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国际翻译学研究的核心热点及前沿应用语言学论文语言学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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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国际翻译学研究的核心热点及前沿应用语言学论文语言学论文

近二十年来国际翻译学研究的核心、热点及前沿-应用语言学论文-语言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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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是一个历时千年的跨语言跨文化活动，对翻译的认识和论述也有千年以上的积累。

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学，一般认为以1972年JamesHolmes发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为标志（Gentzler，2001）。

历经四十余载的发展，翻译学研究日臻成熟，与多学科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相互借鉴，各种理论流派和观点百花齐放。

因此，把握翻译学理论的整体发展脉络，厘清翻译学研究关注的核心课题和热点课题，深入挖掘和探索翻译学的研究前沿与热点并掌握其历时的演变，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借助CiteSpace这一新兴的科学计量学方法，对国际上近二十年来（1993至2012）翻译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及研究热点与前沿进行定量和定性的考察，通过绘制科学知识图谱，以准确、形象的图像直观地呈现上述内容。

　　1、研究方法

　　近年来，伴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和知识的式增长，科学知识图谱（绘制）（mappingknowledgedomains）这一新兴的交叉研究领域（Shiffrin＆Brner，2004:

5183）异军突起，帮助我们在海量信息中有效获取知识、发现知识和探测知识前沿。

　　本研究借助科学知识图谱绘制的利器美国德雷赛尔大学（DrexelUniversity）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Space软件系统对数据进行分析。

　　2、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的质量，本研究将数据来源定位于翻译学研究中刊载大量专业论文且利用率较高的少数权威国际期刊。

权威期刊的选定主要依据欧洲翻译研究协会（EuropeanSocietyforTranslationStudies）、国际翻译和跨文化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TranslationandInterculturalStudies，简称IATIS）和纽约大学图书馆的相关推荐。

最终数据来源于12种翻译学研究国际权威期刊（见表1）于1993到2012年间刊发的全部2229篇论文的49615条引文。

数据下载于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简称ISI）编制的WebofScience引文数据库。

数据的最后更新时间为2013年4月25日。

　　3、国际翻译学研究动态分析

　　3．1翻译学研究的整体发展脉络

　　为了梳理翻译学研究的整体发展脉络，我们首先借助CiteSpace筛选出1993-2012年间翻译学研究全部引文中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

引用次数是判断文献影响力的一个常用测度指标，因为一篇文献的被引频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文献的影响度（刘则渊等，2008:

143）。

通过绘制高被引文献的知识图谱，用科学计量学的方法来探测翻译学研究的高影响力核心文献，这将为现有的译学理论梳理提供源自崭新视角的佐证和素材。

　　CiteSpace通过渐进的（progressive）共引网络分析来实现对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发展脉络的梳理。

通过时区分割（timeslicing），将所考察的时间段切分为若干时间分区（timeslice）。

　　为每一时间分区拍摄其共引网络快照（snapshot），再综合这一系列快照而形成一个全景的共被引网络。

这种渐进的分析法能够捕捉并历时地显示一个学科或知识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趋势与前沿动向，并形成若干研究前沿领域的演进历程（Chen，2004，2006）。

本文以1年为一个时间分区，将1993-2012年划分为20个时间分区。

选取每个时间分区内出版的、被引频次最高的50篇文献的引文数据来形成该时间分区的共被引网络。

在共被引网络中，如果两篇文献（或两个作者）同时被某一篇文献所引用，这两篇文献（或作者）之间就存在共被引关系;经常被一起引用的文献（或作者）在研究主题的概念、理论或方法上具有某种关联，这种关联体现为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接（Chen，2012:

431-449）。

　　如图1所示，科学知识图谱由彩色的节点（node）和节点间连线组成。

节点代表文献，其大小代表该文献被引用的总频次被引频次越高，节点越大。

节点由不同颜色的年轮构成，每一个年轮对应不同的时间分区，由不同的颜色来表征。

从里到外，年轮对应的时间分区由远而近。

最早的时间分区呈现冷色调蓝色，逐渐过渡到绿色、黄色，最近的时间分区呈现暖色调红色（图谱顶部的彩色渐变轴为颜色示例）。

年轮的厚度代表该文献在某一时间分区内被引用的频次被引频次越高，年轮越厚。

节点间的连线代表其共被引关系。

共被引强度越大，连线越粗，文献之间的关系越紧密。

节点间的连线也呈现不同颜色，分别对应其首次共被引所发生的时间分区（Chen，2012）。

　　图1呈现了一张翻译学研究庞大学科丛林的全景快照。

　　从图中可以看出，翻译学研究的各种理论之间盘根错节、融通共生，共同构成了异彩纷呈的翻译学研究理论网络。

图谱中呈现蓝色的节点和连线代表较早的研究，如图谱中上方节点和连线，而呈现红色的节点和连线则代表较新的研究，如图谱中右下方节点和连线。

根据引文数据的总被引频次，图1凸显了翻译学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前20个核心文献，它们是译学研究疆域里的里程碑。

　　位于图谱的中下方、最显著的节点是《描写翻译学及其他》（DescriptiveTranslationStudiesandBeyond）（GideonToury，1995），是近二十年翻译学界引证频次最高（总计被引183次）、影响力最大的文献。

该书阐述了描写翻译学在翻译学科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并倡导翻译学发展一个适当的、系统的描写翻译学分支，以当时普遍存在的各种孤立研究。

它构筑起了描写翻译学的结构框架，是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文献。

　　第二大节点毗邻《描写翻译学及其他》、代表近二十年译学研究中第二大影响力的文献:

《译者的隐身:

一部翻译史》（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

AHistoryofTranslation）（总计被引122次）。

该书第一版由LawrenceVenuti于1995年出版，2008年修订版，是翻译学研究的一部经典著作（Klitgrd，2009:

375）。

　　它将译者英美翻译史中一直鲜受关注的内容置入聚光灯下进行重新认识。

在继翻译学的文化转向之后，《译者的隐身》进一步拓宽和加深了翻译学研究的范畴，让我们讨论译者时，能把他们当作情景中真实的人来对待，让我们能探讨翻译政策中量的方面，能就翻译的伦理标准进行探讨这些标准或许会将译者和未来社会联系起来（Pym，1996:

177-78）。

《译者的隐身》将社会文化框架的价值驱动本质纳入翻译研究的考察范畴，将翻译与、意识形态的诉求相联系。

　　这一大胆的尝试将翻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Munday，2001）。

　　图1的知识图谱还标注出翻译学的其他核心文献。

在这些高影响力文献中，既有早期的代表，如关注对等（equivalence）和转换（shift）的静态语言学视角、关注功能和话语/语域分析的语用学视角，又有文化转向后交相辉映的各种不同视角的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经典文献中，与口译相关的文献只有DanielGile于1995年出版的《口笔译训练的基本概念与模式》（BasicConceptsandModelsforInterpreterandTranslatorTraining）。

这一方面体现了该书在口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折射出口译研究相对于笔译研究来说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翻译学经典文献中的新生力量是DonaldC．Kirly于2000年出版的《译者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

从理论到实践的成长》（ASocialConstructivistApproachtoTranslatorEducation:

EmpowermentfromTheorytoPractice）和MonaBaker于2006年出版的《翻译与冲突:

叙事性阐释》（TranslationandConflict:

ANarrativeAccount）。

这是仅有的两个于21世纪出版的翻译学高被引文献。

相对其出版时间而言，它们在翻译学研究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近年来，翻译人才培养成为译学研究中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

就这一研究领域而言，《译者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

从理论到实践的成长》是一个可喜可贺的增补（Malena，2003）。

该书首开先河，把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原理和基本原则系统地运用于翻译人才培养中。

作为德国美茵茨大学（UniversityofMainz）应用语言学学院教授，著者还根据多年的翻译教学和外语教学经验，提供了大量的实例和案例分析，为翻译课堂教学给出了不可多得的详实建议。

从图1的知识图谱可以看出，在译者培养这一领域，《译者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和PaulKussmaul于1995出版的《译者培养》当之无愧地成为该领域的支点性文献。

　　翻译学高影响力文献的另一新秀是《翻译与冲突:

叙事性阐释》。

该书从方法论和研究内容两个方面对翻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方法论上，该书以叙事学为理论体系，从框定（framing）的角度阐释翻译行为，提出了翻译学科尚未探讨过的新观点（莫娜贝克、安德鲁切斯特曼，2009:

34）。

叙事翻译理论框架的提出旨在弥补当下翻译理论存在的不足即过度使用规范（norm）理论或过于简单的两分法。

　　前者以多元系统理论和描写翻译学为主要代表，他们关注翻译行为中重复、抽象和系统化的层面;后者以LawrenceVenuti的异化与归化策略为主要代表，将翻译行为过度简化。

相反，在叙事翻译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充分地认识个体译者与他们的文本、原作者、社会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错综复杂、更迭变换、不断进行取舍的定位关系（Baker，2007:

151-169）。

从方法论上，叙事翻译理论开阔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路（张美芳、钱宏，2007:

317-320）。

　　另一方面，《翻译与冲突》的重要影响还体现在其研究内容上，成为翻译与冲突这一研究课题的支点性文献。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武装冲突的扩大与升级，译者在武装冲突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

翻译与冲突这一课题开始得到翻译研究领域内和领域外学者的持续、广泛关注（Baker，2010:

3）。

战争常常是持不同语言者的交锋。

无论是在战火纷飞时或是媾和谈判中，翻译常常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译者在冲突中可以起到塑造冲突走向的重要作用他们代表利害关系各方进行沟通，为各方的行为做合理化辩护，为各方的诉求摇旗呐喊，或呼吁援助、或寻求支持、或对敌方进行谴责。

通过参与冲突或重述冲突，译者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出的判断和与之相关的决定。

这些判断和决定在意义的构建和译者身份的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

这时，翻译不仅仅是一个局限在国际关系、经济贸易、教育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的工具。

在今日的语境下，翻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成为了一个关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翻译与冲突这一课题异军突起，成为近年来翻译研究的一个热点。

　　在任何学科的发展与演进过程中，必然会历经一些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拐点。

翻译学研究也不例外。

标帜出这些转折点，对我们把握其演进的整体脉络意义重大。

CiteSpace通过一系列自动运算识别出这些转折点。

这些节点在知识图谱中呈现紫色的外圈年轮。

　　在网络结构中重要性越高，其节点外圈的紫色年轮越厚，该文献越具有产生革新性影响的潜质（Chen，2006）。

表2汇总了前20位高影响力文献中中介中心性高的文献。

这些文献既是翻译学的核心文献，又是翻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这些转折点文献对翻译学研究产生过革新性的影响。

　　翻译学演进过程中最具转折点意义的文献是《翻译与翻译过程:

理论与实践》（TranslationandTranslating:

TheoryandPractice）。

该书出版于1991年，著者RogerBell是英国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

他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语言学理论运用到对翻译过程的讨论中，以语篇语言学、系统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等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来系统、客观地描写翻译过程，其目标是一方面概述译者实践能力的各类知识基础和技能基础，另一方面建立一个翻译过程的模式。

　　第二大转折点是HatimBasil和IanMason于1997年出版的《译者即交际者》（TheTranslatorasCommunicator）。

基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HatimBasil和IanMason尤其关注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在翻译中的实现，并把话语的社会语言学和符号学层面也纳入了他们的理论模型。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话语分析是翻译研究的主要方法，而《译者即交际者》对翻译研究影响重大（Munday，2001:

99），是话语和语域分析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核心文献之一。

　　第三大转折点是《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LinguisticTheoryofTranslation），由JohnCunnisonCatford于1965年出版，是英国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的代表作，给翻译研究带来过重大影响的转换（shift）这一概念也源自该文献（Munday，2001:

60）。

　　《翻译研究:

综合法》（TranslationStudies:

AnIntegratedApproach）是另一大转折点文献。

该书由MarySnell-Hornby于1988年出版，它引领翻译学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的新范式（Munday，2001:

181）。

该书提出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见解，并大胆倡导翻译研究的综合法主要借鉴原型理论进行文本类型分析的同时，博采众长，将文化史、文学研究、社会文化学、区域研究和相关专业领域研究纳为翻译研究所用。

这一方法旨在消融文学和语言学翻译理论的隔阂，指明了翻译研究正在发展的路向（Munday，2001:

195）。

　　翻译学研究的另两大转折点文献是GideonToury于1995年和1980年出版的《描写翻译学及其他》（DescriptiveTranslationStudiesandBeyond）和《翻译理论探索》（InSearchofaTheoryofTranslation）。

正如Gentzler（2001:

131）在对80年代译学研究的评述中说到:

自从1980年Toury出版《翻译理论探索》以来，翻译学研究的重点从理论转移到描写;在此基础上，《描写翻译学及其他》标志着翻译学研究从规范到描写这一重要的范式转换。

在描写翻译学框架下，翻译不再被当作一种纯粹的语言艺术，用一些超越时间的语言规则来加以考量。

　　相反，描写翻译学更关注翻译的过程、产品和功能，把翻译实践放入时代的大背景中，在、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的大环境中对翻译进行考察（Tymoczko，1999）。

　　3．2翻译学研究的新兴热点

　　以探测翻译学近年来新兴的研究热点为初衷，我们对数据中出现被引激增的文献进行了考察。

文献出现被引激增，通常源于对它的关注度在某一时段出现了显著的增加。

研究兴趣的骤然兴起是研究热点出现的信号，在CiteSpace生成的共引文献知识图谱中，出现被引激增的文献得以突出显示，以节点内部出现红色年轮为标志（见图1）。

引用激增持续的时间越长，则该节点的红色年轮越厚。

　　在本研究的所有引文数据中，我们共探测到78个出现过引用激增的文献。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这些文献发生引用激增的起始时间，将引用激增持续到2012年的文献汇总在附录中（附录略）。

这30个文献出现引用激增的时间集中在2008-2012年。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考察，我们对近五年间的翻译研究热点进行了梳理，以捕捉翻译研究的新兴趋势。

　　在近五年的被引激增文献中，我们首先注意到几种跨学科研究的新范式:

运用叙事理论的翻译研究范式（MonaBaker）、运用社会学理论的翻译研究范式（MichaelaWolf＆AlexandraFukar）和运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翻译研究范式（DonaldC．Kirly）。

在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照下讨论翻译和具体的翻译策略（LawrenceVenuti）和从性别研究的角度来研究翻译（SherrySimon）也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的热点。

　　同时，伴随着翻译学日臻成熟，翻译研究出现了一个反思和展望的新热潮。

在各种理论流派的涌现、各种研究范式的提出和各种观点碰撞的大背景下，如何认识翻译研究的发展情况、如何看待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范式变革和视角转换，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他们开始重新考虑翻译研究的一些基本假设，并探讨翻译研究的未来走向。

在近五年出现引用激增的文献中体现了这一趋势。

在《扩展翻译，赋权译者》（EnlargingTranslation，EmpoweringTranslators）一书中，MariaTymoczko运用后实证主义方法颠覆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翻译研究模式。

她倡导的后实证主义翻译研究关注多重视角尤其关注主流之外的视角，以此来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模式、重构翻译的基本概念（谭晓丽，2010）。

　　对翻译研究进行反思和展望的另一著作是《翻译研究的转向新范式还是新视角》（TheTurnsofTranslationStudies:

NewParadigmsorShiftingViewpoints）。

该书对过去20年间翻译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批判性评估（Snell-Hornby，2006:

6）。

它以翻译研究的历时发展为纲，从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出发，详细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和90年代的跨学科发展，同时深入探讨了90年代跨学科翻译研究内部的两大转向实证转向（theempiricalturn）和全球化转向（theglobalizationturn）。

　　此外，近五年来翻译研究关注的另一热点是翻译与身份认同（identity）的关系。

对MichaelCronin所著的《翻译与身份认同》（TranslationandIdentity）和EdwinGentzler所著的《美洲的翻译与身份认同:

翻译理论的新方向》（TranslationandIdentityintheAmericas:

NewDirectionsinTranslationTheory）的引用在近五年出现了激增，体现了这一研究热点的兴起。

翻译和身份认同的关系是当代翻译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这是《翻译与身份认同》所传达的主要信息之一。

通过梳理近30年来美洲翻译研究出现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该书以开阔敏锐的视野，探讨了语言和翻译如何对文化尤其是文化中的各种身份产生影响。

在Gentzler看来，美洲的翻译史就是美洲多元文化身份形成的历史。

该书还大胆预测了翻译研究的新路向:

社会心理学转向（socio-psychologicalturn）将成为继文化转向之后的下一个转向。

它被SusanBassnett称誉为一部具有开创性的新著（Gentzler，2008:

ix）。

　　口译研究、译者培训、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和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也成为近年来翻译研究关注的热点。

在出现引用激增的文献中有相当数量的相关研究:

口译研究有ClaudiaAngelelli，2004、JulieBori，2008和GerardGenette，1997;译员培训的有DorothyKelly，2005、PACTEgroup，2005、DanielGouadec，2007和DonaldC．Kirly，2000;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有MaeveOlohan，2004，SaraLaviosa，2002，DorothyKenny，2001，MonaBaker，1993;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有LynneBowker，2002。

　　3．3翻译学的核心及热点研究课题

　　关键词是文章核心内容的浓缩及提炼。

如果某一关键词在其所在领域的文献中反复出现，则该关键词所表征的研究课题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我们对近20年间的翻译学研究国际权威期刊所刊发论文的关键词（keywords）进行分析，绘制出翻译学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2）。

【图1~图4略】

　　在图2的知识图谱中，节点代表论文的关键词。

节点的大小与关键词的出现频次成正比。

节点间连线代表其共现关系。

　　图2中最大的五个节点分别是:

翻译、文学翻译、意识形态、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它们是翻译学最核心的研究课题。

从中可以看出，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在国际翻译学研究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国际翻译学研究关注的其他核心课题是:

字幕翻译（subtitling）、英语、视听翻译（audio-visualtranslation）、配音翻译（dubbing）、（翻译）质量、全球化、声音描述（audiodescription）、译者培养、文化、翻译策略、（翻译）伦理（ethics）、翻译能力（translationcompetence）、翻译过程（translationprocess）。

　　在上述核心课题中，中介中心性最高的课题分别是:

意识形态、文学翻译、字幕翻译、文化、（翻译）质量、（翻译）伦理。

　　它们是网络结构中具有关键作用的节点，也是国际翻译学研究中关键的课题。

在上述核心课题中，视听翻译是翻译学研究的新生代焦点。

虽然视听翻译的历史可以追溯至电影诞生之初，但它正式成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时间却非常短暂。

进入二十一世纪，媒体无处不在;电视频道和电视节目的倍增、电影业的繁荣、DVD的盛行和网络的普及，无不为视听翻译的发展和成熟创造了充分的条件（Cintas＆Anderman，2009）。

短短20年间，视听翻译已经从翻译研究的边缘地带一跃成为翻译研究的核心研究课题之一（Remael，2010:

12）。

　　图3更详尽地呈现了国际上视听翻译研究所关注的主要课题:

配音翻译、字幕翻译、声音描述、盲人和视力障碍人士（bl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