参加网络“打赏”的。
更可怕的是，在被大学生“打赏”的网络主播中，有的还在为各种大学生借贷平台做宣传推广，极力鼓动大学生去借钱消费。
网络主播两头拿钱，最后受伤害的是普通大学生，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学生贷款——‘打赏’花钱——平台和放款人盈利”的链条已经形成。
同时，这个链条是非常脆弱的，年轻人可能一时冲动完成了借贷，一旦他无法偿还高额的利息，则会给自己和借款平台带来无尽的烦恼。
文章写作角度新颖，立意深刻。
开篇直指“打赏乱象”，高人一招。
文中批评了青少年缺乏现代法律知识，只知沉溺网络，一味荒废青春，强调网络舆论监督和网络管理的重要性，警示新媒体金融领域要切实做好风险防控工作。
本文立意高远，时代感强，结构严谨，论证缜密，层层深入，通篇语势充沛，激情昂扬，内容丰富，切中时弊，可圈可点。
新闻焦点（三） “无现金时代”来到你身边
[事件回放] 继杭州和武汉之后，近日，又有两个城市——天津和福州加入了“无现金城市”。
昨日，天津市和福州市分别和蚂蚁金服签署合作协议，宣布共同推进“无现金城市”建设。
今年内，天津市城市公交、高速等逐步实现支付宝购票、扫码乘车，医保移动支付等也将逐步开展试点。
甚至还上线了支付宝电子校园卡，全国首个将校园卡装入手机。
数据显示，天津支付宝实名用户690万，目前已上线5大类44项支付宝城市服务，212.7万市民通过支付宝享受到政务、医疗、车务等领域的便民服务。
福州副市长杭东说，今年内，福州90%以上实体店有望全实现无现金。
未来交通出行、民生服务、商业服务和政务服务4大领域扩大无现金范围。
据悉，福州有500万支付宝用户，80后、90后占比80%，95%的出租车、85%的超市便利店、80%的餐饮门店都支持移动支付。
[时文1] “拒收现金”，公共服务部门要有触动
朱昌俊
“无现金城市”概念，近年在各支付平台与商家的共同营销之下，愈发火爆。
这里面当然首先是利益驱动，但移动电子支付是大势所趋无法否认。
这一背景下，“无现金日”活动的开展其实很正常，只是一些商家囿于平台返现的利益激励而一概只认电子支付而拒收现金，显然就有点极端和操之过急了。
无现金社会，并不等于完全拒用现金，更准确的说法其实应该是支付方式多元化社会。
所以，换个角度，看似极端的商家“拒收现金”，对于推进社会支付方式的多元化，特别是一些公共服务部门支付方式的与时俱进，未尝不是一种积极的敦促。
客观说，在目前的现实生活中，相较于极个别商家拒收现金，多数人的支付烦恼，恐怕更多还是不少地方特别是公共服务部门“只收现金”而拒绝电子支付。
典型如，目前全国多数城市的地铁站仍不支持手机支付购票，一些市政部门的服务性窗口，也只接受现金。
不少人都有过通过电子支付在陌生人那里换现金的经历。
就此，一些商店拒收现金，理应给那些仍然坚持只收现金的服务部门一些启发。
站在经营者的角度，不管是拒收现金，还是只收现金，都只能是极个别现象。
毕竟，仅仅为了支付方式而牺牲顾客和生意的商家，不可能太多。
这次一些商家拒收现金，也仅是在支付平台推出的“无现金日”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其初衷是为了拿到平台的返现。
所以，消费者大可不必担心商家只收现金或只支持电子支付。
真正需要特别关注的，还是公共服务部门。
它们往往对于服务方式有着习惯性的路径依赖，收惯了现金，或囿于电子收费可能额外产生的成本，往往会对支付方式的多元化改造动力不足。
而这恐怕才是建设“无现金社会”的难点和痛点所在。
一般商家，为了跟上社会支付方式的变革，接受多元化的支付方式，不过是顺其自然的事，无需外部力量的特别干预和指导。
但一些公共服务部门，适应不同的支付方式，却未必有那么自然。
比如，现金、电子支付都支持，意味着服务时要随时切换方式。
关键是，不同于商家有营收压力，公共服务部门欠缺这种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动力，更多时候仍是民众来适应和迁就它们的便利。
事实上，一些城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据媒体报道，武汉等打造“无现金城市”，就着重率先在社保、医院、机场、公交、地铁等领域推行移动支付。
而最先提出打造“无现金城市”的杭州，该市副市长就曾指出，由于认识等方面的差异，政府部门的数据尚未完全开放，难以形成一张网。
所以，建议把积极推进“无现金社会”建设作为深入推进“互联网＋”行动的重要内容，摆上议事日程，并以“互联网＋政务”为切入点，让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深入每个民众身边，率先实现无现金。
因此，打造“无现金社会”，不管是支付平台还是管理部门，都不妨把推动公共服务部门的支付方式多元化作为重点。
在这点上，一些商家的拒收现金，与其说是一种任性，不如说是一种明喻：
多元化支付时代已经来临，一些部门仍停留在只支持现金支付的时代，已经越来越过时了。
从表面看作者是在批评那些只认电子支付而拒收现金的商家，认真分析后不难发现，其实文章的用意是在提醒政府公共服务部门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多元化支付体系，否则必然会给广大消费者带来诸多不便。
文章就事说理，解剖现象，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思路清晰，首尾照应，结构严谨，语言蕴藉，耐人寻味。
[时文2] “无现金日”商业雄心，不能无视法律
欧阳晨雨
在信息新时代的摧枯拉朽下，现金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无现金”大概是今后社会发展的方向。
以前出门，兜里总要装上好几百元，以防万一。
如今，只要带上自己的手机，基本的购物、餐饮、娱乐消费都能“无现金支付”，既安全也方便了不少。
不过，因为“无现金支付”的随处可见，就认为无现金社会已经到来，显然还是一种超脱实际的幻想。
毕竟，在社会大机器的某个“小旮旯角”上，或者是哪个“零件”上，可能使用的还是“老产品”。
比如，在公共交通方面，如果没有带公交卡，就还得备上点零钱，否则就只好望地铁兴叹。
其实，如果真的是“无现金城市”了，倒也是好事。
但现实却是，在大街小巷的商铺，尽是“无现金城市”“无现金周”“无现金日”等移动支付营销战，这反而说明了，现实距离“无现金”还有不少的差距。
在这种“不完美”客观情势下，商家以“无现金日”为由，强迫接受移动支付方式，无形中增加了顾客的消费困难。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在销售商品过程中，商家拒收现金，实质是在“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已有违法之嫌。
况且，《中国人民银行法》第16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
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在《人民币管理条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否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拒收权”，当然也包括了所有商家。
作为消费者，有权要求有关商家接受现金交易。
一种社会类型的出现，总是社会需求与社会进步的结合体，而不是某种商业活动的“副产品”。
虽说，一种迎合了社会发展趋势的新锐商业模式，通过大量的宣传和刺激，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社会的发展有所助益，但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决定性的力量。
审视“无现金日”的实质，并非政府强制性命令，而是一种商业推广活动。
在商业雄心的布局下，推动“无现金日”，引导大众消费，固然是一件好事，如果无视法律、揠苗助长，则很可能会沦为刺激违法的“温床”。
是以，对于充满现代气息的“无现金日”，不仅应对线下商家的拒收现金行为给予负面评价和行政干预，还应针对愈演愈烈的移动支付营销战，尽快弥补法律的“真空地带”，依法引导和制约，有力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好地迎接无现金时代的到来。
文章立意高远，指出“无现金社会”实际上“是一种超脱实际的幻想”，而“无现金日”也只不过是一种商业推广活动，这种活动背后的推手无视法律，损害的是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作者态度鲜明，质疑线下商家拒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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