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谎的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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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谎的人
不说谎的人
一个自信是非常诚实的人，象周文祥，当然以为接到这样的一封信是一种耻辱。
在接到了这封信以前，他早就听说过有个瞎胡闹的团体，公然扯着脸定名为“说谎会”。
在他的朋友里，据说，有好几位是这个会的会员。
他不敢深究这个“据说”。
万一把事情证实了，那才怪不好意思：
绝交吧，似乎太过火；和他们敷衍吧，又有些对不起良心。
周文祥晓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才干，但是他忠诚实在，他的名誉与事业全仗着这个；诚实是他的信仰。
他自己觉得象一块笨重的石头，虽然不甚玲珑美观，可是结实硬棒。
现在居然接到这样的一封信：
“……没有谎就没有文化。
说谎是最高的人生艺术。
我们怀疑一切，只是不疑心人人事事都说谎这件事。
历史是谎言的纪录簿，报纸是谎言的播音机。
巧于说谎的有最大的幸福，因为会说谎就是智慧。
想想看，一天之内，要是不说许多谎话，得打多少回架；夫妻之间，不说谎怎能平安的度过十二小时。
我们的良心永远不责备我们在情话情书里所写的——一片谎言！
然而恋爱神圣啊！
胜者王侯败者贼，是的，少半在乎说谎的巧拙。
文化是谎的产物。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最会扯谎的家伙。
最好笑的是人们一天到晚没法掩藏这个宝物，象孕妇故意穿起肥大的风衣那样。
他们仿佛最怕被人家知道了他们时时在扯谎，于是谎上加谎，成为最大的谎。
我们不这样，我们知道谎的可贵，与谎的难能，所以我们诚实的扯谎，艺术的运用谎言，我们组织说谎会，为的是研究它的技巧，与宣传它的好处。
我们知道大家都说谎，更愿意使大家以后说谎不象现在这么拙劣，……素仰先生惯说谎，深愿彼此琢磨，以增高人生幸福，光大东西文化！
倘蒙不弃……”
没有念完，周文祥便把信放下了。
这个会，据他看，是胡闹；这封信也是胡闹。
但是他不能因为别人胡闹而幽默的原谅他们。
他不能原谅这样闹到他自己头上来的人们，这是污辱他的人格。
“素仰先生惯于说谎”？
他不记得自己说过谎。
即使说过，也必定不是故意的。
他反对说谎。
他不能承认报纸是制造谣言的，因为他有好多意见与知识都是从报纸得来的。
说不定这封信就是他所认识的，“据说”是说谎会的会员的那几个人给他写来的，故意开他的玩笑，他想。
可是在信纸的左上角印着“会长唐翰卿；常务委员林德文，邓道纯，费穆初；会计何兆龙。
”这些人都是周文祥知道而愿意认识的，他们在社会上都有些名声，而且是有些财产的。
名声与财产，在周文祥看，绝对不能是由瞎胡闹而来的。
胡闹只能毁人。
那么，由这样有名有钱的人们所组织的团体，按理说，也应当不是瞎闹的。
附带着，这封信也许有些道理，不一定是朋友们和他开玩笑。
他又把信拿起来，想从新念一遍。
可是他只读了几句，不能再往下念。
不管这些会长委员是怎样的有名有福，这封信到底是荒唐。
这是个恶梦！
一向没遇见这样矛盾，这样想不出道理的事！
周文祥是已经过了对于外表勤加注意的年龄。
虽然不是故意的不修边幅，可是有时候两三天不刮脸而心中可以很平静；不但平静，而且似乎更感到自己的坚实朴简。
他不常去照镜子；他知道自己的圆脸与方块的身子没有什么好看；他的自爱都寄在那颗单纯实在的心上。
他不愿拿外表显露出内心的聪明，而愿把面貌体态当作心里诚实的说明书。
他好象老这么说：
“看看我！
内外一致的诚实！
周文祥没别的，就是可靠！
”
把那封信放下，他可是想对镜子看看自己；长久的自信使他故意的要从新估量自己一番，象极稳固的内阁不怕，而且欢迎，“不信任案”的提出那样。
正想往镜子那边去，他听见窗外有些脚步声。
他听出来那是他的妻来了。
这使他心中突然很痛快，并不是欢迎太太，而是因为他听出她的脚步声儿。
家中的一切都有定规，习惯而亲切，“夏至”那天必定吃卤面，太太走路老是那个声儿。
但愿世界上所有的事都如此，都使他习惯而且觉得亲切。
假如太太有朝一日不照着他所熟习的方法走路，那要多么惊心而没有一点办法！
他说不上爱他的太太不爱，不过这些熟习的脚步声儿仿佛给他一种力量，使他深信生命并不是个乱七八糟的恶梦。
他知道她的走路法，正如知道他的茶碗上有两朵鲜红的牡丹花。
他忙着把那封使他心中不平静的信收在口袋里，这个举动作得很快很自然，几乎是本能的；不用加什么思索，他就马上决定了不能让她看见这样胡闹的一封信。
“不早了，”太太开开门，一只脚登在门坎上，“该走了吧？
”“我这不是都预备好了吗？
”他看了看自己的大衫，很奇怪，刚才净为想那封信，已经忘了是否已穿上了大衫。
现在看见大衫在身上，想不起是什么时候穿上的。
既然穿上了大衫，无疑的是预备出去。
早早出去，早早回来，为一家大小去挣钱吃饭，是他的光荣与理想。
实际上，为那封信，他实在忘了到公事房去，可是让太太这一催问，他不能把生平的光荣与理想减损一丝一毫：
“我这不是预备走吗？
”他戴上了帽子。
“小春走了吧？
”
“他说今天不上学了，”太太的眼看着他，带出作母亲常有的那种为难的样子，既不愿意丈夫发脾气，又不愿儿子没出息，可是假若丈夫能不发脾气呢，儿子就是稍微有点没出息的倾向也没多大的关系。
“又说肚子有点痛。
”
周文祥没说什么，走了出去。
设若他去盘问小春，而把小春盘问短了——只是不爱上学而肚子并不一定疼。
这便证明周文祥的儿子会说谎。
设若不去管儿子，而儿子真是学会了扯谎呢，就更糟。
他只好不发一言，显出沉毅的样子；沉毅能使男人在没办法的时候显出很有办法，特别是在妇女面前。
周文祥是家长，当然得显出权威，不能被妻小看出什么弱点来。
走出街门，他更觉出自己的能力本事。
刚才对太太的一言不发等等，他作得又那么简净得当，几乎是从心所欲，左右逢源。
没有一点虚假，没有一点手段，完全是由生平的朴实修养而来的一种真诚，不必考虑就会应付裕如。
想起那封信，瞎胡闹！
公事房的大钟走到八点三十二分到了两分钟。
这是一个新的经验；十年来，他至迟是八点二十八分到作梦的时候，钟上的长针也总是在半点的“这”一边。
世界好象宽出二分去，一切都变了样！
他忽然不认识自己了，自是八点半“这”边的人；生命是习惯的积聚，新床使人睡不着觉；周文祥把自己丢失了，丢失在两分钟的外面，好似忽然走到荒凉的海边上。
可是，不大一会儿，他心中又平静起来，把自己从迷途上找回来。
他想责备自己，不应该为这么点事心慌意乱；同时，他觉得应夸奖自己，为这点小事着急正自因为自己一向忠诚。
坐在办公桌前，他可是又想起点不大得劲的事。
公司的规则，规则，是不许迟到的。
他看见过同事们受经理的训斥，因为迟到；还有的扣罚薪水，因为迟到。
哼，这并不是件小事！
自然，十来年的忠实服务是不能因为迟到一次而随便一笔抹杀的，他想。
可是假若被经理传去呢？
不必说是受申斥或扣薪，就是经理不说什么，而只用食指指周文祥——他轻轻的叫着自己——一下，这就受不了；不是为这一指的本身，而是因为这一指便把十来年的荣誉指化了，如同一股热水浇到雪上！
是的，他应当自动的先找经理去，别等着传唤。
一个忠诚的人应当承认自己的错误，受申斥或惩罚是应该的。
他立起来，想去见经理。
又站了一会儿，他得想好几句话。
“经理先生，我来晚了两分钟，几年来这是头一次，可是究竟是犯了过错！
”这很得体，他评判着自己的忏悔练习。
不过，万一经理要问有什么理由呢？
迟到的理由不但应当预备好，而且应当由自己先说出来，不必等经理问。
有了：
“小春，我的男小孩——肚子疼，所以……”这就非常的圆满了，而且是真事。
他并且想到就手儿向经理请半天假，因为小春的肚子疼也许需要请个医生诊视一下。
他可是没有敢决定这么作，因为这么作自然显着更圆到，可是也许是太过火一点。
还有呢，他平日老觉得非常疼爱小春，也不知怎的现在他并不十分关心小春的肚子疼，虽然按着自己的忠诚的程度说，他应当相信儿子的腹痛，并且应当马上去给请医生。
他去见了经理，把预备好的言语都说了，而且说得很妥当，既不太忙，又不吞吞吐吐的惹人疑心。
他没敢请半天假，可是稍微露了一点须请医生的意思。
说完了，没有等经理开口，他心中已经觉得很平安了，因为他在事前没有想到自己的话能说得这么委婉圆到。
他一向因为看自己忠诚，所以老以为自己不长于谈吐。
现在居然能在经理面前有这样的口才，他开始觉出来自己不但忠诚，而且有些未经发现过的才力。
正如他所期望的，经理并没有申斥他，只对他笑了笑。
“到底是诚实人！
”周文祥心里说。
微笑不语有时候正象怒视无言，使人转不过身来。
周文祥的话已说完，经理的微笑已笑罢，事情好象是完了，可是没个台阶结束这一场。
周文祥不能一语不发的就那么走出去，而且再站在那里也不大象话。
似乎还得说点什么，但又不能和经理瞎扯。
一急，他又想起儿子。
“那么，经理以为可以的话，我就请半天假，回家看看去！
”这又很得体而郑重，虽然不知道儿子究竟是否真害肚疼。
经理答应了。
周文祥走出公司来，心中有点茫然。
即使是完全出于爱儿子，这个举动究竟似乎差点根据。
但是一个诚实人作事是用不着想了再想的，回家看看去好了。
走到门口，小春正在门前的石墩上唱“太阳出来上学去”呢，脸色和嗓音都足以证明他在最近不能犯过腹痛。
“小春，”周文祥叫，“你的肚子怎样了？
”
“还一阵阵的疼，连唱歌都不敢大声的喊！
”小春把手按在肚脐那溜儿。
周文祥哼了一声。
见着了太太，他问：
“小春是真肚疼吗？
”
周太太一见丈夫回来，心中已有些不安，及至听到这个追问，更觉得自己是处于困难的地位。
母亲的爱到底使她还想护着儿子，真的爱是无暇选取手段的，她还得说谎：
“你出去的时候，他真是肚子疼，疼得连颜色都转了，现在刚好一点！
”
“那么就请个医生看看吧？
”周文祥为是证明他们母子都说谎，想起这个方法。
虽然他觉得这个方法有点欠诚恳，可是仍然无损于他的真诚，因为他真想请医生去，假如太太也同意的话。
“不必请到家来了吧，”太太想了想：
“你带他看看去好了。
”
他没想到太太会这么赞同给小春看病。
他既然这么说了，好吧，医生不会给没病的孩子开方子，白去一趟便足以表示自己的真心爱子，同时暴露了母子们的虚伪，虽然周家的人会这样不诚实是使人痛心的。
他带着小春去找牛伯岩——六十多岁的老儒医，当然是可靠的。
牛老医生闭着眼，把带着长指甲的手指放在小春腕上，诊了有十来分钟。
“病不轻！
”牛伯岩摇着头说，“开个方子试试吧，吃两剂以后再来诊一诊吧！
”说完他开着脉案，写得很慢，而字很多。
小春无事可作，把垫腕子的小布枕当作沙口袋，双手扔着玩。
给了诊金，周文祥拿起药方，谢了谢先生。
带着小春出来；他不能决定，是去马上抓药呢，还是干脆置之不理呢？
小春确是，据他看，没有什么病。
那么给他点药吃，正好是一种惩罚，看他以后还假装肚子疼不！
可是，小春既然无病，而医生给开了药方，那么医生一定是在说谎。
他要是拿着这个骗人的方子去抓药，就是他自己相信谎言，中了医生的诡计。
小春说谎，太太说谎，医生说谎，只有自己诚实。
他想起“说谎会”来。
那封信确有些真理，他没法不这么承认。
但是，他自己到底是个例外，所以他不能完全相信那封信。
除非有人能证明他——周文祥——说谎，他才能完全佩服“说谎会”的道理。
可是，只能证明自己说谎是不可能的。
他细细的想过去的一切，没有可指摘的地方。
由远而近，他细想今天早晨所作过的那些事，所说过的那些话，也都无懈可击，因为所作所说的事都是凭着素日诚实的习惯而发的，没有任何故意绕着作出与说出来的地方，只有自己能认识自己。
他把那封信与药方一起撕碎，扔在了路上。
载一九三六年五月三日天津《益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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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病
杨家夫妇的心中长了个小疙瘩，结婚以后，心中往往长小疙瘩，象水仙包儿似的，非经过相当的时期不会抽叶开花。
他们的小家庭里，处处是这样的花儿。
桌，椅，小巧的玩艺儿，几乎没有不是先长疙瘩而后开成了花的。
在长疙瘩的时期，他们的小家庭象晴美人间的唯一的小黑点，只有这里没有阳光。
他们的谈话失去了音乐，他们的笑没有热力，他们的拥抱象两件衣服堆在一起。
他们几乎想到离婚也不完全是坏事。
过了几天，小疙瘩发了芽。
这个小芽往往是突然而来，使小家庭里雷雨交加。
那是，芽儿既已长出，花是非开不可了。
花带来阳光与春风，小家庭又移回到晴美的人间来；那个小疙瘩，凭良心说，并不是个坏包。
它使他们的生活不至于太平凡了，使他们自信有创造的力量，使他们忘记了黑暗而喜爱他们自己所开的花。
他们还明白了呢：
在冲突中，他们会自己解和，会使丑恶的泪变成花瓣上的水珠；他们明白了彼此的力量与度量。
况且再一说呢，每一朵花开开，总是他们俩的；虽然那个小包是在一个人心中长成的。
他们承认了这共有的花，而忘记了那个独有的小疙瘩。
他们的花都是并蒂的，他们说。
前些日子，他们俩一人怀着一个小包。
春天结的婚，他的薄大衣在秋天也还合适。
可是哪能老是秋天呢？
冬已在风儿里拉他的袖口，他轻轻颤了一下，心里结成个小疙瘩。
他有件厚大衣；生命是旧衣裳架子么？
他必须作件新的大衣。
他已经计划好，用什么材料，裁什么样式，要什么颜色。
另外，他还想到穿上这件大衣时的光荣，俊美，自己在这件大衣之下，象一朵高贵的花。
为穿这件新大衣，他想到浑身上下应该加以修饰的地方；要是没有这件新衣，这些修饰是无须乎费心去思索的；新大衣给了他对于全身的美丽的注意与兴趣。
冬日生活中的音乐，拿这件大衣作为主音。
没有它，生命是一片荒凉；风，寒，与颤抖。
他知道在定婚与结婚时拉下不少的亏空，不应当把债眼儿弄得更大。
可是生命是创造的，人间美的总合是个个人对于美的创造与贡献；他不能不尽自己的责任。
他也并非自私，只顾自己的好看；他是想象着穿上新大衣与太太一同在街上走的光景与光荣：
他是美男子，她是美女人，在大家的眼中。
但是他不能自己作主，他必须和太太商议一下。
他也准知道太太必定不拦着他，她愿意他打扮得漂亮，把青春挂在外面，如同新汽车的金漆的商标。
可是他不能利用这个而马上去作衣裳，他有亏空。
要是不欠债的话，他为买大衣而借些钱也没什么。
现在，他不应当再给将来预定下困难，所以根本不能和太太商议。
可是呢，大衣又非买不可。
怎办呢？
他心中结了个小疙瘩。
他不愿意露出他的心事来，但是心管不住脸，正象土拦不住种子往上拔芽儿。
藏着心事，脸上会闹鬼。
她呢，在结婚后也认识了许多的事，她晓得了爱的完成并不能减少别的困难；钱——先不说别的——并不偏向着爱。
可是她反过来一想呢，他们还都年少，不应当把青春随便的抛弃。
假若处处俭省，等年老的时候享受，年老了还会享受吗？
这样一想，她觉得老年还离他们很远很远，几乎是可以永远走不到的。
即使不幸而走到呢，老年再说老年的吧，谁能不开花便为果子思虑呢。
她得先买个冬季用的黑皮包。
她有个黄色的，春秋用着合适；还有个白的，配着个天蓝的扣子，夏天——配上长白手套——也还体面。
冬天，已经快到了，还要有合适的皮包。
她也不愿意告诉丈夫，而心中结了个小疙瘩。
他们都偷偷的详细的算过账，看看一月的收入和开支中间有没有个小缝儿，可以不可以从这小缝儿钻出去而不十分的觉得难受。
差不多没有缝儿！
冬天还没到，他们的秋花都被霜雪给埋住了。
他们不晓得能否挨过这个冬天，也许要双双的入墓！
他们不能屈服，生命的价值是在创造。
假如不能十全，那只好有一方面让步，别叫俩人都冻在冰里。
这样，他们承认，才能打开僵局。
谁应当让步呢？
二人都愿自己去牺牲。
牺牲是甜美的苦痛。
他愿意设法给她买上皮包，自己的大衣在热烈的英雄主义之下可以后缓；她愿意给他置买大衣，皮包只是为牺牲可以不买。
他们都很坚决。
几乎以为大衣或皮包的购买费已经有了似的。
他们热烈的辩驳，拥抱着推让，没有结果。
及至看清了买一件东西的钱并还没有着落，他们的勇气与相互的钦佩使他们决定，一不作，二不休，爽性借笔钱把两样都买了吧。
他穿上了大衣，她提上了皮包，生命在冬天似乎可以不觉到风雪了。
他们不再讨论钱的问题，美丽快乐充满了世界。
债是要还的，但那是将来的事，他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况且他们并非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东西上，他们作梦都梦不到买些古玩或开个先施公司。
他们所必需的没法不买。
假如他们来一笔外财，他们就先买个小汽车，这是必需的。
冬天来了。
大衣与皮包的欣喜已经渐渐的衰减，因为这两样东西并不象在未买的时候所想的那么足以代替一切，那么足以结束了借款。
冬天还有问题。
原先梦也梦不到冬天的晚上是这么可怕，冷风把户外一切的游戏都禁止住，虽然有大衣与皮包也无用武之处。
这个冬天，照这样下去，是会杀人的。
多么长的晚上呢，不能出去看电影，不能去吃咖啡，不能去散步。
坐在一块儿说什么呢？
干什么呢？
接吻也有讨厌了的时候，假如老接吻！
这回，那个小疙瘩是同时种在他们二人的心里。
他们必须设法打破这样的无聊与苦闷。
他们不约而同的想到：
得买个话匣子。
话匣子又比大衣与皮包贵了。
要买就买下得去的，不能受别人的耻笑。
下得去的，得在一百五与二百之间。
杨先生一月挣一百二，杨太太挣三十五，凑起来才一百五十五！
可是生命只是经验，好坏的结果都是死。
经验与追求是真的，是一切。
想到这个，他们几乎愿意把身份降得极低，假如这样能满足目前的需要与理想。
他们谁也没有首先发难的勇气，可是明知道他们失去勇气便失去生命。
生命被个留声机给憋闷回去，那未免太可笑，太可怜了。
他们宁可以将来挨饿，也受不住目前的心灵的饥荒。
他们必得给冬天一些音乐。
谁也不发言，但是都留神报纸上的小广告，万一有贱卖的留声机呢，万一有按月偿还的呢……向来他们没觉到过报纸是这么重要，应当费这么多的心去细看。
凡是费过一番心的必得到酬报，杨太太看见了：
明华公司的留声机是可以按月付钱，八个月还清。
她不能再沉默着，可也无须说话。
她把这段广告用红铅笔勾起来，放在丈夫的书桌上。
他不会看不见这个。
他看见了，对她一笑：
她回了一笑。
在寒风雪地之中忽然开了朵花！
留声机拿到了，可惜片子少一点，只买了三片，都是西洋的名乐。
片子是要用现钱买的，他们只好暂时听这三片，等慢慢的逐月增多。
他们想象着，在一年的工夫，他们至少可以有四五十片名贵的音乐与歌唱。
他们可以学着唱，可以随着跳舞，可以闭目静听那感动心灵的大乐，他们的快乐是无穷的。
对于机器，对于那三张片子，他们象对于一个刚抱来的小猫那样爱惜。
杨太太预备下绸子手绢，专去擦片子。
那个机器发着欣喜的光辉，每张片子中间有个鲜红的圆光，象黑夜里忽然出了太阳。
他们听着，看着，抚摸着，从各项感官中传进来欣悦，使他们更天真了，象一对八九岁的小儿女。
在一个星期里，他们把三张片子已经背下来；似乎已经没有再使片子旋转的必要。
而且也想到了，如若再使它们旋转，大概邻居们也会暗中耻笑，假如不高声的咒骂。
而时间呢，并不为这个而着急，离下月还有三个多星期呢。
为等到下月初买新片，而使这三个多星期成块白纸，买了话匣和没买有什么分别呢？
马上去再买新片是不敢想的，这个月的下半已经很难过去了。
看着那个机器，他们有点说不出的后悔。
他们虽然退一步的想，那个玩艺也可以当作一件摆设看，但究竟不是办法。
把它送回去损失一个月的钱与那三张片子，是个办法，可是怎好意思呢！
谁能拉下长脸把它送回去呢？
他们俩没这个勇气。
他们俩连讨论这个事都不敢，因为买来时的欣喜是那么高，怎好意思承认一对聪明的夫妇会陷到这种难堪中呢；青年是不肯认错，更不肯认自己呆蠢的。
他们相对愣着，几乎不敢再瞧那个机器；那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一块心病。
载一九三五年四月《文饭小品》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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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与友
不要说张村与李村的狗不能见面而无伤亡，就是张村与李村的猫，据说，都绝对不能同在一条房脊上走来走去。
张村与李村的人们，用不着说，当然比他们的猫狗会有更多的成见与仇怨。
两村中间隔着一条小河，与一带潮湿发臭，连草也长不成样子的地。
两村的儿童到河里洗澡，或到苇叶里捉小鸟，必须经过这带恶泥滩。
在大雨后，这是危险的事：
有时候，泥洼会象吸铁石似的把小孩子的腿吸住，一直到把全身吸了下去，才算完成了一件很美满的事似的。
但是，两村儿童的更大的危险倒是隔着河，来的砖头。
泥滩并不永远险恶，砖头却永远活跃而无情。
况且，在砖头战以后，必然跟着一场交手战；两村的儿童在这种时候是决不能后退的；打死或受伤都是光荣的；后退，退到家中，便没有什么再得到饭吃的希望。
他们的父母不养活不敢过河去拚命的儿女。
大概自有史以来，张村与李村之间就没有过和平，那条河或者可以作证。
就是那条河都被两村人闹得忘了自己是什么：
假若张村的人高兴管它叫作小明河，李村的人便马上呼它为大黑口，甚至于黑水湖。
为表示抵抗，两村人是不惜牺牲了真理的。
张村的太阳若是东边出来，那就一定可以断定李村的朝阳是在西边。
在最太平的年月，张村与李村也没法不稍微露出一点和平的气象，而少打几场架；不过这太勉强，太不自然，所以及至打起来的时候，死伤的人就特别的多。
打架次数少，而一打便多死人，这两村才能在太平年月维持在斗争的精神与世仇的延续。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那就用不着说，两村的人自会把小河的两岸作成时代的象征。
假若张村去打土匪，李村就会兜后路，把张村的英雄打得落花流水。
张村自然也会照样的回敬。
毒辣无情的报复，使两村的人感到兴奋与狂悦。
在最没办法与机会的时候，两村的老太婆们会烧香祷告：
愿菩萨给河那边天花瘟疫或干脆叫那边地震。
死伤与官司——永远打不完的官司——叫张李两村衰落贫困。
那条小河因壅塞而越来越浑浊窄小，两村也随着越来越破烂或越衰败。
可是两村的人，只要能敷衍着饿不死，就依然彼此找毛病。
两村对赛年会，对台唱谢神戏，赛放花炮，丧事对放焰口，喜事比赛酒席……这些豪放争气，而比赛不过就以武力相见的事，都已成为过去的了。
现在，两村除了打群架时还有些生气，在停战的期间连狗都懒得叫一叫。
瓦屋变为土房，草棚变为一块灰土，从河岸上往左右看，只是破烂灰暗的那么两片，上面有几条细弱的炊烟。
穷困遇着他们不能老在家里作英雄，打架并不给他们带来饭食，饿急了，他们想到职业与出路，很自然的，两村的青年便去当兵；豁得出命去就有饭吃，而豁命是他们自幼习惯了的事。
入了军队，积下哪怕是二十来块钱呢，他们便回到家来，好象私斗是更光荣的事，而生命唯一的使命是向河对岸的村子攻击。
在军队中得到的训练只能使两村的战争更激烈惨酷。
两村的村长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没法作村长。
张村村长的二儿子——张荣——已在军队生活过了三年，还没回来过一次。
这很使张村长伤心，怨他的儿子只顾吃饷，而忘了攻击李村的神圣责任。
其实呢，张荣倒未必忘记这种天职，而是因为自己作了大排长，不愿前功尽弃的随便请长假。
村长慢慢的也就在无可如何之中想出主意，时常对村众声明：
“二小子不久就会回来的。
可是即使一时回不来，我们到底也还压着李村一头。
张荣，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长。
李村里出去那么多坏蛋，可有一个当排长的？
我真愿意李村的坏蛋们都在张荣，我的二小子，手下当差，每天不打不打也得打他们每人二十军棍！
二十军棍！
”不久这套话便被全村的人记熟：
“打他二十”渐渐成为挑战时的口号，连小孩往河那边扔砖头的时候都知道喊一声：
打他二十。
李村的确没有一个作排长的。
一般的来说，这并无可耻。
可是，为针对着张村村长的宣言而设想，全村的人便坐卧不安了，最难过的自然是村长。
为这个，李村村长打发自己的小儿子李全去投军：
“小子，你去当兵！
长志气，限你半年，就得升了排长！
再往上升，一直升到营长！
听明白了没有？
”李全入了伍，与其说是为当兵，还不如说为去候补排长。
可是半年过去了，又等了半年，排长的资格始终没有往他身上落。
他没脸回家。
这事早被张村听了去，于是“打他二十”的口号随时刮到河这边来，使李村的人没法不加紧备战。
真正的战争来到了，两村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关切，打日本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说真的，要不是几个学生来讲演过两次，他们就连中日战争这回事也不晓得。
由学生口中，他们知道了这个战事，和日本军人如何残暴。
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去为打日本鬼子而丧了命。
可是，这得有个先决的问题：
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鬼子以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
他们双方都问过那些学生，是否可以这么办。
学生们告诉他们应当联合起来去打日本。
他们不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能以学生不了解两村的历史而没有把砖头砍在学生们的头上。
他们对打日本这个问题也就不再考虑什么。
战事越来越近了，两村还没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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