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大串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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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大串联

回忆“大串联”

　　　　1966年夏末，学校里的派仗越打越没劲，大字报里的内容也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渐渐地来学校的人越来越少了，原先住在学校里的八一八红卫兵很少有露面的了，一打听才知道，是外出串联去了。

还听说外出串联乘火车不花钱，尤其是到了北京还管吃管住。

下载论文网　　我们的“战斗队”的全称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风雷激战斗队”，其实是个只有五个人的小组织，我们既不属于红五类，也不是“黑七类”，红五类出身的同学都加入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一八战斗队”了，他们得天独厚地占用了学校的校长室作为总指挥部，每当有活动的时候，还能无条件地使用河北大学的礼堂，好象他们是天津市著名的“河老八”的下属组织。

“河老八”――河北大学毛泽东思想“八一八”红卫兵――总共有上万人，他们除了有属于自己的各种资源――资金、车辆、礼堂、宿舍等等，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向上能直接向中央文革打报告，向下能联合许多造反组织一起组织规模浩大的游行集会和召集有很大影响的大批判会。

　　我们五个人（朱家琪、张光勋、李声、师桂海和我）都是属于职员出身，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凑到一起一商量，就成立了这个走中间道路的红卫兵组织，当然比起“八一八”来，就很穷酸了。

　　这一天我们“风雷激”的五个人凑齐了，朱家琪作为一把手谈了他的想法：

到北京去串联。

五个人中最有主意的就是朱家琪，大家一听，好哇，明天就走！

　　那是10月下旬的一天，一大早我们五个人早早地就在东站广场上集合好了，广场上人山人海，很少见到普通的旅客，尽是外出串联的学生。

　　五个人在入站口不远处坐在地上苦等，但是就不见站口的大门打开。

好久，从里面出来了穿路服的人大声说了几句话，人声噪杂，没有听清，只见他领着门口最近的一队人往沿着墙边的方向走，接着又有人出来又领了一队，门口的人渐渐地少了。

原来，车站的头头们怕一开大门，这帮孩子们一涌而上出现踩踏事件，就先引人从侧门进站，绕一圈后其实还得回到正门进站，我们五个人因为没听见引路人喊的是什么内容，倒成了一件好事，当车站门口人少了的时候，正式放人进站，我们成了最快进站上车的一批人，我们上车后，还看见从侧门进入的红卫兵队伍，此时他们进车厢后已经没有了座位。

我们五个人暗高兴。

其他没有座位的也没有闹事的，那时的学生都是很守纪律的。

　　不久，车开动了，想到马上就能到北京了，个个都很兴奋，学生中不知道谁起的头，还唱起了歌。

　　到中午前后，车上还发了份饭，车上所有的孩子们没有一个挤呀、抢呀的，人们都被这样的“隆遇”感动着，车厢里的广播喇叭称我们这些赴京串联的学生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这么一抬举，一个个的就更自尊自爱了。

　　到了北京站，又在车站的站台上等了好久，看着一辆辆大公交车有次序地进站拉人。

　　一辆大公交拉着我们五个人在大街上走了好久，我第一次见证了北京的大街是那么宽，然而不久就开进了一条胡同，胡同挺长，――西四北三条。

比较起来，天津的胡同就很窄，根本开不进大公交，这又让我们议论了一番。

　　背着简单的行李下车，穿过走廊进了一间大教室，教室的桌椅已经被高高地摞起来，两边是地铺，半尺厚的干草上面是一人多宽三米多长的苇子编成的席子。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行李包靠墙放下，开始了自由活动。

　　临吃饭的时候来了两个解放军，跟大家训话，告诉我们一些注意事项，稍年长些的是个连长，我记得姓张，见一面交待一些话后就走了，留下了一个年轻的战士，姓曹，我们叫他曹排长，负责组织这三五十个男生的活动。

　爬到我身边，他以为我在睡懒觉，开始动员我起来集合做操，后来经我一说，他摸了摸我脑门，起身出去了，过了一会来个穿白大褂的女大夫，后来我知道，那是驻校的医生，人们都叫她李大夫。

　　李大夫给我一试表，很吃惊的样子，此时旁边已经围起来一圈人，李大夫问清楚谁是跟我一齐来的同学就出去带他们弄来一辆三轮车。

我起身后执意不上三轮车，李大夫说：

“不行，℃，高烧。

”朱家琪跟别的几个同学七手八脚把我弄到离这不远的西城区人民医院，一检查：

化脓性扁桃体炎，当时就打了一针退烧药，又领了药回来。

此后两天都是来医院打针。

还是年龄关系，很快就好了。

很庆幸，没有错过接受毛主席接见的机遇。

　　我虽然户口本上写的是北京籍贯的人，可是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

我们一行五个人都对北京充满着好奇，每天上午的军训和学习都必须参加，下午就说说笑笑去商量好的地方去串联。

　　到北京后，每个来京的红卫兵都发给了一张免费乘车证，每个人还得到一张简易版的北京地图，凭着这个好条件，我们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有前门大栅栏、自然博物馆、颐和园、动物园、北京大学……去的次数最多的还是北京师范大学。

　　一天下午来了通知，说明天上午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要我们早早睡觉明天要起得很早，每个人还发了两个大面包。

　　果然，第二天早早地响起了起床令――《东方红》乐曲。

一个个都快速地穿戴，快速地洗脸刷牙然后站在操场上等待传来出发的命令。

　　出发时天还黑黑的，路灯也是显得很昏暗。

队伍拉得好长，奔着西直门方向走，却没有从门洞出去，绕了一个大圈走出了城墙，原来此时正在拆西直门城楼。

出西直门后我还特地回首望了望，此时晨曦已经能看出个城门楼子一个模糊的剪影。

出西直门后，就是坑坑洼洼的庄稼地和土道，最后到了一片大空场，不记得当时有围墙，空荡荡的，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天渐渐地亮了，孩子们到了各自被分派的地方，呈方队队型整理好后，原地坐下，说说笑笑开始吃带来的面包。

不一会，带队的解放军就开始指挥我们唱歌，唱的最多的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国际歌》。

等啊等啊，等了好久，大约上午10点，才见动静，负责指挥的解放军先是大声命令，让大家原地不动，起初人们都还听话，可是当前面的开道吉普开过去以后，就有人开始站起来了，不一会，所有的人忽地一下全都站起来了，人声鼎沸，“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都没有了节奏，像是炸了窝一样什么也听不见了。

　　仗着我个儿稍微高一点，我看见毛主席的座驾拖着尘土开过来了，他老人家站在检阅车的左前方，我的嗓子早就沙哑了喊不出来了，以后的检阅车都被尘土罩着，车上的人连面孔都看不清楚。

这个混乱的局面只维持了短短半分钟就过去了，人声仍是很噪杂，我忽然发现我身边的十几个女孩子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哭得那么伤心，有人过去问了问，原来，她们因为听话，一直坐在地上没起来，加上个子矮，就是站起来也看不见毛主席……　　机场上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变得一个个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异常，负责组织离场的解放军带队人员很费劲地让孩子们有秩序地离场，还好，没有任何事故发生。

　　来的时候，感觉路很远很远，回来的时候说说笑笑，很快就回到了驻地，西四北三条小学。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回家。

现在回忆起来倒不是有多想家，而是想把见到毛主席的这份喜悦分享给能见到的所有人。

　　在等待回程火车票的几天里，除了进出几个大学继续看大字报、观看他们的大辩论以外，北京的几个大商场成了我们的常常去的地方。

来的时候我们带的钱基本上没有找到用场，就想在回天津以前把钱花掉。

　　张光勋回忆道：

“……晚上从王府井回来的路上，风已经很冷，路过外文书店，我买了《斯大林传略》、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俄文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　　有一回我自己一个人逛了前门大珊栏，回来后，遭到了哥几个的无理搜查。

师桂海从我的背包里搜出两双袜子，扭身举起来向着大伙高叫：

“袜子！

”李声抢过来又搜出了一双手套，大叫：

“手套！

”引得在一旁看热闹的一大群人一片起哄，我尴尬地陪着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们有理由用这样挖苦的方式批评我，取笑我，我也知道他们这样做从心底是一种善意。

不过从此也留下了“话把儿”，以后一到我跟他们发生观点冲突，辩论不过我的时候，就开始了这样的恶作剧：

一个高呼“袜子！

”另一个就接上了：

“手套！

”一片哄笑声中，我就是再有理也没有办法争辩下去了。

　　这个细节就是在50年后的今天，一提起来都会让我们几个当事者大笑一番。

　　说实话我当时就是不如他们“革命”，放在心里的第一件事总是生活――总是想着怎样让生活过得好一点，舒服一点……。

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是属于应当接受革命精神改造的一群。

而现在提起来，则有了另一番感触。

因为我始终怀有这样的生活观，在后来面对上山下乡这个即将影响一生的重大事件临头时，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深知我的身体是不能吃苦受累的，因此想方设法地躲过了离开大城市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厄运。

　　天气已经很冷了，一早一晚要把棉衣穿上才能出去逛街或串联。

　　负责组织我们的解放军带队人员开始统计红卫兵们要乘哪趟车回家。

我们是天津来的，由于路途不远，就动员我门徒步回天津。

　　起初我们有些害怕，没有响应。

可是由于火车集中调度，一时安排不下来，等了几天，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互相鼓了鼓劲，壮壮胆子决定走回天津。

　　原先已经告诉了我们，沿着北京向外的公路上，每隔四十里五十里就建有“红卫兵接待站”，负责提供吃住和简单药品，没有这些安排，上面也不会号召这些孩子“勇敢地以实际行动学习红军长征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大约十一月底的一天，我们带足了干粮（都是学校发的），开始了“长征”。

　　“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腔革命热血，头两天我们还能雄赳赳气昂昂地排成一列纵队昂首阔步地开拔。

刚开始出发的路上，还真有顺脚的汽车停下来问我们要不要搭车，我们很“英雄”地谢绝了，――那时的人几乎都是这么傻。

　　可是到了第二个打尖的地方――河西务，一个个都蔫了下来，尤其是我，两只脚都打了泡，走一步都痛得钻心。

晚上睡觉时，看了看他们四个人的脚，有三个人――朱家琪、李声、师桂海也打了泡，不过没有我这么严重，泡也很小，只有张光勋，竟然双脚一个水泡都没有，看着他的脚掌虽然磨得红红的，可是圆圆的很有弹性，让我好生忌妒。

　　早上出发时，还真巧，在京津公路上我们碰上了李声的妈妈，李伯母是上海道小学的教师，他们学校组织的“步行大串联”的队伍正在向北京进发，母子俩也只是匆匆一面，嘱咐李声和我们几个路上多加小心，相互照应，然后就分道扬镳了。

　　插一段旁白：

现在的青年人们没有经历过文革，以为那时始终是一片混乱，不分青红皂白胡地乱打砸抢，其实开始时所有人都莫名地有一种幸福的“亢进感”，心里是充实的，精神状态的高昂，让浸润其中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有一种生逢其时、舍我其谁的使命感，现在看，这些精神上的力量固然是不正常的、不能持久的，但是经历过的人们就能体会出，那是一种有信仰的生活，有意义的人生，错只是错在方向上。

恐怕现在的青年人永远也无法真切地领悟到我此时此地这番议论的真谛。

　　最后两天是到了五个人都没有话的时候了，偶尔即使有人强打精神唱起几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也没有人再应合了。

没有了提精神的气氛，那路就越发显得艰难而且遥远了。

　　最后的接待站是天津境内的北郊区南蔡村。

　　前面的两个接待站，分别属于北京市和河北省，接待工作做得不错，――也可能是当时我们的心气也好，――让我们没有感到不快，可是南蔡村这个接待站的服务质量就让我们记一辈子了。

这个接待站的饭菜都不热，晚上就在土炕上过夜，也不给烧柴。

而前面两个接待站都是暖炕，我的单人小褥子因为靠灶口近一点都给烤糊了一块。

　　好在这里离天津已经不远了，我们这支疲惫的队伍再次走上了归途。

　　看着身边一辆辆飞奔而过的汽车，我们真想拦下来求他们把我们捎带回天津，但是没有人搭理我们。

最后总算挨到了一个公共汽车站，正好有一辆马上发往天津的长途汽车，我们好像见到了救星。

不管它三七二十一，我上了汽车一下子身体就瘫软下来了。

当我远远地看到了天津市区的街景，心里说“我可算回来了”，那个到家的幸福滋味让我一直记忆到现在。

　　――鸣谢：

李?

、张光勋二位同学为本文提供了素材。

　　（余音――在与松奇兄聊起这个“大串联”话题时，没想到很巧，他说他也在这次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队伍中。

）